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烈：知恩感恩，回眸60年云南民族沧桑巨变
时间：2010/10/20 9:34:00|点击数：
1959年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民族历史文化。1964年到楚雄州工作16年。1980年到云南社科院从事研究。50年来我到过省内外许多民族地区，深深感到毛主席让各族人民站了起来，邓小平让各族人民富了起来。7月27日胡锦涛又接见云南各族代表，特别是60年来，云南创造性民族工作实践是各民族的福，应该知恩感恩。
一、坚决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经过认真科学识别，确立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法律地位。历史上往往根深蒂固的“贵中华、贱夷狄”——歧视少数民族；“内诸夏外夷狄”——排斥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信任少数民族；“蛮夷猾夏”、“五胡乱华”——把少数民族视为动乱的祸根。甚至对少数民族称为“蛮”、“野人”，名称上加上反犬旁。国民党政府也只承认“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公开宣布“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同样的权利”。解放后，民族平等政策从法律上获得了可靠的保障。首要问题是对各种民族进行识别。云南上报族体有260多个，当时彝族有300多万人，有72种称呼。自报壮族49万人，有29种称呼。哈尼族有42种称呼。全国自报族称400多个，情况相当复杂。
我党决定从实际出发，参照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结合我国各民族历史与现状，以及本民族中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名从主人”原则，组织民族学家识别。1954年云南先后确认了24个少数民族，1979年又确认了中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2009年3月克木人、莽人归属布朗族。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取得了应有地位。
二、加强民族团结，坚持开展“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教育，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周恩来总理多次指出：“在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展，而且常受欺压，所以应该还债。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如果不叫还债，叫做‘赔不是’也可以。”曾经长期从事云南民族工作的王连芳同志曾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些不理解，曾请教周总理，过去压迫少数民族的是反动统治阶级，我们怎么能替他们去“赔不是”呢？总理风趣地回答：我们既然接管了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受他们欠下的债务吗？所以民族访问团对过去我们“祖宗”，还有国民党所干的那些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决心“赔不是”，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1951年元旦，普洱地区14个县26个民族代表曾宣誓“一心一意，团结到底”，并竖碑纪念。1983年把民族团结教育列为全省民族工作重要内容，云南没有引发过民族问题重大社会事件。
1989年我参加了省委民族工作调查组，到过边疆20多个县，感到50年代民族工作最细最认真，80年代以来变化最快。总结其经验，正如五到云南，八次作过批示的胡锦涛所指出的“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努力保持和不断发展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1—1990年40年间成立了37个民族自治地方。在我党成立之初，对本国民族情况认识不足，只是照搬原苏联的提法，主张联邦制和民族自决。到了上世纪40年代，逐步摒弃了联邦制、民族自决的口号。据李维汉回忆，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就是否实行联帮制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李维汉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苏联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47%，与俄罗斯人相差不远，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当时仅占6%，同时列宁一贯主张建立由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实行联邦制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因此，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提出实行民族平等、自治主张，并在政治协商会《共同纲领》、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第一部《宪法》中，均以法律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云南1951年成立了第一个自治县——峨山彝族自治县。1953年1月成立了第一个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8个自治州、9个自治县。60年代又成立6个自治县。1979年—1983年又成立了4个自治县。
1984年正式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随即，云南又成立了10个自治县。其中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成立于1990年5月15日，是云南最后成立的自治地方。
这样，全省已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25个世居少数民族，已有18个民族实现了区域自治。全省129个县（市、区）中，共有79个县是民族自治地方，占60.5%，国土面积达27.6平方公里，占全省70.2%。民族自治地方人口2228.3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8.7%。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1.1%。另外，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建立了149个民族乡。为依法行政，全省制定了37个自治条例和82件单行条例。
四、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点在于正确对待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充分发挥他们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贡献。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时，全省民族及宗教上层共有1.3万人。由于解放前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多数民族上层人士有反帝爱国和民族解放的要求，同时与本民族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有的则成为本民族公众领袖。所以，如何正确对待他们是一个很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上层工作，决不可视为“暂时手段”，一定要“以诚相待，一视同仁”，遇事和他们商量，采纳其好的意见。当时对民族土司还宣布了四条原则：一是承认其是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二是不允许其有继续压迫剥削人民的行为；三是坚持团结，并帮助其进步；四是坚持表里一致，是非分明，不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
1955年土司和较大头人，除政治上安排外，对4790名上层及家属1040人采取了包养办法，至1957年已吸收上层1000多人参加工作，许多民族上层人物分别担任过县、州、省政府、人大、政协领导职务，有的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在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正确政策，在历次改革中减少了不必要震动或发生混乱。云南边疆长期是安定团结的。
五、科学认识云南省情，因地制宜，因族定策，实事求是，创造性采取不同的社会改革方式。新中国建立初期，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通过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摸清了各个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特殊性，根据民族团结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全省民族地区分别采取了五种改革方式：
（1）对内地白、回、纳西、壮和部分彝族地区，约300万人，因其社会经济和汉族水平基本相同，采取了略宽于汉族地区的土改方式；
（2）在苗、瑶、彝等族杂居的高寒贫瘠山区，对少数民族地主采取比较缓和的斗争方式，而且主要以本民族的人民斗争为主；
（3）对已进入封建领主社会的傣、藏、哈尼、拉祜、普米和部分纳西、彝族地区，约150万人口，采取和平协商改革方式，对民族上层实行赎买政策，没收封建领主的土地，但不进行面对面斗争；
（4）对保留有原始公社残余的独龙、怒、基诺、傈僳、佤、景颇、布朗及部分拉祜族地区，约60万人，采取直接过渡方针，不把土改当作一个运动来进行；
（5）对于介乎于内地、边疆之间的民族地区，采取了缓冲区的改革办法。
事实证明，这种因民族制宜，分类指导方针，既考虑了民族共同性——走社会主义道路，又照顾民族特殊性——走的方式不一样，是云南民主改革的重大特色。
胡锦涛于2006年视察云南民族地区时，特别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区域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因地制宜确定目标和任务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的肯定。
六、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比例逐步做到与人口比例大体相当，不断提高各级干部驾驭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能力，尊重民族政治权利，发挥其主体作用。
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是实现“真正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多种措施加紧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是吸收民族积极分子参加民主改革等实际工作；二是参军；三是建立各级民族院校，这是长远这计。
1987年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国批转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纪要》中规定的“使每个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做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当地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王连芳前辈亲自对我讲，这个规定是云南民族工作重要成绩，也是对全国民族工作重要贡献，其意义在于培养民族干部有个量的标准。
60年来，全省民族人才总量达到29.3万人，占全省总数的28.4%。全省16个州市党委班子中都有民族干部，25个世居民族都有1名以上干部担任省厅级领导，全省省管干部中，少数民族有443名，占30%。
七、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是云南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始终把民生问题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治本之策。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大多数民族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连吃盐都困难，加之瘟疫、匪患民不聊生。建国60年，大力开展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面貌日新月异，单机场全省有13个，在全国居第一。
据1980年不变价计算，1952年云南民族自治地区工农业总产值13.07亿元，1978年为31.62亿元，2008年为2139亿元。2008年分别是1952年的162.85倍，1978年的67.3倍。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695元，比1978年74元增长36倍，同1952年的普遍贫穷，没有什么可比性，说明了60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和跨越发展。
在发展经济上，采取了“富民兴边”、扶持7个人口较少的民族，4个特困民族，民族团结示范村，泸滇对口帮扶等多种措施。
八、提高民族素质关键在于教育。一个民族无资金可以引进，无人才也可引进，但民族素质只能自身提高，而关键在于教育。60年前云南少数民族除回、白、纳西等几个民族外，有的地区结绳记事，无学校教育，有的也只是外国传教士教会学校。
60年来受教年限普遍达到了5—7年，文盲率大部分下降到23%以下。到2006年民族地区有大学6所，学生3.5万人。中专37所，学生3.8万人。普通中学1193所，学生116万人。小学11118所，学生203万人。教育经费达72亿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学者、作家、演员和厅官。
九、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建和谐社会。云南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比例相当大。新中国建立初期，小乘佛寺2000多个，佛爷、和尚8000多人；喇嘛寺37所，活佛37人，喇嘛5000多人；大乘佛寺（汉语系）900多所，僧尼2000多人；清真寺400多所，阿訇1300多人；基督、天主教堂680多所；道观45座，道士29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民族地区，不少民族是群众性信教，所以，宗教对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乃至社会文化教育和政治有巨大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教采取列宁所说“特别慎重”、 “十分严谨”、 “周密考虑”的原则，保护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不干涉其一般宗教活动。同时为了严格执行政策，避免混乱，凡涉及有关边疆宗教的大小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宁缓勿急的方针。这样减少了国内外人民的误解震动。
在现阶段，充分发挥了宗教“与时俱进”品格，在贯彻《宗教事务条例》中，从爱国、守法、团结、进步这四个方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云南宗教界在去年拉萨“3.14”事件，今年新疆“7.5”事件中经受了考验。
十、“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尊重各民族文化信仰，各个民族“自信而不膨胀，自爱而不孤美”。
云南各民族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民族文化在全国大放异彩。近10年来又加强了保护力度，云南省人大于2000年率先出台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并于2003—2005年底，启动了普查工作，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保护名录8589项，其中国家级34项（现增至69项），省级147项，州市级3173项，县区级5235项。
云南许多民族文艺先后在国家级各种比赛中名列前茅，建国以来，云南各民族文化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构建了和谐文化。和谐文化的建设也是胡锦涛于2006年5月视察云南民族地区后率先提出来的。
原载于《迪庆日报》2009年4月11日。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