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在明晚期一问世，就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因其惊世骇俗的性行为描绘，被目为“淫书”而屡遭禁毁，直至清康熙年间，徐州才子张竹坡独具慧眼，第一次对《金瓶梅》进行系统研究，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奠定了后世“金学”的基础。有清一代，尽管有张竹坡鼓吹在前，后继者却寥寥无几，而且在研究形式上多以序跋、评点为主，缺乏理论批评的深度。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撞下，《金瓶梅》研究始呈崭新气象，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单篇专论的大量问世，同时在内容上也逐步走出以简单的价值评判代替学术研究的限囿，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见，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肇始期金学开拓者的勇气。

纵观二十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走向，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本世纪初至1949年，是《金瓶梅》现代学术研究的开拓期。以吴晗、鲁迅、郑振铎等为代表，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和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进行新的审视和阐释，历四十余年之久，成绩颇引人注目。第二期从1949年至1976年，是《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冷落、海外热闹的时期。由于屡次政治运动影响，国内金学比之其它领域的文学研究，更被视为畏途，研究陷于停滞，二十七年间只有十余篇文章发表，鲜有拓进之作，几无争鸣之声。而在海外汉学界，这一时期却成为金学成果的高产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力作。第三期为1976年至今，是《金瓶梅》研究在海内外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争鸣不绝，论战激烈，对《金瓶梅》的思想主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审美价值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金学”蔚成热潮，成果斐然，大有与海内外显学“红学”争鼎之势。

《金瓶梅》研究有“瓶内”、“瓶外”之说，“瓶外学”乃指小说文本以外的作者、版本、源流之考证求索，重在文献研究，本文所谓《金瓶梅》文献学，即此。回顾百年《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现当代学者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在考证小说作者，探讨版本流传，求索小说源流时，爬罗剔抉，披沙见金，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使《金瓶梅》文献学研究成为金学中最为丰盈充实的一片沃土。本文拟先从横向的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然后结合纵向的三个时期，对二十世纪的《金瓶梅》文献学作一梳理，鉴往知来，以期对二十一世纪《金瓶梅》文献学建设以及整个“金学”

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者研究

世纪之初的作者研究以现代学者的“破王世贞说”肇始其端。由于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出“嘉靖间大名士”一说影响殊广，“嘉靖间大名士”人选遂被依次提出，其中流行最广则为嘉靖年间的王世贞。此说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首倡，谓王世贞父王忄予因献“清明上河图”赝画而构罪严嵩父子，后被杀，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严世蕃以投其所好，小说寓意严氏父子，揭露其丑行。又于书页敷上毒药，毒杀了严世蕃。尔后张竹坡即以此演绎为“苦孝说”，一时流行于世。进入现代之后，此说为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学者所否定。1934年1月，吴晗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著名长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以极其严谨的考证，证实历史上的王世贞父并非因献赝图死，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由此廓清了萦绕于《金瓶梅》之上种种传说的迷雾，有力否定了所谓的“寓意说”和“苦孝说”。

吴文进而指出，《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官，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能用当地方言写书。另外，吴晗还考证出《金瓶梅》应当作于万历十年至卅年之间，所以作者也就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除吴晗外，否定王世贞说的还有鲁迅、郑振铎、王采石，姚灵犀等，一时之间，“王世贞非《金瓶梅》之作者”庶几成为定论矣。

1949年之后，金学研究迈入了第二个时期，但为特定的政治环境所限，学术界未能对现代《金瓶梅》研究的得与失做一番认真的总结，金学研究刚刚启动，又被匆匆搁浅。可以说，1949年至1976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只是在“评红”、“批水浒”、“批孔”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怪异结合的运动中，呈现了一派畸变的热闹风景，真正的学术遭到冷落。《金瓶梅》研究在中国内地成果寥寥，便是明证，在这二十七年间，唯一的一次有关《金瓶梅》的争论是围绕《金瓶梅》的作者展开的，这次争论开启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一个话题，对后来者影响较大。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产生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此说一出，即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金瓶梅》之所以称为“词话”，其中又多说话人的语气和词曲，是因为最初小说由于发展的局限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只是个开端，但当时学术氛围不可能将论争引向深入，真正的激烈论争要迟至八十年代以后。

1976年后思想解禁，学术逐步走向繁荣，《金瓶梅》研究获得新生，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开展的作者争鸣更使它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面对“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一金学的最大谜团，新时期的研究者多方求索，严谨考证，并进行极其激烈的论战，其参与者之众，求证材料之细，持续时间之长，使得前二时期的作者研究无法望其项背。迄今为止已发表考证、综述论文计百余篇，提出作者人选凡五十余人（包括未坐实某人的）。

在清人首倡的“王世贞说”遭到现代学者否定近半个世纪之后，朱星再倡此说，他于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金瓶梅考证》和《〈金瓶梅〉作者是谁》二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另一学者周钧韬在其专著《金瓶梅新探》中亦支持此说。1980年徐朔方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李开先说”，此说的支持者有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以及日本的日下翠等，青年学者卜键还于1988年6月出版了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对此说作了系统的总结。1982年，张远芬在《徐州师院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作者新证》等文章，提出“贾三近说”。黄霖则在1983年第3期《复旦学报》上首倡“屠隆说”

，有魏子云、郑闰、李燃青、吕珏等支持此说。另外，1988年《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发表鲁歌、马征的论文《〈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提出“王稚登说”。以上合之为《金瓶梅》作者“五大说”。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而有力的驳论，以致于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争论肇始于前文叙及的潘徐之争，八十年代初期，支持潘开沛的有徐朔方、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学者，其中以徐朔方主张最为有力。徐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和《〈金瓶梅〉成书新探》二文中，力主“非个人创造说”，而认定《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

这一派观点在八十年代后期有所变化，蔡敦勇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何以难解》，周中明的《从语言文字看〈金瓶梅〉》话本特色——兼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等论文认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基本上未经刻书人和其他文人的修改润饰”。而刘辉、傅憎享则认为，成书的《金瓶梅词话》未经文人加工写定，而直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印才意味着写定的最后完成。在论争的另一方，率先对徐梦湘的观点进行补充论证的是杜维沫，他于1980年3月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反对潘开沛的集体创作说，认为《金瓶梅》若是集体创作的话本，为何在当时不见流传？从此说的还有朱星、李时人、鲁歌、马征、周钧韬以及美国的浦安迪、日本的日下翠等学者，大多从《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出发，进行颇为有力的论证，这项争论至今未取得统一的意见。

新时期以来，《金瓶梅》作者研究蔚为热潮，人们相信，发现《金瓶梅》作者将如世纪之初考定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一样给人们带来惊喜和崭新的研究视野，为此，学术界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版本研究

《金瓶梅》版本研究是二十世纪《金瓶梅》考证中的第二个大问题。其在本世纪的最初兴起，乃得力于出版界的有力推动。早在1916年，存宝斋出版了《绘图真本金瓶梅》铅印本，此为《金瓶梅》的第一个删节本。1926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又排印出版《古本金瓶梅》，流传甚广。而真正促成了现代中国出版和研究《金瓶梅》热潮的，则是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区别于通行的崇祯本的“金瓶梅词话本”，词话本的大量印行引起了研究热。最早专论《金瓶梅》版本者为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继之者有佚名的《〈金瓶梅〉版本之异同》，此文由姚灵犀收入其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金学研究集《瓶外卮言》，于1940年由天津书局出版。以上二文可视为对当时《金瓶梅》出版热潮的有力呼应。后文列出三种主要版本：一为词话本，名《金瓶梅词话》，从山西介休购得，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影印百余部，并配以通州王氏所藏崇祯刻本图像，合为完本。二为张评本，即第一奇书本，首有清康熙乙亥（三十四年）清明谢颐所作序文。三为古本，名《古本金瓶梅》，原小玲珑山馆藏，后王仲瞿得之，由上海卿云书局铜字排印。除此三种外，另有四川木刻小本、苏州木刻大本等。该文对三种版本作了比较，认为张评本“内容较词话本为少，而整齐简练差胜”。古本改动最大，亦最劣。

在第二时期，中国内地的版本研究较之作者研究更为冷落。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海外金学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据记载，《金瓶梅》早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年间（1688-1704年）已传至日本，而《金瓶梅》之传入西方是以巴赞(L·Bazin)的法文作品《武松和金莲的故事》（相当于小说第一回）为最早，见于1853年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此后，遂有海外学者研治《金瓶梅》，其中又以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为多。检视五六十年代海外《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诸多成果，美国学者韩南的《〈金瓶梅〉的版本》（注：所据为包振南译稿《〈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的第一部分），无疑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撰述。韩南的版本研究极为细致深入，他将视野所及的版本分为三类：A版、B版、C版，各指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评本。

A版现存三种：A[,1]原北京图书馆藏，现藏美国的《金瓶梅词话》，A[,2]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残本《金瓶梅词话》，A[,3]日光慈眼堂藏本《金瓶梅词话》，韩南认为A[,1]版本较早，A[,2]、A[,3]为A[,1]版的重印本。B版包括B[,1]王孝慈藏残本，B[,2]北大图书馆马廉藏本，B[,3]天理中夫图书馆藏本，B[,4]内阁文库藏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九个版本和一部刻印本的手抄稿本。C版韩南未作详述，仅指出此类版本的共同特征。在该文中韩南还详细比较A版与B版，对沈德符所言的五回补刻文字，A、B版前几回的窜改和亡失章节等均作考述。由于海外图书资料查检系统比较先进，韩南所见的版本资料相当丰赡。

在第三时期，《金瓶梅》的版本研究也获得全面展开，内容包括版本介绍、初刻本时间、评点本研究诸方面。在五六十年代，由于特定政治环境影响，海内外汉学研究久成隔阂，不通消息，当八十年代初我国学者开始版本研究时，信息滞后，所据仍是民国学者之成果。朱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载其专著《金瓶梅考证》）列出了孙楷第所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所记五种版本：《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新刻绣像金瓶梅》、《张竹坡评金瓶梅》、《古本金瓶梅》等，颇为粗疏。在朱星之后，滋阳、刘辉、鲁歌、马征、李时人等都对版本情况做了研究，其中以刘辉成就最著，刘辉著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一书，其中《金瓶梅版本所见录》与《金瓶梅版本考》为版本研究的重要著述，刘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有价值、有影响的十四种主要版本，对这些版本的版式、序跋情况、有无回评和图像等多作著录，并有按语，对版本的刊刻时间、付刻所据本子也作了认真探求，可谓是《金瓶梅》版本研究之集大成者。

在新时期，版本研究的逐步深入主要表现为围绕初刻本时间和各种评点本展开了考证和讨论。关于初刻本的时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是1610年。在七十年代末，朱星对这一说法给予论证，并认为在1610年的初刻本后还有一续刻本。朱氏假定为1615年。此二说的推断均依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载：“马仲良时榷吴关”，但因没有对此进行具体考证，导致推断失误。台湾魏子云通过考证得出，马仲良榷吴关为1613年，初刻本的问世是在马仲良榷吴关后的“未几时”，故决不可能是1610年。

在初刻本时间诸说中为较多研究者所接受的是“1617年”说，马泰来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发表《麻城刘家和〈金瓶梅〉》一文倡导此说，后李时人的《谈〈金瓶梅〉的初刻本及补证》和周钧韬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加以补充，认为初刻本出现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之间。

此外，张远芬提出“1613年说”，邓瑞琼则认为是1614年。

评点本包括崇祯评点本、张竹坡评点本、文龙评点本。崇祯评本研究以黄霖、刘辉、王汝梅为代表，黄霖于1983年发表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对崇祯评本做了初步介绍，并对其所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是专门研究文章中较早也较全面的一篇。对张竹坡评本的研究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张氏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对张评本的一般性评述和深入研究。1985年侯忠义、王汝梅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即以张竹坡评点为主。后陈昌恒整理出版《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吴敢著《张竹坡与金瓶梅》。较早的评述文字是1981年王汝梅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的《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而陈昌恒的《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俞为民的《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田秉锷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文化审视》等一系列文章发表表明了对张评本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文龙评点本发现较迟，目前只有刘辉的《略谈文龙批评〈金瓶梅〉》，《文龙及其批评〈金瓶梅〉》，孙蓉蓉的《文龙的〈金瓶梅〉典型论》等几篇文章关注这一论题，因而有待深入开掘。

三、源流研究

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相比，《金瓶梅》的源流考索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清代已有学者认识到，《金瓶梅》作者在其小说中征引或袭用了前人和同时的大量素材资料，但始终未有学者对此作细致研究，现代学者对《金瓶梅》溯源研究主要是小说色情描写成因和小说中文学史料的研究。1930年10月，三行发表的《金瓶梅》一文正是一篇从文学的源流来探求《金瓶梅》色情描写成因的专论。作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金瓶梅》视为“时尚”的产物，显然是正确的，但“不注意他的历史上的渊源，则似乎未当”。该文指出，《金瓶梅》一方面与淫靡的时风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有“古已有之”的先例前作做它的蓝本，三行认为宋人平话《海陵王荒淫》即是《金瓶梅》的重要蓝本。其后，郑振铎在《〈金史·后妃传〉与〈金主亮荒淫〉》中也提出相似观点。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可知，影响《金瓶梅》的并非一《海陵王荒淫》，而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某股潜流发展至一定阶段，再加时风浸染的必然结果，但三行、郑振铎之撰述首次启此考求途径，对后来研究者影响颇大。同时期《金瓶梅》溯源研究的另一倾向是出现了以吴晗、赵景深、冯沅君为代表的史料考索派。其中对《金瓶梅词话》中的戏剧史料研究用力最深者当推冯沅君，冯氏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从《金瓶梅》所提供的史料出发，细致判别各类文学史料的来源，作了较为系统的辑录，并认真考察了小说所反映的明代戏剧发展状况，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例如第五节，冯氏胪举分析了《金瓶梅词话》里提到的《韩湘子升仙记》、《西厢记》等十种剧曲，并由小说中演剧描写推断出：明代中叶，北剧衰微，南戏勃兴；“戏剧与杂耍合类”，传奇和杂剧同时有人搬演等重要结论。

上溯其源而下探其流，在对《金瓶梅》的传播影响进行研究时，现代学者主要关注《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姚灵犀的《〈金〉〈红〉脞语》和痴云的《〈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多侧重《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而在两书的价值比较评判中，郑振铎的《长篇小说的进展》，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等论文都表现出贬《红》拔《金》的倾向性，其中溢美偏爱之词多可商榷，但在彼时，对于重新认识评价久遭贬抑的《金瓶梅》却很有启发意义。

在第二个时期，《金瓶梅》的源流研究与版本研究一样，表现为内冷外热，海外研究者仍以美国韩南成绩显著，他的《〈金瓶梅〉探源》是以冯沅君的《〈金瓶梅〉中的文学史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集大成之作。徐朔方在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它所收罗的材料极为详备，只有集海内外著名图书馆的收藏才能做到。作者甄别资料的审慎客观的态度足以和最好的学者媲美。”韩南对于“探源”的完整理解，乃是包括了作品内容的揭示、创作心理和文本意义的探索等多个层面，较之一般探源研究远为深入。全文共分为八题，即：一、《水浒传》；二、白话短篇小说《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等七种和公案小说《港口渔翁》；三、文言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四、宋史；五、戏曲；六、清曲；七、说唱文学；八、结论。作者在文中揭示《金瓶梅》所借素材明晰可考的有小说话本十种、戏曲十四种、清曲（合套曲和散曲）一百四十种，还有宋史及其它说唱文学作品。韩南在对小说素材来源的研究中，往往对作者选择素材的动机和修辞效果等方面有独到的理解，韩南在论文的“结论”里写道：“《金瓶梅》的作者无视文史学家对各种体裁判定的分界线，不论是正史、小说、戏曲，也不论是长篇、短篇，只要与作者的想象力相近，都在录取之列。作者还从当时流行的口头文学中吸取某些技巧，表现了他借用传统手段的愿望。小说是作为读物提供给读者，而不是演唱给听众，由于《金瓶梅》如此出色地接受了多种文学形式，尽管作了大量的借用，它仍然超过前期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该看到小说作者为使抄录来的段落满足自己的创作意图所作的改动。只有分析出哪些引文不得不改动，哪些改动后来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未达到引导出给读者所期望的东西时，我们才能探索出这部小说的独创性。”由此可见，同是对《金瓶梅》中史料进行研究，韩南与冯沅君的撰述却不相同，如果说，冯沅君是从文学社会学或文献史料学的观点出发，那么韩南则更多是以小说修辞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视角予以观照，可谓各擅其长。

自1976年至今，《金瓶梅》源流研究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溯源研究方面，其主要景观表现为中青年学者推波于前，老一辈学者助澜其后。一些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总结性的研究专著，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的《〈金瓶梅〉诗词解析》等。韩南的《金瓶梅探源》迟至八十年代始被译介至中国，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即是对韩文的全面发挥。周将素材来源归纳为宋明史实、《水浒传》、话本拟话本、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等五类。至于该书修撰体例和目的则正如作者所说，“按《金瓶梅》的回目顺序排列，将《金瓶梅》抄录、抄改的文字一一指出，并与原始素材加以比勘，以求弄清楚作者抄录、抄改这些原始素材的目的动机及其他情况。每回中的每一个考证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瓶梅》原文；二、原始素材；三、考评。”周著中的“考评”就素材来源加以研究分析，探讨《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艺术才能、《金瓶梅》成书过程、时代背景等问题。纵观周著有两大特色：一为考证全面，周著以30万字篇幅，考证了250个问题，来源无分大小，均收录其中；二为论述独到，除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予以确认和补证外，在属周个人成果中，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此外，老一辈学者也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很见功力的溯源考证文章。如吴晓铃的《〈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和王利器的《〈金瓶梅词话〉与宝卷》都于史海勾沉，探幽发微，考证出许多有价值的新内容。

和溯源研究相呼应，这一时期的《金瓶梅》探流研究，也开辟了一方较为开阔的研究领地。其内容包括：《金瓶梅》续书研究、《金瓶梅》对《红楼梦》和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研究、《金瓶梅》的外文译介研究等等方面。《金瓶梅》的续书最直接地体现《金瓶梅》的深刻影响，《续金瓶梅》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黄霖、王汝梅、周琳、周钧韬等学者都对《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作了分析评价，周钧韬的《〈续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认为：“《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是为的论。

《金瓶梅》作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许多明清小说产生深刻影响。新时期学者所进行的《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上承民国学者研究之余绪，进一步拓展思路，把这种影响研究具体为两书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的比较分析，其主要成果有孙逊、陈诏的《〈红楼梦〉与〈金瓶梅〉》、蔡国梁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卢兴基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祁和晖的《青出于蓝——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王平的《〈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等等（详见拙文《〈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辑）。《金瓶梅》对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也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如《肉蒲团》、《儒林外史》、《歧路灯》、《林兰香》、《东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也都有学者揭示并论证《金瓶梅》给予的影响。正如前文叙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金瓶梅》即远渡重洋，被译介到日本和欧洲，几个世纪的广泛流传使它成为世界性名著，但对于外文译介的情况进行介绍评述，则是新时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才得以充分开展的。在这一方面，以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和《〈金瓶梅〉在国外续述》二文为代表，文中对《金瓶梅》在英、法、德、俄、匈、日、朝等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国外的《金瓶梅》译介动态。

回顾《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许多研究者呕心沥血，ｋūｋū＠②以求，在作者、版本、源流三大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极为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彻底否定了一些陈见谬说，澄清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金学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尤其是作者研究中，由于少数学者不甚求实的治实态度和较为单一的治学方法，从而得出一些草率的结论，并引发无谓的论争。对此，老一辈学者徐朔方曾作谆谆告诫：“《金瓶梅》考证要实事求是”，“金学研究不必太热，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这种告诫将是有益的。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献研究中，面对学术思想更新和理论的多元化，需要细致缜密的材料考证，也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中，应该结合对于文本的剖析和小说文化内涵的思考，使文献研究与文本、文化的研究得以相谐并济，从而进一步拓展金学研究的新视界。

（原载《文献》1999年第4期，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