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红雁：质性研究的语言与逻辑
时间：2010/11/11 12:45:00|点击数：
理论有助于确定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Smith JB 2001)
生殖健康的研究者与从业人员每天都要面对许许多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人们如何做出与生育有关的决定？高危人群如何理解倡导健康的信息？一个健康的妇女如何与感染艾滋病毒的伴侣维持安全的关系？一个新的避孕用品如何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如何对待公共健康信息？一个妇女在与感染艾滋病毒的伴侣发生性行为时，如何劝说其使用安全套？或者一对夫妻如何决定要生多少孩子。对诸如之类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质性研究的语言与逻辑
谁也不能肯定自己绝对知道人们会对以上问题做出怎样的反应，不过，借助于对人类相关行为的无数研究与观察所得到的认识，我们已经开始对人们大致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有所了解。这样就有了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从前此的大量研究活动中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中，我们得出了一些概念性和理论性框架，而此类理论框架则为我们提供了指导研究的逻辑与语言。经由对这个世界运行规律的统一认识，理论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了参照的依据，以使其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人类行为。
在社会科学中，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世界、弄清并预测人们如何对事件做出反应以及彼此间如何互动。对大多数性与生殖健康的应用研究者来说，检验一个理论好不好，就要看其是否有助于我们明确界定所需研究的问题、制定有效的研究计划以及获得有益的研究成果。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理论可被视为一种对不同现象之间关系的阐述，这种阐述既是科学性的、也是尝试性的。在定量研究中，首先从理论中引出所需研究的问题，然后对某种假设存在的关系进行验证——这是一个演绎的过程；而质性研究则更多地是在建立理论，从观察和开放性问题中得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在实际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都会用到演绎与归纳两种逻辑。无论演绎、还是归纳，都要收集和分析数据、得出尝试性结论、检验这些结论并依据新的证据来重新解读先前的发现。就其实质而言，不同学科的研究均遵循共同的科学逻辑。不过，针对特定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加之研究者个人的理论视角，将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应用于特定问题的具体研究过程还是有所不同的。
研究框架：范式与理论(Frameworks for Research:Paradigms and Theories)
研究框架既有一般性的、也有非常具体的理论方法，而且都常常会有自己独特的语汇与逻辑假设。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也被称为“范式”，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整套统一而标准的开展研究的概念、原则与准则；而基于研究发现而建立的特定理论则能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框架。一种范式就是一种世界观，表达了对人类社会(the social world)的一种定义和看法，而这种定义和看法是与相关信息（数据）来源和处理此类信息来源的恰当方式分不开的(Guba and Lincoln 1994)。
无论自觉与否，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基于某些理论倾向或范式来开展研究工作。由于各自戴上了不同的文化、哲学和职业眼镜，研究者间的观点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研究者可能从趋势、频度和联系的角度，来对某一典型行为(patterned behavior)的规律性进行调查研究；而另外一个学者则可能关注人们如何理解和解读自己的经历。两者都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为描述社会行为提供有益的数据与信息。他们所问的问题和所使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均取决于各自独特的理论范式。在性与生殖健康领域，从人口统计学角度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通常会以不同于社会发展研究者的理论倾向或范式来开展其研究。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基本的哲学观点——会影响到你所研究的问题、你所认为的合适的信息来源、你所选择的收集信息的方法以及开展研究的方式。
在应用研究中，范式能成为一个盟友——一个强有力的战略工具，为你处理研究设计和研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指导。我们建议你始终保持对自己理论观点的清醒认识，不断审视其如何影响自己所问问题的类型。当你审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时，你本身的理论观点可能会成为一种日渐成熟的、与所研究问题相吻合的选择。
实质性理论(Substantive Theory)
实质性理论较之前面讨论过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要更为具体，也被称作操作性理论或工作性理论（operational or working theories）。此类理论表述了从特定研究发现中所得出的有关人类社会的某种结论。生殖健康领域的应用研究，通常使用实质性理论来说明并解释与项目发展和政策相关的具体行为。事实上，应用研究者常常会整合多个学科理论以建构一个理论模式，借此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解释某一现象的能力。附录1（see page 207）中列举了几种可用于性与生殖健康应用研究的具体学科。
Box 2.1
基本定义
范式(Paradigm)：一种用于概括性地组织基本观点的框架。范式“为研究设定界限、、、为特定的研究领域界定研究的重点”（Babbie 1989）。举例来说，一个持女权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可能会通过性伴间权利差异的视角来理解与性有关的决定。在对待同一问题时，而一个持解读/阐释主义观点(interpretivist perspective)的研究者则会想要了解，在研究对象所处的更为广泛的生活情景中，与性有关的决定对男性和女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理论(Theory)：“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与陈述，经由对其中各种变量间关系的细致说明，系统地表达了一种与特定事件或情况相关的观念，以用于解释并预测特定的事件或情况。理论“就是对所关注现象之决定性因素的详细说明”(Bandura 1986)。
实质性理论(Substantive theories)：这些理论总结并整合了有关人类社会的种种结论，而此类结论则来之于科学研究具体发现。例如，有关健康行为转变的理论，就是从大量相关研究结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研究记录了人们如何看待健康风险，以及如何决定是否改变危险的行为。
理论或概念模式(Theoretical or conceptual models)：往往吸收了一种以上的理论，借之以帮助人们理解在特定情景中的某一问题，比如，健康信念模式（the Health Belief Model）(Rosenstock et al.1994)就是在整合了多门社会-心理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用于解释并预测人们的健康行为。
概念或构件(Concepts or constructs)：理论的主要构成成分——理论的构件或要素。举例来说，“变化阶段”理论（Prochaska et al.1992）通过关键性概念描述了以下个人行为变化的阶段：动念/起心(precomtemplation)；谋划(contemplation)；准备reparation for action)；行动(action)以及形成新的行为习惯(maintenance of the new behavior)。
变量(Variables)：质或量上可能会出现变化或有所不同的事物。可用于说明健康行为差异的常见变量包括：动机(intention)；能力或技能(ability or skill)；行为规范(norms)；环境限制(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预期结果(anticipated outcomes)；自律标准(self-standards)；情绪(emotion)以及自身效率(self-efficacy)(Fishbein 1991)。 (改编自Glanz et al.1997,21-27)
实地研究观感
调查的方式：对自己的定位*David Bell,M.A.,Ed.D.
社区发展中心
我在自己的祖国南非开始从事心理咨询工作，那时所受的训练就是通过标准化的测试和心理学工具来回答问题；这种训练的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的、定量的范式。不过，在马萨诸塞大学读博士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南非农村社区、乡镇工作的经验已经改变了我的观念。我在饱受压迫的穷苦民众（直到最近他们的公民权利仍被剥夺）中开展社区动员和赋权工作，其间所发生的种种经历一直在冲击自己对研究的传统认识。我对研究问题的解答，更多地来之于我对人们、人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用以表达自己生活现实的语言的解读，而很少依赖工具、数字和统计公式。最开始，我心里满是困惑与不安；如果采用质性和阐释主义的方法开展研究，别人会认为我的工作有针对性与合理性吗？
作为一个与自己拟将研究的人们相互关联的研究者，我心中的这种困惑开始影响到我所问的问题和我所选择的用于回答问题的方法。代之以询问那些从标准化方法与工具中推演出的问题、并将一切都与既存理论相联系的习惯，我开始从自己所研究人们的视角探索他们的日常生活。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研究与问题——我有能力为研究课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也能将自己的个人信念与研究风格同时整合起来。研究再不是一种冷静无情而纯粹理论的活动，而变成了一种基于个人层面而展开的人际互动。
然而，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进行辩析与判断，较之简单地选择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并坦然受之要困难得多。既然存在如此之多开展研究的方式，我何以能证明自己所选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呢？具体到某一特定的研究问题上说，我怎么知道哪种方法最适于这个问题？哪种方法就能为此提供最合适、也最有针对性的信息呢？
在这些问题上的困惑与挣扎促使我转而求助于一种类型学式的思路(typology)，这种思路包括了两种有用的连续谱。第一个就是主观性-客观性连续谱(subjectivity-objectivity continuum)，这有助于我清楚地辩析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研究活动（和研究者的活动）可能是绝对客观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吗？或者说研究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和个人的活动？对第一个问题肯定的回答（即研究活动是绝对客观的）就会证明我曾做过的定量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这又引出了一个让人不怎么舒服的问题：客观的研究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研究发现本身拟将帮助的那些人们？这种研究是有益、还是有害呢？
第二个问题——研究是不是主观的——也触动了我心里类似的感受，这种感受产生于我在南非乡镇工作的经历。我曾质疑过外来者是否有权利用这些社区中人们的生活作为自己研究的实验室。我自己的研究能在这一连续谱的两极（主观性-客观性）中找到某种位置吗？这种中间立场仍然会得到人们尊重吗？在这一情景中我是这一类型的研究者而在另一情景中我就是不同类型的研究者吗？我清楚我们所做研究中的主要利益相关人群(the primary stakeholders)就是参与者自身；作为研究者，我不仅有责任收集可靠的数据，也有义务让参与者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研究的人性活动中，我必须是一个伙伴和倾听者。
第二个就是剧变-现状连续谱(a radical change-status quo continuum)，这对我组织自己的思想极有帮助。这一连续谱曾促使我思考自己作为研究者角色的社会与政治意涵。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的研究只是专注于这个世界潜含的内在联系吗（发现信息和证据以解释现状）？或者，我是否真的在寻找证据以揭示某种根本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随之促成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就我本人在南非农村社区所做工作而言，我的研究不能不同时追求两个方向的目标。从另一方面说，参与者也描述了社区生活中许多积极的层面；虽然资源困乏，人们一直在寻找种种创造性的方式以相互帮助。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支持并强化这种自助合作的精神。
在后种族隔离时代(the post-apartheid era)，种族隔离在人们生活中所留下的严重后果仍然存在，许多妇女在自己家庭中继续感受到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压迫。我们如何才能记录下在这一关键性的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撇开那些标准化的研究工具，我们向人们询问：“遭到压迫意味着什么？请用尽可能多的方式为我们描述一下压迫。”结果，无论男女都开始更多地反思自己在所新获的自由中平等参与的潜力。然后我们接着问他们：“你的社区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才能让每一个社区成员都生活得更好？如何才能促成这样的变化？”现在我们正逐步接近这一变化-现状谱中根本性变化的一极。人们正在学会问自己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答案并将之用于策谋变化的发生。
所有这些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存在于几乎一切形式之社会调查或研究中的权力关系。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对研究的参与者，研究都可能会是赋权性的或非赋权性的。由研究者独享询问和解读研究问题的权力，无异于剥夺研究参与者理解问题的权力，而他们才是研究的焦点与核心。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根本上就是一个权力和赋权的问题。赋权性的研究让目标社区中的人们能够对研究过程做出贡献，并对研究发现进行自己的解读。进一步地，赋权性研究可以发展社区中人们的技巧与能力，以构想或设计自己的研究问题并自己开展研究。这样，研究发现也就可以直接用于改善研究参与者的生活质量。
对所有社会研究者来说，审视自己赋权或忽视权力（问题）的意图与动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如何在上述连续谱中定位自己的研究，将会对你从事何种类型的研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基于教育领域中所发展出的理论模式（Burrell and Morgan 1979;Rossman and Rallis 1998）.
将理论用之于实际工作
在第一章中，我们对综合使用不同方法以开展应用研究的做法表达了肯定的意见。通过本章，我们将解释实践性因素和理论性因素是如何决定着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采取何种方法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做的操作性抉择，但其中也反映了研究者对研究问题所持有的理论倾向（see Table 2.1,page 28）。比如，深入访谈中所潜含的质性研究方法论就是阐释主义范式一种自然的衍生，此种理论范式将年轻的母亲视为专家，其对自身经验的解读能帮助研究者发展对早产的了解和认识。
如果你的工作基于如下关键性的理论假设——个人有能力独立地做出与健康相关的决策——那么你可能会决定采用结构式、定量的方法来对个人的特征与行为进行分类。反之，如果你相信健康决策多变难测，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在社会和性别网络中所处的位置（one’s position in social and sexual networks），这时，更多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就变得十分重要了。针对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研究，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一下三个最常见、也最为重要的理论范式：实证主义（positivism）（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定量方法）；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和女权主义(feminism)（两者均为质性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质性研究方法的成长非常之快，但也随之出现了许多理论争议，为此，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些围绕这一方法的使用而展开的争论。鉴于质性研究的应用与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我们倡导一种务实的做法，就是说：既认识到不同理论间的差别，但也能将三种理论范式的不同元素整合到精心设计的研究之中。
最后要说的是，由于有关研究质量的假设取决于个人的理论倾向，本章最后介绍了一套用于判断质性研究精确性的标准；其中需要强调的是，质性标准与定量标准同样重要，但也有本质的不同。
定量或质性？
什么是社会事实？我们怎样解释社会事实？这个问题引发了社会科学的争论，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分化为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两大阵营。问题的关键在于“（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收集到的）数据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Pedersen 1992,43)。纯粹理论主义者辩称，由于每个方法论均反映了对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不同理解，二者之间不能兼容(Greenhalgh)。纯粹理论主义者的这种立场要求研究者必须在两种方法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二者混用就会违反两种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假设(Patton ,37;Carey 1993,305)。
与之截然相反，就象今天的许多定量和质性研究者一样，我们选择了一种超脱于“对单一理论范式愚忠(one-sided paradigm allegiance)”(Patton 1990,38)的实用主义路线。我们介绍多种理论框架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读者理解和认识每个理论框架的相同与差异、优势与局限，以及各自能为性与生殖健康研究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衍生自这些理论框架的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局限，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妨碍其在综合采用不同方法的研究设计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Wolff et al.1991）。通过本书，我们将倡导一种方法论上的适用性——使用理论和相关方法来做出有充分依据的抉择：“（理论与方法的选择必须）适用于研究的目的、需要调查的问题和可资利用的资源”(Patton 1990,39)
性与生殖健康领域中的三种理论范式
本章将描述三种重要的理论框架或范式，它们合力催生了现代性与生殖健康领域中绝大多数的实质性理论(substantive theory)与知识：基于实证主义原则开展的研究；运用阐释主义方法开展的研究；以及受女权主义视角影响的研究。基于每一理论基本定位的假设，实证主义通常（但不是绝对地）与定量研究相互关联，而阐释主义和女权主义则是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典范*（参见表2.1,28页）。
*社会生态学模式(the social-ecological model)则是第四种范式，其关注的是生物学、社会互动、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如何决定人类行为。社会生态学家会从这种生态模式的多个层面来调查一个问题。例如，对青少年健康与（违禁）药物使用（substance use） 关联性的研究，就可能包括对年轻人经常光顾的场合的观察、对朋友圈中的共享行为（抽烟与饮酒）的网络化分析以及就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青少年行为对成年人和青年人分别所做的访谈。在这个例子中，社会生态学家力图了解在生态模式某一层面的因素会如何影响另一层面的因素，以确定其中的适应机制和关键所在(adaptive mechanisms and points)，以此入手为促成行为改变所做的干预才可能是最可行、也最有效的。从实证主义视角出发的定量研究
迄今所知之多数有关人口与生殖健康的知识均可归功于定量研究，这种研究是由自然科学中定量原则发展而来的。定量方法已经成了描述世界人口状况的标准方式——用于预测人口出生率、发病率与死亡率趋势的人口统计学模式（demographic models）；用于描述疾病类型（包括性病的扩散和HIV/AIDS的传播）的流行病监测技术（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techniques）；以及标准化的入户调查（standardized household）,这种调查提供了与生育和生殖行为有关的知识、态度及实践的统计数据。
该范式的基本假设是，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尽可能客观的研究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揭示事实的真相。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试图以定量语言来解释各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事物的演变以及如何引发某种后果。他们常常会通过实验性研究来发现并检验这些解释。多变量分析和统计预测技术就是此类研究的经典成就之一。这一理论框架主要从被称为实证主义的十九世纪哲学观点演变而来，实证主义哲学认为可靠的知识来源于直接观察或通过经验主义方式（常常是实验性）对自然现象所做的操控和处理。
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使用由措辞精确的问题所构成的高度标准化的工具。面对经典型抽样而来的研究对象，访谈者可能会问：“你怀了几次孕？隔多久怀一次？你用过哪些避孕手段？谁影响过你的决定？下面的哪一个因素促使你不再使用你先前用过的方法？”在资料分析时，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会根据预先确定的类别进行分类，而这种预先确定的类别则代表着研究者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论认识。
由这一理论框架所做之设定出发，在定量研究的设计中，对外部因素与竞争性变量(competing variables)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基于不同于其他理论框架的假设，这一理论框架通过规则从社会环境中将某些因素整合出来。运用实验式和准实验式的研究设计，定量研究者力图通过随机抽样方法以平均地分摊情景性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所做成的影响。其基本原理在于，情景中隐藏着一些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对因果性或关联性关系的测量和扭曲研究的结果。对定量研究假设而言，控制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将外在的变量隔离开来，使得研究者可以更为明确地关注研究问题中主要的关系。
有种观点这样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资料在原则上都是可测量或或分类的；因此，当遇到非定量资料时，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来提炼这些资料以使其可加之以量化或分类。(Selltiz et al.1976,460)
控制也可以帮助研究者以量化术语来辨识和解释研究环境里的各种因素对主要关系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是辨识、确认预测秘鲁生育趋势的因素，你会对经过挑选的、影响生育的可能因素间的变量关系进行测量，你也会测量其中每一因素对预测每个秘鲁妇女生育数量的有效程度。你会施行控制以彰显可能解释所研究关系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及其他变量。你可能会获得准确的测量数据，但由于不可能辨识、测量和控制可能会影响妇女生育的每一个变量，你所能得到的只是部分的答案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任何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素质全面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转而求助于质性研究技术，以在更深层次上对定量研究发现进行探索。
在定量研究中，准确、可靠与不存偏见是判断研究质量的核心标准。在社会或行为研究中确保准确有其内在的困难，这就促使定量研究者更为强调中立性、标准性、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这是与客观地研究现象并以量化产出和关系来表述研究成果的实证主义目标相一致的。定量研究强调结构：前后一致的操作性定义；措辞精确的问题与统计分析。不过，由于要求将研究问题公式化并以量化术语表述问题，这样的结构显然限制了研究的范围。
在过去的岁月里，人口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统计学家以及其他定量研究科学家们，遭遇到许许多多方法论上的挑战；他们苦心经营、勉力回答种种难题，在人口与生殖健康领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知识积累。但是，我们仍然缺少对情景因素的深度认识，而这种认识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做出与自身行为有关的决策。惟其如此，即使是在定量研究框架下开展工作，研究者也常常会求助于其他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特别是基于不同原则和理论假设的质性研究(Pedersen 1992)。
询问资料：一种扎根理论方法Susana L.Rance,Ph.D.
我现在将“坚持以资料为准(stick close to your data)”奉为圭臬,反复研读自己的实地调查笔记以弄清它们所“告诉”我的东西。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源之于扎根理论方法——理论“是从对其所代表之现象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 (Glaser and Stranss 1967)*。*尽管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并非这一方法（实质性理论是从资料中“发现”的）的始作俑者，但这一方法的定名以及理论和方法上的描述却是由他们完成的。
实际上，扎根理论相当典型地蕴含着质性研究最为本质的属性，这其中包括以一种文化视角所做的观察，将灵活性与循环性整合于资料收集过程之中，以及反思——或者审视个人自身的特质与假设对研究过程的影响。尽管没有按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nss)所规定的那样亦步亦趋，但在玻利维亚所在做的一系列的医学民族志研究(medical ethnographies)中，我还是始终坚持了其中一些原则，而且受益非浅。首先，从开放式思维开始并尽可能保持研究安排的灵活性；其次，不是将某种已有的理论强栽于资料与数据之中，而是询问、收集资料并听任新的理论从你的调查中系统地发展出来。
在运用扎根理论的过程，我发现了以下十分有益的问题：
■哪些特别生动的表述——或以生动编码(vivo codes)表示 (Strauss 1987,33-34)——展示了我的研究参与者怎样表达他们自己的事实？
■ 我怎样以我的社会学结构编码(sociologically constructed codes)来对这些表述进行排序和分类？
■ 我从那些有关自己实地干预的“杂乱”记录中学到了什么？
■ 在对自己研究经验进行反思时，我想到了什么问题？
■ 从这些问题里可得出什么新的理论？我如何能在对比性环境(contrasting circumstances)中验证这些新理论？
■ 哪一个研究方法最适于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探索？
作为一个例子，我下面引述自己对一个访谈记录的分析。那是一个1994年在城郊移民居住区与流产有关的研究。在一个长期的访谈过程中，我反复地发现同一个人会对同一个话题表达自相矛盾的观点。一名妇女曾经发誓赌咒说堕胎是造孽，声称自己绝不会做那种事，后来却讲自己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自作自受来“自然而然”地“失去”胎儿。一个医生先是指斥堕胎是一种犯罪，而后又将之描述为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贫困、性教育的缺失以及家庭内沟通不畅等因素，堕胎频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反复研读这些访谈记录的过程中，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如何理解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呢？我不愿咬定其中一种说法以此表示说话者始终坚持同一观点，也最终抛弃了“态度”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影响过我先前的研究建议。在着手开展一个新的有关堕胎的研究时，我开始寻找能够让自己建设性地处理各种差异的理论与方法。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将文本(text)本身作为分析的核心主题而不仅仅视之为一种提供信息的资源(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34-35)，从而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量身定做式的方法。由此，表述上的反复无常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摇身成为一种令人着迷的特质，这种特质表明说话者在特定时间进行特定互动时，不可避免地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找到合适的方法后，我进而设计了一个针对玻利维亚医院里与堕胎有关的医学表述(medical discourses)的研究。我遵循希克瑞尔(Cicourel 1973,64-65)方法论方面的建议,集中关注少量的目标人群，并在多种多样的互动中对之进行观察。我在每个医院只跟踪一个医生（自愿参与研究），这样就能够记录他们与堕胎有关的“变化的声音”；而后我自己对引起这些变化的背后原因进行解读，并将之提交给全体医务工作者(the entire medical team)以听取他们的评论。
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又促使我进而提出一系列更为深入的问题。哪一类人“做过流产”以及谁“中止了怀孕”？（法律允许的）治疗性的中止妊娠(therapeutic interruption of pregnancy)如何被当作对不彻底流产的治疗(treatment of incomplete abortion)记入病历与医院的统计之中？医学学生与医疗专业人员是如何面对这样的冲突：在胚胎学课上对堕胎的谴责与在妇产科病房里堕胎的事实？
这些问题促使我在医学院中又做了一年的实地研究。在那里，我向学生和教师们介绍了出自不同人们口中的、医院里真实的堕胎故事。我分析了他们的反应以及我们在不同医学教育方式框架内所做的讨论。结果，我的研究最终聚中到了医学与社会学两者间令人困扰的关系上。
在那么多年的质疑、困惑与变化中，我一直坚持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这种扎根理论方法。每当一种新的理论引起我的兴趣时，我都会牢记“坚持以资料为准”的明训并如是质问：这是文本真正表达的意思吗？这个理论还站得住脚吗？持续不断地回头尝试、质问并检验新的问题。
从阐释主义视角出发的质性研究
大多数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源之于阐释主义观点；该范式认为，世界是人们在与自身及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中所建构、阐释和体验到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客观的、可验证的事实，同时也应该关注人们附加于事实之上的各种主观意义。辨识、整理并分析那些与客观行为（决策、活动、实践）相互关联的意义正是阐释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要义。
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一种被称为“阐释主义”的哲学观点，这一哲学观点将社会世界如何为人们所阐释、理解、体验和制造当作自己关注的焦点。(Mason 1996,4)
这一理论框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即，来自于经验的主观感知与理解；客观活动或行为；情景。质性研究者是在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物质环境的前提下，来对现象进行探索——这就是阐释主义注重整体分析的特征。质性研究也使研究者可以结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发现来探索它们之间的多重关系。比如，一名妇女不会单纯地将避孕仅仅当做一种防止怀孕的手段，个人经验、文化习俗以及其他人（健康从业人员、她的伴侣、朋友或重要的家庭成员）的态度与看法都会影响她对避孕所包含之意涵的理解。正如多次研究发现的那样，如果一个妇女相信——或者她听人说过——避孕药会“在她的胃里滞积并引发癌症”，那就会影响她接受或者拒绝这一方法的决定。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一个妇女所处之社会和物质背景也会影响她的决策与行为。假如一名妇女买不起避孕药而所处之经济环境又只能为其提供极为有限的挣钱机会，或者该妇女所处之隔绝性的生活条件或限制性的社会规范使得其不可能每个月都到诊所去，此类背景性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她对避孕的理解与行为。从阐释主义的观点来看，要处理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看待该名妇女对口服避孕药的主观理解，并将之与她的行动及其潜在的影响联系起来。运用灵活而深入的调查技术，你可以将自己的调查发现与其他妇女的理解与行为加以比较，寻找其中可以解释行为类型的相同与差异之处。你也可以考察妇女们面对口服避孕药所体验到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例如，获取信息及服务的障碍、伴侣间有关计划生育的交流、家族规范以及生育对妇女在家族中地位的影响。
由阐释主义框架引出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怎么会及在什么情况下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和有多少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宫内避孕器（IUD）在一些国家被广泛接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遭到拒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祟尚多生多育社会中的男性会支持出生间隔措施（child-spacing）？为什么有些男人会感觉自己在计划生育讨论中受到冷落？当自己的性伴具有危险行为时，一个经济上处于依赖地位的妇女如何保护自己免受HIV感染？同样的问题，定量研究则是以数量化的独立指标来加以处理。质性研究方法则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来获取主观理解方面的信息。
与阐释主义观点相联系的研究方法，更多地是那些能让参与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能让他们理解调查者追寻的是对参与者所体验现象的透视。正如以下各章所示，阐释主义方法论是在尽可能自然的情景中获取信息；在那样的情景里，研究者能够对所发生的活动与事件进行观察，并鼓励参与者从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出发、以自己的语言来做出回应。在上面提到的IUD事例中，研究结果会是对与IUD使用相关联的动机、决策和环境更加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而不会回答诸如使用程度、产品类型和使用预测之类的更具描述性的问题，也不会回答与IUD相关知识与态度量化指标之类的问题——这些都是由定量研究来解决的问题。不过，读者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个例子里，如果两种方法结合运用则能收到取长补短的功效。
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的质性研究
跟阐释主义学者一样，女权主义理论家们也相信人们如何解读自己的经验不仅仅是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同时更是关键性的研究主题之一。但迄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理论得到明确的阐述之前，无论实证主义、还是阐释主义都未能充分考量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在性与生殖健康领域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诸如安东尼奥.格拉姆奇和米歇尔.博科尔特（Antonio Gramschi and Michel Foucault）之类重要的理论家，极大地发展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他重要学者所奠基的权力之社会动力学研究(social dynamics of power)，女权主义学者则将这一思潮引入了社会性别关系领域，而这一领域对性与生殖健康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意义。
*社会性别(gender)被定义为“男女所扮演之社会角色以及由此而生之关系；此类角色及关系均为社会所范铸，并非生理之必然。”(泛美健康机构1997/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1997)
尽管女权主义研究源之于对性别公平和男女平等的诉求，而且对这些目标的追求迄今也没有停止过，但女权主义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还被用于解决其他许多类型的权力关系。经由添加各种概念和工具以回答许许多多我们此前无法回答的问题，女权主义很快重构了我们对研究的设计。
女权主义研究框架关注的是社会现象中影响人们生活的性别和权力之维度。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生活与社会行为会在不同层面受到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女权主义研究的核心就是从（社会中）内在的政治维度、从处于不同权力和性别地位的人们的立场出发来了解和认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限制与制约。此类规范人们生活的权力关系往往将妇女置于从属男人的地位，并影响到其他形式的权力不平衡，比如与种族、经济地位和稀有资源分配相联系的权力不平衡。
以女权主义范式所建构的从属与支配方面的最新理论发展，已经在改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Bruce 1990)。权利上的差异时常会让来求医的人们钳口无语，这种情况对健康研究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并不陌生。研究发现，在患者与健康从业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性别隔阂，而为健康从业者开设的交流培训以及鼓励、支持妇女更积极地参与自身的卫生保健活动，正是基于此类研究而设计的。男人对生殖健康决策的参与则是社会性别视角经常关注的主题之一，比如，夫妇间如何商量讨论与性有关的决定？男人如何学习与生育有关的知识？以及为什么男人总是置身于许多生殖健康项目之外？
女权主义为其他研究、行动及政策的超越与改变创造了条件。 (Olesen 2000,215)Box 2.2
IRRRAG 项目：在性与生殖健康中的女权主义视角
国际生殖健康权利研究行动小组(The International Reproductive Rights Research Action Group)（IRRRAG）由罗莎琳德.佩特切斯基(Rosalind Petchesky)于1992年建立,该组织是基于以下前提而建立的：“日常生活中的妇女在协商解决与性和生殖健康相关的问题时，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情景以及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之中？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将性与生殖健康权利设定为她们可以经过努力而达成的目标，因此也就不会是一个普遍可求的目标”(Petchesky and Judd 1998,1)。
IRRRAG的一个项目——一半是研究/一半是社会公正运动——可作为一个事例，以说明女权主义理论怎样被有效地运用于性与生殖健康中的质性研究之中。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IRRRAG的研究者们，对埃及、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和美国的妇女进行了访谈，了解她们如何理解和定义(conceptualize)自己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以及对此所采取的行动。在女权主义和参与式研究模式的主导下，该项目集中研究两个关键问题：
1．就性与生殖方面的健康与幸福而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不同时代的妇女如何达成及协商解决与此相关的权利认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2．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以什么样的条件和策略，妇女开始主导和控制自己的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生活？(Petchesky and Judd 1998,8)
该项目“集中关注与道德和政治（权力）相关的问题，以及妇女对决策权力的要求与追求” (Petchesky and Judd 1998,8)。这样一个行动或社会变革的议程被纳入到该项目的研究中来，其目的就是“揭示并增强妇女可以借之挑战现存权力关系的条件”hesky and Judd 1998,8)。
该项目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对女权主义研究原则与实践的坚持，包括在其国际研究小组内以民主方式来寻求共识的做法。该小组共同建立了一个概念框架以重点了解妇女对性与生殖权利的信念与看法，并对之做深度的阐释与解读。该项目研究了妇女如何形成并表达自己有关权利的理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她们怎样试图经过协作与反抗来协商解决自己的权利问题。
IRRRAG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妇女在成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身享有什么基本人权。只有当她们需要保护自己孩子的权利时，这些研究中的妇女才相信她们绝对有资格享有权利。为本次研究而设计的概念框架在解释下面的这个发现时发挥了作用：由性别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社会及文化对不同年龄的妇女所应有之行为（和权利）的期望（和规定）——严重地限制了妇女们的生活。作为妻子与母亲，研究中的妇女被期望去坚持并捍卫她们的权利，以维护自己孩子及家庭的幸福。然而，如果一个妇女要求享有个人发展、休闲及性爱快乐的权利时，由于超出了妇女传统上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生殖与生产角色的正常范围，这些要求就很难被接受。
IRRRAG研究以自身事例说明了怎样能以女权主义理论视角作为基础，结合诸如权利(rights)、应有之权利(entitlement)、协作(accommodation)及反抗(resistance)之类的实质性理论概念/构件(substantive theoretical constructs)来设计一个研究。该项目也展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妇女自身的权利意识直接关系到性与生殖方面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对她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IRRRAG研究中的妇女常常不相信，在成为母亲之前自己有资格享受生殖健康权利；对妇女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信息。这有助于解释——尽管做了大量的知识普及与教育活动——为什么许多妇女在自己生养之前始终不能接受计划生育。
女权主义理论家们指出，在此前为妇女设计和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的过程中，没有听取妇女的意见。同样，在性与生殖健康项目或研究中男人也被晾到了一边，在包括性关系、计划生育和预防传染等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听取他们的体验和思虑。这样，我们政策和项目的视野都可能会变得过于狭隘，并可能忽视对男人来说会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今天的许多性与生殖健康文献里，都能找到女权主义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而在重视真实经验的调查中，常常还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相互联接起来(Tolman and Szalacha 1999)。比如，在发展研究中，入户调查结果彰显出与其他社会特征（例如年龄、民族和阶级）相关联的性别差异问题。而那些能让人们就对自己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方法，则可用于对这些差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Caro 1995)。从女权主义范式出发的研究倾向于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此类方法对那些以前在重大争议（比如围绕国际计划生育展开的争论）中没有发表意见的人来说具有赋权的作用。当研究者未能听取特定人群的声音时，经由提醒我们对潜在偏见的警惕，女权主义研究者正在帮助我们重新建构如何设计和开展研究。
表2.1（见28页）概略地总结了这三种范式的逻辑与语言，并从每一种理论框架的研究方法工具箱中选列了一些例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读象《质性研究手册》(Denzin and Lincoln 2000)之类更为全面的信息资源。
综合分析:质性研究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生殖健康领域中质性研究之理论成份，包括在阐释主义和女权主义范式影响下发展而来（并仍在继续发展）的概念与原则。质性研究逻辑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由于以不同方式解读或阐释事情、事件与互动，人们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反应或行动。例如，公共健康信息对不同的人含义就不尽相同，因为他们的理解不会一样。对一个质性研究者来说，人们对艾滋病预防信息的理解取决于所处之不同的社会情景，而这对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质性研究者总是在探究人类环境中的矛盾与冲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层次上，我们才能洞彻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力学原理(the dynamics of human behavior)。
想要了解质性研究如何探究这些动力学原理，就必须熟谙表述基本质性研究概念与原则的语言。在此，我们将一些最重要的概念进 行了分类以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质性研究是系统的发现：质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事件与社会过程于人们所具有之意义的理解、对人们相互间的互动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其周围环境并与之互动的探索与记录，以此产生有关社会事件与社会过程的知识。质性研究也力图阐明人们达成共识的模式以及这些共识模式所具有的变异特质。
·质性研究者重视自然的情景，研究者可借之更好地理解人们活生生的经验。人们生活的自然情景是质性研究设计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这会影响研究参与者的观点、体验与行动。人际关系与社会文化结构对人类所持意义与行为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研究者以参与者的语言、意象(images)、有时是数字来表述质性研究资料。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非口头的，都具有象征性意义——同样的表述对研究的参与者来说是这样一种含义而对访谈者来说则可能是另一种含义。质性研究者仔细倾听参与者用未受外来结构限制的语言讲述他们的经历。之所以用叙述形式(narrative)来记录原始资料，是因为我们相信参与者用以表述自己想法与经验的方式，能有助于透视重要的研究概念与问题。
·质性研究过程是灵活变通的(flexible)、自然发生的(emergent)、也是反复循环的(iterative)。研究设计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设计与发现之间始终在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发现在不断地出现，研究者从不间断地跟踪整个研究过程，观察参与者对研究主题做出怎样的反应，并仔细检验资料以寻找新的视角与认识，而这一切都可能会导致对研究技术的修改、问题的修订或者改变研究方向以追寻新的线索。分析不是等收集完所有的数据后才开始，而是在研究现场就已经开始了。
·反思(Reflexivity)——研究者批判性的自我意识(critical self-awareness)——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你在倾听和观察参与者的同时也在质问和观察自己。由于其对（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平等关系的强调，女权主义方法对此做出了极大贡献。与许多定量研究所要求之超脱（于研究之外）态度不同，你本身的存在对质性研究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在与参与者合作——共同努力以探索各种问题并寻找其中的答案。其次，当你倾听、解读并对你的参与伙伴做出回应时，你本身是一个关键性的研究工具，不仅在吸收信息，同时也在对信息的产生施加影响。在实地研究笔记中与其他观察一起记录在案的自我反省，是解读与修正循环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正是这一过程推动着资料的收集工作不断向前以达成自己的目标。
实践中的理论模式
应用质性研究者常常运用来之于健康行为领域的实质性理论(substantive theory)。这些行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十分丰富的概念与理论关系，有助于更清楚地定位质性研究问题并指导研究设计。如果行为改变是你的研究首要关注对象，我们建议你回顾一下这些理论框架和模式，从中选取一些与你研究中所用之理论视角相适配的概念。比如，许多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研究——包括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行为框架的角度得出了以下概念：
·描述与健康和疾病相关的文化模式以了解“个人及群体层面有关健康威胁、传播动力机制和行为准则”。
·辨识、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价值信念会显现于行动之中。
·辨识、确定什么样的条件会促进或防止危险行为的改变，或者
·明确为维持个人行为（已有）改变所必需之条件。(Trotter 1997,259-260)
如果你在设计一个对项目经理们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研究，目标是降低某一社区中的HIV（感染）风险，你可以寻找一个辨别、确定风险指标的理论框架，或者也可以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将目标人群加以分割。另外，有些质性研究者仅在分析和解读资料时，才会参照这些理论框架和模式，将自己研究发现中出现的主题与更大的理论体系中的概念与关系相比照。
附录1（page 207）介绍了几个操作性行为转变理论，这些理论对性与生殖健康领域中的质性与定量研究均做出了贡献：健康信念(health beliefs)；转变阶段(stages of change)；控制轨迹(locus of control)和减少AIDS（感染）风险(AIDS risk reduction)。
为质性研究制定标准
主观性概念(concept of subjectivity)是质性研究标准争论的核心问题，该概念一直在广泛运用，但也常常遭到误解。对定量研究科学家来说，资料必须是尽可能与研究者个人或主观的价值观念相分离的事实；主观性可能就意味着对事实的扭曲。尽管人们广泛认为绝对客观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但定量数据的准确性却往往取决于事实与主观判断的分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质性研究者认为主观性是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相信我们只能局部地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因此，作为研究者，必须描述尽可能多的事实层面，并对多种多样的解释社会世界的方式持开放的态度。我们是通过研究参与者的经验和理解才得以接近这些丰富多彩的世界观。质性研究者在收集和解读信息的过程中将自我(self)当做一个反思性(self-aware)的伙伴来加以利用，这也就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和立场——如果运用系统而得当，主观性是质性研究科学中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Box 2.3
实质性理论运用一览表
当运用一个理论或模式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该理论或模式与问题的哪个方面或维度相关联？
■ 该理论或模式对研究是否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例如，个人行为，群体影响，环境问题）？
■ 该理论或模式是如何解释你研究问题中的相关部分的？
■ 该理论或模式建议你收集什么样的信息？
■ 该理论或模式在怎样的程度上与你对此问题的理解相吻合？
■该理论或模式没有考虑到此问题的什么层面？
■ 以你的判断，该理论或模式对处理此问题有什么帮助？对决定如何最好对之展开研究有什么帮助？
■ 该理论或模式有什么局限？
(Lewis 2000)
表2.1
性与生殖健康研究中的三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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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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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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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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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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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是由可观察到的事实所组成。事实是客观的、不依赖研究者（而独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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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是由人类活动、互动与语言中可观察到的象征意义所构成。事实是主观的、多重的（依不同的观察视角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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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为（种种）权力关系所支配，这些权力关系会影响人类的活动与理解。事实是经过协商的、并依地位与权力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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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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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通过标准化的科学程序而揭示出来的；并与具体情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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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来自于与社会情景相关的理解、经验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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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反映事实之不同版本的个人话语中了解到有关权力、控制和情景因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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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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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资料收集、控制性测量、临床检验(clinical trails)是其典型的研究方法。
例子：问卷调查、临床检验(clinical trails)、等级量表，结构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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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结构式，开放式问题和观察使得参与者能以自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行动。
例子：深入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参与式观察、案例分析（case h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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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交谈使得边缘人群和强势人群均能发表意见并讲出自己的故事。
例子：参与式行动技术、反思性倾听、对阻碍（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政治与个人障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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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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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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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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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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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试图通过因果或连带关系来解释、验证并预测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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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试图揭示、理解和透视人类行为（发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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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研究试图透视社会性别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包括在权力和控制上的差别），并促成相应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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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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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在结构化的问答格式里回答特定的、预先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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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参与者是资料收集过程中积极能动的合作伙伴，对半结构式问题做出自然、自发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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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参与者有相应的自由指引资料的收集过程，并定位下一步的研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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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参与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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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中性或中立的；研究对象可能会从研究结果中获得新的信息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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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意识到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负有的责任；可以对自己的观点、行为以及研究主题有所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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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得到赋权。研究结果可能会是由参与者定位的行动日程，并让参与者能够发起或参与政策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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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质量：寻找值得信赖的数据
质与量的优秀标准同等重要、但彼此间也有内在的差异(Devers 1999)。所有设计研究或使用研究结果的人都会关心质量问题，不过，在实践中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评判标准是有所不同的：两种标准类似但不可互换。每种研究都有其恰当而不乏严谨的标准。运用最为广泛的标准是从实证主义框架中发展出来的：定量研究试图描述、预测和验证在（相对）控制性环境中的经验性关系，其精确性可经由有效性、可靠性、客观性、精确性和推广性几个方面来加以判断。
另一方面，以探索、发现和理解为宗旨的质性研究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研究的质量和产出。下面，我们将综合讨论几个质性科学家的工作，他们均对评判质性研究资料的标准做过清晰的阐述(Lincoln and Guba 1985;Miles and Huberman 1994;Kirk and Miller 1986)。林肯(Lincoln)和库巴(Guba)建议评判质性研究报告最基本的标准是可信度（trustworthiness）。他们质问，一个研究者怎么能肯定“一项研究的发现值得重视、值得认真加以考虑？”(Lincoln and Guba 1985，398)。作为回应，质性研究的从业人员和应用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资料是可信的(credible)、可靠的(dependable)、可确定的(confirmable)和可转移的(transferable)？因为质性资料的可信度问题与质性理论的基本逻辑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将介绍以下几个概念。在第六章中，将会联系资料分析更详细地讨论质量标准问题。
可信性(Credibility) 在定量研究中，有效性(Validity)是指其对所测概念进行测量的精确程度。 研究产出在合理的范围内被认为是“真实的”。可信性，也被称为真实性(truth value)，则是与质性研究相对应的标准。有效性为所研究的概念和（实验性研究中）潜在的因果关系设定了正确的、操作性的测量标准(Yin 1994)；可信性关注的则是对研究发现之真实性的信心问题，其中包括对研究情景的准确理解：
·研究发现相互间是否显示出合乎逻辑的关系？也就是说，就其所支持的解释而言，这些研究发现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
·研究发现有充分依据吗？是为叙述性资料所证实的吗？换言之，有足够丰富的叙述性资料以支持特定的发现吗？研究发现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吗？
·（研究）目标人群是否认为研究报告是准确的？
(Miles and Huberman 1994)
可靠性(Dependability) 对定量研究来说，衡量可靠性(Reliability)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研究发现可重复的程度。其目标不仅仅是在一项研究中得到同样的结果（考虑到介入的时间和种种变化，这会是不可能的），而是能够重复用以获得这些结果的整个过程（即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存在极大的差异）(King et al.1994)。不过，对质性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所探究的是多重现象与意义的独特组合。换句话说，除非预先设定答案以使之符合研究设计所规定的条件，否则同样的过程不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对质性研究者来说，类似于（定量研究）可靠性(Reliability)的衡量方法是，研究结果是否可靠(Dependable)，取决于研究过程是否前后一致、研究的开展是否认真遵循质性研究方法所要求的准则和规范。我们要问自己以下的问题：
·研究问题清晰明白吗？逻辑上是否与研究目的和设计相互吻合？
·资料来源之间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不同实地工作者之间是否有可参照的资料收集规则(comparable data collection protocols)？
鉴于质性研究所具有的情景特质，我们不指望对以上问题会有一模一样的答案。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期望，如果资料是可靠的(dependable)，我们将发现回答的类型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时段内还能保持合理的稳定。
确定性(Confirmability) 客观性(Objectivity)是定量资料一个传统的质量标准，通常的意思是指在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要保持距离、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对研究过程的影响。而这两点在大多数质性研究中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从质性研究的立场说，类似的目标是通过审查和其他方式（将在5、6两章讨论），以确定所收集的资料尽可能精确地反映了参与者的观点和经验。因此，确定性意指一种方式，借之可以了解研究者（即使作为研究的共同参与者）已将个人的价值观念与参与者的价值观念区别开来。运用反思(Reflexivity)这一概念，质性研究者有义务观察和记录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可能影响资料的收集和解读之假设、偏见或反应。反思的运用将会强化研究结果的确定性。
转移性(Transferability) 也可称之为外展性(Extensibility)，这个概念类同于定量研究的推广性(Generalizability)概念。将研究发现推广应用于更大的人群是多数定量研究的一个目标。当然，如果研究样本每一个部分均有平等的被选择机会、而样本量也足够大到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生误差的可能性，这个目标在特定的范围内还是能达到的。这就是一个在统计学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虽然这个意义上的推广性与多数阐释性研究的目标或方法没有什么关联，但知道“某一研究结论是否能转移到其他情景中”仍然十分重要（Miles and Huberman 1994,279）。情景在质性研究中的重要性使得有些研究者怀疑，从一个情景中得到的结论是否能转移到另一个情景之中；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在自己研究结论的运用问题上，有时则显得过于轻率。对此，我们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如果样本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足以代表反映了研究中关键性问题的观点与经验，那么从质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就能运用于其他情景。（在质性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要获得概念性而非统计性的、足以代表特定情景中人们的资料。由于情景对任何一个质性研究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将研究资料从一种环境中转移到另一环境中时，研究者必须对情景性因素做出说明。如果在另一人群中重复同一研究而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将会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并进一步明确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会发生研究所发现的情况。因此，证据充分的知识（研究发现）可以扩展到类似人群，但“提供证据的责任却更多地落到了试图应用研究结论的人、而不是最初的研究者身上；最初的研究者不可能知道会在什么样的地点转移研究发现，而应用者却能知道”(Lincoln and Guba 1985,404)。
这些术语——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确定性(Confirmability)和转移性(Transferability)——构成了评估质性研究精确度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与阐释主义范式的世界观、信息来源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在以后几章里，我们将会继续谈这些研究质量标准，并进一步地讨论那些确保质性研究精确度的具体评估技术。
结论
作为研究者，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基本的好奇心理。但在设计和实施研究时，我们不能局限于一般性的好奇，而必须学会专业地运用（基于我们的理论观点或范式的）准则与规范。许多从定量研究角度所写的东西，将会继续指导我们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工作。就本书而言，我们的理论界限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由阐释主义和女权主义范式所设定。我们相信——单独或配合使用适当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两种理论视角都能够做出很好的质性研究，以解决很多与性、生殖健康、人权和社会性别有关的复杂问题。在本章中，我们曾经要求读者审视自己所持的理论视角、反身探问自己的工作反映了什么样的观点、自己的想法来自何处以及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是否有益。对研究过程进行自我反省、了解自己的世界观怎样影响所研究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你对自己的理论视角有清楚的认识并以之为研究的指导，你将会发现新的路径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原载：《质性研究方法——性与生殖健康应用研究之现场指南》之第2章，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年出版。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马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