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主编王亚南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2016)》为全国首个民生指标(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之“人民生活”范畴)量化检测体系，对于检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成效具有首创意义。该书综合检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2014年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全面小康”建设进程民生发展基本状况，透析民生与经济、财政数据增长的协调性，检验城乡、区域民生数据增长的均衡性，测算至2020年各项民生数据增长的应有预期如下。

　　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民生发展基本状况

　　2000～2014年，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各类民生数据人均值持续明显增长，居民收入由3682.95元增长至20167.12元，达到5.48倍，年均增长12.91%;总消费由2851.61元增长至14491.40元，达到5.08倍，年均增长12.31%;物质生活消费由2012.95元增长至9683.42元，达到4.81倍，年均增长11.87%;非物生活消费由838.65元增长至4807.98元，达到5.73倍，年均增长13.28%;积蓄(收入与消费之差)由831.34元增长至5675.72元，达到6.83倍，年均增长14.71%。全国城乡居民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较明显减低3.77个百分点，非物消费比重相应增高，消费结构出现较大升级变化。

　　在物质生活消费方面，居住消费增长最高，年均增长17.91%，高于总消费年均增长4.97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增长次之，年均增长12.12%;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增长再次，年均增长11.68%;食品烟酒消费增长最低，年均增长10.34%，低于总消费年均增长2.60个百分点，意味着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降低。

　　在非物生活消费方面，交通通信消费增长最高，年均增长17.95%，高于总消费年均增长5.0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消费增长次之，年均增长14.51%;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增长再次，年均增长11.91%;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增长最低，年均增长8.37%。目前国民消费需求热点转移至“社会生活交往”层面，这一点也许已能够确定。

　　各地基数值自身纵向检测看出，西部地区民生指数提升最高，中部地区提升次之，东北地区提升再次，东部地区提升稍低，表明区域均衡发展国家方略已显成效;西藏、陕西、云南、宁夏、河南占据“2000～2014年民生指数提升”前5位。全国无差距理想值横向检测发现，差距仍在于各方面协调性、均衡性还不够理想;北京、上海、浙江、辽宁、黑龙江占据“2014年度民生指数领先”前5位。

　　另外，广西、陕西、云南、西藏、安徽占据“2005～2014年民生指数提升”前5位，新疆、贵州、天津、陕西、广西占据“2010～2014年民生指数提升”前5位，广西、新疆、安徽、宁夏、山西占据“2014年度民生指数提升”前5位。本项检测提供多时段民生指数提升排行，有利于更多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省域看到自身民生指数提升成效。各省域全面排行详见原著排行报告。

　　二、民生与经济、财政数据增长的协调性

　　民生数据增长的协调性检测必须放到同期产值(“国民总收入”极度近似值)增长、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多、财政支出增大的背景中进行比较。在本项民生指数检测中，单纯追求产值增长、财政增收，而忽视民生数据增长，有悖“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观”要求，恰恰只会产生负面效应。

　　2000～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比(与产值比)从46.61%明显下降至43.25%，居民消费率(与产值比)从36.09%显著下降至31.08%，进入“十二五”期间略有回升。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7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支出年均增长4.55个百分点。

　　这就是说，进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以来，在以产值为表征的历年新增社会总财富当中，居民收入部分所占比重相对下降，政府财政收入部分所占比重相对上升;居民支配用度部分所占比重也相对下降，政府财政支配用度部分所占比重亦相对上升。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多，可以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就此而言理所当然，但势必挤占居民收入应有部分，其间平衡关系需要更好地加以协调。

　　在此期间，居民积蓄率(占居民收入比)从22.57%持续明显升高至28.14%，仅由居民收支所余财富增多来看，这当然是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的体现;然而反过来看，则是与之对应的居民消费比(占居民收入比)从77.43%持续明显降低至71.86%，意味着积蓄持续过高增长对于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加重。

　　此外本项检测又有新的发现，全国城乡居民非物质生活消费增长也呈“积蓄负相关律”，与本系列检测早年揭示的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增长呈“积蓄负相关律”极其相似!全国如此，绝大多数省域皆如此(详见《掌上皮书》微信公众号发布)。这应当是理中之事，文化消费即为非物质生活消费的组成部分。再往大处说，国内居民总消费需求长期增长不足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健全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补充配套，否则民众只能加大积蓄以求“自我保障”，必然抑制消费需求，特别是抑制属于“非必需”的非物质生活消费。

　　三、城乡、区域民生数据增长的均衡性

　　缩小直至消除全国各地民生发展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正是“全面小康”建设最为艰巨的攻坚任务，在本项检测指标体系里权重最大，在此有必要逐项详加检验。

　　1.2000～2014年全国民生数据城乡比(城镇与乡村人均值的倍数差，本系列检测首创倒数演算权衡系数)检测：

　　(1)城镇收入年均增11.50%，乡村收入年均增11.61%，乡村年增高于城镇0.11个百分点;收入城乡比从2.7869缩减为2.7499，缩小1.32%;城乡比最小值为2014年2.7499。(2)城镇总消费年均增10.40%，乡村总消费年均增12.21%，乡村年增高于城镇1.81个百分点;总消费城乡比从2.9926缩减为2.3821，缩小20.40%;城乡比最小值为2014年2.3821。(3)城镇物质消费年均增10.27%，乡村物质消费年均增11.30%，乡村年增高于城镇1.03个百分点;物质消费城乡比从2.7183缩减为2.3866，缩小12.20%;城乡比最小值为2014年2.3866。(4)城镇非物消费年均增10.68%，乡村非物消费年均增14.48%，乡村年增高于城镇3.80个百分点;非物消费城乡比从3.8093缩减为2.3730，缩小37.71%;城乡比最小值为2014年2.3730。(5)城镇积蓄年均增14.82%，乡村积蓄年均增9.61%，乡村年增低于城镇5.21个百分点;积蓄城乡比从2.1978扩增为4.2139，扩大91.73%;城乡比最小值为2000年2.1978。

　　2.同期全国民生数据地区差(各省域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值，全国取所有省域绝对偏差值的平均值，本系列检测独创指标，同样以倒数演算权衡系数)检测：

　　(1)收入地区差从1.3606缩减为1.2936，缩小4.93%;地区差最小值为2014年1.2936。(2)总消费地区差从1.3476缩减为1.2879，缩小4.43%;地区差最小值为2013年1.2801。(3)物质消费地区差从1.3204缩减为1.2914，缩小2.20%;地区差最小值为2013年1.2445。(4)非物消费地区差从1.4162缩减为1.2852，缩小9.25%;地区差最小值为2014年1.2852。(5)积蓄地区差从1.4443缩减为1.3370，缩小7.43%;地区差最小值为2014年1.3370。

　　概括起来，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积蓄地区差全方位不断缩小，居民消费需求(包括总消费及物质生活、非物生活消费三个方面)城乡比全面逐步缩小，居民收入、积蓄城乡比缩减不大甚或继续明显扩大。除了居民积蓄城乡比以外，近年各项城乡比、地区差均为最小值，正显现出“十二五”以来可喜进展。

　　四、2020年各项民生数据增长的应有预期

　　1.民生发展应然测算。假定全国保持2014年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率(分解亦即保持居民收入比基础上再保持居民消费比)不再下降，与居民消费比对应的居民积蓄率不再上升，总消费比中保持物质消费比重降低而非物消费比重提升态势，同时实现历年各项民生数据最小城乡比，综合推演测算2020年民生发展“应有结果”：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人均值应为43155.09元;城乡比应为2.7343，与2014年相比略微缩小;地区差应为1.2453，与2014年相比明显缩小。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应为31009.76元;城乡比应为2.1602，与2014年相比明显缩小;地区差应为1.2421，与2014年相比明显缩小。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积蓄演算数值略。

　　全国及绝大部分省域(不排除极少数省域例外)此项“应有目标”叠加测算，城乡居民收入、总消费人均值大幅提升，城乡比明显缩小，地区差随之缩小。特别应当看到，各地民生综合指数不仅普遍提升，而且相互接近，在四大区域之间尤为接近。

　　2.民生发展理想测算。假定全国及各地同步弥合居民收入、总消费(包括物质消费、非物消费、积蓄)城乡比，综合推演测算2020年民生发展“理想结果”：

　　全国城乡持平居民收入人均值应为55438.09元;地区差应为1.1974，与2014年相比极显著缩小。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应为36152.58元;地区差应为1.2209，与2014年相比显著缩小。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积蓄演算数值略。

　　这一“理想目标”检测结果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总消费人均值大幅提升，地区差显著缩小，各地民生综合指数普遍极为接近，在四大区域之间更为明显。由此可知正是既有城乡差距加大地区差距，弥合社会体制和生活现实中的城乡鸿沟，无疑是消除中国社会结构“非均衡性”最后也最难的攻坚战，期待能够在共和国百年之时实现。

　　2016年9月18日

　　附：王亚南相关信息

　　王亚南(1956～)，云南昆明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与评价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2016年连续出版)、《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2013~2015年连续出版，因缺经费2016年暂停，待下年恢复出版)、《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2015~2016年连续出版)、《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2016年首次出版)主编，近10年主要从事文化发展、民生发展量化分析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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