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道文化——李 旭
时间：2010/10/20 11:35:00|点击数：
引言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地势高拔，为众多崇山峻岭簇拥，又为众多大江大河切割，交通向来艰险不便。云南西北侧，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方经由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系列江川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相通，东北边是奇妙的黔贵、蜀川地区并连接中原地区，东南隔十万大山与两广相连，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诸国。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云南交通的基本特质。这一区域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山路崎岖陡险难以通行车辆，江河湍急航运基本无从进行，千百年来主要以人背马驮的人马驿道交通四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驿道文化。
一定的地理环境，总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出现了：就在云南高原的一个个坝子之间，在一道道险山恶水的缝隙里，在茫茫的原野丛林之中，无数人马驿道从其间穿越而过，如蛛网般覆盖了云南的山川大地。这些驿道不仅将边疆云南与祖国中原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像云南的许多山脉江河一样辐射出去，直接通往东南亚、间接通往南亚诸国，成为封闭的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国际通道之一。
云南驿道之所以四通八达，有其物质基础和历史及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祖国边疆开发的要求。云南在汉代就出著名的“越赕马”。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马驰名国内，称“大理马”。云南马以善走崎岖山道、耐力负重而闻名。在明代以前，云南马主要供骑乘和征战之用，明代以后，骡马才多用于货物运输，而且多用于运输民用物资。因为自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云南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各类消费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云南的铜、盐、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骡马运输的迅猛增长，以驮运货物为主的马帮商队应运而生，供他们行走的驿道也在不断延伸。
因而，自明清年间，直至现代交通相当发达的今天，云南的驿道交通就有这样的突出特色：骡驮马运，充路塞道。据解乐三先生一九六四年撰文介绍：“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为马帮极盛时代……，公路未通以前，云南马帮，总计不下一万头牲口，为城乡物资交流、繁冗经济、扩大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云南驿道的开通和延伸，马帮的运行，为边疆的开拓发展，为中华灿烂的古文明在边疆的传播和扎根开花，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和友好往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云南的驿道浓缩了边疆山区一种深厚凝重的历史文化，它不仅蕴涵了马帮的种种传奇历史和精神特质，更包括了汉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及积淀的历程和内涵，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西部边疆的交汇融合与源流承继，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也体现了国际间区域性合作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经济的兴盛，马帮筚路蓝缕的行走，带来了驿道的发达和文化的传播和昌盛，当儒、释、道、伊斯兰，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随着一条条驿道进入时，与原住民传统文化相碰撞，大多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接受到交融，再到凋敝又再到繁荣的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着传统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历史，这些就共同成为代表云南文化变迁特色的一幅令人惊奇的图景。
现在，虽然各种现代交通网络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驿道，马帮驿道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在一些地区只留下不多的痕迹，但其辉煌的过去、其传奇色彩、其难能可贵的精神，仍可为我们提供值得礼敬和挖掘的文化财富。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一切更值得我们记取和借鉴。
（一）沧桑古道接天边
云南地区与中华内地的交通联系，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汪宁生先生早就指出：“自古以来，云南和中原地区之间、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方国瑜先生更明确指出：“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亦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雟唐、越嶲、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非孤立，是中国整体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如此，惟在程度上，古初稀疏，后渐频繁加密。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也。”战国时楚将庄蹻率部入滇，即是云南以今滇黔路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确证，与此同时，有文字清楚记载，在川西南与滇西北之间也有通道存在，那是一条古已有之的民族走廊。方国瑜先生早就考证过，云南氐羌族群的各民族即是由这条通道由北向南迁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条通道是由于民族迁徙而产生的。及至公元前250年，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凿从僰道（今重庆宜宾）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由于道路开凿于悬崖巨石上，多为栈道，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公元前105年前后，汉武帝为寻找并开拓通往印度和西亚的捷径，以便包抄匈奴，曾广征士卒丁壮，两度用兵云南，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打通了从成都起，经滇西大理、腾冲与中南半岛各国，以及南亚印度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渠道，史称“蜀身毒道”，它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三条道路连接起来。
唐宋时期，云南产生了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前后延续五百多年之久。该政权的历代统治者并不是闭关锁国之流，他们无不重视制度建立，修筑道路，设置城邑，开设驿馆，使以大理为中心、遍及云南全境的驿道网络初步成形，不仅在西北方向交通吐蕃，并且内接中原，外通东南亚、南亚诸国，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驿道交通。尤其大理马在宋朝中原地区信誉卓著，于广西邑州、宜州的茶马互市十分兴盛，于是滇黔东南部达广西一线，再转杭州的驿道也畅通起来。
公元1253年，蒙古骑兵由忽必烈等率领，从川西分三路插入云南，灭掉大理国，进而征服南宋，事实上进一步打通了云南通往各地的道路，并在原驿站的基础上设置了驿传“站赤”，九条主驿道四通八达，效率也大为提高，大大促进了云南的驿道交通，使云南的驿道运输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明代朱元璋辈用心经营云南，云南驿道更有所发展，官方不仅大量移民入滇，而且开筑道路、广置驿传，并以民户或兵士为驿铺夫役，屯田自给，终身服役。许多交通要道上的驿站逐渐人烟繁衍，辐辏而成村镇。至今云南各地还有不少地方以当年驿、铺、堡为地名。清代云南驿制基本沿袭元明，只是更为完备。在人口和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加之铜、锡等矿产的开采运输，古代驿运进入了鼎盛时期。林超民教授就指出：清代的汛塘“绿营兵退役时大多年老力衰，返回故乡的心情已淡漠，大多在附近各自垦田立业，安家定居，逐渐聚集成村落屯寨。有清一代云南有三千多处塘、哨、关、卡。戌守的兵士大都是应募而来的汉族农民，他们对于戌守边防，开发山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完全可以这样说，云南每一条驿道的开通和畅行，都与云南作为边疆的开发拓展分不开。它们是云南作为边疆发展的绝好缩影。
但到每一王朝后期，官方驿运交通无不衰败，届时驿道交通就主要以民间运输为主，驿道的修建和维修也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显示出云南驿道文化很突出的民间特性。
云南的驿道运输，省内主要以盐粮为大宗，外运则以铜为主，其次有茶、糖等副食及山货、百货等等，除铸币用的“京铜”外，基本为民生最根本物资。到清末民初，滇茶成为出口物资的大宗，更显见云南驿道的民间性质。
云南的马帮驿道，经多年的开拓运营，逐渐形成迤南、迤东、迤西三大干线，另有无数支线蔓延出去。迤南路在清朝末年，即一九一0年，由法国人修成了滇越铁路，后又有云南本土商家民间集资修建个（旧）、碧（色寨）、石（屏）窄轨铁路，传统马帮驿道几乎被完全取代，只有走广西、贵州驮运鸦片大烟的马帮还在运营，另有直接往南走墨江、磨黑、思茅、西双版纳，再走缅甸、泰国的路线一直通到解放前后。迤东线在现代公路、铁路通车后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最为繁盛，沿袭也最为持久晚近，并且线路也最为漫长、最有云南驿道特色文化代表性的是迤西干线及其驳杂的各条支线。
其中迤东干线分南北两线，而北线又分左右两路。北线右路是由昆明往滇东北，经杨林、马龙、曲靖、沾益、富源（平彝）进入贵州节资孔、普安、安顺到贵阳，再经黔、蜀、湘入中原和京城。基本就是明代傅友德、沐英进军云南的路线，也就是历史上的滇黔线。北线左路经会泽、昭通、盐津，入重庆宜宾，为滇蜀交通要道，也是明清时“京铜”外运的主要线路。左右滇黔、滇蜀两线合为迤东北线；南线一条是由昆明往滇东南，经开远、文山的广南、富宁东出广西、广东。迤东干线南北两线都是往内走，分别将云南与中原内地和两广沿海地区联系在了一起。
迤南干线分三条，含滇中玉溪、通海、红河、建水支线。一条是自昆明经开远、蒙自、蛮耗、河口到越南河内、海防；一条是自昆明向南，经玉溪、通海、元江、墨江、磨黑、普洱、思茅达景洪（车里）、勐海（佛海）、打洛出国至缅甸和泰国。也就是当时说的“走后路”，以驮锅盐和茶叶为主，也有布匹、山货和糖等。再一条是经玉溪、通海往滇南一线，经石屏，过红河（迤萨）到元阳、绿春、江城，再经易武（镇越）抵勐腊、磨憨，再往缅甸、老挝、泰国。
迤南干线的三条线路，主要就通往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为云南最为主要的国际交往路线。
迤西干线也分上中下三条支线：
上线由昆明经安宁、禄丰、楚雄、姚安、大姚，过金沙江与四川西昌、成都相连；中线由大理往鹤庆、丽江、迪庆入西藏，再到不丹、锡金、印度和尼泊尔，也有一条路由鹤庆、丽江、永胜，经宁蒗、四川盐源、木里、九龙到泸定、康定，与川藏大道相接。这条线路现在也被称为茶马古道。下线由大理往保山、腾冲或盈江，出缅甸，一度被人们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迤西干线中、下这两条路也是云南交通国际的最主要线路，并且是绵延最长、行走最为频繁的两条。
三条干线一通，加上各条附生的支线，再加上密密麻麻覆盖到每一个村镇的小路，云南驿道其实早已形成合理的网络，把云南与其它地区，把云南本地间的各个地方，十分密切地连接在了一起。
（二）山间铃响马帮来
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叮当作响，宁静的山间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几乎就是云南驿道的标识。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别的道路像云南驿道这样走的几乎全是马帮。马帮是云南驿道文化的一大亮点，是一种道道地地的原生性文化。马帮们那独特的组织形式和规矩，那种长期在野外风餐露宿的生存方式，那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涯，赋予了他们浪漫而传奇的色彩，也赋予了云南驿道一种神奇的文化内涵。
过去，马帮是云南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是云南驿道主要的运载手段。众所周知，中国大西南区域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纯粹的恶梦，山道的险峻崎岖，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而云南地区自古又出虽矮小却极有耐力的山地马，这样，马帮的徒步运输就应运而生。
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云南的各条驿道上默默穿行。在我看来，马帮们走各条驿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
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有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匹。在一些小范围区域之间，更有无数小马帮营建起蛛网般的运输线，将物资的运输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有的马帮在云南与川黔桂藏间作跨省运输，甚至常年往返于缅甸、老挝、越南、泰国，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有的在省内外、国内外与火车、汽车进行货物接转运输。于是，马帮形成为有特定组织形式和营运管理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方法的专业化运输集团，类似于今天的运输公司。有人甚至将一些规模庞大的马帮称为“马帮托拉斯”。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
云南驿道上的马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也有商号雇佣专业马帮的情况。
一般说来，马帮的组织形式不外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上述几种马帮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
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云南驿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而又轮流着做，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时地利，也就是说，要会看天气变化，要会选路，还要会选宿营的地方，同时还要通各民族语言；其次，要识骡马的性情；第三，要会各种马帮生活的技能，诸如支帐做饭，砍柴生火，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扛枪打仗。
赶马人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业务，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赶马人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
一个赶马人一般负责五六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跟当时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出门都是全副武装。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步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
骡马行进的队伍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因为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她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她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头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吃草的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卸完驮子，搭好帐篷。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钉马掌的钉马掌，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搭帐篷的搭帐篷，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着做，以免不公平。马帮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进行，周而复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马帮的存在和运作，对云南的驿道交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影响。至今他们仍在一些不通公路或交通不便的地区辛勤劳作，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据我所知，在现在的云南偏远山区，仍有一定数量的马帮存在。像迪庆州的德钦县、丽江市的宁蒗县、永胜县，怒江州的福贡县和贡山县等地，由于至今公路只通干线，山区的交通运输仍完全靠马帮进行。
马帮作为云南独有的一种经济交通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文化载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在云南历史上，乃至今天，都有其重大而特出的文化意义。
（三）云南驿道马帮精神
马帮是云南驿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云南驿道上马帮的存在和运作，起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生存方式，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久而久之，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就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我以为，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身上所缺乏的。马帮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云南驿道文化的具体体现。要说云南的驿道文化，就不能不将马帮文化说深说透。这里我们只将马帮的精神文化特征作一些概述。
赶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称道的。马帮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为了生存，为了贸易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而且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仍然一无所有。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运行的云南驿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所以，走上马帮驿道就等于冒险，就等于拎着脑袋找饭碗。干马帮的都是些勇敢的人，是些意志坚定、能力高超的人。种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
行走于云南驿道上的马帮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交道，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生意上的需要，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例如马帮与商家就有着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贯穿着亲密和合的精神。在马帮自身内部，由于大家结成了一起行动的马帮，同吃一锣锅饭，同睡一顶帐篷，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马帮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马帮还要与所经过地区的民众保持良好的关系。由于常年在路上闯荡，什么世面什么人没见过？马帮的眼界心胸也就宽阔得多，他们通情达理，体谅他人，而且路上什么情况都会碰到，别人碰到的难处很可能自己第二天就会碰上，你帮了别人，也就等于帮了自己。他们自己本身就吃过许多苦，也就特别能理解别人的难处。怨天尤人，或是只顾自己，只会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最后毫无出路。对马帮来说，没有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就根本无法生存。
马帮还特别注重讲信誉、守信用，这也是马帮生存发展的必需。由于处于非法制社会，马帮的经营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十分干脆果断，而且说到做到，绝无戏言。顾主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工作。这已成为他们的定例。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尽管马帮是一种民间运输团体，但它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他们的运作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每次货物运输，他们的责任都十分明确，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马锅头要负责全局，要完好无损地保证货物运抵交接，到了目的地，一样一样由商号清点验收；赶马人负责照看归他管理的骡马，每头骡子，每样货物，都要负责到底。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做了什么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只有好好做人做事，才有人请你。所以马帮特别看重信誉信用，真要有什么意外，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
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基础又与云南驿道沿途边远山区纯朴无欺的民风融为一体，使之得以维持和发扬。
虽然马帮这样做多少还有些江湖习气，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帮向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必须对马帮群体中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生命负责，对那些珍贵的骡马和昂贵的货物负责，还包括着对远方家乡的亲人负责。
这也正是马帮在云南口碑甚好的原因。
马帮的行业性质，还决定了他们必须少惰性，多勤勉。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马帮都要一步步走过来。他们埋头苦干，不仅劳力，而且劳心。他们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随时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糟糕的天气作卓绝的抗争，经常还要赶时间，抓机会，这当然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的农民要艰苦得多。
不能否认，马帮的兴起和运作，是为牟利发财，然而正因为此，马帮的利益就跟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强盛了，只有人们生活繁荣了，马帮也才有靠山，才有财源。马帮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就势必倚国重民，这就造就了马帮的爱国精神。
过去，云南驿道上的不少马帮一直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与外国商人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时候，常常因为自己国家民族的羸弱，而在生意上吃很大的亏。在关税上，在外汇汇率上，在货物价格上，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府撑腰，就常常被动吃亏。许多马锅头对此深有感触。
从国内来说，如果政府腐败，官员横行，政局不稳，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马帮的生意和生存。因而，马帮们常常体现出一种向心力，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昌盛，具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许多赶马人就积极投鞭从军，成为保家卫国的极好战士，因为他们平时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和纪律，而且人人会打枪战斗，又熟悉地形道路。当时他们就唱出了这样的赶马调：“马铃儿响叮当，马锅头气昂昂。今年生意没啥子做，背起枪来打国仗。”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辛勤奔波于各条驿道上，为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运输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仍有许多昔日流落在外的赶马人回到祖国报效尽力也是明证。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息叛乱的岁月里，他们也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尽了不可或缺之力。
马帮经常四处游历，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每每非一时一地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所以马帮能在打破旧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促进新事物、新道德、新观念的产生方面，常有其特殊的贡献。云南向来因为交通不便，人们习惯于蜗居一地，这样就形成了比较保守和封闭的心态和状态，千百年来守着一些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缺乏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等等的交流，常常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司马迁“夜郎自大”的说法就由此而来。是来来往往走四方的马帮打破了这种状态。马帮不仅把一些新奇的商品带到各地，也把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传播开去，因为马帮在当时就是些比较有见识的人，他们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
为了寻找最直捷便当的道路，马帮必须作反复的摸索；为了鉴别货品的真伪，他们必须有十二分的精明，并且要用心学习，总结积累前人的经验教训，否则就可能血本无回；为了生意赢利，他们必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掌握各种动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变化；为了跟各少数民族做生意，他们大多学会了两三种语言，有的甚至会讲四五种语言，以至人们把马帮称作有几条舌头的人。在路上，他们不仅要经过酷热的瘴疠之地，也要过寒冷彻骨的雪山冰原，而且常常要在陌生的环境里与陌生的人交往，没有极强的生存本事，就只有送掉小命。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马帮信息观念强，广闻博听，他们不墨守成规，而是“乐观时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与时俱进。这种种优秀品德，正值得发扬光大。
如此等等，都使得马帮成为当时比较优秀的人物，他们也很好地把一些优秀的东西传到了四面八方。
赶马帮走四方，还成为许多人家教育下一代的绝好方式。滇中地区就有这样的民谚：“养儿不教，簸西坡上爬三遭。”意思就是根本不用教育孩子，让他们在马帮驿道上走上几趟就出息了。云南人就这么前赴后继，以赶马帮起步，以至于发家，成就了一代代富商，为社会积累下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由于常年行走在路上，思乡之苦，思念亲人之苦，以及对异国他乡的种种感触，使得不少赶马人成为真正的歌手，并产生了独特的马帮文学“赶马调”。这也是云南驿道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当然，马帮也有其时代及阶层、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其中也不乏不法之徒，有的还有市侩、流民之恶习等等；有些马帮素质不高，即使在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未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形成类似企业的集团。但是，这毕竟瑕不掩瑜，马帮在云南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在云南驿道的开通和运作中，毕竟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对他们个人来说，马帮生涯无疑是一种闪光和辉煌，一个人一生中有那样一种经历，就是他毕生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对于文化学术来说，马帮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天地。
从古到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意人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就是重利轻义的家伙，但据我所知，在马帮里，很少这样的人。走四方的马帮，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他们重义气，讲信用的品格，也锻炼了他们很能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同时也是探险家，是必须凭自己的智慧、胆识、品格和能力等等才能生存的人。
云南驿道上那异常险恶的生存条件，那长达数千公里，来往一趟需耗时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漫长旅途，造就了马帮们为人称道的冒险精神，这种冒险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以及亲密无间的合作等等一系列美德。马帮身上不乏这些东西。这也正是云南驿道的迷人之处。
就是如此这样的马帮，千百年来贯穿起了云南的条条驿道，用自己的脚步，用自己的心血，构筑起云南驿道文化的核心。
（四）条条驿道通国外
作为一个边疆省份，云南有着漫长达四千余公里的边境线，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多个国家接壤，即使没有直接接壤的国家，如泰国、柬埔寨、印度，乃至不丹、锡金、尼泊尔也有庞杂的道路相通相连，这使得云南驿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道路，因而国际性也成为云南驿道文化的一大特色。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联系源远流长。黄惠琨教授就通过对属于百越系的泰人的深入研究，勾勒出由于泰人的活动而形成的古代云南与西至印度阿萨姆，南到泰国中部，东达越南的密切联系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交往的线索。[viii]
张竹邦先生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指出：“远在西汉时，早就存在着一条由四川经云南到缅甸、印度以至西亚等地的经商之路，此后汉王朝开辟了博南道，由这条路去博南（今永平）、渡兰津（今霁虹桥渡口一带），越永昌（今保山）经腾越，出干崖（今盈江），使“丝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到近现代，“进出口货物一年比一年增加，八莫至腾冲的通道上，经常有七八千至一万头的马帮运输物资，腾冲海关验货厅每天摆满了大量货驮，棉纱每年不下五万大件。”
据陈茜先生论述，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就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四川的丝和丝绸就已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一九五六年从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滇王墓葬群中，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这是云南与缅甸、印度通商的可靠证据。南诏、大理国时，与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邦）、缅甸北部的寻传、大赕，中部、南部的骠国、弥臣、弥诺，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以及交趾（越南）、真腊（柬埔寨）、暹逻（泰国）、老挝均有贸易往来。宋时，缅甸已有中国生丝织成的缅甸纱笼。明代时，缅甸的宝石、玉石大量输入中国，云南的对外贸易也由贵重商品扩大到民间日用品。清代进出口货物品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与越南、老挝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茶叶、漆、安息香、瓷器和棉织品成为主要的进出口商品，直接促进了云南矿业、手工业的迅猛增长。一八八九年后，云南的蒙自、腾越（腾冲）、思茅先后开辟为商埠，设立了海关，拥有了对缅甸、越南等国进出口贸易的优惠条件，于是对东南亚诸国的进出口货物剧增，连带马帮运输业务进一步繁荣起来。由越南河内溯红河到云南蛮耗的水路，再转陆路到蒙自、昆明；由越南莱州到云南的陆路，由老挝琅勃拉邦和会晒到云南的陆路，都有很多马帮往来经商。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陆韧教授更以煌煌三十五万言大著，从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环境、云南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及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演变的背景入手，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云南对外交通史，勾勒出云南驿道的外向型特征，并揭示了外向的云南驿道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云南社会进步和经济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这里我们就不再作赘述。
正如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所述，云南驿道的三条干线及其主要支线，大部分都是对外交通的通道，是相对封闭的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国际通道。
在云南与四川、贵州和西藏之间，在云南与广西、广东之间，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之间，历来就有大量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与云南之外的水路、公路、铁路和海运对接，形成明显突出的国际性、外向性特征。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都被截断时，从云南经由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这些驿道的贯通，无一不说明云南驿道的国际化特征，这是许多内地省区驿道所没有的特色。
（五）深深植根于民间
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每到王朝中后期，官方驿运就衰败不堪，民间运输的作用在这时就突显出来，成为驿道交通的主导力量。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的官办驿运已大大衰落，与此大相背反，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云南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与中原地区、两广地区，甚至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商品流通量也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云南驿道上的运输主体，而且随着云南官铜运输的衰落，民间民生物资成为驿道运输的最大宗物资。所以，为最基本的民生服务、浓重的民间色彩，是云南驿道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其实，云南驿道的最初起源，并非由于官方的重视和开拓，而是民间交往的现实需求，是各民族为了生存才逐渐摸索踩踏出来的。如古代中国最早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就早于张骞打通的北方丝绸之路，以至于张骞在大夏看到邛竹杖、蜀布而大为讶异。这条中印间交通最早的道路，只是由于没有官方的参与而完全是由民间所开通的，所以才没有史书记载。林超民教授曾指出：“蜀身毒道不像张骞通西域那样是为政治目的，在已有经济条件下，由政府的力量而凿通的。而是中、缅、印三国人民，尤其是巴蜀人民和西南夷诸部族人民，在长期的经济生产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发地开拓的。往返于蜀身毒道的，最初主要是‘巴蜀之民’、‘蜀贾奸出物者’。”从这样的角度看，云南的驿道是一条条奇特的商道，跟官道、国道不一样，它们最早的缘起，都是以民间交往、自发贸易的方式逐渐形成道路并交通的，并且始终以民间运输力量、民生民用物资为主体，哪怕到了抗战时期也没有例外。
在大多数朝代的中晚期，云南驿道的修建以及维修也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如清代道光二十年，西双版纳普洱茶六大茶山的茶庄商号就自己出资，由当地民众出工，从四五里以外的地方背来石头铺设，先后干了五年，终于修通了经过曼罗、麻黑、象明、曼撒、倚邦过小黑江，再经勐旺、普文，直到思茅、普洱的石铺驿道，全长二百四十多公里。当地一直把它叫作“茶叶之路”。
无论何朝何代，云南驿道上走的马帮大都是民间马帮，驮运的货物也大都是民用民生物资，销路也在民间。这也是我特别关注云南驿道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像滇缅公路这样由官方组织修建的道路，名字干脆就叫“援蒋大道”或“史迪威公路”。[xiv]过去的历代政府官方虽然也着力于驿道的开拓和建设，但这往往在王朝初年国力强盛时才进行，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情况下，云南驿道的主要经营者和行走者仍以民间力量为大头。除了国家铸币使用的铜以外，云南的驿道也极少运送过官方物资，顶多有一些军队的调动、粮饷的运送和发配的官员，以及传递官方文件信息的驿卒从这些路上走过。这使得云南驿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商道，具有着它自己独有的纯朴、原始的风味，一种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乡土气息，一种文化上的原生态。它为我们观察研究跨地区间甚至跨国间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案例。
像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典型的民间商道。茶马古道无论从它的缘起，还是到它最为辉煌的抗日战争的高峰时期，都作为道道地地的民间商道而存在。尽管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唯一一条通往同盟国印度的茶马古道也主要以运送山货、茶叶之类的民生物资为主。这些货物基本没有前线需要的军事物资，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大宗的药品，甚至连汽油、煤油都没有。那大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也正是云南驿道一贯的路子。它是在民间自然生成的，服务于民间也是名正言顺。
顾彼得先生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描述过抗战时期云南驿道的重要集散地丽江的商店：“商店相当黑暗而简陋。他们没有厚玻璃窗子，只有当街的木制柜台，下面货架上陈列着货物。要是考虑到是战争时期，商店里各种商品算是充足的。藏族马帮从加尔各答源源运来货物，既为了本地消费，也为了以惊人的价格转销到昆明。可以买到英国和美国制造的高级香烟和各种纺织品。甚至可以买到新的歌手牌缝纫机。当然价格是相当高的，因为马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输形式。”
从拉萨返回时，马帮还会顺道将那里出产的氆氇、地毯以及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品转销内地，获利也颇丰。马帮购进运回的山货、药材可以说更为丰富，而且许多都是内地稀有的东西。
由滇中的玉溪、通海一带往老挝、缅甸、泰国的驿道，运送的货物也以药材、皮革、布匹、糖、等民生物资为主。
云南其它的驿道情况也大致如此。这样，每年都有数万匹或更多的骡马，驮运着各种民用民生物资，在云南的各条驿道上来来往往。
（六）多元化的民族走廊
我曾多次循着马帮阵阵幽远的响铃，走过长达数千公里串连起无数山谷、平坝和村寨的古驿道，它们让人体味到一种云南特有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慑人心魄的内核：那从远古至今天延续着的原住民血脉文化，那包孕着那么多民族群体的多元文化，那么凝重多彩的宗教文化，那么多丰富而复杂的“个体”文化及“融合”文化……那多彩而神奇的文化现象就由一条条驿道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云南的各条驿道，无疑是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最好载体和最为有效的传送带。民族性是云南驿道文化的又一特色。
云南的许多古驿道不仅是古代氐羌族群先民历史性大规模迁徙的重要路线，也是后来百越族群、百濮族群等各个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主要渠道，更是后来中央王朝流官放任、充军发配，以及中原汉族大量移民进入的线路。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理县、汶川、茂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木里，到云南德钦、中甸以及丽江，构成了一系列石棺墓分布带，无论葬式还是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的文化就已经有着血脉联系，并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在西南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由于地缘关系以及各条驿道的贯通，云南各地又感受到了来自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诸地的文化影响，同时它也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云南的地质地理极为特殊，气候、物产也因之相差甚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使自己的文化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农业、畜牧业如何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等又带有什么样的特点，驿道的贯通和马帮的运行又对上述这些问题产生如何的影响，实在值得深入探讨。
对于交通不便、运输不发达的云南省来说，要了解其历史文化，不从跨地区间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入手去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云南驿道的网状贯通，正成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传播交流的渠道。
正如我们在引言里提到的，云南驿道存在了上千年，它联系起几大文化、经济区域，只要在这些路上低着头走上几里，你就会发现许多人类如何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发展，如何相互激发相互影响，如何创造出那么五彩缤纷的文化的秘密。
世代生息在云南这片奇特高原上的二十多个民族，不论是云南仅有的少数民族，也不论是其它省区也有的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等等，都为一条条驿道密切地连接在一起；不论是白族、回族、汉族的马帮，也不论是纳西族、藏族、彝族、傈僳族的马帮，他们常年穿行在各条驿道上，将各民族的文化传来带去，创造出一条条多彩的民族走廊。
在金沙江边作为茶马古道一大“码头”的云南德钦县奔子栏镇，我为所看到的景象惊讶万分。过去，奔子栏以出最能干的“马脚子”（赶马人）而闻名于茶马古道，他们一人就能赶八、九匹骡子，甚至多达十五匹，过去在茶马古道上奔波的“藏客”都愿意雇用奔子栏的马脚子，这些藏族马脚子也就跟随各族马帮走遍天涯，带回了各民族的文化。
居民全为藏族的奔子栏并不像其它藏族地区一样盛行过藏历新年，而是隆重地欢度农历的春节，这一节庆活动热闹非凡，其情形使人感到似乎是中原内地某个农村的春节，其实里面更包含了多民族的文化习俗。年三十合家团聚，喜过年关；初一访亲拜年，给压岁钱；初二到喇嘛寺拜佛，初三、初四上坟祭祖；初五、初六则庆山神、敬山神……其中将汉族、藏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中的佛教、东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许多民间信仰都融合在了一起。奔子栏的藏族服饰也与其它藏区大异其趣：普米族式的大包头，蒙古式的夹袄，彝族式的百褶裙……显得十分的独特美丽。
而在整个迪庆藏族自治州，不仅清晰可见源远流长的藏族和纳西族的兄弟般的关系，也可发现他们相互融合的血脉历史。他们共同开发了康南地区。唐初以前，中甸三坝白地就有纳西先民居住，而这里就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发祥地，被奉为纳西族圣地。以藏族为主体的居住于这里的藏、纳西等各个民族，对迪庆的繁荣、进步都有过贡献，而藏、纳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到近代已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在文化传统，生产生活、语言诸方面，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历史上藏纳之间通婚也很频繁。
历史上，藏、纳两族之间，虽发生过多次战争，而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是有史可考的。早在吐蕃时代，两个民族就有共同信仰的宗教“苯教”。当藏传佛教形成时，纳西族为佛教在滇西北的弘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藏纳之间因茶马古道贯通而形成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明代纳西族强盛起来，其居住地盘向藏区扩展，比元代大了两倍，但同时也开始了纳西族融合于藏族的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夹住在广大藏区的戍边士兵和居民，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一般经过三代以后，开始慢慢融合于当地多数民族，这是我国各民族自古就有的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受木氏土司的统治和纳西族先进生产水平的影响，康南藏区藏民又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纳西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四川巴塘和乡城至今保有修筑水渠开垦水田的遗迹。云南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与纳西族一样是种植大米的能手。启别乡的纳西族，虽然所操语言是纳西语，但当他们跳起藏族“锅庄”舞时，藏语歌词畅流不断如汤汤流水。他们大多数人取藏名，平时生产生活中的很多藏语词汇被纳西族借用。在迪庆藏区的方言词汇中，纳西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大的。又如：噶玛巴红帽系僧人支梅巴充当了木氏土司的帝师，木氏家族自此信仰藏传佛教；木氏土司在管理巴塘、理塘时期，曾为理塘长青春稞尔寺捐资的木刻大藏经版本（被称为丽江版）是大藏经中最好的版本，现今只有在拉萨大昭寺作为孤本珍藏。丽江地区纳西族中也出现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圣露活佛等多位活佛。民国前期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寺主松谋话佛的经师鲁茸宜玛则是白地纳西人。
两个民族之所以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就因为存在着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驿道。世代生息在滇、川、藏交界地带的藏族和纳西族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相互战争，相互学习，相互通婚，相互贸易，最终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号称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姜岭大战》生动而艺术地讴歌了这一切。到明末清初，中心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逐渐衰落萎缩，分布在边缘各地的纳西族也渐渐被当地占强势的藏族所同化，不仅服饰、饮食、住房完全藏化了，连姓名、语言和宗教信仰也与藏族无二。这正像藏族谚语所说的：“不像铁一样相碰撞，就不会像心一样相友爱。”这大概是当时那些争来斗去的统治者们所始料不及的。辛亥革命后，连强悍有为的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川兵也成了当地的居民，并完全同化于藏族，他们的后裔连汉话都不会说了。
在云南德钦县的茨中村，就有四十多户徐姓四川人居住，他们的祖上是随西方传教士来此的，现在他们虽还信奉天主教，但日常生产生活已完全与当地藏族无二，大多数人基本不会汉话。
天主教于十九世纪中叶由四川向南进入滇西北，其传播线路与茶马古道正好重合。
据小中甸吉孜宗的老人讲，他们的祖先是从丽江和金沙江边来的，而村中的几户段姓人家迁自四川盐源县的一座桥边，杨姓则迁自云南大理一带。可见，在这片曾有无数英雄驰骋争战、流血厮杀过的咽喉之地，最终还是汇聚融合成了一种相互容纳、相互吸附、难分你我的一体文化。他们根本说不清属于哪个民族。也许人类友爱亲和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比人类之间的血腥厮杀要更为深在和强大一些吧？
村中老人也都还记得，吉孜宗曾为普洱—大理—中甸—西藏的茶马古道的关口，以前都设有税官向来往客商征税。因为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的各民族客商、移民等等，都要从这里经过。
可见，这些驿道就像一条流动的血脉，联接起了沿途的各个民族，使他们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显然，云南的条条驿道沿途，可以说就是多民族大交流、是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大家知道，地理生态环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及文化集团的格局。云南的各条驿道延伸在海拔数十米至五千多米的广大区域内，纵占十多个纬度，横跨二十多个经度，众多的民族集团就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再加上河流的切割，山脉的纵横交错以及气候的垂直分布，构成世界最奇特的地形地貌，因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地理单元，大大地塑造了不同民族集团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其后，这些民族文化又因为条条驿道的网状贯通，于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最终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个“亮点”而被吸纳为一体。这也正好吻合费孝通先生一贯主张的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理论。
云南之所以有着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还在于云南驿道上是以马帮这种独特的载体来运作的。马帮无疑是最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的运输工具。虽然马帮当年走在这些驿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使者，但他们不仅要跟各地的物产打交道，更要与各地的各民族人民打交道。他们就像一股股流动的血脉，就像活的粘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结合在一起。
今天，在藏族的碉楼院房中，五音阶的丝竹旋律隐然有傣家凤尾竹的婆娑之声；在滇西北藏区的房屋建筑中，可明显看到白族工匠留下的苍山洱海的痕迹；雪山脚下，还有着纳西族先人留下的村寨城堡遗址和水利旧迹；遍及各地的寺庙壁画上飞动着印度、尼泊尔文化和汉文化的色彩和线条；河谷地带，半山坡上，可以见到许多十分相近似的岩画和石棺墓葬……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云南这一特殊区域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孕育了各民族及其文明文化，而驿道的网状贯通，又使这种种文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得一地区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
云南的各条驿道，正是这样一条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块之间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研究这些古道及它们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西南各民族与祖国大家庭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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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 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擅长人类学田野考察和纪实摄影，专注于人类即将消失文化现象的追踪记录、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情况和茶马古道的考察研究。实地考察、撰写过中国46个少数民族。19次深入西藏考察拍摄。出版有《地角天涯——中国少数民族纪行》（台湾出版）、《九行茶马古道》、《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遥远的地平线·写真西藏》、《独步三江》、《1990—1996：我眼中的中国民族现状》、《西藏珞巴族家庭实录》、《云南布朗族家庭实录》、《海南黎族家庭实录》、《黑龙江赫哲族家庭实录》10部专著，及《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聆听西藏·以图片的方式》、《滇藏文化带考察》等合作著作和摄影画册，另有数百篇文章一百多万字及数千张图片发表于海内外多种报刊杂志和摄影画册。
载于《云南特色文化》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