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018年2月2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上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简称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文件还规划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云南省省长阮成发同志在201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及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为全面振兴乡村，实现云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指明了方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云南的特殊意义，云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云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等问题访谈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宝华研究员。郑宝华研究员是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是“三农”问题方面的知名专家。
郑宝华研究员与农户交流（右二）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郑教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云南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郑宝华研究员：对于云南来讲，我认为云南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充分和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将“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顺序作了对调。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对调呢?我认为对于云南来说，发展不充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不平衡更多的是由于发展不充分所造成的，这是我们理解云南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作这样的表述是有依据的，比如说，2016年云南省人均经济总量只相当于全国的58%，全国人均GDP为53980元，而云南只有32165元。我们云南民族地区是26114元，民族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8%，这就是一个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表面只是发展差距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因为发展不充分才会有差距。发展不充分还与我们国家当前大的政策有一定关系，全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43140元，云南是32812元，云南民族地区是30371元，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云南人均消费品总额只相当于全国的5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只相当于全国的76%，云南民族地区只相当于全国的70%。云南民族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全国差距就更大了，表面上农民收入的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在拉大。2017年，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32元，云南是9816元，与全国相差3570元，2016年只是3343元。所以说，这是个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云南农业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业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发展不充分;第二、农业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多功能发挥不充分;第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在这样一些不充分的前提下，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我可以用两组数据来说明，一组是我们的土地产出率很低，另外一组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从土地产出率来看，我们每亩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80%。如果按照每亩所创造的农业产值来讲，云南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5%。如果按照每亩播种面积的增加值来讲，云南只相当于全国的78%。我觉得土地的产出率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劳动生产率就更低了，大概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40%左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农业生产力本来就很低，却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云南整个农业的隐形失业人口规模比较大，平均下来，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就低了。2016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产值只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67%，全国的平均水平是2.2倍，所以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很重要的，如果二产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它不仅是农业的支撑，也是区域经济的支撑。今年阮省长在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硬性指标，今年云南省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农产值的比要达到1：1，这个任务很艰巨。过去五年每年平均才提高了1.8个百分点，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要提高33个百分点。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都知道，省里面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要怎样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轻工业的发展问题，因为省里面确定的八大重点产业都与轻工业相关。比如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食品加工业、旅游文化产业和物流业都与这些产业相关。我们要思考一下，未来如何让整个与乡村振兴产业相关的产业来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县一级，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县域经济战略。如果有的县没有太多重工业作支撑时，农业肯定就是重点产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农村依然是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场域，农业还是重要部门，农民的收入还主要靠农业，这是我们云南的现实问题。
前面我们分析了云南发展的不充分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云南发展不充分所带来的问题。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是57.35%，云南的平均水平是45%。这意味着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云南还有55%的人口在农村。2017年云南的总人口数要达到4800万，2016年是4470万，意味着云南还有2500万左右的人口是农民，这不是一个小数，所以农村依然是我们经济社会活动或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场域，农业依然是重要的部门。2017年，尽管云南一产增加值只占GDP总数的14.3%，但二产和三产增加值也主要来自于农村。有人会说，对于云南这样的地方，70%的GDP都是靠农村。这个数据可能估计高了一点，但是60%是有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云南的整个劳动力结构以农村为主，还有53%的劳动力在农村，全国不到30%。更为严重的是，从1978年到201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净减少了6800万，而云南却净增加了490万，这意味着人均劳动力所占有的资源减少了，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4%，因为云南二产三产不发展，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以我们某个州市或全省来讲，当我们一产的从业人口降低到全国平均水平时，意味着云南农村的劳动力只有800万左右，我们的规模经营在真正意义上就可以实现，但是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大概有1700万的劳动力还在农村，如果我们要推动规模经营，或者适度规模经营，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人认为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但我认为更进一步说是劳动力的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解决不了太大问题，关键是要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才是我们云南的真正出路。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郑教授，云南实施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是哪些？
郑宝华研究员：如果从工作的重点来讲，以下五个方面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第一是构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关键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尽快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从当前来讲，就是要构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四个优先，即人才保障优先，资源配置优先，财政投入优先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如果按照习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最重要的就是构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农业强起来，使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得到真正体现。否则如同习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表面上我们的农业很重要，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重要，要从根本上做到使农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和一个有奔头的产业，就要对农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所谓提质增效，要围绕质量兴农这一方向，真正地发展农业。如何对农业进行提质增效？怎样实现质量兴农呢？首先要改变农业的发展思路，把着力点放在农业的“小”、“精”和“优”上，这对于我们云南更好地发展农业是一个好的抓手，因为“小”、“精”和“优”正是云南农业的特色所在，这也是中央领导认为农业发展要靠“四化”的根本要求：第一是绿色化。云南农业发展的方向就是绿色农业;第二是特色化。发展以地方独特的气候环境和独特的种子资源所决定的特色化农业;第三是品质化。通过品质化来提高品牌的附加值，来增加产品的价值;第四是品牌化。有的人可能会说，品牌化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而“小”、“精”和“优”达不到品牌化的要求。我讲的“小”、“精”和“优”并不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生产规模上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经营方式的变革来实现一定经营规模意义上的“小”，这样的发展方式才能体现云南农业的特点，这样才能走出我们云南独特的发展道路。
第二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仅是从政策上实现城乡要素的均衡流动，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资本都是逐利的。要让城市资本下乡，就要让城市资本下乡有赚头，这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而不在于给城市资本提供更多优惠政策，这种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政策优惠已经用到极致，没有空间了。而要为工商资本到农村逐利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比如说土地转让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工商资本解决些实实在的问题，因为工商资本不在意给它提供多少优惠政策。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到农村去，土地转让不了，而这正是地方政府容易做到的。在土地转让方面，我们确确实面临很多政策限制，需要我们去研究。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我们的耕地承包期再顺延三十年。但是老百姓不理解政策，很多人还坚持：“我顶多给你经营十一年”，因为后面的经营权不知如何顺延。国家已经在政策上开口了，地方政府如果能配合做些前期工作，把政策解读到位，为城市的生产要素进入农村提供更好的帮助，在这方面，我们云南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云南目前土地的流转面积只占到我们耕地承包面积的23%左右，全国是37%，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州市县来讲，地方政府要为工商资本到农村创造好的环境，为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去开辟新的空间。
第三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认为当前应该通过农业现代化来带动农村现代化，再通过农村现代化来拓展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来支撑全面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的产业体系更加完整。对于我们云南来说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更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业，八个民族自治州中，只有迪庆州超过100%，现在是126%。其它民族大州，比如红河和大理，农产品加工产值只占到农业总产值的50%左右。红河州和楚雄州农业发展水平那么高，农产品加工水平为什么那么低?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体系不完整。从产业体系来讲，我们最值得去抓的就是二产的发展。还有就是提高生产体系的效率，尤其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的文章。原来我以为这对云南来说不是大的问题，仔细研究才发现云南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我们传统的一些农作物，尤其是一些产出水平非常低的作物，占我们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很大比例，尤其是在滇西片区，亩产值不到一千元。如果产值只有一千元，劳动力的成本都不够。但是要使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有吸引力的职业，不赚钱是不行的，所以国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花了很大力气降低玉米的种植面积，去年全国也就解决了一亿吨的库存。云南省的一些地方原来是种玉米粒的，现在改种玉米杆，将原来的生产方式转变成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将玉米杆用作饲料。我们现在引进这样一种企业，但却没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因为它的产出水平很低，这些企业即便是云南省农业中最大的产业，对于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来说，劳动力的成本都涵盖不了，因为它的产出水平很低。我们拥有那么好的资源，我们的产值却很低，所以要使我们的生产体系变得更加高效，需要将完善生产体系作为重点。
第四是经营体系更加有活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问题，这次的提法与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在叫新型经营主体，去掉“农业”二字，这意味着今后围绕农业提供服务的企业对农民的影响可能会更重要。或者说得更直接点，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社会化服务方面的作用会变得更重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问题，专门强调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来降低小农经营成本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比如以农业托管的方式可能就是非常有效的运作方式，中间的重要环节都通过社会化服务来降低劳动力的投入。在农业种植中，劳动力投入如果算成本的话，一般占40%-70%。如果通过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能够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农业的效益更加显著，所以要求我们的经营体系更加有活力。未来的着力点不在于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在于培育一些确实能给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包括农机服务社，我觉得这种形式才是我们今后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去农村，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对企业来说存在很大风险，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土地的租金越来越高。这两年土地租金每年都以15%的速度在增长，土地租金会占生产成本的10%-20%，这正是利润水平。如果我们走这条路，就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通过土地流转这条路问题越来越多的症结所在。对于小农来说，尽管土地没有起到太大的社会保障功能，但是土地还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这种趋势不会越来越淡化，而只会越来越强烈。因为随着食品安全不断受到城市居民关注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农村居民的关注。农民也希望种植自己想吃的东西，这是一个新的趋势，这种观念会越来越强。社会化服务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大家会说，美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才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3%，但是美国还有百分之十几的人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所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提法非常好。我们未来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是如何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找到小农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联系点。
第五是以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这是关键，过去云南的农业发展，一产是独立的发展部门，没有得到二产三产的支持。云南从产业结构上来讲是“抓了一片烟，丢了一片天”，云南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优势，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当然，这不是在批评我们的政策不对，而是说云南到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最关键的就是竞争力，三产的融合是提高竞争力的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三产融合最终就是要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从这样一个角度讲，三产的融合发展就是要发展多种类型的产业融合模式，从而使一二三产业能够实现全面的产业融合发展，使产业链和价值链得到延伸。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二产业和一三产业的融合，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来讲，一三产业的融合背后还有民族文化资源做后盾。也就是说，通过一三产业的融合，使我们的农业本身不仅具有提供农产品价值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农耕文明的功能。使农产品的价值除了有产品价值本身外，还有吸人眼球的价值，这样，农产品本身的价值也就转化为新的消费价值，它所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附加值也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对于民族地区来说，一三产业的融合更重要，更有前景。如何使民族地区的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得更好呢?比如说以旅游为主的县，可以通过乡村旅游和农业观光旅游来拓展整个旅游的空间，所以多种产业的融合模式，特别是一三产的融合是我们民族地区比一二产业的融合发展得更快和转型得比较快的产业，因为发展一三产业我们有着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者社会基础，做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郑教授，云南实施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有哪些？
郑宝华研究员：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认识上的偏差。我大概总结了以下这几个方面的认识偏差，是我们在抓乡村振兴时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就是所谓的乡村振兴就是把产业做好就行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不在少数人，如果乡村振兴只有产业的话，那把产业做好就行了吗?答案是根本不行的。首先，乡村振兴没有其它方面的综合配套，乡村本身振兴不了;其次，即使把产业做起来了，乡村也不一定是个美丽宜居，治理有效，人民幸福感很强的村庄。比如说，乡村之间的差距很大，治理靠恶人，能算美丽乡村吗?所以说，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重点，但不是唯一，对于我们有些地方，甚至不是重点。
第二个认识上的偏差就是做几个示范点就可以了。乡村振兴不是去锦上添花，不是去做几个示范点就行了。乡村振兴需要我们整体奋力推进，循序渐进，不是做几个示范点就可以，新的示范点，会制造新的不平衡。
第三个认识上的偏差就是乡村振兴是某一个部门的事。乡村振兴，有的州市是发改委牵头，有的是农业部门牵头。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和扶贫攻坚一样，由中央统筹，各省负总责。所以乡村振兴肯定不是只由一个部门来抓，因为它涉及的部门实在太多，需要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
还有就是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可以慢慢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会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现在很急，都希望跑在全省前列，成为全省的示范点;另外一种倾向是乡村振兴要到2050年，不要着急，可以慢慢做。这两种倾向都有失偏颇。
当然，结合现在整个大的趋势，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就是规划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规划了三个发展期：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第二就是要兼顾五个方面。每个地方按照当前的形势，应该有所不同。
第三就是多规合一。乡村振兴规划与其它规划不同。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从方法上来讲，我认为可以采用传统自上到下的方法与自下而上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自上到下的方法，重点解决的是资源供给的问题，包括政策的供给;自下而上的方法，重点解决的是老百姓的需求问题。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把供给和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规划才能更切实际。
第四就是要尝试有效的推进机制。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可探索的资金保障机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长效的投入保障制度。往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投入保障只提机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投入保障制度。作为制度，首先要有约束性，其次要有长期性。而机制，可以根据经济状态做适当调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和社会广泛参与，值得认真思考。
我想重点分析一下财政优先保障的问题，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专门的阐述。习总书记指出：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融资机制，拓宽资金的筹措渠道，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投入保障格局。财政优先保障有两个层级：中央财政需要继续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快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地方财政要加大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支持。也就是说，财政的投入重点是在基本公共服务上，而不在产业上。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要特别重视盘活农村的资源资产，拓展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
第二、可行的资源动员机制。既然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那社会资源怎么撬动呢?我觉得尤其要关注农民的资源。我认为开远市过去推行的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尽管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多做法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去借鉴的地方。比如，开远当年提出公共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的推进方式，就是现在我们乡村振兴需要做到的。还有就是通过财政奖补政策，调动老百姓的资源。开远过去在新农村建设上财政的投入是7亿元左右，但是撬动了老百姓30多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十年前开远市能做到的，现在我们全省多数地方都能做到。所以在资源动员上，特别是政府资源的公开、公平竞争性的使用，应该作为重要的机制来推。给大家一个公平的起点，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参与，谁积极支持谁，不积极的不支持，把老百姓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反过来治理才可能会更有效。这是我结合理论和调研得出的基本认识，这些方法现在可以推进，但是随着实践的丰富，会有越来越多好的机制和做法需要总结，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