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云南地处中国西南端，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陆路大通道，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也具有以神祇为脉络的“神缘”优势。这使云南成为研究道教及其城隍信仰如何跨越国界、影响周边地区的重要窗口，随着此类道教神祇研究的深入，可以逐渐明晰道教走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历史。

　　关键词：云南;城隍信仰;碑碣;图像;入滇外国人

　　城隍信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古代对城池守护神的崇拜。据《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1]“城”指城墙，“隍”则是围城的壕沟，二者共同构成护城佑民的防御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城池守护神的崇拜逐渐与民间宗教、道教相融合，“其神天地储精，山川钟秀，威灵显赫，圣道高明”，以“佐道安邦，护城卫民”为根本宗旨，辅以“赏善罚恶”“救灾拔难”、矫正世风、匡扶道德之法，以促“国泰民安”“安靖和平”之祉，[2]形成了独特的城隍信仰。云南城隍信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并随着道教在云南的传播而不断发展，但目前缺乏云南城隍信仰的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碑碣、地方史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入滇外国人著述和图像等多种资料入手研究云南道教城隍信仰。由于城隍信仰也是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归属和文化认同，所以，同时挖掘城隍信仰这一独特“神缘”在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

　　一、云南道教城隍信仰的碑碣史志

　　据考证城隍文化源远流长，《北齐书》《隋书》等古书典籍中早有祭祀城隍出现神异、祈请城隍神护佑而获神助大破敌军保全城市等的记载，韩愈、白居易、李白等历史名人皆有祭城隍文。[3]道教奉祀城隍约始于唐代。唐杜光庭编定的《道门科范大全集》十四《祈求雨雪道场仪》中，即祈请“城隍社令，三界应感，一切神灵”。[4]城隍神作为祈雨利民的祭祀神，其主要职能是祈求风调雨顺、消灾解难，确保国家繁荣和百姓安宁。此为对城隍神祭祀和祈愿的较早记载。

　　城隍神本属自然神，自隋唐开始逐渐人格化，“正人直臣”即生前品行正直、行善为民的良善之人死后封为城隍神。《通典》卷一百七十七“襄阳郡”条引鲍至《南雍州记》称：“城内见有萧相国庙，相传谓为城隍神。”《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载：宣州司户死，引见城隍神，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到了宋代，这种“人之正直，死为城隍”的观念得到极大发展，各地城隍神大都有了姓名。《宾退录》卷八云：城隍神“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锡庙额，或颁封爵”。而且“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襄阳之谷城为萧何”等，极言城隍神之灵显。[5]此后，所祀之人愈多，明代自朱元璋赐封城隍神爵号，下令依照各级官府衙门的规模在全国各府、州、县建造城隍庙，其目的上“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不得幸免”，“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下诏封赐天下城隍神，因此“城隍之庙，遍于天下”，地方官上任伊始要先祭拜城隍神，城隍庙可视为道德教化场，这种用民间信仰为国家服务、“阴阳共治”的理念在明代达到鼎盛。[6]云南道教城隍信仰，目前所见较早碑碣史志记载多是明代初年。据天启《滇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云南全省各府地方官方祀典涉及的重要庙祠数量较多的是城隍庙22座、社稷坛21座、云雨风雷山川坛21座、厉坛21座等，[7]现收集有关城隍庙的碑碣50多通[8]，从《滇志》、碑碣可知今天的昆明、大理、保山、楚雄、曲靖、丽江、玉溪、临沧、巍山、建水、澄江、泸西、武定、寻甸、景东、元江、镇沅、永胜、鹤庆、姚安、广南、宁蒗等地均建有城隍庙，遍布全省。如：

　　大理城隍庙碑碣较早的是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立，监察御史荆州知府、大理人李元阳撰并书，杨慎篆额的《大观堂修造记》：在大理郡城西里许建“大观堂枕鹫峰，襟洱水”亦建城隍，[10]《滇志》亦载“城隍庙在府城内西南”[9]。大理古代城池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是由当时的右里卫指挥使周能在羊苴咩城范围内主持修建的，第二年都督冯诚又将该城加宽拓广。明清时期的大理古城一直是大理卫指挥使司、金沧道台署、大理府署、云南提督府、迤西道署和太和县治所在地，城隍庙始建于明初，在正统年间(1436-1448)知府贾铨重修，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元阳、乡官高昂等主持重修。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3)受损，光绪年间(1875-1908)重修。民国年间为警察局，殿内塑像被毁。[11]同时期的澄江城隍庙，据《滇志》载“城隍庙在府城东北”，[12]有明嘉靖年间倪霦撰《重修府城隍庙碑》[13]，倪霦的碑文从读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罗池庙的建庙传说-柳宗元生前能泽被百姓，死后化为神灵，阐述当时国家的制度，从京城到偏远的小城，没有不祭祀城隍庙的。城隍在一个地方的职责，与守令相当，阴阳两界实际上相互对应、密不可分。因此，凡是民间有灾伤疾苦，无不向城隍神诉说以求庇佑。

　　上述碑碣是城隍信仰从京城到边疆广泛推广的佐证。可见云南道教城隍信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积淀，通过碑碣等实物形式得以传承和记录。碑碣大多记录了城隍庙的修建历程与重修事迹，反映了当时民众对城隍神的崇拜与祈求，也包含道德教化以及精神慰藉等内容，以及城隍信仰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积极作用。

　　二、云南“省垣”城隍庙崇祀人神

　　明洪武十四年(1381)云南初定，黔国公沐英将明初著名的风水大师汪湛海请到云南堪舆云南府城，按照汪湛海的设计，将昆明城修筑为龟形，开六门，官衙庙宇精心布局，形势壮大、规模完备的府制城池，其中亦有城隍庙。

　　云南府“城隍庙，在府治西南(今昆明五一路与铁局路交汇区域)。洪武二年，令有司祭城隍，仍前代礼，府封威灵公，州封灵佑侯，县封显佑伯。三年改今称。庙三楹，中祀云南省都城隍之神，左祀云南府城隍之神，右祀昆明县城隍之神。左有官厅三楹，司、府、县新任官祭告，斋宿于此”。[14]这说明在洪武二年(1369)，云南严格遵循朱元璋颁布各府州县建庙供奉本地城隍神封号的圣旨令。

　　云南省都城隍之神是明代忠臣兵部尚书于谦，是有姓有名的“人之正直，死为城隍”的城隍爷。《明史》称赞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15]。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于谦何时、因何缘由被封为总督云南全省都城隍(忠佑王)有待考证，下文是清代刊印“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云南全省都城隍于谦”颁路票，这是一份难得史证。“路票”文字全文如下：

　　路票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云南全省都城隍忠佑王于，为给引事。照得滇省地方辽阔，人烟辐辏，每有枉死含冤，五行十伤，劫难伤亡，以及远年近时，他乡异域，一切无祀孤魂、冤鬼，或因关山阻碍，欲归难往，抑系冤怨未雪，隐匿为祟，有碍地方之鬼魂等。今本爵都城隍垂怜尔等，久羁异乡，无所归依，兹格外施仁，发给路引、盘费，令其还乡归里，勿再留恋，为此引给，远近无祀鬼魂，执照回家，所有经过沿途地方桥梁、路道、守土神祇验引放行，该孤魂亦不得籍端滋事，有干报禁，如实查究不怠。

　　须至引者。

　　右引给亡魂Δ准此。

　　天运Δ年Δ月Δ日给。

　　此引至本籍城隍处缴销。

　　总督城隍限定到日缴。[16]

　　“路票”抬头即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云南全省都城隍忠佑王于”的尊号，其内容主要是言说城隍神因垂慈怜悯这些孤魂亡人，特此颁发文书给亡人到冥府报道、或是返回故里可畅通无阻，不受到桥梁、路道、守土神祇的阻碍。

　　云南省垣的保护神于谦，明朝中后期，因对其忠节和清官形象的崇拜，在京师、杭州多地建祠庙祭祀，“民俗皆谓封为京师都城隍”“相传于忠肃杨忠愍相继为都城隍”[17]。是否辐射全国的京师都城隍有待史料查证，但为云南省都城隍神，清朝由官方对其进行正式册封，以忠佑王爵封公，并敕封为“云南总督城隍”，由此被民众祀奉，祈求他为百姓护城保民、消灾除患、督官摄民、惩恶扬善，护佑云南省垣安宁。

　　对于云南都城隍神的出现、城隍信仰和城隍庙建筑布局的历史记录，目前所见较早、较碑碣图像详尽的记述是罗养儒《省垣城隍庙之旧观》[18]一文：

　　省城都城隍，其神为明少保兵部尚书忠肃公于谦也。清以忠佑王爵封公，并敕封为云南总督城隍，盖以公生前立朝，其忠正刚直之气节，可上格天神，死必英灵不泯，以之治鬼，阴疆必理，此亦人世眷顾阴曹也。

　　省垣内之城隍庙，实规模宏大，堂殿楼屋颇多，鬼神塑像愈复不少，诚一伟大之建筑也。以论是处地场十分宽阔，云为汪湛海筑城时，即指定是处而作斯庙。盖以是处为五华山右支山脉，于是处起阴突，伸至抚署地位，然后起顶开面。故以城隍位于阴突上，而图地方之宁靖。······

　　庙有左、右大门二，位于今之劝业场街口，门与墙俱涂红色，大门内系一敞坝，因而有一切营小吃食业及营香烛业者，便藉地搭棚于两边之墙得下，复有张伞盖以蔽风日，而支吃食摊于空地上者，时则不止有二三十人在此营业也。前进而升阶数级即为二门，门之左右望有神马两匹，有神将牵之，马则身长至丈，昂首面立，高至七八尺，望之，马肃肃而人赳赳，生气勃勃，是成于能手也。二门后面，有小神殿二，分左右而设。所奉之神，传云为明代之某乡约与某保正，俱大有功德于是时之闾里也，故塑其像而祀之。”

　　二门内又系一空场，凡售医、卜、星相术者、俱麋集于此空场上，场之东畔有群房五六间，为庙中道士丹房;西有群房一联，为仪仗乐库，再进为庙之戏台，台下通出入，台上悬一匾，为某名人手笔，文曰“也有今日”。度过戏台下为一大坝，上即庙之正殿，殿如王者制，庭前有阶有墀，墀内陈一大铜香炉于正当中。殿上塑城隍像，高及丈，具明衣冠坐于龛内，傍侍牛头、马面、判官、鬼王等十二像，均高至丈，殿宇虽系三楹，却十分宽大。殿悬木刻匾极多，且多属名人手笔，中有二额：一书二“彰善瘅恶”四字，为云贵总督许弘勋书立;一额为“履地戴天”四字，为大理府知府宋湘手笔。又檐前有一长画，字体极大，每字约逾二尺，文为“阴理滇通”四字，为宜良陈达所书，真铁画银钩，体近于颜，气魄则维壮极，匾上自印一章，文曰“古来大字几人能”，此亦非侈语也。惜哉!此一些名人手笔，均归于炊下矣!至于对文，大都为劝善警恶之作，如一联云：“怎大胆敢来见我，快回头好去做人。”传为周于礼所书，又云为钱沣所书，未知孰是，而字体则近米也。······

　　大殿之左右两边，各有配殿三楹，左为府城隍殿，右为县城隍殿。座上塑神像，亦甚伟大，傍侍判官、胥吏、鬼吏等像各在十余，一一俱高大如人，正殿之东西两廊曰七十二司，实则三十有六耳，司各有名，·······

　　两廊之三十六司，每司俱上坐一司官像，列侍于其左右者有四像，此亦如今之人世间，凡一政治机构内，必置有一高级长官，下则设置若干员秘书科长等，是阴阳同一体也。司官前之地面上，则塑出种种故事：有塑施棺施米之善举者，······总之，庙中塑陈之一切含欺带骗，亦哄亦诈之恶果善因，无非策励善人及警惕恶人，意在补助法律之所不及，岂有他哉!

　　三十六司之两转弯处，塑有黑白两无常之偶像，是庙中香火最旺处，此两无常俱是铜铸金身，高大犹强于吾人身材。滇人于鬼神方面，每喜作无来由之附会，称西廊白无常为汉人二老爹，称东廊黑无常为□□二老爹，”······“在朔望两日，跪拜于地者恒肩并而足齐，且自朝至暮，毫无间断，而又有来挂匾者、来换袍帽者、来装烟者，中以装烟为最有趣。装烟者，买庙中纸烛铺所做之纸烟杆一枝，卷草烟一筒。安于纸烟斗内，燃之以火，放于二老爹口中。在形式上是使其衔之，其最趣最妙处是草烟卷不熄，烟嘴中自有烟出，亦若二老爹真能吸其烟者。

　　娘娘殿在正殿东边，由府城隍殿后转人，是处有殿宇二座，一为娘娘殿，一为张仙殿。······

　　正殿东头又另有一院，曰清官堂。堂为三楹，座上塑列汉唐以来，大有功德于滇之名宦名将计三十余座。第一座即诸葛亮、次为李德裕、又次为赛典赤·瞻思丁、傅友德、兰玉、沐英、沐晟等，入清代则有鄂尔泰、福安康，陈宏谋、伊里布、林则徐、潘铎、劳崇光、岑毓英等，尚有其它，以未能记忆也。

　　云南城隍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多信仰特征，城隍神职从“城池守护”扩展至“阴司监察”，形成与阳间官僚体系对应的“冥府行政系统”，不仅是百姓对官员廉洁奉公的憧憬，城隍庙作为历任官员上任都要前来拜祭的地方，这也是对历任官员具有“赏善罚恶”的监察功能和无形的警示与勉励。

　　正殿后面又有一重殿，殿为三大楹，内奉城隍行身，坐于椅上，身体却高大过于常人，凡城隍出游，即将此身置于轿内，城隍每年出游三次，一清明节，一七月中元节，一十月一日，都名为城隍出巡，城隍之身右，有城隍娘娘像，凡城隍爷爷出入时，按其座下机括，娘娘即能起立，盖由当时之灵工巧匠所制，故能如此海运，此殿则名寝宫，言为城隍之寝息室也。城隍与其娘娘之身体，都是用檀香木雕成各部，然后斗成整个身体，而两俱有内脏。城隍娘娘只不过金心银胆，城隍爷之内脏则宝贵矣，心是一大团桃红碧玺镂成，胆是一团翠玉，两个眼珠是两颗等于鸡蛋大之蓝宝石，闻此为昔时缅甸王之所献。

　　罗养儒早年曾任滇越铁路局局长巴杜(Padoux)的法文翻译，1915-1917任《中华民报》《中华新报》主编，1923-1927年创办《微言报》，自任主笔。后自办安全火柴厂、电机碾米厂，1939年后从医并著书，1949年后曾任云南省文史馆馆员。著作甚丰，今云南省图书馆古籍善本库藏有罗养儒手稿五种：《瘦香馆诗录》《瘦香馆咏史录》《红楼题咏》《南窗随笔》等，《纪我所知集》原书20卷，分装18册，他博访周咨，拾遗补缺，记述周详，《省垣城隍庙之旧观》即可窥见一斑。这可与方苏雅、威廉·埃德加·盖洛拍摄图像相互印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学者、记者、外交官、商人、军人等纷纷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进入云南，或从内地经云南走向周边，并留下了大量与云南有关的研究著述[19]。可谓是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云南宗教历史。

　　三、云南“省垣”城隍庙的兴废

　　云南“省垣”城隍庙自洪武二年(1369)兴建，后经历了多次修缮。据清康熙年间云贵总督王继文撰《重修云南省城隍庙碑记》可知，因战乱、匪盗等原因，至清初城隍庙受损严重，康熙二十年(1681)，王继文擢任云南巡抚，见省垣城隍庙倾颓，于二十二年(1683)，将断壁残垣进行“荡平”，其间因“诸务待举”重修工作被搁置。后“余复膺命抚滇，见庙之倾圯如故，不禁慨然曰：方今国家厘定祀典，百度维新，而令兹庙废坠，可乎?适上民募金修理重建前轩。余特捐俸倡率，而在省文武亦各欣然乐助”，二十八年(1689)再次修葺得“翚飞鸟革，轮奂辉煌”，无不焕然一新，“余思夫神也者，民之主，与天子之命，更同功者也。兴学校、课农桑、厚风俗，以佐一平者，吏得而主之。顺五气、和阴阳、时风雨，以助王化者，神得而主之。贤奸不并立，吏之喜怒分焉。而冥冥之中，神巳先为黜陟;吉凶皆自召，神之好恶判焉。而昭昭之地，吏即合乎劝惩，是阳反操神之权者，吏也;阴持吏之柄者，神也。吏数岁而一易，神历久而长存，吏之流泽有书，神之锡福无穷。宜乎牲牷肥腯，入庙告虔;岁祀馨香之勿替也。况神为省会司命，声灵赫濯，有以震摄乎全滇。维新庙貌之举，所当与时俱永，非徒夸壮丽”。[20]

　　清朝又经历三次重修，嘉庆八年(1796)在城隍庙内兴建了“祀阵殁官兵”的“昭忠祠”。道光十二年(1832)，知府董国华主持重修;光绪元年(1875)，云贵总督岑毓英主持重修;光绪十一年(1885)，知县鸣泰续修。不晚于道光年间，昆明地区城隍庙已成为一庙三城隍的都、府、县城隍同庙奉祀的规制，“曰城隍庙，在威远门内，庙三楹，中祀云南布政使司都城隍之神，左祀府城隍之神，右祀县城隍之神”。[21]清末民初有李元龙、李明清、杨智聪、邓教坤等多位著名道士曾在城隍庙居住修行。

　　昆明重九起义后，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思想推广，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令巡警局对城隍庙内部分泥塑神像进行拆除，庙里的铜质神像、香炉、香鼎等，一律送钱局街的云南的造币厂改铸钱币。木质城隍、城隍娘娘行身像移送圆通寺保存。将城隍庙正殿改名“于忠肃庙”，并将两廊神像销毁改为市场，[22]即当时昆明地区的第一个综合商场-劝业场。

　　1915年，在“中央道教会云南支部”和相关道教人士的努力下，各界人士和信众捐资重修都城隍庙，并于当年八月，城隍庙重修竣工，都城隍爷、城隍娘娘被隆重迎回，中元节冒雨巡游了昆明全城，祈愿和平及超荐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自1928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扶正祀、毁淫祠”对淫祠进行治理，具体负责施行的中央机构是内政部。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内政部相继发布了《神祠存废标准》《寺庙管理条例》《淫祠邪祀调查表》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同时辅以大量的训令。[23]1932年，云南省省政府下发“取缔神祠异教办法案”训令给民政厅，都城隍庙亦在取缔之列，改为“大众电影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学者，历经艰辛南迁，最终在昆明集结，在昆明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分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他们依然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1939至1940年间，这批学者足迹遍及云南、四川两省，对53处古建筑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他们不仅撰写了详尽的调查报告，还精心绘制了精确的实测图，其中，有一组关于昆明城隍庙的照片和测绘图尤为珍贵，梁思成等学者对昆明城隍庙的整体建筑、大殿以及梁柱斗拱进行周详测绘和描述，特别指出该建筑为明代所建，“面阔五间，进深十架，现改为大众电影院。门窗屋顶具有修改，仅梁柱斗拱为明代原物”。[23]梁思成等学者的镜头和笔触，捕捉并保存了城隍庙特殊历史风貌，这些资料和老照片生动展现了云南“省垣”城隍庙作为一座规模宏大精美庙宇的辉煌历史。

　　四、周边国家的城隍信仰碑碣

　　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除了得天独厚地缘优势，以神祇为脉络发挥“神缘”优势，可逐步理清道教在周边国家的传播历史。城隍信仰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均可见到城隍庙的踪迹，并享受着广泛的民间祭祀。

　　目前，新加坡有丹戎巴葛都城隍庙、双林城隍庙、韮菜芭城隍庙、杨桃园城隍庙四间以城隍为主神的庙宇，后两者是香火分灵的“母子庙”关系。除此以外，还有大量以城隍为配祀的庙宇，如东岳庙、水江庙、天圣坛等。[24]城隍信仰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周边国家，有的将家乡当地的城隍神通过“分香”仪式带到海外建庙供奉，以祈求故乡的神明护佑，城隍庙成为华人彼此联结的纽带和精神支柱。

　　越南城隍神在唐代不断加封成为普遍信仰的神灵[25]，而城隍信仰碑碣刻立却更早。据学者研究[26]：2013年越南北宁省博物馆登记文物古迹时，在北宁省顺城县清姜社清怀村庙新发现：碑阳额题“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交州牧陶列侯碑”的石碑。碑的两面刻文时间不同，但均与三国、晋时的交州刺史陶璜相关，碑阳刻有晋湣帝“建兴二年(314)”，疑为时任交州刺史陶璜之子陶威所立;碑阴无题额，碑身中间有一段文字，刻有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为时任交州刺史萧景宪重修陶璜庙所立。此碑是目前越南境内发现的最早碑刻，高198cm，中间宽100cm，底部宽110cm，厚15cm;碑座长136cm，宽100cm，高30cm。石碑整体呈灰白色，碑面风化严重，已建亭保护，香火供奉。

　　《越南新发现“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交州牧陶列侯碑”初考》对碑文进行详细录文、考证。碑文叙述陶璜生平，颂赞其功绩。陶璜为丹阳郡秣陵县人(今江苏省南京市)，父陶基曾任交州刺史。汉末三国时期，交州在太守士燮的统治下，不举刀兵，持续稳定发展，文教兴盛。“魏被晋所篡，晋朝官守交州，吴朝遣陶璜夺回其地，封璜为交州牧。庚巳年(280)，吴朝灭亡，陶璜降晋，守官如故。交州彼此属于晋朝。”[26]陶璜271年任交州刺史，是第一任真正统辖交州的交州刺史，有谋略，济穷好施，深得民心。“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27]碑阴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王法龄元嘉二十七年(450)十月十一日宣读时任交州刺史建威将军萧使君嘉颂陶璜功德，因原庙损坏，要求修缮庙宇祭祀陶璜的命令;二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西曹书佐陶珎在陶璜庙修复完成之后，刻文铭记萧使君明德。从萧景宪重修陶璜庙记载可以看出，陶璜因功勋卓著，受民拥戴，卒后受州人建庙祭祀延续至今，被清姜社清怀村奉为城隍神，亦得到后世越南多位君主敕封神号。越南历代王朝也颁赠封敕，令人民世代奉祀。现在顺城县仍有祭祀陶璜的场所，正月初八在大慈村祭祀，正月初十则在清怀村祭祀。清怀村祭祀时由本村长者朗诵祭文如下：

　　感明告于陶节度大王位前，曰：今行礼望日，德大坤函，明扶镇出，护国保民，袋天履物，节属冬天，礼陈望日，上仰降临，庶蒙灵弼，佐迹之光，用康芰拂，兹乐兹民，咸灵百室，谨榖必至，礼也。

　　持节度使、冠军将军、交州牧、列侯，威德显庆，明圣灵应，阔达大度，宽仁肇谋，佐迹雄才伟略，加封赞化崇征延大，集庆神况，加赠延熙翼运，加赠俊良亮直端肃，加赠翼保中兴，加赠光意尊神。

　　此祭文颁赠时间不详。庙中曾原有历代封敕，后损毁，现复制悬挂，其中阮朝绍治六年(1846)颁赠为最早：

　　敕陶节度大王尊神，护国庇民，稔著灵应。明命二十一年，值我圣祖仁皇帝五旬大庆节，钦奉宝诏覃恩，礼隆登秩，肆今丕膺敕命，缅念神庥，可加赠俊良尊神，准超类县清淮社依旧奉事，其相佑保我黎民。钦哉。[28]

　　上述祭文、皇帝诏令，均是对“陶节度大王尊神”的品德高尚，英明神武，扶持镇守一方功绩的各种赞颂、加封，特别是明命二十一年(1840)，越南阮朝圣祖仁皇帝阮福晈加赠“光意尊神”“俊良尊神”称号，赞颂其才德出众、正直诚信、端庄严肃，并祭祀和祈求护佑百姓等内容，陶璜“由人成神”，也是道教“功德成神”思想在越南的体现。

　　五、结语

　　上述探讨仅初步揭示道教城隍信仰在云南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信仰实践活动，云南道教城隍信仰并非简单的信仰移植，而是历经国家礼制渗透，地方文化重构的多维度演进。随着华人华侨向周边国家迁徙，城隍信仰也随之向周边跨境传播，在东南亚充分发挥着“神缘”纽带作用，构建起超越地理边界的“信仰共同体”，成为观察中华文明与东南亚文化深层互构的鲜活标本。

　　作者萧霁虹，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区域道教历史、古籍文献研究;王子豪，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共同体理论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助教。原文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25年第4期。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