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我院王清华研究员就个人学术生涯接受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的采访。王清华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学及影视人类学，特别是在哈尼族梯田文化研究中有较高造诣。在30多年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学学术研究中，其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先后有10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省级、院级的奖励，多次被评为优秀科研工作者，2000年获得“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王清华研究员在田野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王老师，您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
王清华：我的学术研究是从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开始的。1983年9月毕业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工作，一年后，民族学研究室划分出来成立一个单独的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当时，我们的工作都是由所里来分配，一起到所里工作的有三四个人，都被分去研究不同的民族，我被分配做哈尼族研究。所里对科研人员有三条要求，即“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和“研究一个专题”。这三条要求是老一辈的民族学老师对民族学研究的一种总结，他们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学学者按照这三条要求坚持下去，那么这个学者就会路子比较正的成长起来。
实际上，我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三条要求来工作的。第一，“熟悉一个民族”，我开始熟悉哈尼族，这一“熟悉”就是三十多年;第二，“联系一个地区”，我主要是以红河州、红河南岸及边境地区作为联系的地区;第三，“研究一个专题”，我主要研究了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之所以会研究哈尼族的梯田文化，是因为在对哈尼族的了解、熟悉和调查的过程中，我逐步地发现，梯田是哈尼族文化的核心，于是我就持续不断地对梯田进行研究。
我的研究经历比较简单，一共在三个领域开展研究。一是哈尼族研究，二是影视人类学研究，三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总体而言，我的研究经历是从1983年开始至今，主要从事哈尼族研究，然后辅以影视人类学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1979年上大学之前，您曾有过当工人的经历？这样的一段经历对您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王清华：1955年，我出生在中国河北景县的一个农村，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出生后不久，我便跟随父亲南下至云南昆明冶炼厂。在昆明冶炼厂里，我上了三年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被厂里招工，在冶炼厂做冶炼工人，一干就是十年。在我做了十年工人后，1979年，我有幸参加高考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云南民族历史。
昆明冶炼厂的工作通常是重体力劳动，当时我在一个高炉上做冶炼工人，工作相当辛苦。每天回家除了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干。十年的工人生活，对我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培养了我的纪律性。工人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迟到一分钟都是不可以的，早退更不可以。我的时间纪律在那段时期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所以以后在任何地方开会，我都不会迟到。第二，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冶炼工人的工作是统一分配给你的，如果你完成不了就会影响到下一个人，因此，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那时我虽然很小，但是十年的冶炼工人经历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直到今天，我在云南各地搞社会调查，从来不会感觉到社会调查是苦的，比起我当工人的工作量和苦，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两方面的内容为我后来从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从什么时候开始，“梯田”进入您的研究视野？
王清华：刚才我说过，研究哈尼族是一种工作的安排。其实我经常会感觉到，研究哈尼族，实际上是我的一种“命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我被分配从事哈尼族研究时，我便感觉到“哈尼族”这个名字非常悦耳好听，这是第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当我被分配到民族学所工作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下乡了;当我坐着班车到了建水，在一棵大青树上看到一个路牌，写着“元阳”二字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样的亲切，仿佛以前在过一样;当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红河南岸哀牢山区——元阳县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地方是如此熟悉;当我到达(元阳)的第二天，云开雾散，站在元阳县城可以看到连绵的群山里全部是梯田，座座青山被梯田所包围的时候，我被梯田的雄伟和壮观所震撼。后来我就研究了哈尼族，这一研究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真是不可思议!
我初到哀牢山做调查的时候，在哈尼族村寨，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一句哈尼话都听不懂，甚至第一次吃到红米饭的时候，一口也吞不下，那个饭太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幸认识了当地的文化人。第一个是元阳县文化馆馆长杨叔孔，他16岁进入哀牢山区，从事文化工作一辈子，对哈尼族的文化十分钟情，是红河州最早收集整理哈尼族民间文艺的人。我认识了他以后，经常和他下乡调研。有一次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去研究梯田?我告诉他，研究梯田是农业学家的事情，民族学家很少涉猎。但是他的这个话一直在我耳中响起。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太看重梯田了。第二个是元阳县文化馆的摄影师邵字伯，人称“小胡子”。在中国，他是第一个拍摄哈尼梯田的人。他喜欢哈尼梯田，一辈子都在那里拍。他也陪我一起下乡过，在村里做调查。他好几次问我，为什么在调查的过程中，不细细地打听梯田的事情呢?我说梯田有什么好研究的。后来，他一段话触动了我。
邵字伯：“这个梯田里面很有意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不知道，比如说，梯田施肥吗？”
王清华：“梯田不施肥。”
邵字伯：“为什么？”
王清华：“我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上了解到哈尼族不懂施肥。”
邵字伯：“错！我领你去看看。”
原来哈尼族的施肥也叫做“冲肥”，通常靠森林、大沟引水至梯田里，一般冲山水肥和冲村寨肥塘。当明白这些，我就知道梯田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实际上，民族学研究相当关注当地的生计，只能说我当时太年轻，对“生计”二字的理解非常浅薄，以为只是吃穿问题而已，事实上生计包含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对每个不同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涵义。所以，从此我就开始关注梯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的生态农业》的写作过程，这本书在您的学术生涯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王清华：关注梯田以后，我发现哈尼族研究的文章就难写了。因为哈尼族所有的文化思想都和梯田有关，所有文化的性质都有梯田的因素，甚至很多文化就是从梯田里长出来的。当我发现用人类学的方法来了解梯田远远不够，我开始尝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哈尼族的梯田研究包含以下内容：一、梯田是一个农业的生产模式，需要农业的知识；二、梯田是产生于云南南部哀牢山中立体地貌立体气候中的一种农业形式，因此它是生态的，需要生态学的知识。
因为我缺乏这两个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开始学习农业和生态的知识。我读了大量农业方面的书籍，找到了中国古代的农业著作，悄悄去农业学校旁听课程，关注农业方面的研究，当时生态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新的学科，主要在林业、气候等自然科学方面研究较多，而在人类学方面才初步引进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在林业学校工作，他们对生态学有很深入的研究，通过使用生态学理论对云南的林业、园艺、民族、医药、森林管理等进行研究，我就跟他们学习了比较完整的生态学理论。
通过农业知识和生态知识的学习，我再回过头看梯田，发现它真的不一样!梯田表现出了它所包含的生态意义、农业生态系统意义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在这个学习、调查和研究梯田文化的过程中，我认为哈尼梯田文化是三个生态系统的组合，一是哀牢山原先存在的立体气候、立体地貌的自然生态系统；二是哈尼族按照自然生态原样再造的立体农业的生态系统，称为农业生态系统；三是哈尼族整个社会建立在梯田之上的社会生态系统。
为了认定这个研究是否正确，我并没有急于写书，而是一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讲述我所认识的梯田。在一些学术会议或学术沙龙上，我就讲述我的梯田，结果得到朋友们的赞赏和支持。他们觉得哈尼梯田是个好东西，我对这个东西的了解比较深刻，应该把它公诸于世。这本书能够写出来完全是朋友们“逼”出来的，听过我讲梯田的朋友，一见面就问我写了没有，写了多少，一直在问。还有一次，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来了一批台湾从事生态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何耀华院长邀请各个所的学者来参加学术会议。我在那次学术会议上介绍了我的梯田，引起了台湾学者的极大兴趣。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向我约稿写梯田，这给我很大鼓励。
我发现十多年来所调查的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形成一个梯田情结，不管在哪个场合，我都会情不自禁提起“我的梯田”，我和梯田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厚情谊，我陷进去了。所以我决定推掉所有的事情，把这本书写出来。
1998年2月，在一个阳光高照的日子，我心情非常舒畅，觉得不写不得、不吐不快，然后我就拿了一大摞稿纸，开始着手写《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这一写，便不可收拾。在阳台上写作的几个月里，白天，从艳阳高照一直到烈日炎炎，一个整天都在那里。晚上，望着满天星斗，下笔如有神，非常痛快、非常安逸，甚至有时我觉得是鬼使神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操纵我的手来写这样的文章。每当第二天接着来写的时候，我都会看看前面写了几页，有时候我觉得这仿佛不是我写的。当我看到每天逐步垒起来的稿纸，心情感觉十分愉快。一天接一天，一天又一天，我终于写完了《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当写完这本书的时候，阳台上的太阳整整晒了我半年，我从一个白皮肤的人变成一个黑皮肤的人，直到今天都是黑的。我在哀牢山长期做调查都没有晒黑，但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虽然只是调查了15年写出来的，但是对我的一生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这15年的光阴印证了民族学一个追求真知的方法，那就是田野工作。我觉得真正的田野工作就是人与地的结合，人与当地人的结合，人与学问的结合，人与未来的结合。《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是我的代表作，代表了我的生命，代表了我对世界的认识。《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本书在后来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作为理论支撑派上了一定的用场。这本书后来连续再版了三次，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它。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在您看来，哈尼族有什么样的性格？
王清华：哈尼族经历过长时间的九死一生的迁徙终于有了哀牢山的安定环境。为了永保这个环境，哈尼族表现出三样性格特征：一是坚强性，他们什么都不怕，所以面对大山，面对森林，他们能够开出梯田来。二是热情性，他们对人特别是外来人十分热情，即使生人到家，他们也会邀你就坐，倒来茶水，拿来烟筒，然后与你聊天，你有需要他会尽其所能满足你。所以在哈尼族中搞调查是非常方便顺利的。三是忍耐性，他们样样事情都能忍，他们说只有能忍才能够生存。因此，他们对人总是谦虚有礼，不占便宜，情愿吃亏。所以哈尼族自从进入了哀牢山区到今天，1300年，没有和任何一个民族发生过冲突，没有和任何一个民族发生过战争。他们追求的就是安定团结，他们追求的就是和谐融融。他们不仅对人是这样，对山对大自然也是这样。比如说，某座大山因下大雨，坍塌了，或泥石流来了，这对哈尼族梯田是有相当大的损害。但是哈尼族会说没有关系，人会生病，山也会，它这次打摆子，它要抖的，它抖了以后就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它修好。对森林也是如此，尊重第一。哈尼族把森林都奉为神灵，同时也看成自己的乡亲、父母、兄弟、姐妹，要好好相处，互相敬爱，这就是哈尼族。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13年，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成功入遗。您在哈尼族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您是如何看待申遗后哈尼梯田的发展？
王清华：2013年6月22日，红河哈尼梯田经过了13年的申报、努力争取，终于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审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件事情对于哈尼族来说，对于红河南岸从事梯田的人们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事件，意义十分深远。申遗成功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以及对这块土地的保护、发展的要求。其中两个意义是划时代的。第一，世界遗产的获得，肯定了当地人的劳动。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梯田的劳动价值被贬得很低，人们辛辛苦苦干一年，吃饭不成问题，就是没有钱，劳动价值的贬低使当地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使从事梯田的人大量外出打工，直接造成梯田劳动力的流失。世界遗产的获得，使得哈尼族的劳动得到了世界性的肯定，证明他们的劳动是有价值的。比如哈尼族所产的红米价值迅速飙升，带来了农民固守本土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民回归梯田的积极性，为梯田的可持续发展带去了劳动力。第二，世界遗产的获得，肯定了哈尼族的民族文化，这也是世界意义上的肯定。哈尼族以及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自古以来都被贬为不是文化，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甚至认为少数民族是没有什么文化的。这就造成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丧失，自己不敢承认自己的文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文化，这分明是对民族精神的抽空，后果非常严重。世界文化遗产的获得，对哈尼族的文化进行了世界意义的肯定，现在当地人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在这样的劳动肯定和文化肯定的基础上，哈尼梯田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并呈火爆之势。
先说好处，哈尼梯田旅游带来最大的一个利处是促使当地的文化向产业化转变，也就是说，哈尼族的文化资源走上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举例说，原来哈尼族的歌舞产生于民间，逢年过节时会自发地在村子里面演出。2016年，仅元阳县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300多支民族歌舞队，这些歌舞队不仅在本村的旅游地点演出，而且在县里、州里、省内外、国内外演出，逐步地变为一个产业在发展。梯田旅游把当地变成了一个市场，哈尼族的风俗习惯，哈尼族的梯田农耕，哈尼族的居家生活，都变成了旅游者可以观看的文化资源和购买的文化产品。
梯田旅游也带来了当地文化保护的热潮，以前很多被视为落后文化的东西，逐步得到了解和宣传，当地一些文化人也大声疾呼要保护和弘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1983年，我第一次到元阳调查的时候，几乎见不到外来人，更见不到外来的学者、专家。而如今，在这些地方，农学家、生态学家、文化学家、文学艺术家、作家、摄影爱好者等大量涌现，对当地哈尼族的梯田文化进行研究和弘扬。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由于梯田旅游的火爆兴起，旅游人数日益增多，梯田旅游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梯田旅游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一定的干扰。比如老百姓发现在他新挖好的田埂上，站满了摄影者，大量的人在看着他们工作，这让他们感觉非常不自在，以往潇洒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被围观;第二，梯田旅游对当地人的思想有一定的扰动。“我们哈尼族像牛一样有使不完的力气，像土狗一样不怕烂泥，所以挖出了梯田。”“梯田是小伙子的脸，大腿是姑娘的美。”……这些诗歌或谚语生动地反映了哈尼族过去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画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梯田劳动成为当地人审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现在不同了，人们的劳动观念和思想变了，觉得种田太辛苦了，在梯田里劳作不再美了，真正的美是穿上美丽的民族服装当上导游，在旅游部门工作才是美的。这种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对于传统审美观念、劳动观念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梯田旅游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居住服务有待加强、交通情况有待改善、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但我还是倾向于梯田旅游开发，关键是要做好梯田保护。旅游的开发实际上是对哈尼族文化的肯定，转变了哈尼族的生计方式和工作方式，促使哈尼族文化向产业化发展。面对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哈尼族梯田旅游开发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包括了梯田文化旅游的开发、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分配;其次要加强对旅游者的管理。梯田是一个有人生活的活的世界遗产，有别于万里长城、金字塔、故宫等专门供人参观的世界遗产。所以，旅游者应该对梯田持一种保护、尊重的态度，梯田文化旅游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旅游者的管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行走在云南的田间地头，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和要求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清华：可以这样说，没有田野工作，就没有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田野工作对于研究哈尼族梯田文化来说，更是不可缺少。我认为田野工作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内容，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族学田野。第一，有准备的田野工作。准备包括对前人调查研究的知悉、田野地点的了解、历史文献资料的熟悉、相关理论的掌握;第二，带着问题的田野工作。有了理论还不行，你要在这些理论里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到田野中去，才会大有发现;第三，融入生活的田野。田野工作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除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要同思考同受罪同喜悦同思想同命运;第四，学习型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需要不断学习，一方面要学习当地人的生活理念和传统知识，另一方面要学习新的方法和理论;第五，不失感情的田野工作。科学工作并不是冷冰冰的，调查者并不是居高临下的。在民族学的田野中，要学会和当地人交朋友，培养好感情。我相信所有真正的做田野工作的人都会有上面五个方面的体会和感受。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影视人类学这几年在中国发展得很快。请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情况？
王清华：我认识、了解和研究影视人类学是非常偶然的。1985年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于小刚到泰国亚洲理工学院留学读硕士，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正在拍摄《澜沧江》。然后他就和我们说，国外有一门学问叫影视人类学，即用影视的技术手段和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来拍摄和解析研究的一门学问。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和喜爱。我很喜欢文学，青年时代做过很多文学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特别是一名小说家。听到有影视人类学这门学问，我发现这门学问是把文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学问。这样一来，研究影视人类学让我的爱好有了“释放地”。
于是，我、于小刚、郝跃骏三人开始到处收集资料，翻译、分析、研究，写了《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理论框架》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该文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文章，发表后引起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及影视界的高度重视，纷纷和我们联系，希望能够开展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和拍摄工作。
由于人类学及影视技术均发轫于西方，因而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较晚，严格来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然而，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古老、民族众多的国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影视人类学在我国尽管起步很晚、道路曲折，但仍然发展迅速。如今，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已臻于成熟，其显著的标志包括开展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建立影视人类学专门机构、与国际接轨等。
当然，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在这个学科刚开始的时候，国内一批学者对影视人类学的介绍和研究较多。后来随着那一辈最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和教师相继退休，理论研究逐渐减少，拍摄实践日益增多。理论落后于实践，这是影视人类学急需解决的问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刚刚您提到还做过一些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吗？
王清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和我的朋友徐冶到段鼎周老师的家里做客。段鼎周老师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他对云南的历史特别地热衷和喜爱，并且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们说，古代云南有一条路，一直可以通到缅甸、印度，这条路被称为“博南古道”。因为云南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边疆省份，云南以后的发展是要走向外部的，所以对这条古道的研究很有意义。后来，我们仨经常在一起讨论这条古道，最后我们决定“兵分三路”，每个人分别负责研究一块，到最后组合成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并出版了《南方陆上丝绸路》，这本书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当时是较早开展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但后来并没有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南方丝绸之路学在云南的发展相对缓慢，在四川发展较快，比如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开发都与丝绸之路有很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三个定位”，其中之一是把云南省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再就是“一带一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提出，这样一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云南应该加强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结合您的学术生涯，在民族学研究的道路上，您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学者说？
王清华：社会在不断发展，学术也在不断进步。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条件比我们当时要好得多，先进的技术手段成为研究工作的“好帮手”。现在，全世界的理论都可以完全展现，可以提供给人们学习使用。我看到在民族学领域，青年一代人才辈出，有些尖子人才文章写得非常好，研究非常深入深刻，创新意义都非常好。我们有时非常感慨，民族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前进，学术研究难免泥沙俱下。少部分人显得有些浮躁，渴望立竿见影的研究，只要出现新的思想，便去网上下载一些资料，马上拼凑出一篇“应时”的文章。
我觉得真正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建议年轻一代学者首先要坚持传统，具体说来要坚持族别研究，对一个民族展开深入研究，即便你是研究全世界的民族，但也要对一个民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研究，这个民族对你整体研究来说是一种启示。另外要坚持田野工作，我觉得现在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新一代的田野工作好像不如老一辈的了。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条件好”可以带来很多田野的便利，也会丢失田野中很多细微的感受和理解。其次，我希望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要为当地（人）谋利益（福祉）。简单讲，民族学、人类学的成果应当服务当地的发展，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服务，尽可能地帮助当地人，希望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专家简介：
王清华，男，汉族，1955年生于河北省景县，1970年在昆明冶炼厂当冶炼工人，1979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云南民族历史，1983年毕业进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至今，曾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在民族学及影视人类学方面。特别在哈尼族文化研究中有较高造诣。自1983年以来，一直从事田野工作，足迹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主要研究基地在云南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区和中、老、缅、越边境地区，对哈尼族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状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曾出版过《南方陆上丝绸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3月版)、《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云海中的奇婚女性》(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版)、《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3年再版，201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201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再版)、《浪漫的云霞——云南民族舞蹈》(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初版，2000年12月再版)、《被雕塑的群山——走入哈尼族的云山梯田》(台湾大地出版社2002版)、《雾海拥抱的山魂——金平民族记实》(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畅游民族走廊》(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三江并流——自然与人文的交响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守护古城——丽江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凝视山神的脸谱——红河哈尼族梯田文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学术专著;主编过《峨山民族志》、《三江腹地的傈僳文化王国——维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成功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过多种画册;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台湾发表5篇，泰国发表4篇，均造成较好的学术影响。《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一书，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关注，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申报“红河梯田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提供了理论支撑，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梯田的系统研究专著，获200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被雕塑的群山》一书，在台湾出版，有较好的反响，台湾中央研究院、清华大学的学者撰文评论，给予较高评价。
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 任中心主任，开始进行影视人类学新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方面，发表论文《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理论框架》、《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影视人类学与云南文化强省建设》等论文;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对策研究》，参与组建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任副会长。影片拍摄方面，先后拍摄了《澜沧江》、《来自湄公河的考察报告》、《珠江》(6集)、《红土高原的穆斯林》(8集)、《红土高原的期盼》、《为了这方红土地》、《承诺与见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反歧视报告——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30年历史 60年追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发展纪实》(4集)等影视片40余部(集)，这些影视片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多部作品获得奖励。
自1990年以来，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院校开设“民族学田野工作”、“云南民族史”、“哈尼族文化“、”梯田农业生态”、“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等课程讲座，并担任云南大学马列部民族理论专业、云南民族大学艺术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访谈人：念鹏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工作人员。
访谈时间：201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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