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仑：藏族对气候变化的本土认知
时间：2010/11/24 14:54:00|点击数：
关键词：气候变化、本土知识、藏族、德钦
引言
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已经和正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偏远而且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的地区，因此其受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影响较大。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份，全省有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25个，少数民族人口1400多万。云南省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少数民族居居在复杂、多样且脆弱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创造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产生计方式。近年来，气候变化及其灾害对生态环境和生计的影响尤为显著，特别是2008年云南西北部发生的特大雪灾、以及2009年至今云南全省百年不遇的旱灾等，这些极端气候灾害给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影响，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
目前国内关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和地方认知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即从民族文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研究气候变化与适应的文献很少，而从自然科学的学科角度论述气候与环境及人类活动关系的著述则较多。后者如陈新强、郑国光等编著的《可持续发展中的若干气候问题》，该书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探讨气候变化、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讨气候变化对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对处于基础地位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②]。李爱贞、刘厚凤等编著的《气候系统变化与人类活动》，则以全球变化的宏观视野，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联系[③]。
在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关于气候的研究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学者们关注的近似的主题，乃是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相互关系。这方面涉及少数民族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尹绍亭的《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该书深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刀耕火种的文化生态内涵和刀耕火种民的文化适应及其变迁[④]。郭家骥《发展的反思》对澜沧江流域的发展政策和开发项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在发展的项目中“分享到某些正面影响的同时，却承受了更多的负面影响。”该书明确主张，在可能导致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改变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有社区民众的参与[⑤]。尹绍亭等的《雨林啊胶林》对西双版纳生态环境从原始雨林到单一橡胶林的变迁做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发展橡胶种植、建设国营农场，促进了西双版纳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也随之产生了若干负面的影响[⑥]。郑晓云等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域)的文化与森林保护》研究了居住在澜沧江流域山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并证明了“居住于山林中或附近并靠此为生的居民是保护森林的主体。”[⑦]上述国内学者注意到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气候变化，但是他们所运用的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却值得学习和借鉴。
比较而言，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国外学术界已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约翰哈迪（John T. Hardy）所著的《气候变化：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法》，对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了阐述和分析[⑧]。英国剑桥大学环境变化学院的安加必格（Anja Byg）等的《原住民和气候变化》，分别阐述了生活在极地、山地、沙漠、热带雨林、岛屿、温带的原住民族如何观察、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讨论了原住民关于气候的传统知识对政府气候政策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影响[⑨]；而在其另外一篇论文《地方观念中的全球现象——气候变化在东部西藏村庄》，则以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的藏族村庄为研究点，分析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对当地藏族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藏民如何观察和看待这一变化[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多纳格林（Donna Green）等的《澳大利亚北部热带地区原住民面对的气候变化危机》，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原住民的生态系统、身体健康、水等基础资源、社区传统知识传承教育、生计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提出政府、原住民社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组织如何共同合作以帮助原住民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11]。此外还有许多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材料，如欧洲议会政策部所发布的、由奥维多甘萨洛（Oviedo Gonzalo）和芬克安妮利（Fincke Annelie）撰写的《原住民和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论述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原住民面对的风险和挑战，分析如何制定相应政策来回应这些风险挑战以协助原住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政策制定上提出了完善原住民气候变化权益保障制度的意见和建议[12]。斯德哥尔摩环境学院伦敦办公室发布的、托马斯顿宁（Thomas E Downing）和阿南德帕特汗（Anand Patwardhan）撰写的《脆弱性评估和适应气候变化框架》技术报告，论述了脆弱性评估是气候变化评估和实现发展的关键，脆弱性评估框架包括对自然灾害、粮食安全、贫困分析、可持续生计及其相关领域的评估，这一框架提供了一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方法[13]。环境和发展国际学院发布的、汉娜雷德（Hannah Reid）和特瑞加农（Terry Cannon）等编著的《社区为基础的气候变化适应》研究报告，提出了通过科研工作者与原住民社区的合作，增强社区的知识和能力，协助社区分析气候变化的原因何影响，以制定降低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社区发展计划[14]。卡尔国际扶贫组织发布的、安吉大泽（Angie Daze）和卡娅安波斯（Kaia Ambrose）编撰的《气候脆弱性和能力建设分析》研究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原住民的生活和生计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参与式方法用于社区气候和能力分析。它认为社区并不是一个均一的整体，强调更多的关注那些面临更多风险、适应能力更差的社区群体，尤其是妇女和边缘群体。它对于社区本身弱点和适应能力的分析具有推动性。书中提供了参与的意义、程序和方法以及计划行动，这些将有利于增进社区成员的知识以及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并增强他们对于这些知识和理解的自我表达。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社区人员往往会具备比外界的专业人员更实用、更适应社区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要结合科学数据与传统知识，协助原住民制定理解气候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和方法[15]。
目前，针对气候变化的地方知识的研究非常薄弱，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云南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处于前工业社会，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与自然环境关系极为密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敏感，民间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比较丰富多样。因此，深入研究气候变化的地方认知，无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可以弥补我国该学术领域的不足，进行开拓性、基础性的探索；其次，了解有关气候变化的地方认知，有利于相关传统知识的记录和保护，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气候灾害打下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生活的风险，提高其生计的安全性。
有鉴于此，本文将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果念行政村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以气候变化的地方认知为研究对象，以典型个案阐释藏民族如何看待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明确气候变化存在着以本土认知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研究的框架和分的析模式。
一，研究方法
1.研究点概况
本研究基于笔者在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果念行政村的田野调查。果念，藏语意为山梁低洼之地，整个村委会位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下辖日仔、果念、巨达、佳碧、九农顶、努松、八里达、斯永贡等8个自然村，分布在澜沧江两岸，海拔2200米至3000米之间，其中5个在江东岸，3个在江西岸。果念村委会有215户人家共计1146人，全部为藏族，和其他地处澜沧江河谷地带的藏族村庄一样，居住在果念行政村的藏族以半农半牧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同时也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其中农业为社区生计的根本，主要种植的农作物为玉米和小麦；以犏牛和黄牛为主要饲养牲畜的畜牧业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除了上述两种传统生计方式以外，最近十多年来以松茸为主的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已经成为当地藏族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而外出打工等副业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渠道。2009年，果念村人均拥有耕地1.2亩，每户平均饲养8头牛，人均年收入2100元[16]。
2.调研框架
本论文的调研框架由村落类型划分、人群样本确定、本土认知体系建立和针对这一体系的分析四部分构成。
在村落类型划分上，笔者首先按照所处地理位置和海拔的不同，把果念行政村所辖的8个自然村分为三种类型，以观察和研究气候变化对这三种不同类型村落的影响。这三种类型的村子分别是：位于河谷地区、海拔在2200米左右，此类村子有日仔、果念和巨达；位于半山区、海拔在2600米左右，此类村子有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位于高山区、海拔在3000米左右，此类村子有八里达和斯永贡。其次，以村民从事的生计为依据，特别是由于近十年来畜牧业比农业产生了更多的变化，因此笔者按照畜牧业和农业在日常生计活动中所占程度的不同，把果念行政村所辖的8个自然村分为重牧、农牧并重、重农三种类型的村落[17]：畜牧业占较大比例的八里达和斯永贡；农牧并重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农业占较大比例的日仔、果念和巨达。
在人群样本确定上，笔者在每个区域都选择不同家庭的30位村民作为调查样本，这些村民的年纪在35岁至80岁之间，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同时，笔者非常注意识别掌握具有丰富传统知识的乡土专家，对他们进行相关气候问题的调查。
在本土认知体系建立上，笔者跟据当地藏族村民对气候变化的观察和理解，整理划分为四种系统。这种系统分别是：以景观和植被的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环境系统；以节令和季节的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节气系统；以农业和农事历的变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计系统；以畜牧业和牧事历的变化为主要内容的畜牧业生计系统。
在针对这一体系的分析上，笔者以居住环境和生计方式为重要依据，显示气候变化的本土认知体系随着上述两个依据的不同而存在着动态的变化。
3.田野调查
本论文的田野经历如下：
首先，自2007年至2009年，笔者运用半结构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和工具，对果念行政村的8个自然村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实地调查。本文的写作，即为此调查研究的结果。
同时，在2008年，笔者开展了协助当地藏族村民运用传统知识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研究项目，支持乡土专家和村民开展针对气候变化的社区主导式研究。以当地村民长期生活经验和传统知识为基础，形成2个社区主导式研究团队，并在乡土专家的带领下，运用拍照、画图和记录等方式，对气候变化的现象、影响和理解进行了调查。通过对这些调查信息的整理，一方面可以从当地人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的角度去理解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另外一方面则可以协助村民开展传统知识和生计创新等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关于行动研究，将另外成文。
二、气候变化的本土知识体系
如上所述，笔者从自然环境、节气和生计三个领域出发，根据对果念村藏族对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总结出其气候认知体系的四个系统：自然环境系统，节气系统，农业生计系统和畜牧业生计系统。以下分别论述。
1. 自然环境系统
由于当地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也最容易被当地人所观察和发现。经过笔者的整理和分析，反映气候变迁的自然环境系统包括冰川、雪崩、高山湖泊、河流、植物和动物。
——冰川
果念村委会的8个自然村都坐落在澜沧江大峡谷两岸的梅里雪山和白马雪山山下，这两列雪山都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积雪冰川。根据对90名村民的调查显示，所有的村民都认为近50年来冰川在变薄、冰舌在消失和后缩，村民上述的观点通过对比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探险家洛克在当地冰川拍摄的照片和今天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得到了印证。
——雪崩
在果念村所处的梅里雪山和白马雪山的积雪覆盖地区，雪崩这一自然现象并不少见。但根据对受访村民、特别是经常在高山牧场放牧的牧民的调查，过去雪崩往往发生在7至8月份天气最热的夏季，但最近几年来，雪崩发生较为频繁，而且发生的季节已不像原来那样固定，其他月份也会发生大规模雪崩，而且往往夹杂着黑色的巨石滚落在高山草甸牧场上。由于雪崩增多，雪山裸露的面积也逐年增大，当地藏民对这一现象有生动形象的调侃：“过去我们的雪山是穿着节日盛装，现在天气变热了，雪山也开始穿比基尼游泳装，比原来暴露了”。
——高山湖泊
果念村所处的梅里雪山和白马雪山山顶分布着大小不一、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根据对90名村民的调查显示，大部份的村民都认为近30年来这些高山湖泊面积在缩小、水位在降低。如八里达村所处的神女峰下的高山湖泊，据当地村民说20年前湖面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今天已经萎缩的不到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只有在雨水最充足的雨季，面积才能部分恢复。
——河流
由于积雪和冰川的融化，形成了很多河流，这些河流流经一个或者几个村子，无论是日常饮用水，还是农田灌溉或者畜牧业，当地村民都离不开这些河流，可以说河流是当地藏族村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高山牧场区域还是在村落农田区域，由于积雪和冰川的变化，引起了河流的水流量出现不稳定和反常现象。八里达村的牧民金安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说：“以前冰川下、牧场上的河流一般上午的时候河水清澈、水流量小，下午河水浑浊而且水流量增大，最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下午河水流量剧增，今年我的几只牛就在过河的事后被突然涨起来的河水冲走了，现在牛群不敢像前几年那样趟水渡河了。”佳碧村的农民鲁茸斯那说：“以前冬季的时候河水不会枯，夏季的时候河水也不会暴涨，最近十多年不一样了，冬天的时候水特别少，要上下村协调安排灌溉农田的用水，而且一般浇完地河里就没有水了，断流时间一年比一年长，10年前是10多天，现在达到20多天了。夏天的时候又有洪涝灾害，有时还带来了泥石流灾害，我们村的房子和田都被冲毁过。”
——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变化
在干热河谷地区，由于最近10年来的持续干旱天气，这一地带的主要植被灌木丛明显变得个体矮小和稀疏，覆盖率明显降低，而一些可结果类的植物，果实产量也明显下降，同时由于气温骤冷骤热的反常变化，树木开花发芽和结果的时间也发生异常变化。例如根据果念村的村民玛旺吉反映，按照正常情况，在海拔低的果念村，桃花开花的时间应该比海拔高的八里达村早，但在2006年，由于八里达村的气候异常热，桃花居然比果念村提前开了。
在中海拔地区的侧柏树林分布地区，10年前树叶完全是绿色，现在红褐色的树叶逐渐增多。在高海拔地区，高山牧场逐渐退化和萎缩，树木的分布线不断上移，森林逐渐向牧场扩张。原来生活在河谷区的野生动物如岩羊、土拨鼠、壁虎等，逐渐向海拔较高地区迁徙，另外一方面，因为气温不断上升，为一些外来生物的入侵和繁殖提供了温床。如一种藏语叫“真兴巴斯”的蚊子，意思为“水稻田里的蚊子”，这种蚊子原来生活在德钦县南边维西县海拔较低的产稻区，最近5年已经在包括果念村在内的德钦县高海拔地区出现和繁殖，数量日益增多。
2. 节气系统
节气系统包括气温升高、气候灾害、雪期和雨季4个内容。
——气温升高
气候变暖是气候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大部份受调查的村民都认为现在的气温比以前高了，他们也把前面谈到的自然环境系统变迁的原因归结于气温升高所致。
——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也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样大部份受调查的村民都认为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气候突变现象更为激烈和异常，由此引起的自然灾害，如雪灾、暴雨、旱灾、泥石流等，也更加频繁。
——雪季
藏族被称为雪域高原民族，雪为藏族文化标志和符号的一部分，白色的雪意味着圣洁，藏族对终年积雪的雪山有着极深的感情，很多雪山都被视为护佑藏族的神山。
根据对村民的访谈，最近10年的雪季变化主要包括降雪时间的推迟、雪线上升、积雪时间缩短和融雪时间提前等现象。首先，降雪时间由原来的公历10月底推迟到现在的12月底至第二年的2月，甚至会出现不下雪的情况，如2009年冬季至2010年初春，竟然完全没有降雪；其次，雪线上升，原来降雪后的积雪地带一般在海拔2500米左右，现在这一地带已经很难出现积雪，雪线上升至海拔3000米左右；第三，积雪时间的缩短，原来积雪时间从10月份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份，有将近半年的时间，现在一般只会持续2个月的时间；第四，融雪时间的提前，原来融雪的时间在4月份，现在3月份就基本融化了。
——雨季
根据对村民的访谈，最近10年的雨季变化主要包括雨季开始时间推迟、雨季持续时间缩短、雨季结束时间提前、雨季结束后旱季间断降雨次数减少等四个主要现象。首先，雨季开始时间由原来的公历5月底推迟到6月底；其次，雨季持续时间缩短，由原来的3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个月；第三，雨季结束时间提前，原来雨季结束时间在8月底和9月初，现在8月初就结束了；第四，雨季结束后旱季间断降雨次数减少，原来在雨季结束后的干旱季节里，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间断性降雨，而现在的干旱季节则出现几个月连续干旱、滴雨不降的现象。
3. 农业生计系统
由于当地藏族村民的传统农业生计方式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生计活动的影响最容易被当地人所观察和发现。农业生计系统主要包括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农作物病虫害、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及其生长环境。
——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
经过笔者对最近20年农事历变化的统计，发现农作物播种和收割的时间较之以往有明显提前，整个农事历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气候变热，使得当地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加快、生长周期明显缩短。
据村民的观察，目前玉米和小麦的播种和收割时间都比20年前提前了20天左右。佳碧村村民鲁茸斯南说，当地以前有谚语：“正月的麦苗淹没一只鸡”，意思是正月里麦苗生长的高度刚好到一只鸡的高度，而最近几年正月里麦苗生长的高度足够可以“淹没两只鸡”了。又例如，春节时开展的射箭比赛，以往由于麦苗刚抽芽，因此麦田可以被践踏而作为射箭比赛的场地，而最近几年春节射箭比赛时，麦苗已经抽出了三四个节，绝对不可能再被踩踏了，射箭比赛也不再可能在麦田里举行了。其他村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本地土生的果树品种，其发芽和成熟期也比20年前提前了15天左右。对于生长在中、低海拔的柳树，以往在春节时才刚刚长出叶芽，而最近几年春节时柳树的柳叶已经成形。以上现象可以证明，由于气候变暖和气温上升，农作物等的生长周期的确加快和缩短了，农事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农作物病虫害
当地最常见的农作物疾病是“麦锈病”（藏语叫“萨尼”）和“麦穗无籽病”（藏语叫“格纳”），最近三年来这两种病害发生越来越频繁、危害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受灾面积也越来越大。2008年至2010年三年中，果念村委会的8个自然村全部受“麦锈病”灾，大部份受灾村民颗粒无收。对于农作物疾病最近几年的频发，村民通过他们的观察和实践认为，未按传统农事历而提前播种的田地最容易感染病害。
最近几年危害当地农作物生长的主要新型害虫藏语叫“丝么”。和传统害虫相比，这种害虫对农作物特别是小麦的破坏性更为严重。这种害虫隐藏在地下，在农历11月份（公历12月份）麦苗长至二、三寸的时候，便大量出现并啃食麦苗根茎而导致麦苗死亡。针对这种害虫的出现和危害，村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当地气候变热，导致这种害虫从热的地方迁徙过来；第二是降雨和降雪减少，干旱期延长，使这种害虫免受冻死。
——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
经过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他们认为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均比10年以前降低了。例如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颗粒饱满程度和营养成分就不如以前，生长环境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当地村民认为主要是雨水的影响。雨水对农作物的生长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不同季节的雨水其灌溉的效果不一样，而且雨水和河水的灌溉效果也明显不同。例如农历6月份的雨水对作物的生长是最有营养和功效的，能很好地促进庄家的生长发育。农历8月份开始的雨水对作物的成熟有着重要的影响，藏语把这一节气的降雨称为“成熟之雨”，意思是经过这一时期雨水的浇灌，农作物和其他植物都开始进入成熟阶段。村民认为这两个时期农作物的灌溉一定要靠雨水，而不能用河水替代。但最近几年来由于长期干旱，造成雨水减少甚至没有降雨，浇灌不得不用河水来代替，村民认为这是造成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根据村民的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也因为气候的原因而发生着变化。例如一些原来只能在低海拔温度较高的地区种植的作物现在也可以在高海拔地区生长了。八里达村民扎西告之，辣椒原来只在中、低海拔村落的农田里生长，而现在像八里达这样的高海拔村落也能种辣椒了。
4.畜牧业生计系统
当地藏族村民的传统畜牧业生计方式同样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生计活动的影响也最容易被当地人所观察和发现。畜牧业生计系统主要包括牧事历和牲畜迁徙周期、牲畜疾病、牧场和牲畜变化。
——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
经过笔者对最近20年牧事历变化的统计，发现放牧迁徙的时间较之以往有所提前，整个牧事历发生了变化。
当地牧场分为夏季高山牧场、冬季河谷牧场和春秋过渡牧场三种，牲畜主要在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迁徙。据牧民的观察，现在向夏季高山牧场迁徙的时间比20年前提前了10天左右，也就是从3月底提前到了3月中旬，而向冬季河谷牧场迁徙的时间也从原来的9月初提前到了8月中下旬。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由于气候变热，在使得牧场上的牧草提前成熟和枯黄，所以牲畜必须提前迁徙；第二，冬季牧场的气温提前升高，因此必须把牦牛和犏牛等喜居寒冷环境的牲畜尽快赶到夏季高山牧场，避免牲畜疾病；第三，由于当地农业和畜牧业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农事历的提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牧事历，例如8月份收割完玉米后，残留着玉米秆的农田就变成了冬季牧场的一部分，牲畜便进入田地里。现在玉米的收割时间提前，也使得牲畜必须提前离开夏季高山牧场而迁徙回冬季牧场。
——牲畜疾病
根据当地牧民的观察，传统的牲畜疾病主要是由寄生虫和吸血虫引起的一些疾病，最近两年来则出现了口蹄疫等新型疾病。
以前牲畜只有在夏季才会染上由寄生虫和吸血虫引发的疾病，但现在冬季也会得病，牧民们认为这是由于冬天不冷寄生虫和吸血虫仍然活跃所致。至于像口蹄疫这样新型疾病，牧民们认为以前由于气候寒冷所以外界的疾病进不来，就算进入也会被冻死，传染不了本地牲畜，现在天气变热了，各种怪病也就随之而来了。
——牧场和牲畜变化
和农作物一样，牧场上牧草的生长周期也在加快和缩短，并影响到牧草的个体张势。例如八里达和斯永贡两村的牧民都发现，牧草比10年前提前枯黄，牧草的长势也不如以前茂盛，尤其在冬季牧场，情况更加明显。这样带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如前所述，改变了放牧迁徙周期；第二是牲畜的养殖受到了影响，出现了牛的膘肥度降低、个体体型变小、奶制品产量降低等现象。
此外由于气温升高、生活环境的变化，放牧牦牛的冬季牧场的海拔高度提高了，低海拔村落周围的牧场不再放牧牦牛，所以牦牛养殖的数量减少了。而比较耐热的犏牛和黄牛的数量却有所增加。
三、认知体系的分析
2007年，当笔者正式在果念村开展气候变化的相关调查时，气候变化这一名词在当时一般城市普通市民甚至学者中尚不为人熟悉，更不要说居住在果念村的村民了，但地理位置的偏僻并不妨碍当地村民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的观察，有时这种观察还比城市中居民的感觉来得更加直接和更加深刻。上文整理的藏民的认知体系即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即当地村民对气候变化有着一个复杂的认识体系。下文笔者将进一步依据居住环境和生计方式的不同来证明这一认知体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并对这一动态变化加以分析。
1.居住环境
村民所居住的环境不同，气候变化的认知也不相同。笔者按照所处海拔高度的不同，把果念行政村所辖的8个自然村分为高、中、低海拔三种类型的村落，以分析和对比不同区域的村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其变化。
——冰川
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冰川在迅速变薄、冰舌在迅速消失和后缩的村民为25人，占总数的83%；在中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冰川在迅速变薄、冰舌在迅速消失和后缩的村民为19人，占总数的63%；而在低海拔地区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冰川在迅速变薄、冰舌在迅速消失和后缩的村民有13人，占43%。通过上述数据显示，海拔越高的村落，村民认为冰川在迅速消失的比例也就越高，在中、低海拔的村落，其村民虽然也认为冰川在消失，但认为冰川发生迅速变化的却相对要少。
——雪崩
在高海拔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30个受访村民中，100%的村民都认为雪山雪崩增多了；在中海拔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30个受访村民中，认为雪崩增多了的村民有22人，占73%，而认为没有变化的有3人，不知道的有5人；在低海拔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30个受访村民中，认为雪崩增多了的村民有16人，占53%，认为没有变化的有6人，不知道的有8人。通过上述数据显示，在海拔高的村落，所有被访村民都认为雪山雪崩增多了，而在中、低海拔的村落，部分被访村民认为雪山雪崩增多了，并且这部分村民的比例随着海拔的降低而降低，同时也有部分村民认为没有变化或者表示不知道。
——高山湖泊
在高海拔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30个受访村民中，100%的村民都认为高山湖泊在缩小；在中海拔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30个受访村民中，认为高山湖泊在缩小的村民有17人，占57%，而认为没有变化的有8人，不知道的有5人；在低海拔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30个受访村民中，认为高山湖泊在缩小的村民有13人，占43%，认为没有变化的有9人，不知道的有8人。通过上述数据显示，在海拔高的村落，所有被访村民都认为高山湖泊在缩小，而在中、低海拔的村落，部分被访村民认为高山湖泊在缩小，并且这部分村民的比例随着海拔的降低而降低，同时也有部分村民认为没有变化或者表示不知道。
——河流
针对河水流量变化异常的问题，无论是高海拔还是中、低海拔的村子都有共同的感受，只是感受程度有所不同。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河水流量变化异常的村民占了14人，占47%；在中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河水流量变化异常的村民有17人，占57%；而在低海拔地区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所有人都认为河水流量变化异常，为100%。通过上述数据显示，海拔越低的村落，村民认为河水流量变化异常的比例也就越高。
——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变化
村民直接观察到的和气候有关的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变化情况，无论是高海拔还是中、低海拔的村子都有共同的感受，只是具体变化现象不同。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都认为高山牧场在退化和萎缩、森林在扩张；在中、低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努松、日仔、果念和巨达六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60个村民中，也都认为植被在变化，外来物种比以前多了。
——气温升高
针对气温升高，高、中、低海拔的村子都有共同的感受，只是感受程度有所不同。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气温明显升高的村民为20人，占67%；在中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气温明显升高的村民为24人，占80%；而在低海拔地区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所有人都认为气温明显升高，占100%。通过上述数据显示，海拔越低的村落，村民认为气温明显升高的比例也就越高。
——气候灾害
针对气候灾害，高、中、低海拔的村子都有共同的感受，同样只是感受程度有所不同。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气候灾害频发的村民为13人，占43%；在中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气候灾害频发的村民为28人，占也93%；而在低海拔地区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气候灾害频发的村民为21人，占70%。通过上述数据显示，半山中海拔地区的村落，村民认为气候灾害频发的比例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村落一般位于半山陡坡上，地理位置不如低海拔位于河谷台地上的村落，同时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村落周围植被破坏严重，自然资源也不如高海拔村落的森林牧场丰富，因此抗灾害的能力相对较弱，灾害影响更为明显。
——雪季
针对雪季变化的现象，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雪季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8人，占93%；在中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雪季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4人，占80%；而在低海拔地区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雪季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有16人，占53%。通过上述数据显示，位于高、中海拔的村落，村民对雪季的变化更为敏感，而低海拔的村落则感觉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通常高、中海拔地区的村落每年都面临降雪，受降雪的直接影响较大，而低海拔的村落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一般不会下雪，降雪的影响往往反映在河水流量大小等间接现象上。
——雨季
针对雨季的变化现象，在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雨季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17人，占57%；在中海拔地区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雨季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6人，占87%；而在低海拔地区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雨季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有27人，占90%。通过上述数据显示，和对雪季的感受相反，海拔越低的村落，村民对雨季的变化越敏感，而高海拔的村落则感觉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通常中、低海拔地区村落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降雨的直接影响较大，而高海拔村落则更多地是依靠河水，降雨的直接影响不大。
2.生计方式
从村民从事的生计上来说，也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同的认识。同样如前所述，笔者按照畜牧业和农业在日常生计活动中所占程度的不同，把果念行政村所辖的8个自然村分为重牧、农牧并重、重农三种类型的村落，以分析和对比不同生计的村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其变化。
——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
针对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变化，在重牧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9人，占97%；在农牧并重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村民28人，占93%；而在重农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村民有29人，占97%。通过上述数据显示，无论在重牧、农牧并重还是重农的村落，村民对农事历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变化都感觉非常明显。
——农作物病虫害
针对农作物病虫害的现象，在重牧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作物病虫害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9人，占97%；在农牧并重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作物病虫害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6人，占87%；而在重农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作物病虫害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有20人，占67%。通过上述数据显示，重牧的村落，村民对农作物病虫害现象就越敏感，而重农的村落则感觉相对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年来在重牧和农牧并重的村落，其气温变暖和升高较为明显，因此外来病虫害产生的突然性和严重性也较大。
——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
针对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的变化，在重牧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村民有25人，占83%；在农牧并重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1人，占70%；而在重农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村民有17人，占57%。通过上述数据显示，在重牧的村落，村民认为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越明显，而重农的村落则感觉相对较弱。这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年来重牧和农牧并重村落的气温变暖和升高的幅度较大，因此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的变化也较明显。
——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
针对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变迁的现象，在重牧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变迁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30人，占100%；在农牧并重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变迁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17人，占57%；而在重农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变迁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仅有8人，占27%。上述调查数据的差异，是由于近几年来农牧并重和重农的村落饲养牲畜的数量在明显减少，一般人家不再自己带牲畜往返迁徙，而是把牲畜集中交给村里的某一家农户统一迁徙放牧，因此对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的关注程度也明显降低。而重牧的村落仍然饲养着大量牲畜，继续着传统的迁徙放牧方式，因此对牧事历和放牧迁徙周期的变化非常敏感。
——牲畜疾病
针对牲畜疾病的现象，在重牧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牲畜疾病非常严重的村民为25人，占83%；在农牧并重和重农的佳碧、九农顶、努松、日仔、果念和巨达六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60个村民中，全部都认为牲畜疾病非常严重，占100%。通过上述数据显示，无论是在重牧、农牧并重和重农的村落，村民们都感受到牲畜疾病的严重性，农牧并重和重农的感受相对更强烈一些，这是由于这些村落的温度本来就比重牧的村落高，现在则上升更明显，因此各类疾病也较频发。
——牧场和牲畜变化
针对牧场和牲畜变化的现象，在重牧的八里达和斯永贡两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牧场和牲畜变化非常严重的村民为27人，占90%；在农牧并重的佳碧、九农顶和努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牧场和牲畜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为24人，占80%；而在重农的日仔、果念和巨达三个自然村接受调查的30个村民中，认为牧场和牲畜变化现象非常明显的村民仅有12人，占40%。上述数据显示，由于重牧的村落仍然饲养着大量牲畜，并继续进行着传统的迁徙放牧方式，因此对牧场和牲畜产生的变化感受较为深刻。
需要指出的是，对气候变化本土认知体系的分析除了居住环境和生计方式两个主要依据外，也还存在着其他依据，如性别和年龄：村民的性别差异，也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同的认识，例如从事庭院种植的女性村民对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及生长环境变迁的认识就要比男性村民的深刻；而村民的年龄差异，也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同的认识，如年纪大的村民由于可以把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上的气候和今天的加以比较，因此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自然也比年轻村民的深刻。但另外一方面，由于经历丰富，年纪大的村民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形成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气候，而把今天的气候和这个并不存在的“标准”其后进行比较，因此得到的认识也并不客观和准确。
结论
通过本论文的研究，笔者试图证实以下几点：
首先，本论文明确地提出了气候变化存在着本土的认知体系。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特别是气象学和物候学——有很明确的指标和数据来衡量和研究气候变化，那么对于各民族而言，是否存在本土的认知体系呢？通过对德钦藏族的研究，我们看到由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息息相关，世世代代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息繁衍，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包括气候在内的经验和知识，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关气候的本土认知体系。
其次，本论文研究气候变化本土认知体系的方法，值得重视。关于气候研究，迄今为止仅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社会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能否涉足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以何种视角、何种方法去进行研究？这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本论文所选择的研究视角和所探索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第三，本论文认为，气候变化的本土认知体系具有多样性，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由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气候变化的认知体系自然也会呈现多样性。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总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因而气候变化的认知也应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现象对于无数像果念村这样偏僻地区的住民来说，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虽然不是各国政府在国际谈判桌上博弈能够关注到的群体，也不是自然科学家在绘制、演算、建构气候图表、公式和模型时所关注的对象，然而他们所积累的关于气候的丰富的本土经验和知识却是自身赖以生存的“法宝”。这些看似“不科学”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处处闪耀着智慧和科学的光芒，值得不同学科的学者去挖掘和整理。
注释：
[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理事。
[②] 陈新强、郑国光等编著《可持续发展中的若干气候问题》，2002年，气象出版社
[③] 李爱贞、刘厚凤等编著《气候系统变化与人类活动》，2003年，气象出版社
[④] 尹绍亭著《人与森林》，200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
[⑤] 郭家骥著《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200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⑥] 尹绍亭著《雨林啊胶林》，200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
[⑦] 郑晓云编著《云南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域）的文化与森林保护》，2006年，中国书籍出版社
[⑧] John T. Hardy,"Climate Change-Causes, Effects,and Solutions", 2003, John Wiley & Sons Ltd,England
[⑨] Anja Byg, Jan Salick,"Indigenous Peoples and Climate Change", 2007, A Tyndall Centre Publication,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Oxford
[⑩] Anja Byg, Jan Salick,"Local Perspectives on a global phenomenon-Climate change in Eastern Tibetan villages", 2009,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 156-166
[11] Donna Green, Sue Jackson & Joe Morrison, "Risk for Climate Change 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he Tropical North of Australia", 2009,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2] Oviedo Gonzalo, Fincke Anneli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limate Change",2009, Policy Department,European Parliament
[13] Thomas E Downing, Anand Patwardhan,"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for Climate Adaption",2002, SEI Oxford Office, Habana/Oxford
[14] Hannah Reid, Terry Cannon, Mozaharul Alam, Rachel Berger, Saleemul Huq, Angela Milligan,"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 overview",2009,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IIED)
[15] Angie Daze,Kaia Ambrose,Charles Ehrhart,"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nalysis",2009,CARE
[16] 源自果念村委会资料
[17]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类是依据畜牧业和农业在日常生计活动中所占程度的不同而划分的，并不意味着“重牧”的村落就完全轻农或者没有农业，反之亦然。
原载：《江边藏家——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尹仑著 2010年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