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人文发展研究与评价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王亚南

　　编者按:

　　近期，我院王亚南研究员就个人学术研究经历接受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的专访。“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在采访中，王老师一再表示不喜欢谈自己，只谈治学心路历程和学术成果。他说，对学者而言，治学也就是为人。

　　和王老师聊天，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学术魅力，他思想深邃，思路广阔，视角独特，敢说真话。采访间隙，他对我笑言：“我是学术界的一只怪鸟。”是的，读其文，观其人，我们会发现王老师那与众不同的学术气质，他的知识结构包含来自不同学科的光与色，他的思维方式总透着别样路向之惊和独辟蹊径之奇。

　　王老师幽默自嘲：“我不想当专家，更想当杂家。”他寄语年轻学者，不要囿于特定的学科视野，要有广泛而深刻的思考，敢于走不寻常之路，想别人未曾想的事情，说别人未能说的话题，做别人未做过的学问。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王老师，您好！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研究经历？

　　王亚南：在每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经历中，做些什么、为什么做主要由其所受的学术训练(学科专业等)和所处的学术境遇(工作任务等)决定，而怎样来做、做得如何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人生阅历、人格心理影响。所以，我想先梳理一下自身学术经历的“前史”，从中可以看出，早年“一枚生丁”如何为未知“学术生涯”做好准备、做出选择。这对于初步入道的年轻同行、特别是预备上道的未来同行，也许更有参考意义。

　　由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特殊阶段，我们这一代都没有正常的人生，更没有系统的学业。我的小学完整学年仅有三年半，另外两年半处在反复停课、复课的断续之中，尚未毕业就跟随父母下放“云南省第一五·七干校”(如今酿酒葡萄产地弥勒东风农场);此后又全家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如今弥勒县小哨镇的山沟里)，再全家流放到基层边疆地区，初中断断续续一年半读了三个学校，高中根本不让我读。这就是那个年代有名的“理想幻灭的一代”，然而人作为“理智动物”，不能没有思考，不能没有观察，不能没有判断，这当中也孕育出“理性觉醒的一代”。

　　我少年时有两大课余爱好，第一是解数学题，长久乐此不疲;第二是读各种书，炼就速读功力。基于家境家风，这时难以继续钻研数学，惟有拼命读各种书。16岁失学以后，依托家里方便，我开启“自学经历”：首先是毛泽东主席号召“学马列”，我真下苦功读，从各个单行本开始，到读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直至读《资本论》;其次是内部发行的各种“干部读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及其相关经典著作，迄今我记忆犹新除马列经典外，还有《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即清末民初著名的《天演论》);第三是官方印发的中共及共和国各类历史文献、文件汇编，包括党内、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各种章程、规划、条例;最后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逐渐“开禁”出版的各科书籍，鉴于品类极其稀少，除实用技术类其余近乎全读。这个年纪读书属“童子功”，不敢说过目不忘，当时也烂熟于心，最关键是训练了思维方法，使我在自幼偏向的数理思维之外又有哲学思维和社会认知，于是开始思考“国事天下事”。

　　我18岁上山下乡当“知青”(云南旅游图丫沙底温泉所在深山里)带着包括《资本论》四卷的两箱书，以后加入民工队修筑两条山区公路(云南交通图有标注，我此生最实在“成果”)，参军为国家服兵役，恢复高考上大学(数月后部队开赴战场，不少战友战死，接替我战位者立功归来。我本已做临战决死准备，惜失血性张扬建立战功机会，成为终身最大遗憾)，大学毕业回部队做军官最后转任教官，退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数十年来这两个袖珍书箱一直带在身边，早年所读书籍的“启蒙”意义远胜于后来的专业书籍，悉数保存至今，其间每见我得到书、读完书的习惯性时间标注。这些生活经历注定我就是“农民的命”、“士兵的型”，总是由农村方位、社会底层角度思考社会问题，保持攻克艰难险阻不惜死战的军人意志，把人生历程当成不断进击的铁血战场。

　　尤其需要说明我曾面临一次人生道路重要抉择。1985年我转业联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通过面试，但省委机关抢先提走档案。为了“走后门”要回档案求助于父亲，父亲希望“子承父业”，让我认真考虑三天。这三天我想明白整个“小前半生”，当年失学从“读马列”开始自学，成年时上山下乡亲历社会底层艰辛，等待恢复高考先当兵服役渴望战功，读大学期间“社会信仰危机”最严重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是自觉选择，背后却是父亲影响，把握各个关口为将来做准备，有充分准备才能自主选择，只是我与父亲的选择定位有所不同。最后我用两点“过硬理由”说服了父亲：其一，我自幼的宿愿是当一个科学家，科学家当不成，当社会科学家也算人生如愿;其二，我的人格心理属于不惧权威、标新立异类型，这天生是从事科研的料，而没有从政的命。正因为早有这一抉择，我进入中年前后还有几次谢绝省委机关商议调任。

　　这一段“前史”充分铺垫了我学术研究经历的各个阶段：学术生涯自民间文化研究开始，源于我早已被“命定”的社会底层民间立场;转向文化战略研究直接为云南省文化发展决策服务多年，得益于我早年“自学”的理论训练和政治训练;再转向人文发展的量化分析研究，根源在于我脑海深层的数理思维优势。一个人最适合做什么，能够得心应手做好什么，年轻时就应当做好准备、做出选择，否则入错行只能勉为其难。

　　在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中，还有两段很特别的小插曲亦属“机巧前史”，与多年以后我的研究方法彻底转型直接相关，因而也放到此处一并交待更为合适。

　　1985年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之后，年轻心无旁骛时间充裕，约两年时间里我把此间能够买到(自购书便于随意留下“阅读灵感画符”)的抽样调查、数理统计、数学原理书籍全部读完，不知为什么这样做，总之偏爱并适应基于数理思维的分析方法。我“恶补”读书有一种“自创”方式，同一论题各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让各位作者甚至名家隔空直接对话，其间异同立见激发我从旁观察思索，所述知识和理论大同小异，但分析技能和方法自有差别，而透露出来的思维悟性和智慧更见殊异。这样读书或许可以同步掌握知识和理论、获取技能和方法、增长悟性和智慧。此时段另广览丹尼肯《众神之车》之类地外文明“貌似科研”，只为深度了解“国际民科”异想天开的别样思考方式。

　　1991年开始使用计算机写作之后，近5年时间内我属于计算机“超级发烧友”，不仅热衷于硬件拼装升级，而且热衷于软件改编集成，甚至自行解密国内流行“汉卡”系统、汉化国际高端应用软件、设计改造各类运算数据库。同样不知为什么这样做，总之偏爱并适应基于数理逻辑的运用操作。在此期间我并未迷失人文学者本分，为当时全国IT业界第一大报《计算机世界周报》、《光明日报》IT版撰文，发表《拒绝追随》(补记：识破硬件定期升级的开发商敛财阴谋，昔之英特尔用于电脑升级的招数被今之苹果用于手机升级)、《计算机面前的“狗”──一个人文学者的旁观思考》、《计算机的非“人性化”缺陷》诸文，每每引发国内IT业界混乱论战。

　　不言而喻，这些本来即属我“天生”偏好的数理科学实用知识、技能准备，正为我最近十余年来致力于人文发展的量化分析、检测、评价研究奠定必要技术基础，以至于设计建构数理演算模型、构思开发智能化数据库全由我一人独自完成，于是人文研究框架、量化分析思路、数理演算模型、智能化数据库四个环节的研发步骤一体合成，免除分步合作环节转换线性流程中的折损延误，各项量化研究成果总能率先推出。而我偏偏“出身于”最典型人文学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一点在同行交流中没人愿意相信。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早期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学研究，这一阶段在您学术生涯里有什么意义？

　　王亚南：这一阶段足足有11年，我的学术活动集中于专业基础研究，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自然是本分为之，由本专业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出发，很快拓展为民间文化研究，直至民俗学更多相关领域研究，大致也就是今日已成热门“显学”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整个传统俗民社会背景研究。如今看来这些研究工作肯定属于本分所在，可是在当初也被认为“不务正业”，身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却放大为文化研究、民俗研究两个部分。

　　文化研究部分的代表性著作为云南省社科规划课题《口承文化论──云南无文字民族古风研究》，突破民间文艺学既定狭窄研究阈界，可谓“颠覆原有范式”的研究。此项研究历经8年奠定了我在全国本学科的学术地位，经遴选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委(京外学者长江以南唯一代表)12年。该书出版后成为若干高校民俗学研究生指定必读书，屡次再版重印，最后收入“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其核心论述简介如下。

　　成文文明史史观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无文字民族有无文化传承?无文字社会的文化积累是否也形成一种文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决不会凭空而来!《史记》铭刻着中华远古民间口碑，给中华历史留下一个传说时代之谜，这便使如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为必要。人类无文字历史远远长过有文字历史，语言的文化传承也远远甚于文字的文化传承，各民族最古老文明的知识系统恰恰是通过口语得以保存下来，没有无文字的文明就没有成文的文明。我国的“口头文学”概念来自前苏联的学科界定，其实应归于国际民俗学界的“口承民俗”范畴。“口承民俗”概念已嫌过于狭窄，“口头文学”界定更是不够确切。因此，我于1985年首次提出“口承文化”概念。

　　口承文化是各民族无文字时期的文明渊薮，堪称未成文的百科全书，正是各自民族精神活动在历史上的唯一理论概括形式。人类各民族久远的口承文化蕴藏着自身最古老的文明历史谜底。梳理中国无文字时代古老的口承文化和口承历史，复现久远的中华“口承文明史”，无疑具有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类似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云南作为举世公认的“民族博物馆”，众多无文字民族的口承文化研究对此起到前导和遗补作用。

　　无文字民族(包括有文字民族的无文字时期、有文字社会的无文字民间)的口承古风实为他们各自历史上的文化渊源，其中包含：1.原始的思想文化构成的知识体系，包括哲学思考和科学认知;2.传统的价值文化固化的行为模式，包括伦常规范和信仰观念;3.古老的历史文化形成的社会传统，包括民俗意识和历史记忆;4.久远的艺术文化传承的美学经验，包括审美取向和娱乐志趣。从内涵看，口承文化即以口头语言方式传承下来的整个精神文化的理论形式和全部物质文化的经验总结的总和;从外延说，口承文化即以口头语言方式传承下来的全部定型作品和各种民间说道的总和。

　　民俗研究部分的代表性著作为《生-死：永恒的诱惑与恐惧──云南少数民族人生仪礼研究》，合作者郑海，“中国民族文化专题研究丛书”首批之一。正是在此书里我独树一帜解析出“亲长身份晋升仪式”，强调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亲长身份、地位、权威值得高度重视。这里着重看一下相关代表性论文《黄帝神话传说：“天赋亲权”之滥觞》的简捷分析论述：古史神话和传说使始祖黄帝、君主黄帝、皇天上帝得以三位一体，亲权、君权、神权汇于黄帝一身。初建民族国家的上古三代帝君确认黄帝为始祖，儒家总结出一套“家国学说”政治伦理，历朝历代大力推行，“黄帝子孙”共识逐步广及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天赋亲权”社会权力观念和“家国子民”社会角色意识。汉语传统准确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亲合一”特征，“长”的官职敬语称谓由亲长之年长辈高位尊权重衍生而来，亲长权成了行政权的象征原型。

　　我主张，民俗学研究保持基于“草根”，但尚需直抵“庙堂”，为中华社会历史传统探寻古老民俗文化根基，于是延伸至政治社会学研究，其中1988年“从子民到公民”应时专题系列论文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就在1988年，为了通过恰当方式联系、团结、影响青年知识分子集中心智为全省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服务，云南省有关部门约请当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的12名青年党员学者，发起成立“云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人，迄今已到第30个年头，惟我一人还在微调名称的“云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任职带班。从事学术研究可以只对所涉范围的事实和真理负责，承担社会工作必须对涉及社会责任更广领域的事实和真理负责。

　　第二个方面则属于客串为之，从文化理论、文化系统、文化认同研究起步，自然而然旁及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研究，直至涉足国内全局性民族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书稿撰写、出版后延了较长时间，但最初研究起步颇早，且属于基础研究，归到这里较为合适。此书“专论”部分另有合作者郑凡、郑晓云，在此仅涉及我完成的“本论”部分结论要点：

　　1.发掘中华共同体的珍贵历史资源，突出中华国民共同体的法理属性。在人类历史上，惟有中华大地曾经终结了纷争的“战国时代”，建立起一种广泛的“五方文明”，创造出中华文明共识的统一国民共同体这一历史硕果。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为世界国家建设发展趋势所提供的一个有益范本，中国自己首先必须发扬光大。现代中华统一民族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中华国民共同体建设，国民个人直至国民整体的政治自觉无疑必须置于第一位。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必备的现代表现形式是基于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理的“国民自觉”，而不是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各个下位民族“自觉”。

　　2.定位国民共同体与国内族体关系，校准国内“民族话语”规范表达。现代中华国民共同体以其国家主权获得了国际法理的确认，这才有可能对作为这一国民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国内各族体予以国家(识别)法定确认。在前者为统一主权实体的意义上，后者只能是其构成成分，后者必须以前者作为自身存在的法理逻辑依据，而不是相反。中国的国家属民共同体整合历经2000余年实践，终于形成现代中华国民共同体，为处理整个国民共同体与国内各族体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不容置疑的法理基础。国内族体“话语”表达必须以此为基准校正，这在学理、法理、事理上都已成为一种理性的急需。

　　3.清理“家国子民”陈旧社会遗产，消除“国野之分”城乡国民鸿沟。“炎黄子孙”说不可再视为亲缘宗系认同，也许作为文化传统共识倒也不失历史意义。国民共同体成员的“同祖同源”初级身份认同必须上升为与主权国家及国际法理相关的公民身份认同，公民是由国家宪法规定并得到国际关系法承认的唯一政治身份。有必要把国内族体整合为统一国民共同体的成功历史经验运用于城乡间国民共同体的整合，在注重“民族平等”的同时，也须注重“城乡平等”。恰如“民族团结”是关乎“国家统一”的重大课题一样，“城乡共享”同样是关乎“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官方重要表述修订建议：1.“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法定提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单一制”国情不符，建议修改为“中国是国内多民族的统一国家”。2.“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习惯提法与“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策不符，建议修改为“现代中华民族是56个国内民族平等组成的国民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内参上报中央。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1996年您转向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研究，这一时期留下哪些有意思的学术往事？

　　王亚南：这一时期整10年投身于服务地方发展战略的应用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1.1996年12月接受任务筹备“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第一次研讨会”，一应学术事宜由我牵头操办，足足两年时间精心准备，1999年1月召开。会议规格、规模几经调整最后升级为云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社科院承办，全省政界学界倾力参与，我“荣任”大会副秘书长。同时选编《走向21世纪的云南民族文化》文集，会后受命调整领导讲话、大会发言、与会论文特定提法随即出版，此后成为相关部门欣赏、仿效的高规格会议文集范本，我具体操作整个选编过程署名副主编。有同事开玩笑说，这是我一辈子最为辉煌的时候，而此时我实为“一介布衣”学者。随后，我与同事郑海全程参与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方案、规划等所有文件起草，最终汇集相应理论研究成书《锻铸发展的魂魄──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理论探索》，熊清华和我共同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云南发展论丛”第二卷，很快再版。

　　2.1999年至2002年，在云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同时在中宣部、文化部相应司局、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关注下，我拟出研究思路和调查提纲，与合作者范建华、郑海组织调研、主持编撰《西部大开发中的云南文化产业研究》、《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云南试点项目地区县域勘察》、《一山一水一世界──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考察》三套有特色、有份量的调研文集，均作为自有期刊号的《华夏人文地理》增刊出版。需要特别说明，至今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中心城市之外、核心行业以外文化相关产业发展，包括县域、乡镇文化资源开发，乡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特色村镇建设、特色产业扶贫等等，凡是既涉“乡镇、村寨”又涉“文化旅游、工艺、演艺”研究论题的一应基本思路、方法、对策都可以在这里找出端倪。上海、深圳学界同仁十多年前就说过：“我们那里市场经济发达，你们的调研拿回去作为参考就能用上，可以反超云南。”事实上，长期以来，云南文化建设总是研究领先而实施滞后。

　　3.2003年年初，云南省委丹增副书记直接点名我和郑海筹建省文产办，出于种种原因我们都未领命，但积极配合省文产办开展工作，参与了云南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相关各种文件起草，同时承担大量委托调研任务，编撰出版全国省区当中第一本文化蓝皮书《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迄今每年延续不断。2006年丹增副书记任期届满以后，我也就不再充当所谓“高参”角色，而回归本职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官学之间需保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补充的良好互动关系，更多情况就不提了。后续另有中宣部委托“马工程”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我为共同商定提纲、主持撰写的六个首席专家之一，书稿撰写提纲起草及其两次修订皆由我执笔底稿文档尚存。出版社编辑书稿恰好落到我熟识的一位老编辑手里，他原以为此类“官方话题”难出新见，细读发现确有补充、延展、深化性质的新意。

　　既然我早已认定从事学术研究是终身选择，必定时刻不会放弃学者应有的客观、中立观察立场，在承担、完成官方交办“工作研究”任务之余，总是继续深化、延伸进行与之对应的“学术研究”自拟议题。今天尚可提及的代表性论文有《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生产及其公共产品》、《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对策：人文资本开发》、《应战“入世”：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人文经济：西部乡镇文化产业特色发展与超越之路》，均较早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可惜数量实在不多，毕竟时间精力受到官方交办研究任务的极大牵制。真正有价值的智库研究绝非甘为决策“后置性”解读宣讲，而理当定位为决策“前置性”探索研究或“调试性”补正研究。即使身负应用研究重压，也应有必不可少的“学理探讨”作为安身立命之基，否则需要职业学者介入干什么?

　　在相关学科、研究领域公认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向来是专业工作者、职业研究者推出前沿研究、接受同行检验、获得业界认同的标准途径，而由项目委托方直接组织评审鉴定只应成为辅助形式。近一些年许多规划研究项目预先规定，同期在相关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免除评审鉴定环节直接予以结项，实为可喜的“学术自身标准”回归。时至今日，精心构思、用心撰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仍为我每年必不可免的标准化“操典遵循”。学术研究的创新突破并不依赖项目规划设定，真正的内在动力来自研究者自身必备的学术探索取向和科学追求精神，而核心学术期刊总是随时瞭望研究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