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哀 牢（桑 耀 华）
时间：2010/10/20 14:44:00|点击数：
摘 要：学术界对“哀牢”的研究十分关注，关于其名称来源、涉及范围、族属问题、发展历程、民族关系以及九隆神话等方面尚有较大争论，均需将其成果系统整理和论述，才能有利于该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
关键词：史籍；哀牢；族属；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2-867X（2006）01-0118-07
一、史书对哀牢的记载
确切地说，哀牢一词，是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 1年）其首领贤栗诣越嶲太守郑鸿“求内属”时才载入中国史册的。在哀牢强盛之前，“西至同师，北至叶榆”（即永昌至大理一带）是以离、昆明这两大族群闻名的，而不是以哀牢闻名的。又到了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以漕涧为政治中心统一了他周围的七十七个邑王之后，汉王朝才在他的领地上建立哀牢县。并将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和新增的哀牢、博南两县合并建立永昌郡时，哀牢才成为永昌郡的属县的。
范哗《后汉书》著有《哀牢传》，据《论衡·佚文篇》载：“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三府掾史丛积成材，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倚，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杨子山即杨终，东汉公元一世纪时人，学术界多认为范哗（公元398—445）撰《后汉书》中的《哀牢传》时，当是依据杨终《哀牢传》的。
杨终的《哀牢传》虽然早已佚失，但《华阳国志·南中志》等书引用了《哀牢传》中有价值的记载。《后汉书·哀牢传》又从流传在哀牢民族中的“九隆”神话故事；哀牢人进攻鹿多失败，哀牢王贤栗（粟）等率种人诣越蕉太守郑鸿求内属；哀牢人的强盛及哀牢县的设立；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出产“帛叠”、“兰干细布”，服“贯头衣”；哀牢王类牢于建初元年（公元67年）攻离唐、博南，建初二年，邪龙县“昆明人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等等史事著《哀牢传》，为哀牢民族的历史保存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这些对于今日研究哀牢民族的历史是很有价值的。有些学者认为该书在隋以前已佚，但据唐代李贤在《后汉书·哀牢传》的注中有“《哀牢传》日：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之……。”所载“哀牢”首领世系一节，在《哀牢传》、《华阳国志》等书中均未见有引录，并开始便说“《哀牢传》日”，从行文及所录内容上看，李贤仍目睹杨终的《哀牢传》，说明《哀牢传》并不是在隋以前就丧失了，而是在唐李贤以后才散失的。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永昌郡所属八县即：蕉唐（汉武帝时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地标于今云龙县漕涧镇位置。《汉书·地理志》注：“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的记载，“漕涧”的地理条件并不是离唐的治所，应是哀牢县的治所。周水即怒江，类水即枯柯河，枯柯河发源于今保山西部老营之南，今日保山的老营应是离唐的治所。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类水“应即今永平顺鼻河及其下游之漾鼻江”，又说“类水应指今漾濞江西源顺濞河”。漾鼻江经永平、凤庆入澜沧工，与不韦相去甚远，类水不大可能是顺鼻河。方国瑜先生考证为枯柯河是正确的，只有枯柯河是流经不韦的，
其行程与“六百五十里”相当。根据这些条件，离唐应在今保山县的老营。老营是历史重镇，当是西汉时的嶲唐地。据此，永昌郡八县当是离唐、不韦、云南、叶榆、邪龙、比苏、博南、哀牢。哀牢，《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地定位于今日的盈江、腾冲一带。今日的梁河，也曾有“安乐国”（哀牢）之称，因此哀牢地当指从漕涧至梁河一带，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但作为哀牢的县治当在漕涧；漕涧在历史上也是重镇，哀牢王从这里向东进攻离唐，再由离唐攻博南，从地理上看是适宜的。梁河古称“安乐国”之说，可能是哀牢战败南迁后沿用哀牢（安乐）之名的。
二、关于哀牢一词的来源与含义
李注《哀牢传》说“《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之。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从这条记载看，“哀牢”当起源于他们世系上朔五代的首领之名。近年在学术界有傣语“长子所在地”说，彝语“虎氏族居地说”。当代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从语言上考证当今的“拉祜”（清代方志多写作“倮黑”）族，拉（倮、罗）在“拉祜族”、“彝族”的语言中是虎的意思，这表明“拉祜”是用“虎”来命名民族称谓的。有的将“拉祜”译为“猎虎民族”，他们和崇拜虎的彝族、白族都是古代羌民族的后裔。又《徐霞客游记》载：“玉泉山下大官庙前——又一碑树北顶，恶哀牢之名，易为‘安乐’焉，益无征矣。”《滇云历年传》说“夷语转安乐为哀牢，则哀牢国乃安乐国也。”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并非夷语转“安乐”为“哀牢”，而是汉语转“阿倮”为“哀牢”或“安乐”，因为译音无定字，同一音源有多种汉字写法，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哀牢、安乐都是对以虎为图腾民族称呼的同音异译，有的称为“虎氏族居地”这当是可取的。也许是此部落他们原来就是以虎为图腾，其首领传到建非时，其子聪明勇武，因而以部落的虎图腾命其名而再发展成民族名称的。又从秦汉以来一直和羌人关系密切的濮人来看，他们的后裔住今施甸县木老园、摆榔的布朗族，直至今日仍称当地的彝族为“阿倮”，因此“哀牢”有可能是依据古代“濮”人对“彝”、“拉祜”等族先民所称“阿倮”一词的音译。
三、关于哀牢国
《新纂云南通志·大事纪》：“考——哀牢在战国时已立国，与庄王国为与国——哀牢之先，在战国而已显，至光武而内属，至明帝而置郡，世系绵绵数百年。”有的专家根据哀牢世系所提到的最早领袖人物“禁高”推断，论断“禁高生周秦之际”或认为“九隆至迟肇基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周显王之时。”[1]其实，说“哀牢在战国时已立国”，这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攻鹿多，他所能统率的仅有“六王”（六个小部落酋长）和万余人的兵力。其实，这个“万余人”也带有某些夸大成分，因为哀牢王向郑鸿求内属时，他仅拥有一万七千多人口，除了妇女和婴幼儿之外，能参加战斗的，不过是数千人而已。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诣越高太守郑鸿求内属时，他所能率领的种人仅“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这就是哀牢王当时所拥有的人口总数。这时他或许只是一个小部落联盟的领袖，因此汉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这时，对哀牢王来说是其极盛时期了，孙太初《云南古官印集释》有哀牢王章。跋日：“印文日：哀牢王章。桂馥《缪篆分韵》著作权录。纽制不详。”如果说在这期间中原王朝颁发印信（哀牢王章），我们将哀牢王所统治的地方称为哀牢国，如果按《续汉书》“哀牢县，故哀牢国”的说法，哀牢国的领地仅是哀牢县而已。如果以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那么他的国土也仅是哀牢、博南二县地。而且是“割益州西部都尉六县合为永昌郡”，也没有单独封它为哀牢国。其实，博南古道，开通甚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渡澜沧水、耆溪，置离唐、不韦二县。——行人歌日：‘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为他人。’”从叶榆到离唐、不韦是必须通过博南山的。史料记载很明确，哀牢王所辖的地方仅是哀牢县或哀牢、博南二县，而哀牢、博南二县是归永昌郡管理的，永昌郡的郡治是设在离唐（今保山老营）。郡治太守是汉王朝派去的，也没有委之于哀牢王，甚至县也设有守令。据《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哀牢王从未拥有这么多的人口，因此永昌郡所属八县中的七县均不宜划人哀牢的势力范围之内，永昌（保山）更不是哀牢的势力范围。只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嶲唐城。太守王寻奔叶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时，哀牢王的势力才进人离唐县地，从这事件中也可看出，这时的博南也不属哀牢王所有的。哀牢王的势力在这时虽然进入了保山西北的部分地区，但时间很短，因为“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哀牢的势力也因哀牢王被邪龙县（今巍山）昆明人的首领卤承所杀而衰落，哀牢被迫退出他所攻占博南、离唐地也是必然的了。
关于“哀牢国”，在哀牢称谓后加“国”的记载，有《后汉书·郡国志》载：“哀牢（县），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又《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也。哀牢，山名也。”再是《南中八郡志》：“永昌，古哀牢国也。”从这三种著作的记载来看，应当说《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史书所称的“哀牢国”，其地域即是永昌郡所属八县之一的“哀牢县”。《华阳国志》、《南中八郡志》说：“永昌，古哀牢国也。”显然是与史实不相符的，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哀牢王从未拥有全部永昌郡地，即使在，哀牢王最强盛的时期，他也只拥有哀牢县地，是不可能将哀牢与永昌等同的。至于《滇史》、《滇系》、清代《永昌府志》——等书都有“永昌郡，古哀牢国”这类记载，或许是延用《华阳国志》和《南中八郡志》之误。我们应当尊重早期的史料和客观事实。关于哀牢国在汉以后的史书中相互抄转翻新，比比皆是。如“‘哀牢国’之称，自两晋已迄民国史不绝书。魏晋南北朝称永昌郡或不韦、哀牢、博南县‘为．（属）哀牢国’，唐宋继后的许多史书加称‘永昌’、‘永昌府’、‘金齿’、‘腾越’——‘为（属）哀牢国’。哀牢国又称为‘哀牢古国’、‘古哀牢国’、‘哀牢旧国’、‘九隆哀牢之国’、‘古哀牢夷之国’等等”[1]“哀牢国”有这么多的称谓可以说都是后世著作者的衍称；根据早期的历史记载，还没有见到永昌为“哀牢属国”的记载，只有哀牢县是隶属于永昌郡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四、哀牢人的族属
哀牢人的族属，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总的是归结到云南古代的羌、濮、越三大族系的某一族系之中。
（一）哀牢为濮人说。早在明代，董难《百濮考》说：“哀牢即永昌濮人”。“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诸书所载永昌郡风土，有称哀牢，有称濮人，其事迹大都相同（已有别文考说）可知永昌濮人即哀牢人也。”[2]有的则认为‘哀牢’人即是濮人，而濮人也即是‘傍’人，《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的‘傍’也即是《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载的濮，当是佤崩语支各族（布朗、崩龙、佤）共同的古代族称”[3]我们虽然不认为哀牢为濮人，但这里说“濮人”，也即是“傍人”则是可以说的，因为昆明人本属濮人的一部分，他们有功的首领被封为“傍（濮）邑侯”这是正常的。比较多的人认为“蒙舍是哀牢后裔”。哀牢是氐羌族群民族。据《通典》卷一八七说：“诸濮地与哀牢接”。说明濮人与哀牢人不但民族不同，而且是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域，只他们的居住区域是“相互连接”的，自然，在这些相接地带，民族之间是相互杂处的。如果哀牢为濮，那么南诏自称哀牢之后，南诏王族的族属为羌人后裔这个历史事实就难于说清了，从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南诏王族是哀牢民族后裔这一点是无法否定的。
（二）哀牢为越人说。有人根据“臂胫刻纹”、“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善于纺织的记载，认为文身习俗是百越系壮傣族的古老习俗，主张哀牢是壮傣族的先民。乾隆《腾越州志》载：“腾越者——古滇越也”，“腾越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滇越，在东汉时为范史所传之哀牢，魏晋时称为僚，唐宋时称为金齿、茫蛮等”。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粤族说：“哀牢夷设郡县于后汉明帝时，以其地为永昌郡，今云南之保山县也；哀牢夷之居永昌郡者，谓之永昌蛮，其西有朴子蛮、望蛮、茫蛮——又有三濮者观其习俗及分布之地，皆可知其为古越族也。”[4]祁庆富认为哀牢夷的主体民族“应属濮越族群，即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先民”[5]。刘小兵认为：“哀牢应当是古代的百越，与今天的壮傣语族中的掸傣民族有着族属渊源关系。”[6]申旭称：“哀牢的先民，为秦汉时期的滇越。”[7]语言是民族文化特征之一，而且是区别民族源流的一项重要标准。石钟键说：“濮是的越语、濮语或僚语，还可进一步推论，哀牢语和百越之后的壮傣语，越人西部之一支，‘僚’是古代越人之后之称。由此看来，哀牢语完全可以说是古代西部可能拥有先后承继的渊源关系”[8]。还有人指出：“哀牢人不是傣族先民”，在当今的学术界或许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了，“僚”与“鸠僚”是百越族群民族的传统看法也被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否定了。“仡佬（僚的后裔——引者注）源于古代的‘濮人’，彝族与之接触甚早，知其底细，称仡佬为‘濮’，凡仡佬住过的地方往往都冠以‘濮’字，如称北盘江为‘濮吐珠依’（濮人开辟的江），称贵州省的安顺为‘普（濮）里’”。[9]许多资料说明，“僚”和“鸠僚”不是百越族群民族，而是濮人族群民族。至于广西西部的雒（僚）越群体，有可能是濮人族群中的僚人融合到越人之中的。
（三）哀牢为氐羌说。哀牢为氐羌族群民族，史书的记载是比较多的，《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新唐书·南诏传》载：南诏“本哀牢夷后”。《云南志》蒙舍诏记载有“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学术界多认为哀牢人为云南氐羌族系的一部分，与彝族先民有族源关系。樊绰《云南志》卷三说：“蒙舍诏姓蒙氏，贞元时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应当说，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哀牢是该民族以虎图腾作为民族称谓的，而与该民族关系密切的濮人称他们为“阿倮”，而音译为汉字则写作哀牢（安乐）的。而在澜沧江以西，他们的后裔主要是拉祜族、彝族、阿昌族等羌语系民族。又“蛮谓王为诏”，这也是氐羌语，诏在阿昌族中也是有很多遗迹，阿昌族古代的首领多姓早（亦写作“左”，诏的同音异写）。如：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漕涧阿昌族首领土千总左（早）纳，云龙县明万历八年（1580年）阿昌族首领“早陶墓碑”，传说云龙古代阿昌族首领有早慨、早疆。又如明代设立的“茶山”、“里麻”两长官司，其阿昌人为首领亦属早姓，他们的部落酋长中就有早章、早大宸、早瓮、早奔等，这些都是“诏”的同音异译。中国历史上十六国时前秦国王符坚也被称作符诏（王）。从语言上也能说明了南诏系氐羌族群民族。如果再往上朔，历代王朝皇帝的“圣旨”又称为“诏书”、“皇帝诏日”，有了皇帝，才有“皇帝诏日”，在没有皇帝之前，那就是“诏日”，即“王说”。因此诏为氐羌语，而且起源甚早。学术界也多认为南诏为哀牢的后裔，南诏与哀牢有族属渊源关系，哀牢为氐羌语系的民族，南诏王亦为氐羌系民族，说哀牢与南诏有族属关系，南诏为哀牢之后的依据是充足的，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什么争议的了。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昆、叟）——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示夷。”[10]在叙述广泛流传在昆明与哀牢中关于“九隆沙壶”的神话故事之后，又说“南中昆明祖之，自言本哀牢沙壶之源，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的记‘载，有理由认为九隆神话故事不仅是哀牢人的传说，也是“昆明所祖承”，说明这个故事是昆明和叟人共同所有。
南诏王族的发祥地是巍山，但这里并不是哀牢族群的主要居住地，南诏王族自称是哀牢之后，也不是空穴来风。胡蔚《南诏野史》：“细奴罗，又名独罗消，——唐太宗贞观初，其父舍龙，又名龙伽独，将奴罗自哀牢避难至蒙舍川，耕于巍山。”《自古通纪浅述·蒙氏家谱》：“第一主讳细奴罗，其先永昌哀牢人——独避难逃于蒙舍，故以蒙为姓，因号奇王。”这些记载说明，他们原是哀牢族群中的一个小部落首领，因与其它部落斗争失败后逃到蒙舍（巍山）的，从南诏王族的族属可以说明古代的哀牢民族是氐羌族系民族。南诏王祖辈进入蒙舍之前，蒙舍之名已经存在。“蒙舍”是孟人的一个部落，属昆明（昆仑）人的一部分。由于细奴罗部进人蒙舍地区之后势力迅速发展，成了蒙舍地区的首领，称蒙舍诏，即蒙舍王。
五、哀牢民族的兴起与衰落
哀牢是个不断由内往边地迁徙的民族，古代羌人也是不断由北南迁，符合羌人南迁的历史规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澜沧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渡澜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其实这条记载也是有矛盾的，首先汉武帝在元封时期（公元前110—105年）渡澜沧水取的是嶲唐，“离”即离人（民族），“唐（赕）”，羌语，即地方或坝子，可知汉武帝并没有取哀牢地，也谈不上哀牢转衰，倒是取嶲唐地后，嶲人就不见于记载了，是嶲人转衰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秦汉时从越嶲郡（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到嶲唐（今保山老营）分布着众多的高人。哀牢和他们都是氐羌族群的不同支系，但哀牢是在汉武帝元封以后150余年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其极盛时期也是在公元一世纪60年代的，距汉武帝时期已150多年了，《南中志》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显然是没有准确把握历史事实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记哀牢王扈栗（贤栗）“即遣使诣越膂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益州郡西部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日王。”对这条史料有必要加以说明，哀牢王“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属国”，当指建立“西部属国都尉”以加强对哀牢的控制，并非在哀牢地建立属国。其后的“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在东汉时期是西部都尉的地望，并不是哀牢的地望。后面的一些民族也是指属国都尉辖区内的民族，并不是哀牢国内的民族。当然，哀牢辖区也会有其它民族杂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贤栗攻鹿多部落，不能克，反而被鹿多人打败，“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日：我曹人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多，辄被天诛，中国有其圣帝乎？天助佑之何其明也。”又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从这条记载中，我们看到公元一世纪中叶时，哀牢王贤栗仅拥有二千七百多户，一万七千多人口，是个势力并不算大的部落联盟首领。即使汉王朝在这时就已封哀牢王、称哀牢国，那也仅是一个只有两千七百多户居民的小国。又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蛮夷种人内属。”也是指这件事。汉王朝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又建“益州西部都尉”加强统治。《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古今注说：“永平十年（公元67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售唐，镇哀牢人，叶榆蛮”。但是哀牢人势力依然快速发展。《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邑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从建武二十七年到永平十二年之间的l 8年中，哀牢王统辖的居民人户已增加了15倍之多，而人口却增加了30多倍。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哀牢强盛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衰落了。《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建初元年（公元76），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叛，攻嶲唐城（今保山老营），太守王寻奔叶榆，哀今大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今永平），燔烧民舍。”哀牢军队从漕涧（哀牢县治所在地）出发，向东南进攻离唐，太守王寻逃离到叶榆，哀牢军队取得了嶲唐之后，继续向东北方向攻取博南（今永平），这从地理上看也是比较合理的。由于哀牢王与汉王朝的冲突，肃宗便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今巍山）昆明夷卤承应慕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赐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经过这次战斗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哀牢民族遭受很大的挫折，哀牢的势力衰落了。这个事实说明哀牢人的兴盛与衰落并不如同《南中志》所说是由于汉武帝“通博南山，渡澜沧水、耆溪，置不韦、嵩唐二县”造成的，恰恰相反，哀牢是在汉武帝置高唐、不韦二县之后150多年才逐渐强盛起来的，其极盛时期是在公元一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而他的衰落是在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其首领类牢反抗汉王朝失败被杀之后的事。今德宏州梁河县，也有古称为安乐（哀牢）国之说，这或许是哀牢人南迁后继续延用的名称。
六、哀牢山、哀牢国与哀牢民族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哀牢就是哀牢，三座哀牢山和一个哀牢国”[11]。或者认为是“两个哀牢国与一座哀牢山”[12]。这样来概括哀牢民族、哀牢国、哀牢山是不够准确的。应当补充的是，按照名从主人的常规，哀牢山是因哀牢民族住居而得名，不是哀牢民族因居住哀牢山而得名；哀牢国当是哀牢民族建立的国家，也不是因他们居住在哀牢国而成为哀牢民族的。哀牢不仅仅是“三座山、一个国”或“两个国、一座山”的问题，因为“哀牢国”是以哀牢首领的权力范围来界定的，“哀牢山”是以哀牢人居住的山脉命名来界定的，至于哀牢民族他们是根据民族的要素组成的。作为哀牢民族，他可以住在哀牢国内，也可以不住在哀牢国内，他们可以在哀牢山脉内迁移，也可以迁往哀牢山系之外更广阔的地方。作为“民族”的界定范围远在其它二者之上，因此哀牢是民族、山名、地名、国家的统一体，哀牢民族是这一切的主体，没有哀牢民族，就没有哀牢山，也就没有哀牢国，而冠于“山”、“国家”——称号之前的“哀牢”是来源于“哀牢”民族称谓的，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其次是“两个哀牢国”，把哀牢国分为前哀牢国和后哀牢国，认为前哀牢国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今保山坝设立不韦县前，是以保山坝为其统治中心地，约东起今大理洱海区域，西到缅甸北部，北至西藏南部，号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疆域广袤"的国家。可以说在两汉时在保山历史上是找不到这样国家的。《史记》明确记载西汉时“西到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嶲、昆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嵩唐侯王国以十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保山历史上只有桐师、嶲唐这样的侯王国，而后来能称为哀牢国的是在云龙至梁河一带。《华阳国志·永昌郡》记载“——世祖纳之，以为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这是指西部属国的疆土，并不是哀牢县（国）的疆土，哀牢县只是“西部属国”八县之一，是不可能拥有东到洱海，西到缅北，北至西藏南部这样广大的国土的，今天，我们在古代史书中没有发现这样记载的。
再就三座哀牢山来说：一是现今辞书、地图集通称的哀牢山。《辞海》哀牢山条：“在云南省南部，元江和把边江间。云岭南延分支之一。山顶平缓，主峰在新平县西，海拔3，166米。有栗树、樟木、茶树等经济林木，富矿藏。”《云南辞典》说它“北起大理州南部，绵延数百公里，为元江把边江的分水岭。”这座哀牢山，与东汉和晋时所称的哀牢国、哀牢县相距甚远，永昌郡的一个县是不可能将远在把边江之东的哀牢山包括进去的。但他确实是“阿倮”人居住的山，并因濮人称他们为“阿倮”（拉祜、彝），汉译为“哀牢”（安乐）而得名，包括今日保山县、景东县、景谷县境内的“安乐”、“恩乐”这些地名，应当说也是来自“阿倮”人的。《明实录》：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安南国王）黎灏率夷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这里的哀牢其地当在今日红河州境的元阳、红河及思茅地区的江城一带，即哀牢山的尾脉地带。其次是《徐霞客游记》记载的哀牢山。从永昌城“出东门——上山，曲折甚峻，二里余，至哀牢寺。寺倚层崖下，西南向，其上崖势层叠而起，即哀牢山也。”这里的哀牢山，应当是与哀牢县的主体民族哀牢族有关的，但这座哀牢山也不在东汉时设立的哀牢县内。它之所以成为哀牢山，并不原于哀牢县（国），而是原于居住这里的哀牢人他们或许早已进人这一带山区，或许是在哀牢王被战败后迁人这些地区的。至于玛瑙山，多数记载它是哀牢山支脉，仅《滇略》说“玛瑙产永昌之哀牢山”。这或许是把此山与建有哀牢寺之哀牢山相混了，亦或是把大的山脉中的小山脉包括在大山脉之中，以大山脉统称之，这也并非不可。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云南古代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被称为“阿倮”的族群，他们的一部分从今漾濞、云龙、六库进入保山西部及腾冲等地。这部分哀牢人即是后来建立哀牢国的哀牢人，东汉王朝设立哀牢县也是在这部分哀牢人居住地的。另一部分“阿倮人”他们从大理州南部沿着把边江和元江之间的哀牢山迁移，这部分人即是这座哀牢山的主体居民。这一云岭分支之所以被称为哀牢山，也是来源于这这部分“阿倮”人的。
“阿倮”人在进人云南边疆的早期，他们对坝区的疟疾等病无力抵御，比较适应山区的气侯和便于从事畜牧业，山区成了他们比较理想的居住地。而云南古代坝区、河谷地带主要是濮人和少数越人居住，因此阿倮人不论他们迁移到那里，与他们为邻居的濮人都是以“阿倮”称呼他们，所以“哀牢”（安乐）之名能在多处地方出现。
但这里似乎有这么一个问题，哀牢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并不长，其势力也不算很大，却影响非凡，为什么？这或许是得力于杨终的《哀牢传》，因为澜沧江以西这么广袤富饶的土地，在西汉时仅设有两县，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而杨终的《哀牢传》对于当地的古代神话故事、风土民情、丰富的物产、与汉王朝的关系、民族兴衰等都有记载，这些对于离人、濮人、闽（缅）人来说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后人在追述古代历史时，都得从它那里去找依据，使得其影响力剧增。二是羌人中以虎为图腾的人较多，他们中有些人在哀牢王失败后迁到永昌地区的，有些原来并不属于哀牢王统治，但因为他们也是以自以为虎的后裔而散居于永昌郡山区，而他们生活的这些山区就被称之为哀牢山，这部分人主要是今日拉祜先民。
七、九隆神话故事
史学界多认为“九隆”神话故事源于杨终《哀牢传》，而我们今日看到最先记载这个故事的是东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其文说：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日沙壶（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及有一沈（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壹日：“若为我生子，今在呼？”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日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日：“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山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已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
关于触沉木有娠而生子的故事，在古代中国西南可能是个在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神话故事。除古永昌地区的“九隆故事”之外，楚辞“天问”中就有“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有竹王者，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人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这几个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民族的祖先都来源于水中之木或水中之竹。或许在古代，从楚国南部到云南西部有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他们之间流传着他们的祖先是与水中之木或水中之竹有着密切关系的故事。今日贵州（夜郎故地）以竹王为始祖的是仡佬（濮人后裔）和彝族，而滇西以九隆为始祖的是哀牢（羌）人和昆明人，从这些史料看，这个神话故事在濮与氐羌先民中是有广泛信仰基础的。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中徐家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就已提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九隆神话”颇受学术界的重视，是它把“哀牢”民族与当时滇西南诸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中的“触沉木有娠”，与“郡（永昌郡）西南千五百徼外有尾濮——男女长，皆随宜野会，无有嫁娶。犹知识母，不复识父”相当。“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壶忽闻龙语日：‘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这反映了由母系向父系过渡及幼子继承的发展阶段。十兄弟娶十姊妹这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沧源崖画的“村落图”可以为此作注释：“有一椭园形线条作界线——现存房屋图形十六座（其中亦多残缺），均为干栏式，——值得注意的是村落左边房屋（包括中心房屋在左者）共七座，房身部位均未涂色，村落右边房屋（包括中心房屋在右者）共九座，均涂色”。此图或许可作这样解释：这是一个有两个氏族的部落，似乎是处在父系氏族阶段，房屋涂色的为一个氏族，不涂色的为一个氏族，两个氏族之间有婚姻关系，甲氏族的男子娶乙氏族女子建立小家庭，乙氏族的男子娶甲氏族的女子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中间的大房屋，是氏族长居住及氏族成员集中活动的地方。
注释：
[1]耿德铭．哀牢国与哀牢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宏道．关于哀牢与昆明及濮的关系和族属问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5]祁庆富．哀牢夷族属考辨[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6]刘小兵．哀牢族属新论[J]．民族学与现代化，1986
[7]申 旭．哀牢问题研究[J]．东南亚，19．90
[8]石钟键．论哀牢九隆族和洱海民族的渊源关系[J]．民族学与现代化，1985，
[9]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 1．
[10]刘 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6．
[11]耿德铭．史籍中的哀牢国[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12]肖正伟．两个哀牢国与一座哀牢山[J]．云南文史，2002
Abstract：The scholars concerned have shown interest in“Ailao”but have controversies over its origin，territory，ethnicity，history，relations with others and Jiulong myth．There should be a systematic study and summary of them in order to further its studies．
Key words：historical documents；Ailao；ethnicity；ethnic relation
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