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文华：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接榫口
时间：2010/10/19 16:36:00|点击数：
【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虽有明显的差异，但也存在着互补性与较高的相容性。对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容度与接榫口的分析将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心，也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现代建构。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扩大中华文化与民主文化、科学文化、人权文化的相容度与接榫口，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个现代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 文化相容度 文化接榫口
中华民族现代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都离不开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借鉴和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不例外。就历史与现实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极具现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也离不开自身的中国化，因此中华民族现代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过程。
异质文化间结合的必要性是以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补充性为前提的，而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容性又是文化顺利结合必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互异的文化，是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但二者之间却具有非常契合的相容性。要实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补性与相容度有明晰的认识。这里只对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相容度与接榫口做出简单的分析文化相容度是指异质文化的相似程度，它标明了异质文化在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自然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相契合的程度，其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的契合度是最为重要的判断指标，文化相容度的高低实际上就是文化接榫口的宽窄。就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变迁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面貌。作为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灵魂和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需要，而且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与当时传入的西方的其他的文化形态相比，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较高的文化相容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效的文化条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较高的文化相容性与接榫口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通变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互通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吸收了西方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精微博大的古典辩证法精髓。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事物的内在的矛盾决定了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也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这种对立统一的变化过程遵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呈螺旋形上升。
中华民族的阴阳五行说是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想在《周易》中表现得很明朗。它强调“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对立面的互相推移构成万物的运动变化，表现出用变易眼光看待事物发展的观念。春秋战国时哲学家的思维在急剧动荡变化的社会风云中得到了锤炼，老子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辩证法思想发生了飞跃。《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在这里老子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这些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每一方都是对方和整个事物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离开对立的一方，自己就不能存在发展，“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体现了很强的历史过程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不仅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阴阳二气)，而且指出对立的阴阳二气可以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统一。老子的这些精辟见解达到了当时人类思想的高峰，表现出中华民族哲人的深层智慧，也是第一次脱出经验而达到了理性形态，他是中国辩证法思想的真正莫基者。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渗透到社会、历史、政治、军事、道德等各个领域，具有独特的整体观和过程观，表现出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追求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辩证法也隐含了主客二分的意识，而且中国的辩证法从来就不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间的总体性关系。把这个观点用于实践，就是主张通变，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坚持权变，灵活把握事物的发展态势，保持事物发展的和谐状态。这一通变特征在与各国哲学的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陶德麟指出，语言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通变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不仅有其相通之处，而是十分契合。中国哲学传统中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与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学理上的相融性、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方便、最快捷的思想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主要得之于与富于思辨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之间的相通性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接榫口。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同构
在社会理想上，儒家从孔子到康有为都有“大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则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虽然二者的性质不尽相同，但对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追求是二者共同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社会叫“大同”或“太平”。《礼记·礼运篇》引用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所表述的大同世界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也是综合了前人和当代人的社会理想。尽管他在表述这一理想社会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色彩，但大同世界的思想在我国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以至于近代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写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还名为《大同书》。
就古代劳动人民而言，也还用行动追求一种社会理想，即“太平”世界。“太平”世界的社会理想最早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提出来的，其基本意思就是天下大治、大家平等，宋朝钟相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均平富”的口号也是“太平”世界的理想。到了近代洪秀全起义时，将“大同”、“太平”理想表述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也”。总起来看，“大同”、“太平”理想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始终存活在劳动人民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传入到中国后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从而对其怀抱一种可感知、可理解、可接受的愉悦的文化认同心态。当然。中国的“大同”、“太平”理想实质是主张在小生产的基础上搞平均主义，其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但这并不影响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文化接榫口。
三、中国传统的民本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思想切近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上。唯物史观的最直接的贡献在于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俗民情，也更为具体地也就更为有理性说服力地解释了人类历史。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开辟了一条通达的途径。而根据这样一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则毫无疑问应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不断改造着整个社会。所以，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构成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到晚周，民本思想渐趋盛大。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明确地把“民”的重要性放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首位。《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并且把“爱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孔子爱民思想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说明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一个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都要得乎民心，顺乎民意。而得民心的关键就在于为政上，即要反对“虐民”、“暴民”的思想，要看重人民，要顺从民意。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充分肯定了民众在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了君对民的依赖关系。孟子“民贵君轻”与 “仁政”学说，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一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给历朝统治者以深刻的印象，唐太宗李世民就阐述过民水君舟的道理。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相反相成，但是其重视民众巨大作用的基本精神，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原理有相通、相融、共鸣之处。
传统文化民本、人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相接相通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价值立场上，二者以维护民众的利益为首。传统文化采取“民本”的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民主”的形式。“民本”即以百姓大众为本位，统治阶级不能忽视或剥夺人民的利益而任意妄为；“民主”即人民自己为自己做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民本与民主虽然有本质上的不同，但维护百姓民众的利益、重视民生的价值立场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中接驳近代“民主”、“民权”的“民本”思想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其次，传统的民本、人本思想已然具有民主思想的征候，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几乎就是呼之欲出的民主思想。这些丰富的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是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值得充分关注；再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接相通也表现在人本、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所隐含了相同的革命精神与反抗精神，这从波澜壮阔的历次农民起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可以看出一斑。
四、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连通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宗教神学的历史发展对宗教神学的本质和根源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指出，宗教变迁的真正的最终的根源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决定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发生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并形成了为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与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思想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就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是统治人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是依靠对超越的精神实体即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支配人们命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人本思想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3]。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西周以后人本主义始终处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这在儒家学说中显得特别突出，孔子不语乱力怪神而致力于仁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的萌生。东汉思想家仲长统在《全后汉文》中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取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以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这种“天道为末，人道为本”的论述精辟概括了儒家人本思想的精髓。在人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荀子强调“形具神生”，即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王充则认为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好似烛与火，没有蜡烛，火也就熄灭了，即精神必须依附于形体才能存在，世上没有超然万物的神灵。南北朝时期的范慎在《神灭论》中提出“形质神用”说，认为“形”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和主体，精神则是形体的一种属性和作用。范慎之后，柳宗元、张载等思想家都坚持了对有神论的批判，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的“旧新文化”的发展宇宙观更放射出夺目的唯物主义的光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重人轻神的无神论传统，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文化接纳作用。
另外，中国的底层反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精神相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在底层的斗争精神上是直接接通的；唯物史观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论证与中国农民的传统革命精神，意旨相通；中国传统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也是精神相通的。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之所以会有很高的相容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它总结和吸取了人类(至少是欧洲)的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思想具有普遍的价值；二、是由于两者所力图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共同的：都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在对共同问题的回答里总有某些相似之处；三、是由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的、可比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思想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共同性；四、是因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虽然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但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哲学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都是对以自然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反映，因而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五、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都关注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就使得两者的相似相通之处，比之其他现代西方文化更为具体，更为明显；六、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是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己任，代表了后资本主义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化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仿佛是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复归，因而马克思主义与前近代文化无疑具有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属于前近代文化，所以它和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相似之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补性，又有很高的文化相容度和宽广且良用的文化接榫口，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能够战胜其他的西方文化思想流派并进而在中国确立指导思想的地位。经过近百年的中马融汇以后，中华的文化已经有了鲜明的现代特征，但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以人权、民主、科学为核心价值观的永续发展的过程，而文化的发展又是一个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且存在涨落效应，因此，应当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人权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现代构建。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在文化上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两个彼此相关又共同关乎中华民族现代精神家园建构的重要问题。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文化相容性与文化相容度，必将更具效率地达成上述两个目标。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今世界社会的文化背景是民主、科学与人权，因此除了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作有机的结合外，也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寻求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的接榫口，扩大中华新文化与民主文化、科学文化、人权文化的相容度，惟其如此，中华文化才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国力一起复兴，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个现代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杨金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J，2008年第4期。
[2]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J，2003年第11期。
[3]孙勇胜，《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青海社会科学》J，2002年第1期
[4]陈卫平，《变革·融合·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期。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5期）
（作者简介：兰文华（1973－），湖南炎陵人，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联系电话：027—63860073 13987613361）
（责任编辑：温曼）
来源/作者：马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