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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钻细研勤治学,中西融合辟蹊径—“中国百千万人才”杨福泉研究员学术研究访谈录(下)

时间:2017/9/30 17:08:26|点击数:

  问题三:您之前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到您在研究中一贯遵循“微观实证,小题大做”的治学理念,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治学理念吗?

 

  杨福泉研究员:是的,回首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觉得自己确实比较注重“微观实证,小题大做”的治学理念和方法,在先做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做宏观研究。在德国与季羡林先生的师弟雅纳特(K.L.Janert)教授进行的4年合作研究中,德国学者那种穷究底蕴,小题大做,“钻牛角尖”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有时对一个语词和语法的研究,都会花上几天的时间,写几十个句子来分析比较进行深究。所以我回国后写论文很多是从非常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投稿被《世界宗教研究》和《民族研究》采用的几篇论文,其中有东巴教的黑白观念、箭在纳西信仰中的意蕴的研究,东巴经与敦煌文献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小题大做,可能因为钻得比较深,所以被权威期刊采用了。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列入中国科学院八五学术成果汇编的《论火神》也是微观实证研究。这样的研究积累多了,我对做比较大的宏观研究就觉得心里有底气,比如在2012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70万字的《东巴教通论》,因为做了20多年对东巴教的微观研究,就觉得写起来比较顺手,如果没有20多年微观研究的积累,是不敢写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的。迄今已经出版3种版本、入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的《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一书,也是由长期的微观研究积累而成的宏观研究之作。

  我觉得,微观入手,小题大做的微观研究积累得越多,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洞察也会更为细致入微,而且做宏观研究也就会更有底气和得心应手。我最早在民族学所工作,所里提出的一个宗旨(可以说是“所训”吧)是很有道理的,即: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专题。要做宏观研究,也应该扎扎实实地这样做起,没有积累,一来就做宏观研究,容易流于浮泛空洞。我院老一辈民族学家杜玉亭、何耀华老师等从基诺族、彝族的微观到宏观的研究历程,都给我们很多启发。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奥皮茨(M.Oppitz)最近写了一本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地区萨满鼓(民间宗教仪式鼓)的巨著,他最初是从研究东巴教仪式鼓开始做这个研究的,都是见微知著的学术力作。我的研究成果中除了一些宏观的研究之外,所做的关于纳西宗教、民俗等的研究,开口都很小,有的就是考释一幅仪式中用的画,比如巫师桑尼(桑帕)所用的神像图、东巴用于丧葬仪式的神路图;对东巴口诵经《还树债》等的详细考试与研究;我的有些论文就是考释一两个宗教术语,比如我曾写了将近2万字的文章考释东巴教和本教的祭司称谓“本波”与“东巴”。我曾花很大的功夫写过一本专门探究东巴教中很独特的“生命神”的专著《生命神与生命观》,书中有的章节被国外学术著作选载。我后来主笔的《火塘文化录》(与郑晓云合作)、专著《灶神研究》这两本书,也是微观专题研究。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学者这样深钻细研穷究底蕴的研究做得多了,我们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就有了扎扎实实的根基和积累,学术大厦都是这样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我迄今带了14个博士研究生,我都要求他们的博士论文要小题大做,深钻细研,不主张做很大的题目,他们应该先这样通过微观研究来进行学术积累,以后做宏观研究也就会逐渐得心应手和把握得准。

  当然在做微观实证的研究时,对本学科和本专题密切相关的宏观理论,必须认真钻研和理解透,比如我在写《东巴经通论》时,列举国内外对原始宗教(或称原生性宗教)的定义,提出了不同于这些观点的看法,后来也在《宗教学研究》上专文论述过,对东巴教的性质做了论析,根据其丰富内容阐释了它与“原始宗教”“原生性宗教”“民俗宗教”“制度性宗教”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我提出,以作为学术界称之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或译为“分散性的宗教”)的民间宗教的一些定义来衡量东巴教,可以看出它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民间宗教的很多不同之处。用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所用的“民俗宗教”定义的内容来比照东巴教,也可以看出它并不能涵盖东巴教的全部内容。我认为,从东巴教可看出我国各民族宗教形态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我们需要根据各民族各种宗教形态来做更认真的钩沉考证、发微阐幽的实证研究,来具体分析其性质和功能,弥补原有的宗教学学术概念之不足,而不是照搬某种概念将其划定在某类现成的“宗教学范畴”中。写这样的文章,就必须认真学习相关宗教学的理论。研究火神灶神与火塘神等,就必须了解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信仰、家屋制度与文化关系等理论。因此,其实可以说,没有一种微观研究不需要宏观的理论视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微观实证与宏观的理论视野结合得好,对比较宏大的文化现象和理论进行阐述时,也就会有自己的把握,我也写过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华道德文明等方面的宏观文章,写过研究云南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等方面的专著与合著,也多次接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等重要媒体谈当代社会宏观问题的采访。我觉得,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努力做到立足自己的专业、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钩沉比勘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实证相结合,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问题四: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开始出国进行民族文化合作研究,频繁应邀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研究,到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产出了不少优质的学术成果。中西学术研究经历(或者视角)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福泉研究员:我出国访学和讲学比较多,比较长的几次是:1983年1月至1988年两次在德国科隆大学做了4年的访学,做合作研究;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了4个月的博士后研究;1992年还曾经到加拿大卑斯省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学术考察。2003年在美国惠特曼学院首次“亚洲文化教育年”期间,为美国学生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中国西南的民族性与现代化》(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中国纳西族的文化艺术》(The

  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课程,受到美国学生的好评。期间还和美国学者一起组织了在美国几个城市和大学巡回进行东巴文化艺术展览。2014年我应邀到法国巴黎访学一个多月,讲学和完成一个学术研究。其他短期的出国学术访问也比较多。

  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就必须有对话的基础和话题,彼此的了解与共鸣。在交流的过程中有合作研究、有独立的讲课和讲演等,面对各个国家同行提出的不同问题。在这些过程中,自己常常扮演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

  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对方,也和提问者一起深度探讨。同时,也学习国外同仁的研究方法、学术视角等。比如我去德国,与德国学者一起进行研究,与雅纳特教授一起创制了一套可以在打字机上全部打出的拼音文字符号,雅纳特称之为“科隆文字”(

  Koen script),他的基本观点认为,这个“科隆文字”( Koen script)不是用来记音,但是可以方便书写,尤其可以在打字机上可以全部打出,而不是如国际音标一样用来记音的,我认为这和当下我国在使用的“纳西语拼音方案”有些一样,后者也不是用来记音,而是一种用来书写的拼音文字。雅纳特是目前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从语言文献学角度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继承了德国传统的语言文本研究方法,以文稿为本,逐字逐句分析解剖,求其真意,翻译过程即是一个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过程。方法以其严谨细腻、对实词虚词逐词逐句穷究文本底蕴的特点饮誉于世界学术界(如德国的梵文和印度其他语种文本的研究),它除了能保留民族语言文化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之外,也为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同时,在这种深钻穷究、以语言、词汇、语法剖析为本的研究中,也能探究出不少有关民族历史、语言演变、民族关系、民俗宗教等方而的很多问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傅憋绩先生早年研究东巴占籍的方法与此有相似之点。

  德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回国后进行田野调查,养成了用国际音标记录讲述人所叙述的习惯,特别是向东巴采访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汉语来记录,必须先记下来,然后再慢慢琢磨可翻译成汉语的词汇。我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基本的语词和概念的考释出发来深入进行,比如对东巴教鬼神系统的研究,对东巴文字经书和口诵经的研究等。德国人类学家奥皮茨将云南东巴文化与喜马拉雅区域其他族群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对我有不少启发,促使我利用能找到的中外文资料,对本教与东巴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对古藏文有较深造诣的学者对本教有更多深入的研究,方能在东巴教与本教的比较研究方面做得更深入。

  20世纪90年代期间,我参与各种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比较多,包括与加拿大学者合作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纳西与香格里拉藏族的问候语;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者们合作做的关于玉龙雪山区域生态和农村发展调查;与加拿大西门弗雷泽(Simon

  Frazer)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合作在丽江实施《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前景》项目;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关于“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等,还当了较长一段时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项目的文化顾问。长期以来我与国外的学者交流很多,也了解了更多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这对拓宽自己的学术眼界、了解国际学术理论和动向等都很重要。

 

  问题五: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学人类学家,您除了致力于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外,还长期致力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如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支持帮助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接受教育等,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吗?

 

  杨福泉研究员:除了学术研究,我看重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学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维系和学者对社区民众的道义、良知和责任感;看重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对社区民众的“回报”情结。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也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旅游和文化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尽己所能为当地社区民众办一些实事。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各种国际合作的社区发展研究,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作田野调查,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与国内外同事一起促成了丽江纳西族农村的一些合作经济实体;争取国际资金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人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在乡村小学里进行参与式的乡土知识教育等方面的项目;完成了“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的实践和研究”、“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沙乡自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就学”,在丽江民族中学读书等项目;2015年我还主编了云南少数民族乡土读物进校园的一本书《听“云之南”的故事——云南民间故事中小学读本》,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问题六: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吗?

 

  杨福泉研究员:简单说,我的研究方法和心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微观实证,小题大做。这是我多年来保持的一个基本学术追求,我认为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的调查积累,一砖一瓦地努力,就建构不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厦,容易流于空疏浮泛。这一点在上文里也说过,这里不赘述。

  小题大做的研究做多后,也就可以做一些宏观研究,从微观进入宏观的思考,要广泛涉猎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不受制于单一的学科。比如我研究纳西族比较多,内容涉及各种宗教、历史、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当代发展问题等等。进入与纳西族同源的藏缅语族的比较研究,或者藏羌彝走廊民族的比较研究,如果不具备相关学科知识和对这个民族深入的了解,就很难做好,我对纳西学的研究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很多成果基本得到同行的认可,觉得与自己平时努力学习相关学科知识有密切关系。

  第二、做自己熟悉乃至自己所属的民族,一定要保持客观性和理性,避免如有些学者就把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过分拔高和理想化,形成自我中心主义。一定要广采博纳,了解他者的研究眼光和视角,他者的理论观点。既要能充分自己熟悉该族语言文化等优势深入进去深钻细研,又要能跳得出来做鸟瞰和旁观者清的审视。这样才会有理性客观的研究结果。

  第三、读书既要广读博览,但更要精研细读。我常常对我的博士学生们讲,书籍浩如烟海,永无止境,人一生都要不倦地读书以充实自己,但在读博士期间,一定要围绕自己的研究主题精读国内外的相关的重要文章和著作。这和我们做某项研究时应该集中聚焦读书是一个道理。比如我写《东巴教通论》,就集中读了很多关于宗教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原住民宗教、本教等诸多宗教理论的探讨和实际调研的论著,在写《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时,也读了中国民族史、明清史、滇川藏历史地理、滇藏贸易与文化交流史、本教、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等的论著,国内外的都读,阅读量很大,但都是围绕着我正在做的研究主题,所以收获就比较大。现在青年学者外语好,更应多多涉猎国外的研究成果,因为中文的记录和研究很重要,但还是会有局限的。

  第四、注重田野调查,做基础研究比较多的,最好学习掌握一下能以国际音标记音的技能,以求准确理解和解读受采访人的原意。如有条件,最好也学习一点调查对象的语言。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对采访者习惯用录音和记录相结合的方式,下来再认真琢磨思考。我有个习惯,想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灵感都随时记录,以免忘记,现在有了手机,这个更为方便。我有一次和著名学者汪宁生一起去瑞典访学,看到他也有这个习惯,而且比我认真,随时在记录,我后来看到他出版的国外访学记,很多是日记体,由此可见他有记日记的好习惯。

  第五、我做过不少国际合作项目,一般都会有些调研方法的培训与学习。我是中国首批接受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估,简称PRA)培训的学员,由PAR的创世人罗伯特先生亲自自授课。这个方法强调的是深入调研点参与式访谈、观察,其中有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开放式访谈、村民讲述、村民绘社区图、以简单的文字写在小纸上表达自己的意见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应该说受益匪浅,也常常在调研中用,拉近了和社区各个阶层人士的对话与同堂共商,比如记得在德钦县进行讨论卡瓦格博登山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村民、活佛、不同学科的外国学者、中国学者、政府官员等同堂讨论,各种观点和看法很多样,各种观点各种表述都非常有利于对问题的清醒认知。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能死板地全部照搬,要灵活运用。比如有几次在乡村调研,同行的国外学者恪守PRA的做法与程序,一定要村民绘图,但有些村民不喜欢绘图而喜欢讲述,一刻板就难有好结果,我觉得这就需要灵活地根据对象的喜好来抉择。又如,调研的场合也应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来调整,有时候你会发现对一群人访谈时,有些妇女就不太说话,欲言又止,原因就是有些话不好当着在旁边的一些村头、长者或男性村民讲,那就需要单独和他们对话。

  第六、调研之前要提前收集相关资料,认真做好调查提纲。做好调研前的案头工作很重要,我多次见过有备而去和无备而去调研者的差异,前者收获满满,因为他做了认真的准备,知道应该调查了解什么,怎么提问题,怎么从对话中发现新问题等,而无备而去的人则常常得不到多少信息。每天调研回来,应及时整理,并发现新问题,我与国外学者和我院同事们就多次有过白天调研,晚上整理资料,对第二天应该调研的问题等的深入讨论,调研中的及时整理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第七、对于一个要经常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而言,培养能很快和调查对象拉近距离,打成一片的个性很重要,一定要让调查对象感觉你这个人好相处,没有架子,不摆谱。在调研过程中不能过分拘谨和刻板。我自己在调研过程中基本做到了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喝酒说笑话,一起歌舞等。一个人有天生的个性,但也是可以在生活中磨练出让人感觉容易亲近和无拘谨的脾性的,做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这一点很重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代丽 整理)

来源/作者:信息中心/代丽 责任编辑: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