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黄光成）
时间：2010/10/20 10:53:00|点击数：
摘要：本文在对中国西南地区多条古驿道探索的基础上，针对西南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使用上的模糊与混乱，指出不能将这一概念等同于“蜀身毒道”，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的时空涵盖性的概念，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而且在秦汉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不断的开拓和变迁，具有多功能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丝绸之路 交通 网络
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态势的形成及其对外交往的扩大，古代对外交通的问题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一时间成为研究的热点。继北方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之后，学术界又提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①]，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加以论述和挖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有些模糊。它到底是指一条道路呢，还是指多条道路？它到底是泛指西南古代的国际通道呢，还是专指通往印度的古道？它到底仅用于表达丝绸贸易或以丝绸的贸易为主的通道呢，还是用以概括古代西南地区国际交往的通道？它在时间上又怎样界定？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由于研究者未能达成共识，因而在使用中多少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显然，西南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或多或少受到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和启发，研究者似乎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喜欢比照北方丝路的情况来看待西南的通道。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古代中国与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应称为“丝绸之路”（Seidentrassen或Silk Road），后来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将这个概念的涵义扩大到更为遥远的叙利亚，因为那里有中国较大的生丝市场，而且叙利亚主要是经由通向亚洲内地及伊朗的这条通道获得生丝的。赫尔曼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东方学家和中亚的探险家们的支持和阐述，于是这一名称就用来指称从东亚经叙利亚而连结欧洲及北非的大道，这是一条把欧亚非三大洲连结在一起的大道。[②]
其实，西南的情况与北方不尽相同，西南通往印度和其他国家的通道不是一条而是多条，且走向不一，但都能通往境外，甚至都能到达文明古国的印度，若认定仅有某一条是“丝绸之路”，其他一概排除在外，就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于盯在一条古道上寻究竟，致使不少人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认为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从蜀地经滇缅到印度的道路，即古籍所记载的“蜀身毒道”，它在路线上是单一单向的，只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它是静态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动态的，不同历史时期略有变动而已[③]。
有人认为，所谓古代丝绸之路，应该是连接古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的路线才能算数。这种理解似乎显得过于机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是生活在孤岛当中，中国的周边历来就有众多的国家相邻，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历来就有，丝绸必定是众多交流物资之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即使退一步来说，西南地区通往周边邻国的道路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再转口或直接与印度相沟通的，实际上也是通往印度的通道。
因此将西南丝绸之路的限定在一条单一的道路上无论从概念本身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都说不过去。
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的时空涵盖性的概念，它不是来自古代的沿用相袭，而是后人根据南方古代对外交流的实际而提出来的，它并没有特指某一时期某一道路的意思，我们自己也没有必要作茧自缚，将它限定在一个很小的时空范围内。从时间上来说，从先秦以来直到近现代（至少到20世纪40年代中印国际公路修通以前），跨越了二千多年的岁月；就地域范围而言，凡经过西南地区与境外沟通的道路，无论是陆路或水道都应该涵盖在其中。
在这个广阔的地域中，以历时性的眼光来考察，中国西南古代与境外交流的通道其实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而且在秦汉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不断的开拓和变迁。这是在研究古代西南交通所必须特别给予注意的，否则就容易陷入见树不见林的迷雾当中。固然，古代称“蜀身毒道”的这条道路在古代的对外交通方面发挥过巨大而积极的作用，但其他道路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它们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当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通常所说的由五尺道、灵光道、永昌道和缅印道贯穿而成的“蜀身毒道”之外，西南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对外通道至少还有：沟通安南的进桑麋泠道和步头路，从银生城至海边的通道，连接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从永昌循伊洛瓦底江的出海道，从大理经元江、车里入缅甸、八百至南海的道路，经广西出海的邕州道，等等。这些道路有效地沟通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地区的往来，都可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上述古道要一一弄清它们的历史面貌，尚需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在此我们仅举一、二例来证明，古代西南对外交往通道的丰富多样性。
进桑麋泠道是先秦至汉晋时期，除“蜀身毒道”之外，中国西南与外界沟通的又一重要道路。这条道路从滇池地区南下，经通海、贲古，过进桑关，沿红河到达交趾（今越南河内一代带），然后再经水路通达印度及其他地区，或者倒过来，从海外进入交州，然后沿红河到达滇池地区，再循“五尺道”或“灵光道”进入四川，即可通达中原地区。在航海技术不够发达的古代，从这条路抵达汉代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长安、洛阳，要比航行到广州登陆近中原要省时省力，并安全得多。据方国瑜先生参证古代史籍认为，这条路有两种走法，一是从糜泠水道抵达进桑（今云南河口、马关一带），然后陆行，经贲古（今蒙自蛮耗一带），到达益州（滇池地区）；二是从西随（蛮耗）以下，皆凭借红河的水路，假舟船的便利。这条水道“上溯艰难，顺流较易”。[④]此外，这条路其实还有第三种走法，即从交州溯红河到达滇池地区以后，再向西切入“蜀身毒道”，前往印度。宋人欧阳修《新唐书》卷43中，就记录了自安南交趾经由红河水路入云南，循步头陆路经通海、晋宁、拓东城、安宁西去羊苴咩（大理）、永昌城（保山）、诸葛亮城（高黎贡山），经南北二路去骠国与天竺的道路。
进桑麋泠古道起源于先秦，发展于东汉，兴盛于晋唐，它是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交州港的繁盛而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的。隋朝时益州总管梁睿曾多次向杨坚陈述平定云南的理由和良策，其中一点就是“其处与交（交趾，今越南）广（广东广西）相接，路乃非遥”，可见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重要性了。
正如《云南对外交通史》所评价：“进桑糜泠道虽早已存在，它发展到东汉以后，作用才显著起来，成为战时的行军大道，平时是商旅使臣过往甚频的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的兴起和繁盛，几乎与交州港的兴起同步。而且进桑糜泠道的开通发展是自发的，少有政府开拓的因素，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进桑糜泠道的形成和发展，是云南先民长期探求便捷出海通道的结果。交州港的兴起与进桑糜泠道开通，相辅相成，由于进桑糜泠道沟通了交州与云南乃至中原内地交通联系，使交州这个对外贸易港口获得了与云南及中原内地广阔的贸易市场；同样，进桑糜泠道沟通了云南与交州港的联系，使闭塞的南中西南夷各民族有了一条最近捷，最方便的出海通道，并通过交州与海外世界发生联系，开拓了交往的范围。”[⑤]
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地区的海上贸易十分兴盛，称雄西南地区的南诏政权也积极向外开拓，开辟了从银生城（今景东）到南海的道路。樊绰《云南志》卷六记载：“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至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有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又开南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国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于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据分析，这条史料揭示了南诏时期三条跨境的通道，一是从银生城经羌浪川、女王国至越南中部沿海的道路；二是从银生城经过大银孔（今泰国清迈），然后沿湄南河至暹罗湾的港口，可从这里再达印度等海外国家或与从海路抵达这里的婆罗门、波斯、阇婆、昆仑等国的商人进行交易；三是从银生城经开南城（今巍山）、都督城（今镇沅）、威远城（今景东）、奉逸城（今普洱）利润城（今易武），然后到达到达弥臣国（今缅甸近海地区）。[⑥]这是从滇西南地区分别通往越南、泰国和缅甸三国沿海地区的道路，这些道路还可以通过水陆路进一步向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延伸。
再来看“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滇川藏与印度相连接的一条通道，一般认为它有三个出发点：一是滇西南的普洱，二是临沧地区的顺宁等产茶地区，三是四川的雅安。从普洱、顺宁北上的路也称为“滇藏大通道”，可分为南北两段，其南段从两个产茶的出发点到大理会合：一方面从西双版纳、普洱一带出发，经过景谷、镇沅、南涧到大理，另一方面从顺宁、云县、镇康、双江、缅宁等地汇集到大理。其北段是从大理经丽江、中甸、德钦，进入西藏邦达。从雅安出发的路线，西行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进入西藏，最后也在西藏的邦达与上述路线汇合，然后又分两条商道通往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家。“一是由邦达西南行，经然乌、察隅进入印度东北角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并在此地与滇缅印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一是经江孜等地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一路继续西行，经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等地到达印度、尼泊尔。另外，在到达邦达之前的两条路线之间，有些地方也是相通的。”[⑦]清代以后，由于自德钦入康藏的道路一度受阻，曾改道由滇西南的产茶地南行出缅甸，到达仰光换轮船抵印度加尔各答，然后再北上驮运入西藏[⑧]。
茶马古道到底形成于何时？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但不少学者都认为它的历史较为久远，有的说是有二千多年了[⑨]；有的认为是元明清时期复兴了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吐蕃联系的民族大通道而形成的茶马贸易之道[⑩]。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既向外沟通，又可内联，客观地说，它内联的贡献更为显著。正如实地考察过此路线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的作者所说：“西藏作为中华一体的成员，我们认为茶马古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茶’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藏族人民很难离得开它。”[11]
以上所举的三条道路，其中又包括若干支线，加上未能述及的从永昌循伊洛瓦底江的出海道，从大理经元江、车里入缅甸、八百至南海的道路，经广西出海的邕州道等等，在西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蛛网密布的外向交通网络，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直到近现代以前，西南地区外向交通通道的统称，否则将它用来专指某一条具体的道路，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了，因为每一条古道都有它自己的名称。
二
西南丝路不仅是多方位多线路的对外通道，而且具有多功能的显著特征。仅就商贸而言，在这一交通网络上也体现的多元的特点，丝绸、香料、茶叶、马匹、珠宝、金银、锡铜、棉纱、食盐，等等，多方面的贸易运输，不同路线和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侧重。所谓丝绸之路的“丝绸”最早是受北方丝绸之路概念的影响而提出来的，不能机械地去理解。它不过是将贸易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商品提出来作为“借代”的称呼，应该是泛指多种贸易物品，而非单一的丝绸。否则即使单指某一条路也很难名符其实，包括北方丝路也是这样。从古至今西南与境外的贸易中，丝绸仅是其中的一个品种，有时也未必就一定是主要的品种。它可能曾在某一时期某一条路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如此。
当时来往贸易之繁盛，交易物品之丰富，从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站点永昌即可窥见一斑。常琚《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永昌“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锦绢、采帛、文绣、……又有罽毲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上述永昌物产中的所谓罽毲帛叠，主要产地在永昌以西的缅甸北部，光珠、琥珀等，主要来自永昌以西的滇越及缅甸北部，水精、琉璃、轲虫，蚌珠，为外来物，不产于永昌，特别是轲虫（海贝）、琉璃，自古都是从印度及其沿海经缅印道流入永昌。当然这些海产品，也可能来自交趾沿海，三国时曾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就常常以交州的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犀、象等珍物，贡献孙权。而金银、黄金文绣等类，除当地自产外则主要来自中国内地，蚕桑、锦绢、采帛、文绣等，是自战国以来，永昌与蜀地有了密切交往后，引入永昌地区，并发展为当地重要手工业，其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被商贾贩运到永昌去的。当时的永昌除了自己有丰富的物产外，主要还得益于它处于交通网络的连接点上，它东接大理、益州（昆明晋宁），东南贯通进桑麋泠红河水道，西通腾越缅甸直至印度，南下缅甸抵达海边，北连澜沧江、怒江上游，直到青藏高原。各种各样的海内外产品，通过南来北往的海陆通道相互转接进入永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益州只是红河水道的枢纽，而永昌却可以同时连接当时云南的两条对外通道，成为它们的汇合点，作为太平洋经济与印度洋经济在云南的纽结，故能成为汉晋时期珍奇荟萃的“多异物”之地[12]。难怪《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从永昌的“异物”可以看出古代的贸易并不仅限于丝绸一物一品，而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有进有出，互通有无，十分丰富多样。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人们可能会根据双方贸易的行情和需要，在某一时期某一条道上对某一种物品的运输特别多，如唐朝的《蛮书》就有“安息香路”的记载，说安息香产地南距永昌“有三月路程”，其地有安息香山，但是这些古道决不会为某一种物品所独占。
从古代贸易的情况看，西南丝绸之路的对古代西南地区的发展和对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明代史家谢肇淛在《滇略》中记述了大理三月街的贸易盛况：“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若长安灯市……”。若不是有一个在当时相对方便的交通道路网络与内地和境外相沟通，怎么可能使“天下商贾皆来贸易”，出现如此热闹的盛会。
西南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商贸外，还有贡赋、朝贺、民族迁徙、军事、文化交流，等等的诸多功能，它既有向外开放的作用，也有向内维系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作用。据史籍记载，东汉时期，西南及其周边的地区和国家曾多次对汉王朝进行“朝贡”和接受“赏赐”。如永元六年（公元94年）敦忍乙王慕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献其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都赐予印、绶、钱、帛；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还“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13]大秦即罗马。如果所记不虚，那么说明当时西南的道路已经同欧洲接通了。
汉代以后，贡赋的人员和物品在西南丝绸之路上来往日益频繁。如南诏时期，由于南诏与唐王朝及各部族的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南诏直接接受各地各部族的贡赋，一方面它又要向唐朝交纳贡物，而这些贡赋物品都是通过这些古道进出的。
贡赋之外，还有军事及战争也常常促使官方对古道的利用和开发。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袁滋在石门摩崖题词纪事当中就有“统领行营兵马，开路置驿”的语句，说明官府离不开当时的交通网络来进行对内的统治和对外的交流。历朝历代统治者依赖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开展的军事行动数不胜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明代的“三征麓川”事件和元明清三朝更朝换代时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了。
如果说贡赋和军事属于官方对古道的利用的话，那么民间利用古道来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也是多方面的。据梁启超统计，从魏甘露五年到唐天宝十年，即公元260年至751年的近五百间，中国西去印度求佛法的105人中，经由蜀滇缅印道入印度的有20多人[14]。显然，西南丝绸之路对佛教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古道上的城镇。元朝郭松年《大理行记》认为大理国“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有不释佛珠……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四川学者根据“蜀 身毒道”沿路相继出土的诸多汉代佛像推断早期佛教也沿着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15]。
从贸易到贡赋、军事和文化交流，从官方到民间，西南丝绸之路的功能作用呈现多元的特点。因此我们说西南丝绸之路是多元的交通网络。道路的功用在于连接和沟通，四通八达的西南丝绸之路其实起到了“合纵连横”在作用，它把高山和平原，大海和陆地，边疆和内地，境外和境内，中央和地方，以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从物资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了沟通。
三
西南丝绸之路南达大海，可以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北上世界屋脊，沟通着离天最近的地方。从海平面到喜马拉雅高原，从河川、平坝到高山，这一交通网络经历了多种气候带和巨大的高低落差，可谓具有立体的特点，在世界上的古道中极为罕见。从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来看，在这一国际交通网络中，也体现了立体的特点。在马匹驮运为主的同时，还有象群搬运、舟船接运，甚至人背肩扛，早期在某些河津上还要猿猴一般地在溜索上攀爬。如果将西南丝路这一概念的时间下限定在近代以前，它至少包括了陆运和水运，如果推进到现代以来，其运输工具的种类还将更丰富得多。因此，我们说南方丝绸之路是一个涵盖巨大时空的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
最后还得再次强调，如果把西南丝道仅限于专指“蜀身毒道”，既不能反映古代中国西南对外交往的情况，也不符合各时期西南道路交通的实际。到目前为止，虽然还很少有学者来讨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涵义和所涵盖的时空范围，但从所发表的多数著述倾向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西南丝绸之路”与“蜀身毒道”两个概念基本等同了，只有少数学者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远不是‘蜀身毒道’这一概念所能容纳得下的，即使‘蜀身毒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对外交往通道，或者即使‘西南丝绸之路’最初的概念主要是指‘蜀身毒道’，但西南丝绸之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不断的拓展和向前沿伸，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南丝绸之路’，已远非‘蜀身毒道’所能代替。除了‘蜀身毒道’以外，西南丝绸之路还应包括‘蜀安南道’、‘安南通天竺道’、‘茶马古道’、‘剑南道’、‘大秦道’、‘西蜀经吐蕃通天竺道’，以及从中国西南通往泰国、老挝的古道等等，也就是说，凡是在我们所说的时间界限内中国西南地区所有的对外交往通道，都应包括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之内。另外，当时西南境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通道如缅印道、泰缅道、泰越道、泰印道等等，同样属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范畴。”[16]西南丝绸之路的具体涵盖范围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说白了，西南丝绸之路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对外沟通的交通网络，而且具有多元立体的特点。虽然目前持这样观点的人还不多，这样的声音似乎还显得有些微弱，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深化，这样的观点会获得越来越多的人赞同。
因为，将西南古道作为一个网络来看待，有利于更多地揭示历史真面目，将古道研究推向纵深，同时也有利于扩大西南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热再热，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那显然是与其道路本身所涵盖的广阔的时空范围和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分不开的。诚如日本学者所言：“由于它是把欧亚非三大洲连结在一起的一条大道，所以，其地域是广大的、复杂的，而且许多民族都与此有关。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说它与整个人类历史都有关系也并不过分。”[17]而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从1941年方国瑜先生发表《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书算起，已经60年过去了，至今却仍“门前冷落车马稀”，发表的著述虽比不上另外两条丝路的研究，但也不算太少，而西南丝绸之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却远远望尘莫及于另外两条丝绸之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过去我们多把西南丝绸之路局限在“蜀身毒道”上。毕竟，一条道路所涵盖的空间范围有限，沟通的地域和人群有限，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也有限。如果将西南丝绸之路扩大为一个在地域上覆盖着东南亚、南亚和中国西南，乃至整个中国，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地区连结起来的、在时间上横亘两千多年的交通网络，情况就不一样了。套用一句上面日本学者的话而无须夸张地说：那将至少与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有关。若能在此基础上取得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的话，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吗？
中外关系史上相互交流的网络本身就是十分复杂而广泛的，不扩大视野，不打破原有思维定势，确实难以弄清历史的面貌，难以理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线索，发现更多开发利用的契合点，从而也很难借助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来为社会发展服务。
注释：
[①]或称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蜀布之路等，对这条道路的名称至今还没有完全统一，但近来不少学者都赞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为宜。见申旭《西南丝绸之路概论》，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1996》第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9月。
[②]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冯佐哲译，刘永鑫校，《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5月。
[③]见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本书所收论文多以“蜀身毒道”为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研究。
[④]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9页。
[⑤]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4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
[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第4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
[⑦]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第320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
[⑧]《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3月。
[⑨]见木霁弘等《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
[⑩]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
[11]木霁弘等《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第1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
[12]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6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
[1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4]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第14册。
[15]江玉详《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16]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第9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
[17]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冯佐哲译，刘永鑫校，《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5月。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