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毛泽东特别强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史表明，调查研究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是做好“三农”工作的传家宝。

　　一、调查研究是关乎事业成败的关键

　　调查研究是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关键，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顺利推进，保证我们的工作尽可能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大跃进”运动在批评反冒进过程中发动起来。随着供给制的实行和浮夸风的盛行，农村刮起“共产风”，农村出现物资匮乏、供应短缺的严重困难局面。为了调整农村政策，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1961年，周恩来到河北伯延公社蹲点调查，走访几十户社员家庭，视察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公社商店，以了解商品价格，还亲自在一个农村食堂搞试点，推动了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解决;同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宁乡、长沙等地农村蹲点调查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先后召开20多次座谈会，并走访11个生产队，并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从中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迅速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陈云在上海青浦县的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半个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推动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此外，习仲勋长驻河南省长葛县四个半月135天，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先后向中央提交了11份调查报告，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贯彻群众路线等多方面的意见建议。这些扎实且深入农村的调研，为1961年党中央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推动全国走出经济困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公社逐渐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

　　二、调查研究是制定正确决策的科学依据

　　调查研究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才能促进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大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了对中国社会构成及社会变革力量进行科学分析，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和社会各阶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27年初，他花了32天时间，深入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县农村，步行1400多里，对农民运动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做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不是痞子运动，而是革命先锋”的判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确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体力行，并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他在北京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每天谈一个部，一共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三、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路径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之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先后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和1933年11月三次到福建上杭才溪乡，对才溪人民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科学总结，才溪乡调查用事实驳斥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论断，解决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要不要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能不能建设革命根据地、怎样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四、调查研究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智慧，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正式发布文件，设立调查研究机关，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当时著名的调查有林伯渠的甘泉、富县调查，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等。《固临调查》是其中较早进行的。1941年6月3日，延安雷电交加，安塞县的一位老农民赶集时，拴在木桩子上的驴被雷打死了，就咒骂毛泽东。毛泽东指出关键问题是要搞清楚群众的怨气到底从何而来。从1941年9月24日到11月25日，李卓然带领调查组成员赶赴距延安城100多公里、既靠近陕北又与关中交界的固临，走遍了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各个阶层的人都见了个遍，包括农村的二流子，一共持续了两个月，一部十万字的报告——《固临调查》完成。结合《固临调查》等系列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中央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最终解决了部队给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比解决根据地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消解了，一起帮助根据地渡过了难关。1948年，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强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

　　五、调查研究是开展“三农”研究的过硬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同时要求做调查研究要身至、心至。”作为从事“三农”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坚持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做到人到场、心到场、方法到场三个“到场”。人到场是要强调经常到社会实践中去，到人民中间去，杜绝走马观花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杜绝发布指令式调研。而心到场强调要带着问题去调研，带着感情去调研，带着向人民学习的态度去调研。我们所做的结论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是我们做调研的过程要保持对于人民群众的同理心;方法到场是指，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解决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我们还要解决为什么、怎么样、什么人受到了影响等深度问题，我们需要综合利用现有的各种科学方法，快速全面地掌握系统性的信息，培养独立的分析判断能力，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惟其如此，方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执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陈晓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