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民法典编纂 栏目主持人:王利明

  民法典中的形式逻辑与正义——一种法技术视角

  耿 林

  摘要:成文法下立法对法律规则的表达,是按照一定的形式逻辑关系将符合正义的规则加以表述与编排,从而形成合理的规则体系。经过法律人的努力,符合形式逻辑同时也符合正义的情形是常态情形。但是,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成文法规则中符合逻辑但不符合正义、不符合逻辑但却符合正义,甚至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正义的情形也时有存在。要克服这一局限性,就必须在法解释与法运用中坚持实质正义标准,而非机械地唯逻辑论。机械执法是法律的大敌。

  再论民法典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的立法构建

  石冠彬

  摘要:住宅担负着保障公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功能,不能由传统私权理论得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应有偿的结论,民法典物权编一审稿采纳法律、行政法规可规定有偿续期的立场值得商榷。抑制房地产投资、平衡资源分配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是否有偿并无关联,这一使命应当由房地产税制度予以承载。基于安定人心、保障公民私权、尊重国家所有权、构建城乡一体化福利制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妥当解决年限纠纷等考量,民法典宜采“房屋安全使用期限内无偿自动续期”的立法方案:房屋安全使用期限内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且无偿续期,同时允许对房屋进行修缮;房屋所有权人若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内申请重建,政府原则上应批准,但重建后的建筑物寿命超出剩余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部分宜按年缴纳租金。

  填海造地权:一个民法典物权编应当新增的用益物权

  唐 俐

  摘要:目前中国将填海造地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一种类型纳入用益物权的范畴,将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定位为海域使用权,其母权定位为海域所有权,在理论上存在瑕疵,在实践上产生“换证难”等问题。填海造地的本质是将海域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源,涉及广泛的公私利益和国家的多重身份。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的权能应当涵盖填海造地的各阶段内容,填海造地的母权及其制度设计应具有多维性,应创设填海造地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及填海造地物权制度重构的基石,填海造地权在权利来源、权利内容、权利客体等方面都具有复合性,宜将其在未来的《民法典物权编》中确立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并通过明确填海造地权的设立、内容、权利的转让与消灭等制度重构中国的填海造地物权制度。

  

  中国金融领域收益权的立法研究

  顾长河

  摘要:金融实践中收益权的具体类型繁多,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包括规避监管、节约成本和形式上扩张融资额度等。虽然收益权己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重要的交易和质押标的,然而相关规范存在效力等级低、缺乏系统性等诸多问题。收益权属性的判断需要以类型化为基础,不宜一概而论。收益权的立法应平衡收益权转让的自治与监管、制定明确的收益权转让条件和严格收益权质押等。

  人工智能之哲学反思 栏目主持人:刘永谋

  技术治理、反治理与再治理:以智能治理为例

  刘永谋

  摘要: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技术治理与智能治理成为当前热点研究问题。智能治理属于技术治理的新手段,将智能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领域。智能治理和所有技术治理一样包括反治理和再治理活动,它们对于技术治理和智能治理的正常运行是建设性的。智能反治理主要涉及5个问题:智能低效、技术怠工、智能破坏、官僚主义智能化和过度治理。智能再治理着力从制度上防范智能革命可能导致专家权力过大的政治风险,使智能治理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人工智能技术的哲学理路探源

  闫坤如

  摘要:人工智能与哲学紧密联系,人工智能中的算法与逻辑学密切相关,智能机器的意向性问题与心灵哲学相关等等。但人工智能发展之初学者关心的是技术问题,对哲学思考略显薄弱,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澄清其哲学基础,扫清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障碍都需要深入思考其哲学问题,才能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时推动哲学研究的进步。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国有企业政治治理中的信息公开

  王 娅

  摘要:国有企业本身“亦公亦私”的属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信息公开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问题,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约束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治理色彩。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具有主体复合性、内容多样性、制度结构二元性等特征,既体现了优化政治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人民知情权的题中之义。与之相应,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存在着诸如主体分类依据不足、信息公开界限模糊等理论短板,同时在制度层面也展现出规定过于粗疏、监督不够完善等弊病,导致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实践过程中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不足,相关工作推进缓慢。作为应对,一是应当通过界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建立分类指引机制等方式实现理论和制度上的优化;二是宜增强制度执行的力度,包括强化国资委监管职能、加强与反腐败工作联系两个方面;三是可以尝试将司法诉讼作为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的校正机制。

  “枫桥经验”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模式

  李振贤

  摘要:经过多年的发展,“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典范模式。“枫桥经验”始终在基层创造性地建构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优化实施中央政策,把复杂的社会需求及个别化的社会行为妥帖地整合到国家总体秩序安排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高度契合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其蕴含的基层治理内在机理在于构建国家权威主导下的多元基层治理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与濡化功能以及培育稳定持续的利益调节与发展动力机制三方面。相应地,“枫桥经验”的创新性实践包括构建多层级党建引领机制、以效能为导向整合行政体制机制、创制内生性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以及完善法治化社会矛盾化解体系与便民化公共服务体系等内容。

  中国财政政策不断发生刺激过度现象的原因、机理及对策

  徐源浩 杜亚斌 张润驰

  摘要:中国多年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容易矫枉过正或过度刺激,其表现是初始财政刺激措施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迫使政府追加刺激,但结果却是刺激过度,政府又不得不又采取反向的降温措施。财政政策刺激过度发生的原因与固定资产的短期通货紧缩效应有关。传统理论从供求渠道来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通货膨胀效应,得出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的结论。但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在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会引发短期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刺激不足的错觉,促使其加大刺激力度,结果是刺激过度。有必要分析固定资产投资、资产价格、消费支出缩减和短期通货紧缩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论产业融合的税收激励:机理与制度优化

  王星云

  摘要:产业融合指原本相互独立的两个或多个产业之间边界渐渐模糊或消失的现象。产业融合具有的强正外部性使其需要政府激励,而税收激励作为其中一种重要手段,能够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激励产业融合的发生,并能够作用于产业融合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等各个环节,具有良好的激励效果。从产业融合的发展规律及发展现状来看,产业融合的税收激励应促进技术融合,关注知识密集型产业融合,鼓励中小企业参与融合。基于这一进路,相关的税收激励需要制定产业融合税收优惠目录,建立产业融合税收激励体系;设计科学合理的优惠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

  论大数据与非公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刘建军

  摘要: 在以信息化和数据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中国的非公企业已经认识到大数据的价值,很多非公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构建了大数据的初级系统。随着大数据产业链的延伸及非公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创新,大数据与非公经济的融合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使大数据与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融合,应加快建立非公经济大数据平台,打造“互联网+非公经济发展”深度结合模式,强化大数据运用意识,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贮备,完善网络和平台安全管理保障机制。

  就业结构钳制下的云南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研究

  郑宝华

  摘要:质量兴农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重点是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云南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历程表明,尽管云南的农业经营体系得到了不少完善,但面临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和农业这一双重钳制,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而且使云南农业的小农户特征更加显著。在这种特殊形势下,单纯靠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效不会很快,也不会很显著,需要从云南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出发,在不断发展二三产业、吸纳更多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加大对小农户的扶持力度,重点是加快制定实施扶持小农户生产的政策举措,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以土地托管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细化农村一产和三产融合的政策举措等。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开放农业发展研究

  廖桂莲 张体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农业已发展成为开放型农业,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且连续多年稳居西部第一,已成为全省第一大出口商品;在国(境)外投资设立的农业企业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对外农业投资竞争力日益增强;国际农业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云南农业开放发展取得的成就,与支撑构建开放型农业的改革举措、长期坚持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政策等做法分不开。然而,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仍面临农产品进出口失衡、国际农业合作机制不健全、国际性品牌创建不力、龙头企业投融资能力弱、外向型农业经营人才“短板”突出等难题。为此,需进一步健全开放型农业发展政策,完善国际农业合作联动机制,进一步巩固开放型农业的战略支点,逐步形成开放型农业全产业链与价值链。

  从软实力建构到硬实力缔造: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

  杨 达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国内多元主体联合推动,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在政府议程中经历从“顾及不暇”到“积极作为”的内涵深化,相应具体实施也呈现从“绿色+”到“+绿色”的外延拓展,助力国家正面形象软实力建构,以及推动日本企业更好与世界接触从而带来国家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缔造。其中,日本对泰国的绿色举措较为典型,其依托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关键时刻的积极援助契机,实现与泰交往的“亲密接触”,并在生态环保领域的持续改善中重塑当地民众对日形象。特别在当前最新阶段,正实施与“泰国4.0”战略协调的探索,内含绿色举措特质同样是政策互动重点。针对相关国际形势,中国需秉持合作共赢根本原则,透视他国对外战略运作机理,探索企业承载国家绿色举措理念的运作方式,以及企业具象化“一带一路”所欲完善的让世界更多参与方受益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实现自身在“一带一路”关涉地域的软实力建构和硬实力缔造。

  阿富汗部族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何可人

  摘要:自近代以来阿富汗依靠民族国家的力量和政治强人推进现代国家政治进程。阿富汗民族主义发端于拉赫曼国王当政的第二次英阿战争时期,第三次英阿战争后,阿富汗的政治精英们就尝试在社会中植入西方式的现代化,他们主要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来实施其政策。但是由于对传统政治文化认识的不足,在处理好部族关系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没能根据自己的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调适,因此阿富汗数次改革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了国家动荡和外国势力的干涉与入侵。观察阿富汗政治进程的发展脉络不仅要聚焦当下,更要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延伸到阿富汗部族政治所建基的游牧文化底蕴。一方面,从游牧民族文化底蕴脱胎而来的部族政治作为阿富汗政治进程的重要特点,既是阿富汗政府继承的政治遗产,也是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部族政治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又始终贯穿于阿富汗政治进程中,是构建阿富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问题。进入21世纪,在处理好与部族政治、塔利班、美国等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或许可以为后冲突社会的治理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探索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相关研究拓展新的领域。

  西部环境社会学 栏目主持人:陈阿江

  气候变化背景下湖平面上升的生计影响与社区响应

  ——以色林错湖边村庄为例

  陈阿江 王 昭 周 伟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冰川融化速率加快,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湖泊出现湖平面上升的现象。通过青藏高原色林错湖的案例研究,发现湖平面上升淹没了周边地区大量的草场,畜牧业的衰退对当地牧民生计造成严重影响,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然而,现行的草场承包责任制度弱化了牧民的应对能力,牧民自发组织与合作起来,恢复了传统的草场集体使用方式,利用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以适应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计与环境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的“压缩型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

  ——以内蒙古阿拉善为例

  刘 敏 包智明

  摘要: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传统“靠天吃饭”的农牧业生计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危机,发展工业成为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西部大开发以来,由于赶超心理和追求“跨越式发展”,阿拉善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时空高度压缩、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入驻来实现工业发展的“压缩型现代化”道路。“压缩型现代化”在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沙漠污染、草原破坏及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了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民族地区,需要反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建设模式,需要协调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榔约到村规:苗族村寨生态治理的实践

  邢一新

  摘要: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地方自主治理对于有效承接国家生态治理政策,实现国家与地方生态“双向联动”共治的良好局面至关重要。黔东南州苗族村寨生态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传统村寨以寨老权威为治理主体,以生态榔约为治理规则,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稳定、良好的互动关系。面对土地承包制引发的林地生态问题,村庄首先重启寨老组织解决生态失序问题,继而实现寨老组织的转型发展,形成以村民自治为主、寨老治理为辅的共治主体结构。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生态榔约,结合当下生态治理的实际需求,形成新型生态规约并不断修订完善,重现了村庄良好的生态风貌,重塑了村庄的生态优势。

  霸王鞭舞的现代建构与昆明西郊白族认同研究

  王 俊

  摘要: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的现代建构,既有音乐、舞蹈动作、服饰和道具运用中对大理霸王鞭舞符号元素的保留,又有为了适应性所做的简化。文化部门、中小学、老体协、企业、村社组织、村民等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主体在不同地域都在借用霸王鞭舞这一舞蹈艺术形态,并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霸王鞭舞及演练场合的符号体系和表述机制,把政治话语、经济发展、艺术审美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本身也被塑造成为强化白族认同的艺术表述形式。

  嬗变与复兴:一个母系文化村落的人类学考察

  ——以丽江宁蒗县瓦拉别村为例

  王贤全 石高峰

  摘要:摩梭母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家族的血统世系按母系计算,并相应形成了有效维系母系文化的一整套价值规约体系和传统习俗。正是摩梭母系家庭文化中蕴涵的和合、行止有理、上下有序、职责明确等一整套为村落共同体共享、遵守的价值体系,真正传承并实现了体恤孤弱、爱护老幼的独特家庭制度,总体上维持了家族和谐有序的氛围。摩梭人村落瓦拉别母系文化的个案研究表明,在社会发展和旅游业冲击背景下,母系文化虽然是当地摩梭人珍视的精神家园和以来的精神寄托。但其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母系文化要在当下获得生命力,应注重保护与传承摩梭母系文化中优秀的价值成分,这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村民和村落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培育文化自觉。

  

  汉族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倾向及其后世影响——以西方宗教传统为镜

  杜 鹏

  摘要:汉族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较为强烈,其形成原因应当从汉族发展早期的思想文化内核——宗教观中去寻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远神论”是造成这种适用品格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在面临西方列强入侵和社会急剧转型时,不仅未能较好地反省自身的实用主义弊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然而,也正是由于作为中环民族主体民族的汉族对宗教信仰普遍较为淡漠,其宗教排他性大为减弱,对周边各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有利于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形成。

  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兼论中国人的信仰模式

  袁方明

  摘要: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是农村传统文化的灵魂。民间信仰具有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等特点。国家治理不可忽视民间信仰的积极因素。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正面积极作用,通过宣介引导,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丰富节日庆典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振兴。

  中古干旱与旱灾史料的文本指向及其历史语境

  闵祥鹏 赵玲

  

  摘要:中古时期的干旱与旱灾史料,多是受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影响的文化记录。它是撰史者面对干旱与旱灾时所听、所闻、所感的主观性描述,带有警示君主修德、弭灾、应天的政治目的。虽不能作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主要证据,却承载着民众对旱与旱灾的认知、应对等一系列历史记忆。区分中古时期干旱与旱灾史料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理解其文本指向与历史语境,是解读干旱与旱灾史料文本内涵的基础与核心。

  明末黄河中下游水利衰败与社会变迁(1573-1644)

  卢 勇 余加红

  摘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它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兴衰。明王朝亡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而根本原因在于明末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衰败所造成的社会动乱。明朝末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北方农业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并未得到很好的治理。除黄淮运的河道治理日益糜烂外,农田灌溉水利也毁废严重,导致该地区旱涝频仍,农民生产、生活难以为继。水利的衰败造成人口流失、耕地减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发展为整个华北社会动乱不堪、难以收拾的局面,从而在根基上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

  “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梦的多维建构与全球想象

  ——以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为视角

  沈 悦 孙宝国

  摘要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是国家话语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在国际传播语境中,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媒介话语权,中国形象长期处于被动“他塑”的窘境,中国梦的提出是重塑国家形象的契机。纪录片以其天然优势作为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媒介载体对于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尤为重要。而目前国家形象及中国梦叙事依然面临自身历史因素、研究方法论的局限、“一带一路”区域的复杂媒介生态、中国梦话语嵌入、新媒体的影响等局限。中国梦叙事通过宏观“梦”的双重观照、微观“梦”的宏观彰显、说“梦”话语的跨媒介涵化呈现、筑“梦”话语的本真凸显等多维视角构筑丰富、立体、全面的中国梦话语内涵。依托“一带一路”这一传播语境,以纪录片为载体,重塑国家话语权、与国家理论的深度融合、求同存异挖掘叙事“刺点”、提升丝路平台聚合效应,是实现中国梦的多维建构与全球想象的可能路径之一。

  表情包亚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审视与建构

  林 峰

  摘要:表情包亚文化在本质上属于青年亚文化,它已深深嵌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工具与表达方式,其发展和变化过程内在蕴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意味,展现出一幅表达自我诉求的视觉狂欢、寻找自我认同的别样娱乐和寻求自我慰藉的犬儒心态,三者杂糅并进的意识形态图式,其实质是资本逻辑、技术逻辑与欲望逻辑三者合力共谋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视觉化转换,才能更好地规制并引领表情包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