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参加发掘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徐 国 琼）
时间：2010/10/20 15:28:00|点击数：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发掘抢救，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8年1月，我从北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调往青海省文联，开始参加《格萨尔》的发掘抢救工作。岁月已经流逝40多年，黑头发也已变成了白头发，可是我如今还在为这一工作尽着区区之力。
道路是不平坦的。回顾崎岖历程，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
一见钟情 难舍难分
我刚到青海省文联时，文联已从青海贵德县下排村请来了一位名叫华甲的藏族老人对《格萨尔》进行搜集。华甲从乡下带来一部《格萨尔》手抄本，请西北民族学院王沂暖先生协助汉译出了这个抄本的前几章。虽然我在北京就听说青海藏区有《格萨尔》史诗，但史诗究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我刚到文联的当晚，华甲老人便盘腿坐在床上，给我演唱了几段史诗的片段。老人唱了一段后，使用基本能听懂的汉语给我讲解唱段的内容。唱一段又讲解一段。一连几段以后，真叫人听得入迷了。直到深夜，老人的歌声还一曲高过一曲，旁听的人，也个个拍手叫好。次日，我读了王沂暖先生的汉译手稿。开篇第一章“在天国里”，便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奇丽美妙的神话世界。史诗说格萨尔诞生在一个饱受他人欺凌蹂躏的老妈妈怀里。妈妈把他生下后，饿得都起不来了。母子相依为命，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格萨尔称王后，威名大振，四面八方都来归顺，纳贡称臣。从此，他开始了南征北战、降魔克敌的一生。他首先出征北方，降伏了抢劫妻子、吃人成性的魔王，继而又征服了入侵岭国的霍尔。
它使我一见钟情。随着史诗的深人发掘，篇幅的不断增加，内容的不断丰富，我对史诗更加难分难舍，直至4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带着多病的身体，迷恋着这一史诗，时时只想为她能多尽一分微力。
初次下乡 困难重重
到西宁不久，我和华甲便下乡搜集史诗去了。冬末春初的青海高原，处处还是天寒地冻。我们换上皮衣皮裤，冒着严寒出发了。搭乘的汽车，忽走忽停。当爬越云雾缭绕的拉鸡雪山时，公路上雪厚冰滑，车子难以行进，我们只好下车，一步一步艰难地推着车子，翻越那寒风刺骨的拉鸡山口。公路盘山而下，傍晚我们终于到了冰封的黄河岸边。渡过浮桥，便到了贵德县府。次日，华甲到河西下排去，我则重新渡过黄河，到河东尕让乡一个名叫查曲昂的藏民村庄住了下来。初进村时，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不用说寻访资料，就是生活也深感困难。当时这里正开展生产抗旱活动，背肥料下地，上牧场驮羊板粪，上山修渠，我都积极参加。有一天，劳动归来，和房东全家边喝奶茶，边问：“阿姨：格萨尔仲艺有口格？”阿姨惊讶地反问道：“咦！汉族人怎么知道有个格萨尔？”她便心有疑虑地问我：“找格萨尔仲艺干什么？格萨尔大王的故事今天还准讲吗？”我告诉她：“今天不但准讲，还要把它搜集起来，印成书，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族人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家人听后，议论纷纷：“这种叙述打仗的故事，今天真的还准讲、准唱吗？会不会犯错误呢？”喝酒尝味，说话听音。显然他们害怕把格萨尔的南征北战，与当时少数地方的土匪武装叛乱联系起来。我虽连连解释，一再说明发掘抢救《格萨尔》的重要性，但人们总还是半信半疑。
进村不久，我也曾访问了几位老者，向他们请教有关《格萨尔》的情况。老人们竟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三个字：“没希格！”（不知道）人们把言路一堵，我再没法说话了。有时轻轻叩开主人家的大门，人们听说去了解《格萨尔》，便在门缝里匆匆答道：“没希格。旦久，旦久！” （不知道。走吧，走吧！）一次又一次，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困难面前不能灰心啊！当年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首抒怀：
“荆棘丛丛亦是花，
踏破脚板也不怕，
只要《格传》能到手，
滚滚油锅也敢下。”
逐步深入 初得收获
随着与藏胞们亲密相处，搜集工作便逐渐顺利了。我常常把从“贵德分章本”译稿中看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可高兴了。他们听了二则故事以后，还要我再讲一则，房东老阿伊听后，自告奋勇给我讲起《格萨尔与葛姆》的故事来了。房东老阿巴，是个经常在外给人念经、看病的“曼巴”，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有次他回家听家人说我喜欢《格萨尔》，他先让我讲一个故事给他听。我给他讲了段《霍尔王派乌鸦寻妃》。他听后，给我讲了段《珠牡派三仙鹤送信》。他还告知我别村有位学者熟悉《格萨尔》。后来经多次拜访，从那位学者口中了解到了许多情况。
在尕让后山修渠的工地上，我也常用以故事引故事的办法搜集故事。有一次，我给民工们讲了个《阿库晁同偷酸奶》的故事。大家听了都对晁同的行为纷纷指责。有的说，晁同是个滑稽人物。银巴老汉听后，也给大家讲了几则阿库晁同的滑稽故事，青年民工们听了，个个捧腹大笑，拍手叫好。
有位老学者当我进村不久曾去拜访过他时被他拒之门外。后来，他也主动让房东带话，欢迎我到他家去。当我应邀登门拜访这位曾当过喇嘛、具有很高藏文程度的老学者时，老学者首先向我表示歉意说：“很对不起，上次您到门口，没有对您说实话。《格萨尔仲艺》的情况多着呢！今天我俩好好谈一谈。只要知道的，通通告诉您……。”老学者首先介绍了他看过的10多部手抄本的名称。这些抄本在哪一年、在什么地方、从何人手中借来、什么时候还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什么地方流传着什么格萨尔的传说、什么古迹在什么时候他曾亲眼看过，他都说得有根有据。老学者还介绍了几位当年远近闻名的“仲肯”——《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情况。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下了老学者介绍的情况。最后，我把记录慢慢读给他听，看是否有误，请他订正。他见我如此认真，常常面露笑容说：“好！好！好！”与老学者告别时，笔记本已记了近半本，可谓是首次丰收而归。以后，根据老学者提供的线索，工作对象逐步扩大，收获也增加了。我在这个山村住了3个多月，这才掘到了星点矿苗。
回京汇报 更受鼓舞
1958年7月中旬，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参加青海代表团回到北京出席了这次盛会。贾芝同志在《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为题的报告中，专门提到了《格萨尔》和《格斯尔》的发掘工作，并给以很高评价。报告中说：“这些传统作品都是异常珍贵的，有的已经列人了世界文库，有的在搜集整理完成以后，还将列人世界文库。”青海省文联副主席、代表团团长程秀山同志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当时青海开始发掘《格萨尔》的情况。我在讨论会上，介绍了到青海半年间对《格萨尔》的发掘情况，历数了当时已调查到的27部史诗分部本的名称和已搜集到手的8部分部本的名称。代表们听后都非常关心。贾芝同志听后非常重视，他说：“这么多部，要是都能搜集到就好。即使能搜集到大半，也是件了不起的事。”郭沫若、老舍、周扬等同志都询问了《格萨尔》的发掘抢救情况，并指示：“继续调查，赶快搜集。”7月1 6日下午，毛泽东主席、邓小平总书记以及贺龙、彭德怀、陈毅等元帅在中南海与代表们合影，我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今后要更加搞好本职工作。
会一结束，我们便匆匆赶回青海。
抓紧时间 继续发掘
从北京开会回到西宁后的第三天，我和华甲老人便根据此前了解的线索，前往黄南地区搜集去了。我俩到了化隆，副县长却吉老者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情况，讲述了多则关于格萨尔的故事，多次演唱《格萨尔》片段。在化隆还遇上了一位来自河南蒙旗香扎贡巴地方的“仲肯”，他的名字叫万玛加。他是一位自称“牛毛有多少，就能唱多少《格萨尔》”的游吟艺人。他因幼年丧父，从小随母亲四处流浪。母亲是以给人们说唱《格萨尔》换取糌粑、酥油度日的女艺人。他13岁那年，母亲病死在风雪交加的行乞途中。不久，他梦见母亲叫他到一个天葬场去，他在天葬场昏睡了多日。梦中母亲把他带到了格萨尔大王跟前，格萨尔给了他一匹战马，叫他参加了几次战斗，打败了许多敌人。这以后，他就慢慢会唱《格萨尔》了。我们请他唱上一段。他欣然应允，一本正经地做完开唱前的仪规，接着就：“路塔啦啦，路阿啦啦，塔啦塔啦热——”地唱开了。他当时唱的是史诗《姜岭大战之部》中姜雏玉拉托居尔被岭军辛巴俘虏后，玉拉思念母亲，叙述母子分离之苦的情节。据他介绍，他还能唱好多部，但因我们忙于到其它地方去，没时间听他唱了。他给我们介绍了哪个地方、谁人手中还藏有哪一分部本等等许多重要情况。
渡过黄河 赶赴隆务
在黄河渡口，我们意外地得知，循化撒拉族中也有人会唱《格萨尔》。在乙麻亥有位撒拉族老人便长于唱《格萨尔》，他会说藏语，用藏语唱，说时用撒拉语，用两种语言说唱这一史诗，很有特色。青海的撒拉族是在13世纪由撒马尔罕人从中亚迁到循化地区的。在与当地藏族等原有民族长期交往中，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文化上则互有影响。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同样喜欢信仰佛教的藏族的《格萨尔》。后来得知，这种现象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巴尔提斯坦同样存在。从14世纪开始，信奉的也是伊斯兰教的巴尔提斯坦居民今天还在流传着《格萨尔》。不过，那里的流传带有宗教排异性，人们一方面传播《格萨尔》，一方面则把格萨尔当作异端。
我们渡过黄河后，雨脚如麻，沿途山体多处滑坡。有天下午，几乎被泥石流吞没。也许是格萨尔大王保佑吧，当我们匆匆赶路时，半个山坡从我们背后塌下，溅起的泥浆都飞到我们的身上了。当时只感到“好险啊”！
我们到了隆务镇后，在那里搜集到了《地狱救母》及《地狱救妻》两部抄本。这两部抄本原是在隆务寺喇嘛中传看、保存下来的。当时喇嘛已解散，抄本流落到民间，几经寻访，才搜集到手。这次在同仁县境内还从琅加搜集到一帧《赛马唐喀》；在麻巴搜集到《霍岭大战之部》（下部）；在双朋拉卡搜集到《赛马称王之部》；在曲库乎搜集到了《姜岭大战之部》等。人们把珍藏的抄本，无偿地给了我们，至今令人难忘。如在曲库乎住了多日后，和书主纳木庆久加老汉交上了朋友，他相信我是真心喜欢《格萨尔》，这才把抄本从原来密藏的夹墙中取出交给我。他坚决不收分文，只要求说：“这本书，只望你把它永远保存好，不要丢失，传给后人。”后来，这个本子由王沂暖、华甲译成汉文，我与王沂暖等人进行整理后，由青海省文联铅印成书。书名为《保卫盐海之部》。1991年，王晓松和我根据四种原文翻译整理了《姜岭大战之部》，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译本所据的资料之三，即曲库乎纳木庆久加手中的抄本。33年后，终于实现了书主送书的愿望，我也才实现了亲口许下的诺言。
血雨腥风 誓保资料
我们带着已搜集到的资料，风尘仆仆地向海拔4000多米的泽库草原奋进。途中茫茫草原，无垠无际，座骑扬蹄驰骋了一整天，还没到达目的地和日地方。傍晚，方向迷失了，只好在莽莽草丛中露宿过夜。深夜，狼群双眼放射着束束蓝光，嚎叫着向我们袭来。我们握刀待旦，在闪烁的星星陪伴下，度过了阴森的长夜。10月6日上午，我们终于到达和日草原。草原一角，扎着一片用牦牛毛编织成的黑褐帐篷，帐篷中间有几间新盖的小平房。缕缕青烟从帐篷和小平房间升向蓝天，这就是和日区政府的驻地。四周是清一色的牧场，牛羊的喧叫声充满草原。我们在区政府里住了下来。中午，我们到附近的德董其格寺开始搜集工作，寻访一位名叫才旦加的，他一口气给我们历数了20多部他能说唱的分部本的名称。他按仪规，摆好各种道具，做完了各种动作，便神情专注地给我们演唱了《霍岭大战之部》中的“岭英雄血战赛吾山，霍尔王陈兵黄河岸”片段。他边唱边挥舞着各种姿式，一时间刀光剑影。接着，我们向看守该寺的一位老喇嘛探访，得到了一本《霍岭大战下部》小型抄本。我们本打算在当地作深入发掘。不料，草原里刮起了阵阵血雨腥风，我们只好投入了这场战斗。
l957年下半年，所谓“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在西藏山南发动武装叛乱，青海和日及赛日迪等地的反动分子密谋配合，于l 958年10月5日首先在赛日迪地方进行武装叛乱，杀害了当地的全部42位干部。次日中午，叛乱分子又凶恶地向和日区政府进攻。我们得到了情报，也在张区长的指挥下编入连队，投入自卫战斗。白天，叛匪不敢靠近我们的阵地，只在不远处阵阵狂吼，不断地鸣枪。好几个深夜，股股叛匪骑着马像狼群奔驰似地向区政府袭来。但叛匪终因火力不及，不敢靠近。几天后，县武装部前来援救我们。在战士与民兵们配合下，才击退了叛匪的进攻。
值此血雨腥风的生死时刻，我仍把资料带在身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命还在，《格萨尔》资料就不能丢失。一次，我们接受任务，到附近一个工地去抓捕匪徒。出发时，我把资料放在马褡子里，驮在堕骑的背上，随身加以保护。有人说我是个书呆子，有人还说我过去可能当过阿卡（僧人）。指挥战斗的张区长说：“老徐，这是什么时候，生死关头，你还把几本破藏经当作宝贝，马背上驮来驮去，出什么洋相？……”他哪里知道我带的是一部著名的藏族史诗！
有次夜里，我和一位民兵在碉堡里站岗放哨。我问他知不知道格萨尔大王？他一听到这个名字便高兴起来，连说：“知道，知道。”接着他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格萨尔大主的名字？”我说：“我是专门来找有关格萨尔大王的书的。”他听后更加高兴地说：“看不出你是个识宝的人！”这位民兵，曾当过喇嘛，认识藏文。他知道我身边有《格萨尔》抄本，时时缠着我要看抄本。最初我怕他拿去不还，总找借口不让他看。后来他还是把那本《霍岭大战》小型抄本抢了去，躲在帐篷里着迷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其他民兵，蜂拥而至，把他团团围住，听他说唱。帐篷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呼声。曾有几次，他通宵达旦地唱。有次叛匪前来夜袭，但又不攻而退了。后据俘虏供述，因听到民兵阵阵呼吼，匪徒们不敢靠近后退了。
在被叛匪围困的23个日日夜夜，我一心只想着两件事：很快消灭叛匪；资料不能丧失。
在坚守阵地的第23天拂晓，突然几颗绿色信号弹从远方雪岭上升起，接着又升起几颗红色信号弹。大部队到来了！惊天动地的几分钟后，只见滚滚硝烟从山头上升起，笼罩草原的乌云驱散了，无垠的草原又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次日，我们和部队驮着烈士遗体，押着俘虏，从和日返回县府驻地甾乃亥。途中由于俘虏逃跑，部队鸣枪追击。枪响马惊，在慌乱中，我从马背上猛跌下地，脑受震荡，当即失去知觉。几天以后，我在县府招待所炕上苏醒过来，挪过马褡子一看，资料全在，这才放了心。后得知是部队把我扶在马上驮回到招待所的。
当我带着这批经过血雨腥风洗礼，经过炮火硝烟熏烤的珍贵资料回到西宁时，湟水已经冰封，北山已盖满白雪，隆冬到了。
康藏之行 丰收而归
1960年4月，我婚后不久，爱人禹子莲便因病重住院。为了早日得到康藏地区的资料，我又走了。我先到成都拜访了几位藏胞；5月上旬到达康定；6月到乾宁、道孚、妒霍；7月到甘孜、德格；8月到西藏江达、昌都。这次为期5个月的康藏之行，对我也是永难忘怀。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好不容易乘上西藏运输局的卡车。在途中，车祸险情、匪情，时有发生，我也几乎命丧黄泉。翻越二郎山时，山高缺氧，车子忽然熄火，车轮后滑，幸而车子卡在一棵大松树上，才幸免于难。到达康定以后，在扎西泽仁同志的大力协助下，召开了有学者、文化部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更登同志对《格萨尔》作了精辟的分析和介绍。喜饶俄色老先生会后又热情地带我四处拜访，寻找资料，并在康定搜集到了一批资料。到甘孜后，收获更丰。甘孜地区最负盛名的“仲肯”登巴江才时年59岁，给我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康区《格萨尔》流传及艺人活动的情况，也给我唱了好多次。我们相处得亲密无间，他把“仲肯”所谓“神授”的秘密如实地告．诉了我，并现身说法，使我对这个“神授”的“谜”才有了初步了解。甘孜师范附小校长丹真扎巴老人，自幼也酷爱《格萨尔》，他家中曾藏有多部手抄本；有的手抄本是以牦牛、茯茶等高价换来的。当我打探这些手抄本的下落时，最初他说：“初解放时，烧了几本；去年民主改革时全部烧掉了。”我再三追问，他总是说：“你来迟了，烧完了！”彼此熟悉了才松了口说：“我看你是真的喜爱《格萨尔》的，说不定我还能找得上。”后来在一次交谈中，我说青海家中仅有爱人禹子莲一人，她现在病重，还住在医院里。老两口一听后，惊讶地问我：“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得这么远，不在家照顾病人呢？”我说：“因为国家准备要尽快出版《格萨尔》，但资料不足，所以我才把爱人留在医院里，到这里来寻找资料来了。”当我把带在身上的爱人“病危通知”拿出来让他们看时，老两口面面相觑，互不作声。老校长接过“病危通知”，端详片刻，便盘腿跌坐在炕上，严肃地“口奄、嘛、呢、叭、咪、口牛……”诵起“六字真言”，为我的爱人祈祷。我深受感动，立即起身，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向他的老伴也鞠了一躬。老两口受礼后，便用藏语交谈起来，显然他俩是在商量什么。我正在猜疑中，老校长走下炕，从对面房中拿出厚厚的一大本抄本来，对我说：这是《达惹诺宗》，送给你。永远保存好就好了。”我在惊喜中收下了这本《攻取大食财宝城之部》缮写本。此书完整无缺，共计450藏页，字迹工整，是我收集到的资料中抄写得最讲究的一本。主人告诉我，此书是经过多次磨难，秘密保藏下来的。曾有人想用两头牦牛换取，主人也没舍得换。主人再三嘱咐说：“一定要把此书保存好，传给后人。”我也一再承诺：“一定不会丢失，让此书永传后世。”“文革”期间，《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许多资料遭到毁灭。值此紧急关头，我冒着性命危险，将此书与另一部分手抄、刻本藏入地洞，保护了下来。劫后清点编目时，此书编为第31号，今尚存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受赠此书时，我曾将赠书者“丹真扎巴”的名字及赠书的“年、月、日”写记在书上。
火中抢“宝” 分秒必争
甘孜色西底乡札呷寺村是《格萨尔》抄本流传盛行的地方。新市区22号民间艺人罗特多告知我，那里这几天正在烧毁各种书籍，恐怕去迟了。我决心亲自到该地去看个究竟。于是，我便冒着大雨，急急步行了半天，赶到了札呷寺村。一进村，村民听说来了个寻找“仲艺”①的人，纷纷都围了上来。生产队长向我惊呼：“阿咔咔，你来迟了，这几天正在集中烧书呢！”他一边指着札呷寺说：“你看，那里的火烟还在冒呢！”火烟就是命令。我紧跑步赶到札呷寺院子里。只见院墙脚下一大堆书籍，正在冒着浓烟。“快！与火神抢上几本！ ”我便急急忙忙扒找起《格萨尔》来了。凭我掌握的经验，佛经多为刻本，书函比较整齐；《格萨尔》多为抄本，书函多有磨损。再者，佛经常年供在佛前，香烟味很浓；《格萨尔》在民间传看，酥油味很大。哪管旁观者们的议论和惊讶呢！我只管争分夺秒地在翻找着。烟火熏烤得我满头汗如水淌，也在所不顾，我从火中抢了一本又一本，当火堆被翻过一遍以后，已找。到了膝盖高的一堆，约有20多本。返回县里时，我吃力地挑了一担，约有80多斤。艺人罗特多一本一本地分辨之后，翘起大拇指，拍拍我的肩膀兴奋地说：“好啊！全部都是《格萨尔仲艺》！”他这一拍，我才觉得磨红了的双肩，有点隐隐作痛，但心中却喜不胜言。
到了德格，县工委宣传部派人陪我参观考察德格印经院和更庆寺，见到了印经院里存有尺寸大小不同的《格萨尔画像》雕版三块。据说，院里还刻过一部《格萨尔·达惹之部》，挂过，几幅《格萨尔唐喀》，可惜当时僧徒都已还俗，守寺老僧也不知这些文物的去向。在龚垭色曲河畔，我多次拜访了72岁的老“仲肯"仁青达吉，他把自己说唱《尕底穹宗之部》的成书经过（他梦中经过了一次参加岭军攻取大鹏城的始末）详细告诉了我。他识藏文，看过许多有关格萨尔的典籍。他给介绍了：许多有关的史实、古迹、传说等。在金沙江以东的龚垭，曾建有间名“贾察颇章”的宫殿。据当地藏胞根秋泽仁介绍，此宫殿早被新龙（瞻对）布鲁曼的兵马烧毁，遗址尚在。后人在遗址旁建一寺名“吉基贡”。我抵达该寺时，寺中烟雾弥漫，寺里也正在焚毁各种书籍。我不暇思索，很快又从火堆中抢出了几本《格萨尔》抄本。今尚存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的长达441页的《霍岭大战之部》下部抄本，就是这次在“吉基贡”寺火中抢救下的。寺中原塑有格萨尔等塑像已被打毁，照壁上、大型《格萨尔骑像》尚存。
无论是在甘孜札呷寺火堆中，也无论是在德格龚垭吉基贡寺火堆中，从火中抢救《格萨尔》，都是分秒必争的紧急时刻如再稍晚片刻赶到，这部分瑰宝也就化为灰烬了。真是万幸啊！
冒着枪弹 奋勇前进
我在德格地区搜集时，就听人们说，江那边是军事管制区，治安还很不好。白玛邓珠副县长也对我说：“一个人不能过江去。”为了多搜集一些资料，我还是在德格搭了一辆货车越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昌都地区去。过江当晚，夜宿岗拖兵站。次日一早，车队就出发了，翻越达马拉山时，突然，从路侧山上密林中射出了密集的子弹。驾驶员说：“有情况，林中叛匪想来抢我们。”车轮在公路上急驰，枪声不断，车厢几经中弹，幸车轮没有受损。不一会，前方马达轰鸣，多辆装甲战车迎面开来。这是驻守该地兵站的装甲部队听到枪声，前来护送我们过山。深夜，我们才赶到了前面的妥坝兵站，以前驻守妥坝的一批坦克，全被叛匪炸毁了。当时路边还有一堆残骸没有运走。
在昌都，我拜访了80高龄的才旺札巴、花甲已过的杰忠、年逾古稀的东孔等。他们都是熟悉《格萨尔》的老学者。尤其是东孔，他以惊人的毅力，整整用了16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写定了《祝姑果宗之部》上、中、下三巨册。此部1962年5月，由青海省民研会组织人力译印成了汉文，分装订为5厚本：译文诗行共37893行，散文共611244字，是《格萨尔》近两百部分部本中篇幅最长、战争场面最壮观的一部。耐任昌都分工委统战部部长的郎杰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为我召开座谈会，派人协助工作、介绍情况等。在距昌都半日程的森格村希哇拉的别墅里，我收集到了《格萨尔凯旋宴群雄》的大型壁画，从森格村二位小学教师手中，收集到了别墅主人希哇拉叛逃时来不及带走的《嘉尔岭国之战》。“嘉尔”指的是德国，据说是象征希特勒时代的。无疑这是一部虚构的续书。研究《格萨尔》的法国史泰安教授、德国海西希教授、我国王沂暖教授，在有关文章中都曾提到了此《德岭战争之部》，都一致认为这是《格萨尔》中的一部分部，是近代人虚构的一部续书。西藏人民出版社根据民间手抄本已正式出版了此分部藏文版。据王沂暖教授统计，此部原文共计5486诗行。青海省民研会60年代已将此部译为汉文铅印成资料本，计379页。①类似此部的近代人仿著，在这次搜集中我还从昌都实验小学教师罗加手中收集到了一部名为《美岭战争之部》。此部叙述美洲赤赞国王和其二弟达赤拉笃信奉邪教。两人对信仰佛教的小弟达尕尼玛深恶痛绝，密谋要杀害小弟。小弟遂远道投奔岭国，请求格萨尔出兵征伐赤赞及达赤拉笃，美岭战争遂起。两军对峙美洲霞如川，激战后，美军大败，国王战死，岭军班师凯旋。全书四章。②昌都，女文人降央曲措阿姐盛情赠送给我《取白惹绵羊城》、《岭与中华》等部抄本及一幅珍贵“唐卡”。此幅“唐卡”，经对比与法国史泰安教授专著《西藏史诗与吟游诗人》一书扉页插图出于一个蓝本，是一幅较为难得的珍品。
这次独自一人赴康、藏地区搜集，4月中旬离开西宁9 月底回到西宁。在五个月的搜集中，虽历经艰险，但可自慰的是抢救了一批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在成都火车站托运回西宁时，足足有两人使劲才搬动的一大箱。回到家中才得知，爱人禹子莲也病愈出院了。丹真扎巴老人为她喃喃祈祷之声，似还回响在耳边。
阴风劲吹 大难临头
《格萨尔》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即批转了中国民研会提出的由青海负责搜集出版《格萨尔》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计划。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也于1959年2月发文指示青海省文联负责组成“《格萨尔》工作组”进行这项工作。我参加了这项工作。《青海湖》刊物最初计划发表王沂暖、华甲译的“贵德分章本”前几章，目录已经编好，稿子已拟发排。但是，因有人看到目录后竭力反对，说：“《格萨尔王传》能算优秀遗产吗？主角格萨尔是个封建帝王，有什么发表的价值？”还质问：“发表这样的作品能为工农兵服务吗？”迫于压力，当时只好把拟发排的稿子抽了下来。我们不管吹什么阴风，顶着阻力，继续搜集、翻译和整理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格萨尔》工作的省文联副主席、《青海湖》主编程秀山同志，不顾有人反对果断决定，发表了《贵德分章本》的译稿。稿子发表后，贾芝同志及李星华同志曾写信鼓励我说：“《青海湖》发表的部分（指《格萨尔》）内容很好。不要怕困难，继续深入发掘。”王亚平同志还专门写了评论文章，盛赞《格萨尔》③。但反对这一工作的也大另有人在。在一次省文联年终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文联把《格萨尔王传》作为发掘的重点，大方向对吗？为什么对这个东西有那么大的兴趣？花那么大的力量值得吗？……”树正不怕影子歪，根深不怕阴风动。我们仍继续工作，冒着股股阴风走在正道上。
50年代，程秀山同志直接领导这一工作。他顶着压力，敢做敢当，在他的指挥下工作，心情愉快，工作有劲。1960年7月，程秀山同志受到了错误批判，被撤消了职务。原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省民研会主席黄静涛（蒙古族）同志从此领导起《格萨尔》工作。他与有关部门协商，组织人力，组成“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团”并亲自任团长。调查团分赴省内各地州搜集包括《格萨尔》在内的各种民族民间文学。与此同时，向有关部门抽调人力，加强原有的“工作小组”，大力进行翻译、整理工作。1962年5月，《霍岭大战》上部汉译本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黄静涛同志亲自写了“序言”。6月，此部藏文本也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青海湖》、《民族画报》等报刊，纷纷刊载盛赞这一史诗的文章、图片。
到提出批判“帝王将相”以后，对《格萨尔》工作又刮起了一股阴风。有人叫喊：“格萨尔王这个‘王’，也应该受到批判。”上海文艺出版社曾转给青海省文联一封信。信中质问：“为什么要出版这么一本死心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书？”在传达青年文学创作的会上，也听到了这样的叫喊：“现在还有人死心抱住《格萨尔》不放，不知立场站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清”开始，《格萨尔》工作全部停止。搜集、翻译、铅印出来的各种资料，统统锁人一间黑洞洞的库房，人员全部指派下乡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五·一六通知》广播前夕，有人就写黑材料上报下发，诬《格萨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配合达赖叛国制造舆论的大毒草”。5月28日，报上刊出《格萨尔王传究竟为谁服务》的“批判”文章。“编报人的话”给《格萨尔》定性称：“《格萨尔王传》这本书害人不浅，帮了阶级敌人的大忙，是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科学的毒箭。……是什么人，为什么目的射出这支毒箭，一定要彻底清算！”从此，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批判”文章。大祸临头，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无一幸免，请不完的“罪”，低不完的头，认不完的“错”！黄静涛同志被定为“罪魁祸首”，小会批，大会斗，报上批判，集会声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有人将黄静涛的“序言”横加歪曲，说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说他“真是做尽了三界坏事，丧尽了人间天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省文联有人到西安参加了一次会议，回来后责令说：“你们搜集了那么多东西（指《格萨尔》资料），让红卫兵看到咋办呢？快用架子车晚上拉到西门外统统烧掉！……”啊！这些用性命得来的资料，有被一火毁灭的危险。怎么办？
当时，尚有一部分资料放在办公室未被查封。“把这部分资料转移吧！”我暗下决心后，资料终于陆续转移到了宿舍。社会上烧书高潮迭起，风声越来越紧，红卫兵四处寻找“大毒草”。急难关头，我又毅然将已转移的57种计7 1本抄、刻本藏人地洞。这批珍贵资料就这样逃脱了劫火。当时已被查封在库房里的抄、刻本、铅印本、译本全部纸型（74本）以及有关各种文物，片纸不留，用卡车统统送往造纸厂，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青海要求批判《格萨尔》的“文件”发了一次又一次，肆意歪曲、诬蔑批判《格萨尔》的黑文刊了一篇又一篇。《格萨尔》资料作为“罪证”，被摆在公安展览会上。讲解员指着《格萨尔》资料对观众说：“这是‘大毒草’，手不能摸，摸了会中毒的！”在那样的时日，真是谈“格”色变！
一声春雷 整戈再战
“四人帮”覆灭，《格萨尔》工作有了希望。
已倍受兽蹄践踏的《格萨尔》要让它重放光华，当时首先应做的事就是要给它和被株连的人平反。我多次向青海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提出平反的事，但没人理会。我只好向新华分社反映。1 978年5月11日，我又上书北京有关部门，并同日给一向关心重视《格萨尔》工作的贾芝同志和李星华同志写了封信，请求二位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尽快给这一冤案平反。9月7日，中国民研会恢复筹备组致函青海省文联合召我到京汇报《格萨尔》冤案情况。10月13日，我回到了阔别20年的首都北京。10月1 9日，中国文联、中国民研会联合召开了有国家民委、文化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华社、民族文化宫、民族出版社、北大、北师大等10多个单位参加的汇报会。与会者听了汇报后，一致要求尽快给这一冤案平反。11月1 8日下午，在贾芝同志陪同下，周扬同志亲自听取了我两个半小时的汇报。他边听边作指示，强调这一工作的深远意义。听完后，他对贾芝同志作了两点指示：“一、快给《格萨尔》冤案平反；二、再组织人力好好搞、快点搞。”并指示我还要继续参加这一工作；同时给我亲笔题词，鼓励我，说我“保护《格萨尔》资料有功……”。周扬同志的关心，使我更加坚定了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的决心。11月30日，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的指示，在西宁隆重召开了给《格萨尔》冤案。平反大会。冤案虽已平反，但由于冤案的流毒还有影响，工作迟迟难以恢复。1979年二期《民间文学》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1979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又摘转了此文，使平反工作进一步得到落实。在贾芝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杨亮才同志于1 979年8月8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名义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和中央宣传部递交《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武光、邓力群、宋一平、于光远、周扬、梅益、马寅、江平、杨静仁、李英10位同志分别批阅并一致同意这个《报告》。以后，这个“另起炉灶"的工作便陆续开展起来了。1980年4月，在贾芝同志主持下，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有关省区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等省、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如何恢复《格萨（斯）尔》工作进行了讨论，国家民委江平同志出席了会议。1981年2月、1982年5月由贾芝同志主持，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三次《格萨尔》工作会议，并正式成立了以贾芝同志为组长的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并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各有关省、区均有一名成员参加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云南方面，我被指定为这个小组成员。1983年3月，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格萨尔》工作单独召开了规划会，并被列为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由于这项工程量大，以后又相继被列为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在《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全国有关七个省、区通力合作， 《格萨（斯）尔》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但这一工作至今仍未结束，还须继续前进。
还必须提到的是，这一工作在“另起炉灶”的前前后后，周扬同志、江平同志是十分关心这一工作的。王平凡同志继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也继续领导了《格萨尔》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贾芝同志和王平凡同志都早已离休了，但在关心《格萨尔》工作上，两人均没有“离休”，都时时在关心着《格萨尔》工作。这对一向从事这一工作的我是深深敬佩的、值得学习的榜样。
我在青海工作了24个年头，1981年5月调回了故乡云南后，仍在从事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流传的《格萨尔》发掘、抢救工作，同时对云南普米族中流传的《冲·格萨》也进行了调查、研究。
我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从50年代起直至今天，我能为这项巨大的工程做出区区成绩，首先应归功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归功于具体领导这一工作的领导者。再者，它与广大藏族人民和同行的相互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应一并牢记。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从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但在有生之年还想为《格萨尔》工作尽一分微力，是所坦言！
注释：
①青海省民研会、省图书馆均藏有此译本。西北民族学院亦藏有此部译文
复印本。因此部知道的人不多，在此特多说几句
②青海省民研会、省图书馆藏有60年代青海省民研会的汉文译本（前三章），全书166页。西北民族学院亦有译文复印本。
③载《青海湖》1959年12期。
原载于《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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