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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勇于担责——对杨善洲精神内涵的一点补充(作者:兰文华)

时间:2011/9/14 15:52:00|点击数:

内容提要
       深入学习、弘扬杨善洲精神,最重要的是把握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个人的精神总是通过其行为与言语表现出来,而作为学习对象的精神主体与作为精神传承的主体的人都是社会的存在物,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因此要把握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和实质就离不开结合时代特征对杨善洲先进事迹的进行充分阐释。
       目前媒体对杨善洲精神有代表性的阐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三个一辈子”, 第二种阐释是对“三个一辈子” 细化。这种阐释上的差异也告诉我们对先进典型人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逐渐丰富的。
      补充的这几个事例都说明杨善洲同志求真务实、勇于担责,听得进不同意见。其实这种精神也可以看成是对杨善洲同志“恪守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这一品格的细化。只是这种求真务实、勇于担责的品质在当下无疑也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媒体宣传杨善洲精神的时候少有讲到,因此作为一种细化补充在这里。
       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和杨善洲精神在新闻媒体上已经得到广泛宣传。看到看到杨善洲同志成为千千万万的党员学习的楷模,看到自己的劳动融入如此有意义的活动,作为去年省委杨善洲先进事迹采访团的一员,我深感骄傲。
       深入学习、弘扬杨善洲精神,最重要的是把握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个人的精神总是通过其行为与言语表现出来,而作为学习对象的精神主体与作为精神传承的主体的人都是社会的存在物,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因此要把握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和实质就离不开结合时代特征对杨善洲先进事迹的进行充分阐释。这里就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做一点补充。
       目前媒体对杨善洲精神有代表性的阐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三个一辈子”,即把杨善洲精神概括为“60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第二种阐释是对“三个一辈子” 细化,指出杨善洲同志“60年如一日,恪守信念,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忘我工作,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始终如一地践行了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始终如一地发挥了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恪守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献身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以上的阐释结合时代特征准确的抓住了杨善洲先进事迹的精神实质,也点明了需要我们要着重传承的精神品格。同时,以上阐释的差异也告诉我们对先进典型人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逐渐丰富的。因此,我这里把我们采访团采访到的几个杨善洲同志的事例补充进来,希望这些事例有助于丰富对杨善洲精神的阐释与理解。
       1952年底,土改复查期间,杨善洲同志被调到席子乡当土改工作队分队长。他把一户上中农错划成了地主。当事人到土改大队部告状,要求平反。上级派人来复查,确属错划,要杨善洲纠正错误并作检讨。当时他想不通,组织上派人来做他的工作,杨善洲慢慢想通了。他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并把没收的财物清点后送回当事人家里。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老百姓发现,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一样,错了还敢自我检讨,错缴了的东西还送回来。老百姓从这样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让广大贫苦百姓翻身做主人,还在于它敢于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1958年,大跃进、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刮得很厉害,1958年6月的一天,作为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同志到姚关搞调查研究,恰巧碰到姚关区委在区政府召开“抗旱栽插”的紧急会议。杨善洲同志在与会人员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头戴叶子帽,身穿蓑衣、手住拐棍、脚踏草鞋走进会场,区委书记见杨善洲来了,就说“杨书记请指示。”杨善洲同志说“指什么示?有多少指示?我屁股都还没坐热,做什么指示?”便坐下参加会议,区委书记接着说了许多关于栽种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几,出动劳动人数占总劳力的多少等等一系列夸大的数据,杨善洲同志听到区委书记说的浮夸数据,打断他说,“秧苗是一颗一颗栽的,田是一丘一丘泡的,吹是吹不出来的。我看过了,大乌邑门口的两架水车还在空着,没有打水。干沟村门前的那一片水还干着。小乌邑门口的两头牛背着犁在那里站着,有一群老婆娘坐在埂子上冲壳子。”区委书记尴尬不已,连忙对杨善洲同志说“杨书记,咱们再商量一下。”杨善洲同志说,“走,要商量去田头商量,看咋个解决。”在大放卫星,浮夸盛行,并且动辄在政治上扣帽子、上纲上线的年代里,讲真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反证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难能可贵,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这种务实品格和踏实作风贯穿了杨善洲漫长的一生。
土地承包到户时的改革过程中,杨善洲同志开始认识不到位。中央发了1号文件和75号文件,文件只规定可以采取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当时全国也都是在探索阶段,虽然在安徽小岗村推行包产到户,但在文件里也没具体规定必须采用哪种形式,反正是允许试。杨善洲同志认为包产到户是历史倒退,与他思想一致的多数是土改干部。杨善洲同志在大会上说,包产到户不适合搞,不要搞,特别是坝区坚决不能搞,除非共产党不在了,否则就不能搞包产到户。1980年秋天,龙陵县的镇安公社自己开始搞包产到户,杨善洲同志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批评了镇安书记杨文榜,要他收回土地,并组织工作组到龙陵。由于时任县委常委、副县长黄炳生(后来曾任保山地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不主张收地,杨善洲同志也就没有坚持收地。龙陵县开了一年多三级干部会,都在辩论这个事情。到了81年的三级干部会开了15天,来统一思想。杨家斌时任施甸县委书记,一开始他与杨善洲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后来杨家斌对杨善洲同志说,下面都已经搞起来了,农民自己干起来了,特别是山区的,没有饭吃,压不住,还是搞吧。事实上,杨善洲是十分盼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只是杨善洲同志是土改干部,搞过公社化,一大二公、四清运动,现在搞包产到户,他觉得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地委班子大多是土改干部,是老土改,大家思想都一下没转过弯来。后来杨善洲同志看到包产到户深得民心,是大势所趋,在82年三干会上,还有一个小会上,他都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说:“我们的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没有顺应老百姓的心愿,这个责任主要在地委,主要在我。”他并没有将责任推到班子、同事或其他人身上去。
        还有一回,为了黄培春平反一事,杨善洲同志认为不能随便摘帽子,而时任龙陵县县委书记的邱发厚态度显明坚决要摘帽子平反,报上去杨书记也同意了。以粮为纲时期,杨善洲同志提出要调整油菜种植面积,邱发厚向杨善洲同志提出要发展油菜种植,不易减少面积,杨善洲同志接受了邱的建议。
       1985年,胡耀邦来保山视察,提出“增百致富”的指示,要求人均每年增收一百元,帮助群众致富。杨善洲同志召开会议,及时贯彻胡耀邦的指示精神,成立五个工作组,分赴五县区调研,研究如何实现“增百致富”。某位负责同志被派到腾冲,为了尽快实现“增百致富”,他把腾冲县往年没有列入到农民收入的那部分列入到“增百致富”的收入里面。杨善洲同志知道后,批评了这种做法,说,“不要凑数字,要实事求是跟老百姓算帐,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要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致富项目,帮助老百姓发展产业,工作作风要扎实,不要徒有虚名。”
        这几个事例都说明杨善洲同志求真务实、勇于担责,听得进不同意见。其实这种精神也可以看成是对杨善洲同志“恪守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这一品格的细化,只是这种求真务实、勇于担责的品质在当下无疑也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媒体宣传杨善洲精神的时候少有讲到,因此作为一种细化补充在这里。
作者简介
作者:兰文华,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哲学、现代政党建设。
代表性研究成果:
1、教育腐败的伦理规治,《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
2、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接榫口,《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西方主客二分理性精神的源流分合,《前沿》,2009年第4期
通讯地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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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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