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与昆明国（桑耀华）
时间：2010/10/20 14:12:00|点击数：
提 要：秦汉时期，昆明是洱海区域一个强盛的民族。过去史学界多认为他们属于氐羌族系。20世纪后期，云南考古学界有的专家提出，剑川海门口出土的双肩青铜斧，是在澜沧江流域双肩石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昆明也不是从北方迁入的民族，而是从澜沧江流域向北发展的土著民族——“夷”人。本文认为，昆明是南亚语系民族，与东南亚的“昆仑”有渊源关系，现今缅甸境内的“克仑”是他们后裔的一部分。
史书在“昆明”后加“国”字的记载较晚，但凭他的实力，拥有的疆土在汉时称之为“国”是够条件的。
关键词：昆明；昆仑；克仑；邪龙；罗刹；南亚语系
Abstract：Kunming was a strong nationality in Erhai area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y．There are two views about the origin of Kunming nationality．Some scholars point out Kunming origins in Di and Qiang nationalities．Others consider that Kunming is aborigines depending on new archeology materials．The paper will explain Kunming belongs to the nationality of south Asia family of languages．Kelun，living in Burma，is a part of their descendants．
Key words：Kunming Kunlun Kelun Luosha South Asia family of languages
秦汉时的昆明民族主要分布在洱海区域，滇池区域亦有记载，三国时滇东亦有记载，昆明的史迹遍及今日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在这里仅涉及洱海区域，即昆明族的主要部分。
一、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
1．秦汉时期的昆明民族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至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臀、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又说“元狩元年（公元前1 22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今阿富汗）时，……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今印度）国道便近，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子、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又《史记·大宛传》说：“乃令骞因蜀犍为（郡治在今宜宾）发问，使四道并出，出骇，出榨，出徙，出邛、葵，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蓓，南方闭膂、昆明。昆明之属元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汉武帝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开通经云南到印度道路的愿望无法实现，都是因为“昆明”不让汉朝使者通过。于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而去。”《史记·郭昌传》则说：“以大中大夫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但过了四年之后，《汉书·武帝本纪》说：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三月“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以上所记时间相距不长，但从内容看，元封二年郭昌用兵昆明是因其‘遮汉使’，只是斩首虏数万而去，而元封六年是因‘昆明反’而出兵，并非是为了他们阻道，这当是两回事。从这些记载看，昆明对西汉王朝来说，他不是一个友好的民族，曾是个使汉王朝头痛的民族。他阻止汉王朝想和平开通经其地至身毒、大夏的商道。当汉王朝初次用兵时，又使汉将军郭昌无功夺印，用今日的语言说，就是没有取得成功，使汉将军被免职了。不久又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又一次派兵征讨。看来，这一次是取得了成功，西汉王朝在云南省设益州郡，下属有云南、株榆、邪龙、不韦、崔唐这五县都是在昆明所属范围之内。此后洱海区域相对稳定了一个多世纪。
《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永胜）、碟榆（大理）、弄栋（姚安）、连然（安宁）、滇池（晋宁）、建伶（昆阳）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这时，他们又在其首领栋蚕领导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反抗，从今天的永胜、姚安、大理到安宁、晋宁、昆阳等地，即洱海区域到滇池区域大部分地区的昆明人都参加了。益州太守繁胜被逐出滇池区域，退到了昭通。东汉王朝于建武“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泸水，人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赢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公元45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这次使昆明受到严重打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九月，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二十一年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说的都是这回事。
直到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与汉朝派驻哀牢县的“守令”发生矛盾，哀牢王杀了“守令”反叛，攻下永昌郡“太守”驻守的蛲唐城（保山县老营），太守王寻逃往叶榆（大理），接着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今永平），燔烧民舍。这时，“肃宗募发越臀、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公元77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这次算是昆明人与汉王朝合作得最好的一次，昆明人的首领成了汉王朝的功臣。
从这些记载看，说明昆明人分布广、人口多，是个有组织、有君长也有相当实力的民族，并不是“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民族。史书记载随畜迁徙、无君长、无长处即以畜牧业为主的可能是指臀人族群中在秦汉时迁人滇西的部分。因为居住在四川西部的膂人比较多，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洱海区域迁徙，当时他们多以游牧为主，而且在滇西的两大族群中被排在前面，也是司马迁了解得较多的部分，因此有理由认为司马迁所说随畜迁徙的当是这部分膂人。而滇西的昆明人，他们早在商末周初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在他们的遗址中已发现炭化稻谷，
已是个农业民族，并非游牧民族。
2．三国（蜀汉）两晋时期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在民间流传着一个九隆的故事说，其民族起源于一妇人，于水中触沉木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又哀牢山下一夫妇产十女，九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这一段文字说明九隆故事在哀牢和昆明人中都广泛流传，它除了成为哀牢民族起源的神话外，“南中昆明祖之”，也是云南昆明族起源的神话。⑴这段话除说明昆明人也是以“九隆神话”作为民族起源的神话故事外，我们还可从中看到当时的昆明民族是诸葛亮征讨的主要对象，为其作国谱的也是“昆明人”。而当时在诸葛亮的军队面前“屡败屡战”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杨升庵《滇程记》载：“蒲蛮，实孟获之遗种也。”《徐霞客游记》载：“顺宁（今凤庆），本蒲蛮之地，——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这些记载说明在明代以前，在云南的传说中多认为孟获是南亚语系民族“孟人”的首领。《永昌府志》在诸葛祠下记载着：“蒲人敬诸葛公特盛。”永昌境内有傣族、彝族、白族、阿昌族等居住，志书不提其他民族，唯独只说蒲人特别崇拜诸葛亮，究其原因，这或许与蒲人首领孟获诚心归附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天威”，诸葛亮为其作国谱，要蒲人相信他们“天生”就应当听从诸葛亮指挥，世代为诸葛亮效力有密切联系。
3．隋唐时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
《隋书·史万岁传》“人自蜻蛉川，经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唐樊绰《云南志》载：“白崖谓之勃弄脸”。又“蒙舍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 “勃弄川即今之礼社江”。这里记载的勃弄，岑仲勉先生说：“甚至现在，吉蔑系还留了少许人如崩龙，在云南极西及边境，崩龙我认为即勃弄的遗民”。到了唐代，史书对洱海区域昆明人的活动仍有记载，《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蛮，一日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唐会要》卷九八载：“昆弥国者，一日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为界，即揲榆河也。”《资治通鉴》武德四年载：“昆明遣使内附，昆弥即汉之昆明。”《通典》卷一八七载：麟德元年“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从《唐书地理志膂州昆明县》说：“汉定作县——武德二年，镇为昆明县，盖南接池，故也。”元和郡县志》说：“盖南接昆明之地，因以为名。”《太平环宇记》说：“盖南接昆明之夷，因名。”以上这些记载明确是指洱海区域的。又《旧唐书·本纪》：“贞观十三年，昆明遣使朝贡。”从记载情况看，这也可能是指洱海区域的昆明人的。这些记载反映了隋、唐时洱海区域昆明人的情况。在唐代初期，洱海区域还有不少昆明人。清代的史书对他们还有记载：乾隆（1736～1795）《蒙化府志》（古之邪龙，今之巍山）就有昆仑一里、昆仑二里、昆仑三里、昆仑四里和牙（孟语，女长者、女首领、女王之意）一里、牙二里、牙三里、牙四里的记载。应当说他们都是昆明人居住的实证。这些资料是很有价值的，他对昆明人来说是承前启后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洱海区域的昆明人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民族，但他对西汉、东汉王朝及蜀汉势力的进人多持反对态度，因此常受到中原王朝的军事打击。从西汉、东汉到蜀汉这数百年的历史中，昆明在多数时候是中原王朝的征服对象，其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并逐渐退出洱海区域，向永昌地区迁移。南诏强盛并逐步征服了其周围的地区和民族之后，昆明也成了南诏的属民。自南诏统一洱海区域后，“昆明”二词确实少有史籍记载。而实际上他们成了茫人、金齿的一部分，被茫人、金齿的称号所取代了。现今我国境内的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缅甸境内的“克仑”与昆明是有族属关系的。
昆明，《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滇王者——封二年武帝平之，以为益州郡，后数年复并昆明皆以属之”。所称‘后数年’，虽然不知是多少年，但在元封二年到元封六年之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元封六年出兵的理由就是“昆明反”。从元狩元年到元封六年，即从公元前122年到前105年的十六七年间，汉朝为谋取经洱海区域到印度、大夏的通道，先是派遣使者希望和平开通，但昆明人不让汉朝使者通过其所辖地区，于是汉朝使用武力对付昆明人，并把昆明人纳入益州郡，也许滇西的云南、襟榆、邪龙、崔唐、不韦这些县即在这时期中建立的，但不久昆明人又反叛了，直到元封六年又再次出兵对付昆明人。这次军事行动之后，相对平静了一个多世纪。
二、昆明族属新解
昆明的族属，目前见到的有三说，一是氐羌说；二是“夷”说；三是南亚语系民族说。
1．氐羌说
这是学术界的传统看法：如说“昆明夷在殷代叫做昆吴，叫做鬼方，叫做九州之戎，叫做九侯。在周代叫混夷、昆夷、窜夷（也许是爨），叫做氐羌。大理在汉代即叫昆明，居住在洱海边的昆明夷，或昆弥夷，这就是昆吾、昆夷的血族。又《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足见昆、叟都是同族。‘叟’字见于禹共，它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在青海西，渠搜在陕西。郑注‘叟一作搜’——即是昆明夷和川西的青羌（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崇叟青羌’都是川西，昆明夷便广泛的分布在大理一带。”⑵
“昆明族在‘西南夷’中分布最广，并普遍地与葵、叟、摩沙族相互交错杂居在一起。昆明族是形成近代彝族的核心：哈尼、拉祜、阿昌、傈僳、基诺等族中也有昆明族的成分。”⑶当今考古学界已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2．“夷”说
当今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已否定昆明为氐羌说的论点二有的学者认为：“从大量考古资料，也说明昆明并非源自西北地区的羌人，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河谷的土著民族”。并认为“从古羌人的活动范围来看，似乎和昆明人也没有多少联系——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此知昆明不仅属于‘蜀汉缴外蛮夷’之列，而且是‘夷人’中的‘大种’，即多数派，夷人和羌人不是一回事。”⑷至于‘夷’人，论者认为‘夷人和羌人不是一回事’，如果按照云南古代羌、濮、越三大居民群体来考察，既然和氐羌不是一回事，和“从古羌人的活动范围来看，似乎和昆明也没有多少联系"那就应当考虑濮、越问题了。肖秋等《略谈南诏国的族属》说：“西汉时被称为昆明的地方，到东汉时设立了永昌郡，哀牢夷是郡里的主要部族；洱海以南以云县为代表的新石器分布地区，正是‘地方可数千里’的昆明蛮中心区域。” （云南人民出版社，1 980年）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首先是考古学界得出的新结论，根据的是当代考古 所获得的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其结论有坚实的基础。其次是突破了洱海区域的昆明人来源于西北氐羌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昆明民族原是澜沧江流域的土著民族，我们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但也不主张把昆明归属于“夷”和“哀牢”之中，“夷”在多数情况下，常常是对多个少数民族的泛指，如‘西南夷’，‘夷，汉所并服’，‘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曰叟’等，对具体民族来说，不是一个区分民族的词汇。“哀牢”是氐羌族群民族，南诏为哀牢之后，这在史书中记载是明确的。至于昆明则是南亚语系的民族：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
3．昆明为南亚语系民族说
学术界都认为滇西南不仅有羌人族群，也有大量的南亚语系族群，还有一些百越民族住居，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昆明人属于南亚语系族群。岑仲勉先生就主张昆明即高棉，“如说，柬埔寨人自名其国日Khmer，在古文碑铭中作Kvir或Km．ir，古语作Kur，大食人名日Comar，现时暹罗习惯写作Khmer，音读则为Khamen，越南人称日高棉；我国则唐慧超五天竺国传译阁茂（应为蔑——引者），《旧唐书》、《新唐书》译为吉蔑。试参合各国不同的读法，此名在古代汉语里转为Kuanmen，即‘昆明’所写自本”。岑氏还认为“甚至现在，吉蔑系还留了少许人如崩龙（palaung，今称德昂），在云南极西及边境。崩龙我认为即勃弄的遗民，《隋书》五三史万岁传‘人自蜻蛉川，经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蛮书》卷五，‘白崖谓之勃弄’又‘（蒙舍）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勃弄川今称礼社江，盖因受他族压迫而避往滇西，亦即赶不上大队而留落在后的”。⑸又我国古代史书在记载到东南亚
民族时，常见到“昆仑国”、“昆仑人”，《旧唐书·林邑传》载“自林邑已（以）南——通号为昆仑。”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良好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换昆仑国焉。”中国史书里的昆仑国所指范围较广，如果按当今考古学提供的资料，则昆明人在商、周时期的活动范围是北到金沙江以北了。冯承钧指出“昔日昆仑国，泛指南海诸国，北至占城南至爪哇，西至马来半岛，东至婆罗洲一带，甚至远达非洲东岸，皆属昆仑之地也”⑹而生活在中南半岛及云南的孟人，与昆仑人当有一定关系。滇西南的昆明属于昆仑族系的可能性是大的，地理上也是相连的。
昆明（昆仑、克仑）为南亚语系民族，除了上述资料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克仑族条说：“克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又缅甸境内的“克仑族，分为山区克仑和坝区克仑两大类，以下又分三大支系。三大支系即斯戈克仑、波克仑和勃欧的当都克仑，斯戈克仑和波克仑属于平原克仑，平原克仑多与孟族人的脸形相似，……⑺这又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说明了昆明民族不属于氐羌系民族，而是属于南亚语系民族。
在研究昆明的族属上，考古学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新证据呢？1974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云县忙怀地区，发掘到大量用江中鹅卵石打制而成的有肩石斧，全部用砾石打下石片，然后在上端两侧打出弧形肩，形制有钺形、靴形和长条形等。此类石斧制作粗糙，未经磨光。
张增祺教授从考古角度论证了云县忙怀等地发现了大量的以有肩石斧为特征的新石器，这类石器在怒江、澜沧江流域的福贡、贡山、云县、景东等地均有发现，形器和制法也基本相同。并指出“上述有肩石斧和剑川海门口、大理鹅鹿山、祥云大波那，以至禄丰等地出土的有肩铜斧十分接近（此类有肩斧不见于滇池区域）。这不仅说明他们在文化上有渊源关系，而且可以肯定，这些有肩铜斧是在澜沧江流域有肩石斧的基础上直接演变来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李昆声教授认为“位于澜沧江中游地区的云县忙怀发现了大量用鹅卵石打制的石器，有钺形、靴形、长条形等以双肩石斧为其特征，有夹砂绳纹陶共存，可知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一类型的遗址在澜沧江沿岸之景东、澜沧等县的景志、忙亚、忙卡、大水平、安定、丫口等十数处均有发现。这一类型遗址与百濮族系有较多关系”。⑻“G·鲁斯博士认为孟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进入罗摩尼阿（Rahmaniya）或勃固（Pegu）地区；考古学家VonHei·ne格尔登甚至把‘有肩石斧考定为大陆上孟高棉人的文化’。”⑼在东南亚的有肩石斧与云南的有肩石斧的主人是孟高棉人这一点上，中外学者都是有共识的。后来在有肩石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肩青铜斧的创造者是南亚语系的“昆仑”和“濮”人的结论，不论从考古文献和中国史书的记载来说，都是有可靠依据的。中国史书记载，秦汉时期，滇西有大量的昆明（濮人的一部分）居住，现今考古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中国最早的铜鼓是楚雄万家坝型铜鼓，是由濮人最先制造和使用的。考古学界的这一共识即是对古代滇西有大量濮人居住的确认，这就是最可靠的依据。因此我们认为，从澜沧江中游向北发展的昆明（昆仑、克仑）人，应是南亚语系民族。云南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克木人都是古代永昌地区濮人后裔的一部分。
1990年3月云南省考古所和保山地、县文管所对昌宁营盘山新石器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了石斧、石刀、砾石片刮削器、夹砂黑陶等，同时在遗址房内南部6平方米面积内堆积有厚8～20厘米的炭化稻米。此“遗址时代距今日3500年左右，约当我国夏末商初。”从剑川海门口有肩青铜器是在澜沧江有肩石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遗址都出土了炭化谷物，而且昌宁遗址的时间略早于海门2～3个世纪左右。因此澜沧江流域的居民与海门口居民有着共同渊源，这一点是得到考古资料互相印证的，这也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同时《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小人，名日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在古代，中国史书多将焦侥看作南亚语系民族。云南澜沧江流域多有南亚语系民族住居，如果说昆明为南亚语系民族，他们从事农业的历史也就相当久远了，这与剑川海门口的情况就吻合了。
三、洱海区域的昆明国
倪辂《南诏野史》载：“昆弥氏，国号‘拜’ （环碧山房本作‘邦’），历年莫考，张氏继之，改为建宁国。”⑽不论是“拜”或“邦”都是源于南亚语系古语村落的音译，国内史书多用“邦”、“巴”、“班”、“摆”等，云南省凤庆县历史上是蒲人聚居区，清代《续修顺宁府志》还有许多保留有“邦"字的村落，如邦买、邦拐、邦贵、邦盖、邦谷、邦歪、邦旧、邦挖、邦别、邦杭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称“邦”的地名很多，如邦瓦（挖）、邦各、邦信、邦歪、邦杭等，考其历史都与德昂人有关。陇川县，德昂族女王宫的遗址即称为“邦（巴）达”，有些地名完全相同。我国出版的汉文“东南亚地图”多译作“班”，这也是来源于南亚语系民族。这个“拜（邦）国”的记载，又给我们提供了在白人张氏之前，曾是昆明人为主的国家的线索。
在“昆明”之后加“国”字，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狞“三年春……发谪史穿昆明池。”并在注释中有臣瓒（属3～4世纪人）日：“《西南夷传》有越崔昆明国”。因臣瓒的姓氏、籍贯不详，不知他的这一记载是否就是对“昆明国”的最早记录。唐司马贞撰《索隐》引崔浩（7～450年，北魏人）云：“膂、昆明二国名。”⑾可知称“昆明”为“国”的记载，或许从3世纪末4世纪初已经出现，而最晚也不会晚于5世纪中叶。到唐代《唐会要》卷九八载：“昆弥国者，一日昆明，西南夷也。”虽然称昆明为国的记载较滇国为晚，但在秦汉时它是个有实力的民族；能与滇国抗衡的是它，多次与汉朝作对、不让汉朝使者通过其境开通到印度交通线的是它。当汉王朝派兵征讨它时，使汉将军“无功夺印”的是它。而且它拥有“数千里”的地方。把具有这些条件的“昆明”称之为“昆明国”，对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民族实体来说，是完全合格的。
据《白古通纪》载：“昔洱河之地，有罗刹一部出焉，啖人睛、人肉，号罗刹国。观音愍其受害，乃化为梵僧，牵一犬自西天来，历古宗、神川、义督、宁北、蒙茨河，人灵应山德源城，主喜赕张敬家。敬罗刹贵臣也。见梵僧仪容，深礼敬之，介以见罗刹王。王甚喜乃具人睛、人肉供之。僧辞日：“不愿肉食，王诚眷礼，愿受隙地为一庵居”。罗刹许之，且日：“广狭自裁。”僧云：“止欲我袈裟一展，我犬二跃之地，足矣。”罗刹笑其少。僧云“王勿后悔，请立契券。”倾国观者百万人。既成契约，僧解袈裟一展，盖其国都：叫犬令跃，一跃尽其东西，再跃尽其南北。罗刹张皇失声日：“如今我无居地矣！”僧日：“不然，别有乐国胜汝国。”乃幻上阳溪石室，为金楼玉殿，以螺为人睛，饮食供张百具。罗刹喜，遂移居之。一人而石室遂闭，僧化为蜂由隙出。自此罗刹之患乃息。今此山及海东有犬跃之迹存焉。
观音降伏罗刹的故事，一些学者在研究南诏时期的宗教及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时认为它反映出“观音代表密教，罗刹代表巫教，张敬代表‘朵兮皤’，乃巫教觋爸。”⑿有的也认为“这个故事的流传反映了佛教传人大理地区，僧侣活跃压制了民间信仰的史实”。⒀再如“所谓观音降伏罗刹的传说，里面隐含着以黑龙或邪龙作图腾的部族和以黄龙作图腾的部族互相争霸的事实。后来黄龙一支战胜了，为安抚黑龙或邪龙的部族才造出这个神话来。”⒁
《辞海》罗刹条说：“全名‘罗叉娑’或‘阿罗刹娑’。最早见于印度古老的宗教文献《梨俱吠陀》。相传原为古代南亚次大陆土著名称。自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后，凡迂恶人恶事皆以罗刹名之，罗刹遂成为恶鬼名。传说罗刹男黑身、朱发、绿眼，罗刹女为绝妙者。慧琳《一切经音义》第二十五：‘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谓也。’关于《白古通纪》、《白国因由》、《白古通纪浅述》对罗刹国的纪载大同小异，但都记载有罗刹国。王叔武先生在《云南古佚书钞》中说：
《白古通纪》首载：“洱海地区于上古为‘罗刹’所据，此说今仍流传于滇西。‘罗刹’一名见于《佛本行集经》，也是古代南海属于孟高棉语系民族的国称，见《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而我国孟高棉语系民族如布朗、崩龙（今德昂）、佤等族先民，在古代大量分布于滇西，此传说或者就是这一史实的反映。”此说值得参考。
除了上述故事折射出大理地区在白国之前存在过一个罗刹国之外，故事还说：邪龙（《白古通纪》原注即罗刹）既为大士所除，其种类尚潜于东山海窟，恶风白浪，时覆舟航。有神僧就东崖创罗荃寺，厌之，诵经其中三一夜，忽闻有大震动声。僧鸣之，见百十童子造日：师在此，坏我屋宅，吾属不安，请师别迁。僧厉声日：是法住法位，有何不可。遂失童子所在。明日寺下漂死蟒百余，自是安流以济。僧随迁化。”“（嘉靖《大理府志》卷二《山川》）又洱河有妖蛇名薄劫，塞河尾峡口，兴大水淹城。王出示：能灭者，赏尽官库。有段赤诚愿灭蛇，缚刀人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寺镇之，以蛇骨灰塔，名日灵塔。每年又有蛇党起风，来剥塔灰。时有谣日：赤诚卖硬功。今龙王庙碑云：‘洱河龙王赤诚。盖有功为神之报。’以上所录观音制服罗刹，神僧建罗荃寺镇压罗刹余类，段赤诚与妖蛇薄劫战于洱河河尾峡口的故事，虽多离奇，但这是佛教徒们篡改历史，把洱海区域的历史变革加以神话，并将功劳归属佛教，这一脉络是清楚的。
关于大理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白人与被称为罗刹（昆明）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以僧侣为代表的佛教和昆明（罗刹、邪龙）为代表的崇拜蟒蛇的原始宗教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白人取得胜利，昆明人失败后退出剑川、大理、宾川、弥渡等地。而在宗教信仰方面，白人普遍接受了佛教，佛教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以崇拜蟒蛇为特征的昆明人（罗刹、邪龙）的原始宗教则随着昆明人的离开而消失了。对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从民族学和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考察，可以显示这样一条脉络，洱海区域在早期是以昆明（罗刹、邪龙）为代表的南亚语系民族居住为主。这些昆明人在当时有相当实力，洱海区域的青铜器是昆明人最先发明、铸造和使用的，周秦以至西汉他们是洱海区域的统治民族。西汉王朝曾几次派出使者探索经云南到印度的道路，但“皆闭于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汉使，终莫得通”。后来汉王朝多次派重兵征讨，打败了昆明人。白人在汉王朝战胜了罗刹以后取得了洱海地区的领导权。在与罗刹（邪龙）的战斗中，段赤诚建立了功勋，他虽然在战斗中牺牲了，但罗刹的势力终于被逐出西洱河，因此他依然是白族人民的英雄（即与罗刹势力战斗的英雄）。当苍山洱海间的罗刹势力退出后，洱海以东地区罗刹（邪龙）还常与白族先民发生矛盾，最后洱海东岸的罗刹遗裔也被战胜了，白族首领取得了洱海区域的统治权。以后白族人民接受了佛教，僧侣们又用佛教的观点篡改了真实的历史。鉴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神话故事可能是折射洱海区域的昆明人，在两汉、三国时经受了几次大的军事打击后，他们逐渐迁离洱海区域。当然也不会全部走光，以致罗刹被锁在上羊溪石洞中以后，海东还有罗刹余种作乱，和尚们又建罗荃寺镇之。这又反映昆明人的势力进一步受到打击的情况。随着昆明势力的离去，氐羌人口的增加和势力的发展，白族古代先民又成了洱海区域的主体民族。这一推论如果仅仅是依据神话故事的话，其价值并不大，但要结合洱海区域的考古资料、史书记载综合研究，或许这一推论是有其合理因素的。
四、邪龙、罗刹是昆明（昆仑）的别称
西汉时在今巍山设立“邪龙”县，从《白古通纪》等书都把“邪龙”称为“罗刹”。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七《杂志》引文有“邃古之初，苍洱旧为泽国，水居陆之半，为罗刹所据，犹言邪龙。”汉时为什么称巍山为“邪龙”，顾名思义，这是因为这里的民族所信仰的原始宗教与滇人一样是崇拜蟒蛇的，蟒蛇类似龙但不是真正的龙，故称之为“邪龙”。那么，这个被称为”邪龙（罗刹）”的是什么民族呢？前面已提出是南亚语系民族，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巍山古代的居民情况。据《后汉书·哀牢传》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起兵反抗东汉王朝，东汉王朝于建初二年募诸郡兵，于是“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这条记载很明确，这个邪龙（罗刹）县在汉代的主要居民即是昆明人，这也是巍山历史上最早载于史册的民族，所以说邪龙、罗刹、昆明都是指的同一民族——南亚语系的昆明人。《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条载“有城郭宫室，王姓古龙”。杜佑《通典》卷一八八载：扶南“隋时其国王姓古龙。诸国多姓古龙。讯耆老言，古龙无姓氏，乃昆仑之讹。”又《太平御览》卷七八八引竺芝《扶南记》：“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引《旧唐书》卷一九七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昆仑。”（此文亦见“南史”）。《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独和罗国，昆仑人也。”扶南、顿逊、林邑——都是孟高棉族群国家。又从巍山的居民情况看，两汉时是昆明，直到清代，还有昆明人的后裔，康熙《蒙化府志》安远乡：“昆仑一里、昆仑二里、昆仑三里、昆仑四里”。从这些记载看，孟高棉族群民族称国王及国家为“昆明（昆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又蒙城乡有“牙一里、牙二里、牙三里、牙四里”的记载，“牙”为“孟”人语，原意为老妈妈，后演变为“女长者”、“女王”，这也说明孟人（昆明）在巍山这个地方直到清代仍有他们的遗迹可寻。从地理上说，云南与古代孟高棉族群国家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也有许多孟高棉语系民族居住，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从大量考古学资料也说明昆明并非源自西北地区的羌人，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流域的土著民族。”⒂这些，进一步证明昆明与东南亚的昆仑（孟高棉民族）有渊源关系。
五、昆明的衰落
昆明族曾是云南最早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的民族，曾经建立过昆明国，拥有“可数千里”的地方；汉武帝时为开通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的商道，数次派出使者都“闭于膂、昆明”，“终莫能通”；汉武帝派军队进攻他时，他又使汉朝拔胡将军郭昌“无功夺印”；后汉书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昆明诸种反叛”……。它曾经拥有很大的力量，而且一直在顽强地战斗，但两汉以后史书就很少提到它了，说明它已经衰落了。
昆明的衰落是有原因的，从博望侯张骞向汉武帝建议开通“蜀身毒道”开始，汉武帝就积极筹划实施。他先派出数批使者想用和平方法开通，砉人和昆明人不让通过，但汉武帝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用武力征服昆明人，并积极进行作战准备。首先他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发谪吏穿昆明池”（在今陕西长安西南，周围40里），用于训练水兵“以习水战”，准备进攻昆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而去。”（《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人虽然没有屈服，但家园遭受破坏。由于“昆明复为寇”，汉武帝又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因“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以击之”。这又一次用武力对昆明人进行打击。这次进攻虽然未见杀戮掳掠情况的记载，但汉时所设益州郡中已有云南（今祥云）、檬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崔唐（今保山老营）这些县。或许是昆明人受到再次打击后归附汉王朝了，不然这些县是无法建立的。又《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说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昆明诸种反叛”。“十九年（公元43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赢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公元44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来，这又一次使昆明族屈服了。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府城；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用钱赎回被俘人员）。”该书在叙述“九隆故事”后又说“南中昆明市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从这些记载看，在孟人首领孟获的部属中也多有昆明人。诸葛亮在用兵之后“服其心”的仍是昆明人。从两汉到蜀汉发动在滇西的这些战争，多是针对昆明人的。昆明人在受到这几次重大军事打击之后，力量遭受巨大损失，逐渐退出洱海区域走向衰落，这是可想而知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与《白古通纪》所载罗刹退出洱海区域的故事也是相吻合的。
昆明人在受到两汉和蜀汉各方面的强大压力后，他们的势力逐渐退往永昌（今保山、临沧）地区。考古学也证明，洱海区域的昆明人，原来就是从澜沧江流域北上的民族，这时他们退人永昌地区，这里原来就是昆明的居住地，都属南亚语系的濮人。晋时“濮人”和“闽（缅，即拉祜先民）”共同反抗晋王朝，并于元康末年（公元299年）把晋王朝任命的永昌太守（吕凯的孙子）的势力从永昌（今保山）驱逐到“永寿”（今双江、耿马一带），此后数百年间，古永昌地区成了闽（缅）和濮（包括昆明）人的势力范围，汉文史书把这一时期称为“空荒不立”时代，即是这里已经是不属于中原王朝设立郡县的地区。在这一时期中，濮人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势力，唐代史书称他们为“茫人部落”。据唐代樊绰《云南志》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Ⅱ乎‘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今保山、施甸、昌宁），以次凤兰苴（今凤庆），以次茫天连（有说为今孟连），以次茫吐薅（今永德、镇康）。又有大赕（龙陵）、茫昌、茫盛恐（耿马、双江）、茫蚱、茫施（今潞西）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膝齿、或金齿（据《新唐书南诏传》补，皆衣青布挎，藤篾缠腰，红缯布裹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又“越礼城”条说“又西至茫部落”（今盈江境）。这个“茫蛮部落”即是孟人族群的一部分。
“茫为其君之号”，这里明确记载茫蛮部落是称首领为“茫”，史书也常写作“猛”、“莽”、“孟”、“蒙”等，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滇池区域的“孟”氏，南诏首领称为“蒙诏”的“蒙”，凤庆土知府“猛"氏等。凤庆猛氏，从明初开始传12世至猛廷瑞时（明万历中）才“改土归流”。如今在昌宁县卡斯区仍保存着乾隆、嘉庆时期蒲人首领的墓碑，上面清楚地镌刻着“权贵最上者日莽，滇西多莽官焉。”明清时史书记载保山、施甸、昌宁等地的“莽土官”，大到“知府”，小到“伙头”，有数十人之多。蒲人后裔之一的佤族有的至今仍有称“首领”为“茫”（莽）的，今日保山瓦窑地区还有许多莽姓居民，他们都是茫（莽）人的后裔，等等。南诏强盛征服他们之后，他们为南诏服兵役，“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蛮’，于安南（今越南）苏历江岸聚二、三千人队。”这是南诏与唐朝争夺越南这块领土，把他们调往越南与唐朝军队作战的。由于他们有很强的战斗力，以至“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他们又再一次被调往安南（今越南）与唐朝军队作战，唐军守将蔡袭中箭身亡，攻破了唐军守城，取得了胜利。从这些记载看，濮（蒲和昆明）人对于南诏的建国与开疆拓土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南诏王给蒲蛮首领“塑主像”，“立生祠祭祀"这就是完全应当的了。
六、缅甸境内的克仑是昆明后裔的一部分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金齿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如说“金齿——土蛮凡八种：日金齿、日白夷、日葵、日峨昌、日骠、日绑、日渠罗、日比苏。”这八种民族，从元、明以来的史书记载看，其中所指明的“白夷（白衣）”和“鳃（暹）”是元、明时期傣族中的大百夷、小百夷（或“汉傣”和“水傣”）两个部分。 “焚”即“白族”，“峨昌”即“阿昌族”，“比苏”即“傈僳族”。“骠（氐羌和昆仑融合成的民族）”，古代“骠国”的建立者。“渠罗”，方国瑜先生在其《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中，引法国人阑番佛巴德里《泰族入侵印度支那考》的引文中译作“举腊（Kula）”，是天神的长子“根仑（KunLung）”，即‘昆仑’所属之一部，这也是属于腊人族群的民族。至于这个“金齿”民族，《元史·地理志》说：“按唐史茫施蛮本开南种——或漆齿、或金齿，俗呼金齿蛮。”这里明确指出金齿是茫人部落的“俗称”。因为他们有用金包牙齿的习俗，即被人们称为“金齿”民族，因此“金齿”就是随唐时的茫（孟）人。唐宋以来的金齿民族，傣族把他们称为“养”，今日西双版纳、德宏等地仍有一些地名称为“勐养" （养人的坝子、地方）、“南养”（养人河水）等。在傣语里凡提及“各民族”都是“谢亢养傣”，“谢”是傣族对汉族的称呼。“亢”是傣族对氐羌族人的统称。“养”是傣族对以金齿为首的茫人（即孟人族群）的统称。“傣”，即是傣族自身二关于“养”人现今多在今缅甸境内，缅人称他们为“克仑”（昆仑、昆明的异译），这是因为缅甸这块土地上，古代就有许多“昆仑”居住，而元以后大量涌人的这些“金齿”人，他们是属南亚语系民族的，因此称他们为“昆仑”（克仑）。
对于缅甸境内的这部分昆仑（克仑）人，现今傣族仍称呼他们为“养”，也有随缅人称他们为“克仑”的。20世纪50年代在潞西轩岗坝调查时，当地傣族老人仍然将原住当地的崩龙族（今德昂）称为“养子”。把克仑（昆明）称为“养”，也是有其依据的。 《南齐书》五八卷林邑国条载：“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林邑王范杨迈初产，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故以为名。杨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改名杨迈。”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在公元420年中国史书就记载了“杨迈"是“林邑”语言“金席”的意思。可知“杨”在蒲、昆仑人中是“金”的意思。傣族称他们为养，也是来源于林邑（孟高棉语系）人的语言的。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盘盘国，梁时通焉。——其王日杨栗翼，栗翼父日杨德武连”。法国学者阿刺伯及南洋诸岛语言专家费螂在解释此文时说“上文国王姓杨，按即马来语之Yan，华言神也。占婆语、吉蔑语、爪哇语、得楞语多相类。此字音意亦同，……”不论是“金”或是“神”，都属孟高棉（昆仑）语，又都与国王称号有关，渐而成为民族称号也是常见的。这个“杨"与“养”均为同音异写。又从“《宋史》卷四八九占城条自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这一百一十年间的材料统计提到了9个占城国王的名号，其中就有六个国王的名号冠有或缀有‘蒲’或‘杨蒲’。他们是‘杨普俱毗荼逸施离’、‘阳补（杨蒲）孤施离皮阑德加拨麻叠’、‘刑卜（蒲）施离麻值霞弗’、 ‘施里律茶盘麻常杨溥’、‘杨卜施利律陀般摩提婆’、‘杨卜、麻叠’。”⒃赵家文《骠人族属新议》从这些记载看，汉文史书记载云南境内的“蒲（濮）人”、“昆仑（昆明）”、“养人”都是指的孟高棉族群，“昆仑（昆明）”、、“养”又都是起源于对首领的称呼，然后演变为民族称谓的，而且都是南亚民族的语言。
以上我们对金齿国内八种民族作了考察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史书各个时期所用的称谓不同，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自称、他称不统一，或他们中某一时期由于某一部落强盛而使用各自部落称谓的缘故，但他们之间的族属关系是清楚的，八种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历史上的演变关系也是清楚的。元朝军队进入滇西后，对金齿（包括昆明）人来说，又是一场灾难，昆明人因不断反抗汉朝而受到汉朝军事力量的重大打击，其后裔虽属金齿的一部分，但他们所属的金齿民族，也和早期的昆明人一样，对外来统治的反抗精神特别强。据元《经世大典-招捕录》说：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征金齿、骠国五部未降者”。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还是“金齿遗民尚多未附。”于是又以要刺海领探马赤军二千，步鲁合答领探马赤军一千继续征服“金齿遗”。同时有些金齿奴隶主贵族，原来迫于军事压力而归附元朝，往往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与元朝发生矛盾时又聚集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抗。如《元史·爱鲁传》载：至元五年（公元1 268年）金齿民族的万余武装就截断了元朝经骠甸人缅的道路，元朝即令爱鲁“从云南征金齿诸部”。《喀元史本纪》载：大德五年（公元1305年）八月，元朝征缅军返回时被金齿人的武装截击，“士多战死”。元朝又派薛超兀儿领兵“征金齿诸国”。元军认为金齿人“叛服不常”，不断增兵镇守。《元史·本纪》载：元贞元元年（1295年）云南行省平章也先不花言：“金齿亦判服不常，乞调兵六千镇抚，金齿置译人缅，从之”。同时，元军常采用最严厉的军事手段对付金齿，即在攻克金齿人的城池后进行“屠城”，造成金齿人口大量减少和迁离故地。金齿国与缅甸毗邻，民族交错杂居，被元军打败了的金齿人多迁移缅甸境内。今日缅甸境内的克仑人，原在云南西部，史书称他们为“金齿”，又被称为“养”，他们是在不断遭受元朝的政治军事压力后大量进入缅甸的。还有些金齿人，元朝势力长期管不了他们，他们仍是我行我素，据《元史·缅传》载：大德三年（公元1 299年），缅甸派往元朝贡纳的使者说：“其民为金齿杀掠，率皆贫乏，以致上供金币不能如期疏纳。”
克仑族是今日缅甸境内的第二大民族，我国学者根据克仑人占缅甸总人口8％的比例估算，1997年和2000年克仑人的人口数量分别为371.2万和384万。克仑民族联盟（KNU）自称有700万，支系众多，包括11个分支，即克仑、白克仑、勃雷底（亦称勃雷）、孟克仑、斯戈克仑、德雷勃瓦、勃固、勃外、木奈勃瓦、姆勃瓦、波克仑。其中斯戈克仑、波克仑占人口数量的70％。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波克仑的脸形与孟人相似，斯戈克仑则与缅人相近。这也说明现今的克仑人是由南亚语系的“昆仑（昆明）"和羌人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由于在秦汉时期“昆明”是洱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民族，有许多氐羌人融合于他们之中，现今缅甸克仑人中就有相当多的氐羌系统的民族成分。《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364）说“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因此昆明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洱海区域的大民族。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多种民族的分分合合，形成了支系多、语言也多种多样的现实情况。虽然如此，昆明在秦汉时期是洱海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民族，曾经建立过昆明国，多次受到两汉、蜀及元朝势力的攻击，逐步向南迁移的，元时有较多的人口进入缅甸的线索是清楚的。因此，我们认为昆明（昆仑）与克仑是有渊源关系的。
注释：
⑴《憷辞·天问》“水滨之木，彼得小子。” 《华阳国志·南中志》：“有竹王者，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人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逐雄夷濮。”这两条记载与昌郡的“九隆”故事有相同之处。这似乎说明九隆故事有更深远的渊源，而且与楚文化有密切关系。
⑵徐家瑞：《大理古代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1 978年1版，第4～5页。
⑶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 985年8月，第57页。
⑷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 990年9月，第34页。
⑸岑仲勉：《根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昆仑（克仑）、罗暹等族由云南迁去》，载《东南亚历史论丛》第2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
⑹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页。
⑺《中国半岛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8页。
⑻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简论》，载：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文物》，第13期。
⑼转引自赵嘉文：保人族属新议》，载：《民族学报》第2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 982年。
⑽木芹：《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9页。
⑾《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 990年4月，第11页。
⑿徐家瑞：《南诏后期宗教考》，载： 《东方杂志》第42卷9号，第47页。
⒀镰田茂雄（日）：《南诏的佛教——中印佛教文化的融合》，载：张岱年·汤一介等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申府、梁澈溟、汤用彤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⒁罗辛田：《大理的几种民间传说》，载： 徽行杂志》第17卷第3期，第l7页。
⒂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⒃赵嘉文：《骠人族属新议》，载《民族学报》第2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
原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