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

　　明洪武十四年(1381)三十万明军征云南，仅用一年多时间便粗定云南。此时的云南外有强邻环伺，内有叛伏不定的众多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因此，建设强大的边防不仅是云南地区稳定，更是明王朝西南边疆稳定的关键。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强大的云南边防，可以西向侧翼西番，维系茶马贸易保证明军军马供给;东向则进入广西拱卫海防，策应海上丝绸之路。历经洪武、永历二朝，云南边防得以完成，这对明王朝西南边疆的稳定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边防指导思想

　　明初洪武、永乐二帝提出“守备为本”的边防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屯田练兵的边防保障措施，设计和规划的边防方略，使云南边防由“内防”到“内外兼防”成为攻守兼备的防御体系。

　　明军平定云南后，云南众多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并没有完全承认明王朝的统治，洪武一朝云南发生的叛乱竟多达十四次。这一时期云南边防主要是立足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内防”。如明朝对滇东、滇东北、滇西各地的平叛及相应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在平定大理后，明军迅疾攻占了滇西重镇永昌府(今保山市)，并建金齿卫驻军防守;在鹤庆路置鹤庆府，在丽江路置丽江府;在车里(今西双版纳)、平缅(今德宏)等民族地区设土司管理制度。永乐朝随着新卫所、府治城不断地向民族地区推进，以及明军完成由野战到镇戍的转变，边防的“内防”功能仍在强化。同时，随着土司制度的不断完善，云南边疆地区逐渐形成“十宣慰司、二御夷府”的格局。在靠近内地的边区，明廷大量设置卫所于其间，起到军事拱卫的作用;对于更边远的地区，明廷继承并发展土司制度，招抚各民族上层进行统治，更多地具有羁縻性质。

　　“十宣慰司、二御夷府”的设置，标志着在“守备为本”的边防思想下，云南边防由“内防”到“内外兼防”的完成。

　　边防军事指挥系统

　　明王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置五军都督府，在地方实行都司—卫—所体系。

　　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云南都指挥使司，简称云南都司。它是云南最高军事机构，隶右军都督府，建都司衙署于云南布政司西南(今昆明主城胜利堂一带)。云南都指挥使司长官为：都指挥使，负责掌印和统管云南都司事务;都指挥同知，负责督察屯田;都指挥佥事，负责领操。衙署内置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都指挥司下设驻各地的参将，如分守临元参将，驻临安(今建水县城);分守永腾参将，驻永腾(今腾冲市);武寻参将驻武定。统辖巡抚标、总兵标。如设分巡安普道、分巡临元道、分巡洱海道、分巡金沧道等;设金腾兵备道、临安兵备道、曲靖兵备道等;以及沾益守备、洱海守备、姚关守备等。

　　云南共领20个卫：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云南中卫、云南后卫、广南卫、曲靖卫、越州卫、平夷卫、六凉卫、楚雄卫、大理卫、大罗卫、洱海卫、蒙化卫、永昌卫、腾冲卫、澜沧卫、景东卫、临安卫。9个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安宁、宜良、易门、杨林堡、武定、木密关、凤梧、十八寨等;11个分隶于卫的守御千户所：鹤庆、永平、姚安、中屯、新安、镇安、镇姚、定远、定雄、马龙等。

　　都指挥使司统管云南军事，包括边疆防卫，重要军政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镇守，卫所屯田和募兵等，凡边疆有警和遇战事由都指挥使司会同云南布政司、按察司共同奏报和处置。云南都司的管理也具有边疆特色。从永乐年间开始，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归附，所设政区往往由云南都指挥使司直接管辖。如永乐元年春正月，“设者乐甸、大侯、干崖、湾甸、潞江五长官司，隶云南都司”，永乐三年秋七月，“设孟艮府，隶云南都司”，又改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这些军民指挥使司多冠以“军民”二字，是专门设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并领有实际辖区。其管辖有三类居民：由长官司统辖的少数民族，由军民司直接管理的军士、军余及家属，由州县管理的编户百姓。军民府体现的是一种地方自治方式，其官员虽多由土著担任，但无权控制驻扎在其境内的卫所军兵。明中期随着边疆形势逐渐稳定，都司所领政区逐渐改属云南布政司领辖。

　　边防工程建设

　　云南平定后，留置云南的征南大军必然由野战军转为镇戍军，以守卫四方。初期采取的是屯重兵于昆明、大理、楚雄、临安、曲靖、普安等军政要地。但是云南特有的地形、地貌及民族经济条件，决定了要维持长治久安不能简单地固守几个重点城市，而是要迅速恢复和兴建交通。通过交通线及其附属军事设施的建设，既便于与内地互相接应，又方便于云南境内各据点的互相支援。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入滇，即在所占领地区征发百姓开筑道路。规定道广10丈，以古法60里为一驿，每驿常例供马10到20匹，设马头、库子、馆夫等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云南开通驿路7200余里，其中马驿83处，里程5275里。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既连接内地又沟通全省各地甚至一些偏远地区的交通网络。其中恢复了元代通往内地的主干道。如普安入黔旧路(昆明往东北由贵州普安入湖南)、乌撒入蜀旧路(昆明至曲靖再往西北经沾益、宣威贵州威宁至四川)、建昌路(由昆明经建昌今西昌入四川的道路)和西路(由昆明到广西南宁的道路)。

　　在各地的交通线上，设置了负有军事功能的驿、堡、铺、哨和巡检司。明军初入云南立即在重要交通干线上恢复元朝站赤制度，即置驿站。这些驿站与堡和巡检司并在一处，成为严密的军事据点，更多地具有军事防御作用。云南平定后，对驿站的要求有增无减，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在云南除了恢复元代驿传外，又决定在交通干线上增置军堡，既保卫驿站还能与驿站一起担负驿传任务。这些军堡以百户所军事建制为单位驻守，堡的长官为百夫长，堡夫为军士。军官世袭其职，军士世役其事，所以堡的驻军就是世代定居的军户。此外，明初云南驿道上还常设铺舍，并有铺兵应役。铺与驿、堡性质类似，不过较之驿、堡，其人员要少;但是铺的设置数量多、分布面广，不仅设置在交通线主干上，还分布于各府州县之间相连的道路和支线上，除了承担递送公文外还有传递军事消息，进行军事防御的功能。交通线上还有负责巡逻和以瞭望的方式来观察敌情的戎卫设施——哨，哨又称哨戍。明初云南在重要交通线上设了很多军哨和民哨。通过哨的设置，建立了严密、完整的侦瞭哨探制度，成为边防预警的基础。在距离城镇较近的交通要冲处，还设有巡检司，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主要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巡检司的长官称巡检，所属差员称弓兵，来源于巡检司所处地方的住户;其职能初为查获逃军，以保持军队数量的稳定。后演变为盘查可疑人员，以维持地方稳定。

　　明初云南的边防工程建设，围绕重点城市及交通线，形成了一个由点及线再到面的多层次防御体系。

　　边防后勤保障

　　平定云南伊始，大军四处征战，其后勤补给模式主要依托后方基地向前沿逐级展开物资配送，这一方式不仅受限于战争期间云南与内地交通的不便，更加重了财政的负担。更多的时候，明军的物资补给采取就地取给，“资粮于敌军”以战养战的方式。随着明军的节节胜利，战线的拉长使粮草补给的问题更加突出。明军不得已下令由当地居民供应粮草，更有甚者明军还抢夺居民的粮食，“将各处守城寨官军若无粮用时，且将城寨不守，尽数出去会做一处，将那有粮蛮人都打了取粮用”，“日攻乌撒诸蛮，取粮为食”。这显然严重影响明军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不是长久之计。

　　当云南粗安后，明军通过大规模军屯、商屯来解决粮饷供给，这为边防后勤补给找到利国利民利军的合理模式。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占领云南内地，设云南左、右、前、后四卫以及金齿、曲靖、临安、楚雄、大理等卫。朱元璋谕沐英：“假使曲靖所下种子八百余石，验种得粮”，即证明此时已在曲靖卫开始了军屯。明洪武十九年(1386)，沐英上书“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开耕，以备储峙”。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建议，云南军屯便大规模地展开。中国历史上明代军屯最为成功，而云南尤为突出。明初云南卫所从洪武二十三年的十五卫一所，到稍后的二十卫三御十八千户所(共一百三十三个千户所);军屯广泛地分布于除一些边境御夷府州、土司地区外的所有卫所地区，形成了一套“兵自为食”的卫所屯田制度;不仅解决了边防的后勤补给问题，更对云南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云南的商屯也是后勤补给的一个补充。明初政府募盐商于各地“开中”，即由国家招募商人在一定的地方屯田，将收获的粮食折成盐价并运到指定的边地军队粮仓，以此换取官府盐场或盐井的“盐引”。例如洪武十四年，为解决征南大军的粮草问题，朱元璋“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再如麓川土司进攻景东后，金齿地区驻军为保证粮食储备，于洪武十九年(1386)恢复开中制。

　　正是在以粮为先、屯田自给的后勤保障思想下，明初边防后勤保障由依赖本土后勤支持转变为基本的自给自足。

　　边防是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明初云南从边防指导思想、军事管理体系、边防工程建设、边防保障等方面，建设了具有云南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边防体系。历史雄辩地证明，边疆只有稳定，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才有保证;国与国之间只有和平，才能更好地实现文明的互学、互鉴。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