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意义—李 旭
时间：2010/10/20 11:26:00|点击数：
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在王朝初期，有为的帝王为了开疆拓土，一般都很重视驿道的修筑和官方人流、物流及信息渠道的畅通，但每到王朝中后期，官方驿运就僵化老化、衰败不堪，民间运输的作用在这时就突显出来，成为驿道交通的主导力量。而西南的交通，又跟边疆特性结合在一起。因为边地天高皇帝远，往往政令不及，管辖不达，老百姓也就钻了空隙，靠了自己的商业嗅觉，靠了自己的冒险和勤奋，自发地奔走各地之间去发掘各项资源和财富，并形成互补互惠的交流；又由于由东而西，由北而南，有发达地区的经营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西南边地也就形成了民间化的较为自由的经济形态和交通物流模式。
茶马古道应该说就是这样一种民间交往的见证。
在四川盆地西缘，北起黄河中上游流域，南及中南半岛，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及其河流峡谷形成了一条条天然的交通走廊。童恩正先生早就看到：“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若干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1）它们应该就是西南古道的最初雏形。事实上，包括基本上东西走向的茶马古道在内的西南古道的最初起源，并非由于官方的重视和开拓，而是民间交往的现实需求，是各民族为了生存才逐渐摸索踩踏出来的。如古代中国最早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通达印度，并与西亚地区相连，以至于张骞在大夏看到邛竹杖、蜀布而大为讶异。这条中印间交通最早的道路，只是由于没有官方的参与而完全是由民间所开通的，所以才没有史书记载。林超民教授曾指出：“蜀身毒道不像张骞通西域那样是为政治目的，在已有经济条件下，由政府的力量而凿通的。而是中、缅、印三国人民，尤其是巴蜀人民和西南夷诸部族人民，在长期的经济生产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发地开拓的。往返于蜀身毒道的，最初主要是‘巴蜀之民’、‘蜀贾奸出物者’。”（2）从这样的角度看，西南丝路、茶马古道是一条条奇特的商道，跟官道、国道不一样，它们最早的缘起，都是以民间交往、自发贸易的方式逐渐形成道路并交通的，并且始终以民间运输力量、民生民用物资为主体，哪怕到了抗战时期也没有例外。
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早就考证过，云南氐羌族群的各民族，如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普米族、哈尼族等等，即是自黄河中上游到横断山脉的条条通道由北向南迁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条条通道是由于民族迁徙而产生的，它们早就形成了相互连接的网络，并与中原和江南联系在一起。方先生明确指出：“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亦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雟唐、越嶲、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非孤立，是中国整体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如此，惟在程度上，古初稀疏，后渐频繁加密。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也。”（3）
许倬云先生也发现：“（汉代）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做‘道’。道是一个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这个过程也许是跟着贸易一步一步向前走，紧随贸易活动跟进去的是移民，移民后面跟进去的是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4）也就是说，许先生推测这一带先行的是民间贸易，其后才是移民，最后是军事、行政单位。至今中国还有一些地方的名称为“ΧΧ道”。深受汉代文化影响的朝鲜和韩国，至今仍以“道”为其行政和地理名称。像卓王孙及其女婿司马相如就是著名的移民和商人，他们利用中原的先进技术开矿冶金，与滇蜀的原住民大做生意，充当了政府向西南边疆扩张的马前卒。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也印证了许先生的推测：“据报道，汉朝对这些遥远地区的兴趣是由那里的商业活动激发的。滇以西地区的居民据说是通过马匹、奴隶和牦牛的贸易获得财富的。公元前135年，一个名叫唐蒙的中国官员向长安报告，来自蜀的货物——主要是柑桔类水果制品——经由夜郎道在牂柯江顺流而下直抵南越。唐蒙成功地说服中央政府允许他着手组织一次远途考察，此事导致在同年（前135年）建立犍为郡。居民为汉的丝绸所诱惑而被争取过来，从巴郡和蜀郡招募的军队用来开辟交通和运输的线路。与此同时，汉朝官员在司马相如的劝说下略微向北渗入，邻近蜀郡的大片地区归属汉朝管理。”（5）可见，先行的民间商贸交往引发了后来官方的介入。虽然那时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将冶铁、煮盐、铸钱收归官营，并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但实在鞭长莫及，一下还实施不到西南地区。汉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先后两次用兵西南夷，用意就在于真正打通到印度的通道。余英时先生也看到：“后来西南地区多次爆发反对汉朝权威的叛乱，在叛乱和反叛乱过程中，这一地区逐渐溶化入帝国，如后来建立的永昌郡，有六个属县，居民得到允许用纺织品和盐来交税；在郡境以外的部落，则以犀牛、象和宝石作为他们的贡赋；作为交换，他们从汉朝接受封号（94—120）。来自其他地方的贡品包括地方的乐师和艺人，他们中某些人自称来自东地中海世界。”（6）所以从秦汉时期来看，不管官方如何折腾，政治上如何亲疏，西南地区民间的交易一直在进行，民间商道一直是通的。
唐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西北、西南各民族在向唐朝皇帝进贡时，唐皇或以茶赏赐，或以茶易马，开始了后来盛行的茶马互市。但当时的量应该不会很大，而且集中于西北的唐蕃古道。西南地区，就在唐、吐蕃、南诏几大势力斗来斗去、纠缠不清的同时，老百姓仍在自相来往，进行着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民间交易。像唐通吐蕃的汉源飞越岭道，只是民间商贾往来频繁的“一般通道”（7）。当时的南诏不仅在西北方向交通吐蕃，并且内接中原，外通东南亚、南亚诸国，与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虽然仍以以物易物为主，但商业的范围扩大，而且已经脱离农业、手工业、畜牧业而独立存在（8）。据陈茜先生论述，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就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四川的丝和丝绸就已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一九五六年从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滇王墓葬群中，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这是云南与缅甸、印度通商的可靠证据。南诏、大理国时，与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邦）、缅甸北部的寻传、大赕，中部、南部的骠国、弥臣、弥诺，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以及交趾（越南）、真腊（柬埔寨）、暹逻（泰国）、老挝均有贸易往来（9）。
到宋代，茶马互市先是主要以官营形式出现，尤其在宋王朝与吐蕃诸部落头人之间。因为当时的宋王朝与北方的西夏、辽、金之间完全处于尖锐的敌对关系，与吐蕃却因为共同面对西夏的威胁而成为盟友，加上宋王朝积极推行的“羁縻诸蕃”的政策，茶马互市便以官营的形式确立起来。但在民间，老百姓对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并不买账，由于宋对马匹的急切需求，而吐蕃及西北诸民族“所嗜唯茶”，民间与西夏、辽、金间的私茶和私马贸易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经过荥经、汉源的飞越岭古道（大路），经天全的二郎山古道（小路）历经宋元王朝，直到明初，仍然是私贩成风的茶马贸易大道：“其后私茶混行，马价逐高。即委官巡禁，而日久生玩，弊从禁出。以致商旅满关，茶船遍河。”（10）这一方面见出官方的强制干涉不仅不利于贸易，而且还产生诸多弊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民间贸易的顽强和无法控制。而且，随着官营茶马互市的进行，对茶农、茶商，乃至茶叶消费者，都形成了很大的祸害，当时地方官员称之为“五害”。宋王朝不得不大更茶法，由开始时实行的官方专营的“榷茶”制，改为“茶引”制，也就是由完全的官方统购统销，改为官方发放茶引，收取一定的茶税，具体的种植采摘、贸易运输则留有空间，由民间来实施（11）。这种官方控制、民间运作的茶马互市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朝，甚至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都还留有痕迹。云南方面，虽与中原政治联系疏远，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中断，大理马通过邑州、黎州输传各地，中原的盐、彩、银、绢等也源源不断地由西南古道进入滇池地区；就茶马互市来说，云南似乎没有实行过严格的“榷茶”制，只有某种形式上的“茶引”制，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几乎都由民间力量来进行和完成。
明朝初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朝贡贸易。这当然是官方“贸易”。结果，许多朝贡使，包括康、藏一带的土司头人，怀带私货趋之若鹜，不绝于途，名为朝贡，实则为获取意外的暴利，致使明王朝的滞货堆积如山，而且还得付出格外的高价。这种“厚往薄来”的生意岂能持久？在郑和七下西洋将这种官方的朝贡贸易推向顶峰后，明洪武时代朱元璋精心经营积攒下的家底几乎淘腾一空，于是，后来难以为继的官方朝贡贸易很快就为民间贸易所取代。“永乐七年，政府用八万斤茶换取七十余匹瘦马后，碉门茶马交易停顿，而民间茶马（土）互市再度活跃。”（12）即使在明朝实行茶马朝贡制的时期，也同时一并推行准许贡使在茶叶市场额外购买茶叶的制度，对于朝贡的部族，允许他们在内地买茶，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民营茶叶贸易的门户（13）。据郭孟良研究，明代茶马贸易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经历了招商买运、商买商运、官商分销乃至以商营为主的转变，总的趋势是由官市向民市发展，且官市日衰，民市日盛（14）。
明末清初，官方控制的茶马互市大为废弛，许多商人纷纷私自来往于汉藏之间贩运茶叶，藏商更是看好茶叶的高额利润，一拥而上，各喇嘛寺的代理人也纷至沓来，在其它货物贸易中大量夹带私茶，官方已很难单方面操纵茶叶贸易，而且，藏族方面觉得以马换茶已不合算，茶贵马贱，不愿再以马换茶，再加上清政府控制了西北、西南各游牧地区，马匹已不是稀缺之物，因而也就停止了易马，将宋、明两代的以茶易马，改为“设引招商”的“引岸制度”，四川的边茶基本全由民间商人经营，政府只收取税课。据韩书瑞、罗友枝先生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民间市场经济在十八世纪发展迅速，商品化程度提高，还出现了商业私人化现象，政府越来越失去掌控能力，甚至不能有效管理实行专卖的货物，在采矿业、制造业和茶叶与盐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官方垄断进一步让位于民间市场（15）。这样一来，民间的茶叶贸易顿然兴起，虽还谈不上自由贸易，但已经比从前宽松了许多，从而造成了四川茶叶入藏的最繁盛的时代。据《雅州府志》记载，清顺治年间，四川边茶产销就达九万六千九百零二担；雍正八年，四川南路边茶，加上西路边茶，总计达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四担；到光绪年间，两路边茶加起来仍有十一万担（16）。民间茶叶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其它相关的产业和经济发展。
云南的普洱茶，因为发展较晚，明、清两代都从未实行过“榷茶制”，也没实行过严格的“茶引制”，而且新设的建置只能因地制宜运作，更因为地处边远、天高皇帝远，更少官方的管制而发达繁荣，大量由民间茶客运作输出藏区。清人檀萃于一七九九年辑撰的《滇海虞衡志》卷十一就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17）
有学者撰文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前，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茶叶税收在清代财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叶的销售从海外吸入了大量白银，而且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茶叶的生产、贸易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了就业，使农村中从事经济作物生产、运输、贸易的劳动力大为增加，促进了民间农业生产和市场繁荣18）。
在川藏茶马古道方面，虽然川藏大道一直是中央政府连接西藏地区的主要官道，但无论是茶马互市还是货物的运输交易，基本上也是由民间来完成的。
清代时巴塘曾有《竹枝词》唱道：“听来乡语似长安，何事新更武士冠；为道客囊携方便，也随袴褶学财官。”（19）词里说的正是陕西籍商人到康区经商贸易的情形。历史上，在康区进行商贸活动的汉族人，主要来自陕西、山西、四川和云南等省区，其中来得最早、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当推陕西籍商人。由于甘孜地区曾经一度归属陕西管辖，有不少陕西籍军人长期驻扎在这一地区，对这里的风物出产、民情习俗比较熟稔了解，不少乡党也就随之进入，加之他们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而且经营方式又比较灵活、讲究信誉，长期以来就受到当地藏族的喜欢和信赖，愿意将自己采集、出产的土特产品和农牧产品，与之进行交换，这些陕西籍商人就此扎下根来，逐渐由行商变为坐商，进而开拓其它产业，并形成商贸网络，将经营范围扩展到内地的成都、重庆、武汉，甚至沿海的上海、广州和港、澳地区，成为影响深远的巨商大贾。如住道孚的陕商严朝六，他自小就随父亲到康区经商，原只是小本经营，有一定盈余和积累后，就到青海玉树设立商号，采购川茶到青海藏区出售，数十年下来，竟盈利数百万元，成为道孚的巨商大贾。再如陕商张宝实，从河南购进绿松石，到白玉销售，仅仅数年时间就盈余数十万元，成为当地富商。这样民间经商发达的事例，在康区各县都有代表。他们还在康区的康定、巴塘、甘孜等地建设了具有浓厚汉族特色的会馆和关帝庙等，在巴塘，至今还盛行吃面食，即受当年陕西商人的影响。当时在巴塘经营的汉商就有八十家之多。甚至在康定城里还形成了一条“陕西街”，他们同时还在边远地区拓展业务，在与当地的民族、宗教上层建立良好关系后，进而组织店伙分赴各乡，深入民间，通过以物易物等等多种手段，推销货物，收购土产，多方满足了民众和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在寺庙集会和民族节日的时候，增加物资交流，以纯粹民间的形式完成了多民族间的贸易交流和文化融合，充分体现了茶马古道的民间特色。
四川、云南籍商人来到康区，有些开始也是随军来的，有的则是来淘金，有的是先从事泥、木、铁、革等手工业，完完全全从草根做起，以后逐渐积累资本，由摊贩转为坐商，或者是与内地有实力的商号取得联系后，在这一带设立分号；有的则是与当地藏民通婚结姻后，安下家来，寻找各种机会，由小到大，逐步兴家发达起来。这些商家，民间特色就更为浓厚了（20）。
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后，滇西北出现了大量私商“藏客”，频繁进出藏区贩运茶叶山货，形成了进藏民间贸易的潮流，并成就了许多富商巨贾（21）。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西南边疆的官办驿运已大大衰落，与此大相背反，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西南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与中原地区、两广地区，甚至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商品流通量也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西南驿道上的运输主体，而且随着官铜、盐运运输的衰落，民间民生物资成为驿道运输的最大宗物资。所以，为最基本的民生服务、浓重的民间色彩，是茶马古道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无论何朝何代，茶马古道上走的马帮大都是民间马帮，驮运的货物也大都是民用民生物资，销路也在民间。这也是我特别关注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像滇缅公路这样由官方组织修建的道路，名字干脆就叫“援蒋大道”或“史迪威公路”（22）。过去的历代政府官方虽然也着力于驿道的开拓和建设，但这往往在王朝初年国力强盛时才进行，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情况下，茶马古道的主要经营者和行走者仍以民间力量为大头。除了国家铸币使用的铜以外，云南的驿道也极少运送过官方物资，顶多有一些军队的调动、粮饷的运送和发配的官员，以及传递官方文件信息的驿卒从这些路上走过。茶马古道无论从它的缘起，还是到它最为辉煌的抗日战争的高峰时期，都作为道道地地的民间商道而存在。尽管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唯一一条通往同盟国印度的茶马古道也主要以运送山货、茶叶之类的民生物资为主。这些货物基本没有前线需要的军事物资，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大宗的药品，甚至连汽油、煤油都没有。那大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也正是茶马古道一贯的路子。它是在民间自然生成的，服务于民间也是名正言顺。
顾彼得先生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描述过抗战时期茶马古道的重要集散地丽江的商店：“商店相当黑暗而简陋。他们没有厚玻璃窗子，只有当街的木制柜台，下面货架上陈列着货物。要是考虑到是战争时期，商店里各种商品算是充足的。藏族马帮从加尔各答源源运来货物，既为了本地消费，也为了以惊人的价格转销到昆明。可以买到英国和美国制造的高级香烟和各种纺织品。甚至可以买到新的歌手牌缝纫机。当然价格是相当高的，因为马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输形式。”（23）
从拉萨返回时，马帮还会顺道将那里出产的氆氇、地毯以及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品转销内地，获利也颇丰。马帮购进运回的山货、药材可以说更为丰富，而且许多都是内地稀有的东西。
由滇中的玉溪、通海一带往老挝、缅甸、泰国的驿道，运送的货物也以药材、皮革、布匹、糖等民生物资为主。
前几年我写了本口述史的书，书里通过云南通海县大回村马家第三代、九十三岁的马子商老人和其他家人的讲述，记录了马家从白手起家到成为亿万巨富，再到沉寂落寞的百年传奇历程。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变幻急遽的年代，一群来自云南中部一个小村寨的家族成员在既无官方背景、也没有多少资本和经商经验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卷了进去，凭着自己的商业本能摸索前行、搏风击浪，在一段完全没有先河、没有常规的历程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创造了一个个传奇。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回族家庭，他们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走出了农村，从赶马帮和开酱油作坊做起，进而“走夷方”，以经商贸易为主，将外面没有的川绸、杭绸、普洱茶、中药等卖出去，将里面缺乏的棉花、染料、鹿茸、象牙等贩进来，兼营金融汇兑，并且将生意做出了国门，覆盖了东南亚地区，几经摸索，几经坎坷，竟在短短的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云南和东南亚一带的巨富之家。云南和一些省区这些年才开始进行一定规模的对外贸易，而在一百多年前，云南的一些马帮商人早已在自觉自发地从事这样的开发合作了，他们早已跨过无数险山恶水、早已跨过国界，远远地走了出去，摸索出了一套套市场经济的路子和规则，建立了稳定而高效的商业贸易及金融汇兑网络，并且创造了在今天都令人咋舌的财富。他们的精神和经验，在今天仍具有意义和价值（24）。
在大多数朝代的中晚期，茶马古道的修筑以及维修也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如清代道光二十年，云南西双版纳普洱茶六大茶山的茶庄商号就自己出资，由当地民众出工，从四五里以外的地方背来石头铺设，先后干了五年，终于修通了经过曼罗、麻黑、象明、曼撒、倚邦过小黑江，再经勐旺、普文，直到普洱茶中转中心思茅、普洱的石铺驿道，全长二百四十多公里。当地一直把它叫作“茶叶之路”。
从以上各方面和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茶马古道难于上青天，运输成本很高，但是由于横断山脉地区与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优势不同，互补性很强，商品贸易仍然有利可图，这就吸引并促使人们趋利而上。大家知道，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跟中原和沿海地区迥异，这里的人们主要居住在一些相对独立的山间谷地——云南人称之为“坝子”，依赖坝子里田地和周围山地的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在人口增长而土地难以增长的情况下，在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困乏的情况下，要生活得好，要发展，人们就必须突破一个个坝子、山谷的局限，将最主要需求的商品，当然，主要还是与农牧业有关的盐、茶、酒、糖、药材、铁器等等，以及各不相同的土特产，在各个谷地之间进行交易，从而由逐渐增长的贸易而发展壮大起来，进而突破国界，实现跨地区、跨国的贸易。像云南的巍山、大理坝子，因贸易的兴盛，曾经几度成就称王的基业。南诏、大理国前后延续了五百年之久，没有民间对外的交流贸易，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
从唐宋时代到解放前后，茶马古道不断有勇敢的人在上面拚搏，其原因就是有比较优势的存在。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总得进行相应的贸易交流，这是任何自然或人为的因素都阻挡不了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录藏族古谚就唱道：“来往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贸易有利，连性命也不顾了。”于是，商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卓绝的抗争，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供需各地，形成了世所罕见的壮观景象——千千万万商人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的来来往往，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条条山道，终于流淌成各地间相互沟通的大动脉，成为大西南地区的联系纽带，成为中国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又一条通道。那些商人们集中住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往往就成了后来的城镇。如云南的丽江古城，如四川的康定城。
金克木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提到这一区域的交通贸易，他认为官走不通，民间商人走得通，汉人不能通过，货物可以经他人转手通过，民间对外贸易往来比官府早得多（25）。事实也的确如此。过去，我们对经济需求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认识得太不够了，加之历代文人、官僚对私营商业一直持有悲观的看法，认为这一行业庸俗低下，不值得记述，在这种思想观念笼罩下，商业活动纯属社会发展的附属物。而在民间，这样的相互交流要比官方记载或人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交易是用不着政府来管的，它自己就有极强的生命力。民间的贸易动力非常强劲，政府只要不阻碍，做到“政清民安”，它会由那“看不见的手”来操控，自然地生长发育。那是一股水一般的力量，再高的山，再坚硬的石头，它都能穿透，而且能够汇聚成海洋。
可见，茶马古道是一条条奇特的商道，跟官道、国道不一样，它们最早的缘起，应始自各民族的迁徙及其民间交往，是以自发贸易的方式逐渐形成道路并交通的，以后国家和官方介入，但又逐渐淡出，后来的交通贸易，尤其是清代以后，始终以民间运输力量、民生民用物资贸易为主体，哪怕到了中国历史上四五千年从未有过的动员了三百万到五百万兵力抵抗外敌的抗战时期也没有例外。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典型的、名副其实的民间商道，具有着它自己独有的纯朴、原始的风味，一种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乡土气息，一种文化上的原生态。它为我们观察研究跨地区间甚至跨国间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案例。而不论茶马古道是官方重视还是民间运作，实际上，它都起到了“羁縻西番”和征集军事资源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本作者缺乏藏语阅读能力，无法由藏文文献中获取有关资料，致令对藏族经商贸易的事迹陈述与考察几乎成为空白。这并不等于说藏族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来往。从西藏熟悉汉语的边多老师那里，我曾经得到过不少藏族经商贸易的资讯，从熟悉藏语的廖东凡老师的著述里，也得到了许多藏族商队的宝贵资料。
显然，民间的商贸交流相对来说是一种更合理、更公平，而且也更含有感情因素的活动。它比战争、比政治，有着更为人性化的、更普遍的、更有弹性的空间。只不过，多年以来，这一活动是无声的，它只是悄悄在进行。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还有那些住在皇城根下的史官，以及那些一心只在科举之塔里攀爬的文人，这些“庸俗”事情是不值得关注和记录的。正如陈存仁先生所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讲的都是历代皇朝的变迁以及皇室的夺权与相互杀伐，对后妃的宠辱写得很详尽，对功臣和宦官都有记载，可是对民间的情况，记载极少。”（26）更何况在其意识观念里，民间商业及其牟利行为，即便不是洪水猛兽，也是如蟑螂、老鼠般灭杀不了的社会暗流，是溢出了中国传统农业体制的末流和罪恶之举。他们对之一直恐惧有加，总是坚持其“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自明代后，“明廷所采取的每一种政策，并不都是根据自然的需要所决定的。”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了明代的漕运后得出如此结论，更指出，其“采取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情况下所形成的特有方法。即是说，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由于推行限制和消除商业竞争的措施，他们不再拥有能力去区别什么是获利事业，什么不是。他们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27）虽然政府因扭曲的思想观念而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但民间的贸易交往确实在进行，就像一些涓涓细流，默默地流过大地，最后还是汇集为一股股宏大的江河，它冲溃了堤坝，溶解了卷进其中的所有枝梗，甚至使尖锐的石头变成鹅卵石。
从茶马古道的发生发育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制度的严重滞后和民主法治的欠缺。像过去时代，茶马古道军阀横行，土匪出没，经济怎么可能有长足的、稳定的发展？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起源于民间社会的市场贸易，是民主政治的天然经济基础，它自然而然要求合理公平的制度和法律的平等，以及产权的保护。
史学大师汤因比说得好：“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28）现在，虽然各种现代交通网络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古道，但其辉煌的过去、其传奇色彩、其难能可贵的精神，仍可为我们提供值得礼敬和挖掘的文化财富。在倡导科学发展的今天，这一切更值得我们记取和借鉴。
注释：
（1）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关系》，载于《文物》，1983年第9期。
（2） 林超民：《蜀身毒道浅探》，《云南省公路史参考资料》第二期，云南省公路史编写组编印，1982年5月。
（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
（4） 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099页。
（5） 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93、4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6） 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96、4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7）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97页。
（8） [唐]樊綽《云南志》，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宋]欧阳修 宋祁 撰《新唐书·南诏传、南蛮传》，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9） 陈茜：《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35、436页。
（10） 《天全州志·茶政》。
（11） 《宋史·食货志》。
（12） 《甘孜州志·边茶》
（13） 刘淼：《明代茶叶经济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29页。
（14） 郭孟良：《略论明代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
（15） 参见韩书瑞、罗友枝 著，陈仲丹 译：《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 《雅州府志》。
（17） [清]檀萃 辑：《滇海虞衡志》，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18） 参见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 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2期。
（19） 贺觉非 著，林超 校：《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 参见来作中：《解放前康区商业简述》，载于《甘孜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12月。
（21） 参见木丽春：《丽江茶马古道史话》，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李旭 著：《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
（22） 参见《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NICol Sdth 著，亢德，云玖 译：《滇缅公路》，上海亢德书房出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23） [俄]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李茂春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4） 参见李旭：《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百年滇商口述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25） 金克木：《秦汉历史数学》（上、下），载于《读书》，2000年7、8期。
（26） 陈存仁：《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哥孛罗来华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页。
（27）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27、232页。
（28） 《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2版，第56页。
原载：《中国文化论坛》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