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烈：痛定思痛—“民族关系竟然成为摧毁苏联的攻城槌”——解读《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时间：2010/10/20 9:09:00|点击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上世纪50年代，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令我激动不已。40年后，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突然崩溃，一个有着1500万党员、88年建党史、74年执政史的大党一夜之间亡党亡国，令全世界十分震惊！
到底为什么？
最近，我读了世界政治类畅销书《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这本书是原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撰写的痛定思痛的巨作，被称为“全景再现苏共垮台历史事件真相，当事者穿越时空迷雾的深刻省思，分析叩问各加盟共和国现状和未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详细解析了1986年以来在哈萨克阿拉木图“不妥当任命”、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颠倒黑白的审判”、乌兹别克两个民族冲突的“黑色六月”、波罗的海三国“雪崩前奏”、乌克兰“橙色噩梦”等等“民族主义”事件，他甚至预言今日季莫申科下台，他分析“乱自何来”？结论是：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国内政策：“把苏共闹了个天翻地覆”。
对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民族关系：“竟然成为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本文重点讲最后一个问题。
“民族关系：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雷日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作者在后记中又进行历史分析：“苏联在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不过，关于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现在看来并没有最终彻底解决的、直接导致我国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而言，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自久远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
基辅罗斯解体后，古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这就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几个族群具有同一个根，所以可以认为，15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不过随着第一个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国，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国，加之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归附，俄罗斯遂成就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帝国土地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传统和文化，产生了彼此的各方面极不相同的管理方法的管理体制。俄罗斯的中央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架构和方法。波兰、芬兰、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它们符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特别的法制体系。国家机制在体制设置上的多样性以及工作的弹性，使得民族关系不可能碰撞出过大的火花。
当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建立统一多民族新国家的问题曾是一个非常关锐的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战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正如所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它们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统一国家的特权。应该看到，当时列宁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立即完成统一国家的架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
“城头变幻大王旗”：苏联解体
作者目睹了悲剧一幕：“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夜幕笼罩大地，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一个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剌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苏联是于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于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国前身）、乌克兰、白俄罗斯4国结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而简称苏联；1924年，中亚民族国家疆界划分后，组建了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三国，并加入苏联。塔吉克、吉尔吉斯分别于1929年、1936年加入苏联；摩尔多瓦在1940年由自治共和国改为共和国后加入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情况有点特殊，在1917年—1919年曾经成立过苏维埃政权，以后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战时（1940年）苏军进去后恢复苏维埃政权，并加入了苏联。1988年三国相继成立了“人民阵线”，从要求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自治”，发展到追究苏德条约法律责任，认定1940年三国是被苏联占领，并据此提了脱离苏联而“独立”的目标。1989年8月23日，是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50周年的日子，他们把它定为“哀悼日”，由100万“人链”把三国首都连接起来，表示独立的决心。形势越来越紧张，而且危及到了整个联盟问题。
1991年3月9日，苏联发表了新联盟草案，它宣称，这一文件的出发点是，签署条约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苏联是主权的联邦制民主国家。认为人权优先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它指出联盟条约是苏联宪法的基础。很明显，这个草案比1922年条约大大后退了，甚至放弃了社会主义称呼。本来，按计划是8月下旬签署条约，但“8.19”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加之俄罗斯联邦的特殊地位以及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言论，宣布独立的国家已有13个，1991年底联盟导致了真正的解体。
苏联为何“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
我曾在1992年写的《世界民族热点研究》一文中指出：
1978年，法国《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作者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是民族问题”，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当局将象沙俄一样，“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
她不幸而言中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新思维”。苏联伴随政治上“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长期暗积下来的民族问题突然恶化了，各种民族冲突此起彼伏，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 。1990年3月11日—5月4日，波罗的海三国率先打出了旗子，1991年1月13—20日发生流血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承认这三国独立。1991年底，苏联终于解体了。
苏联是民族众多的国家，共有100多种民族，在历史上从1547年俄国沙皇开始拚命向外扩张领土，至20世纪初，其领土已扩大了两倍。覆盖了亚、欧两洲不同语系、不同宗教习俗、不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层次的2240万平方公里地区，构成了非常复杂的民族关系。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亲自主持起草过许多决议、提纲和文件，苏联在消除民族歧视、确立所有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平等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多数民族（其总数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98%）都有自己的民族区域机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自治区，其范围通常与有关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分地区相符，但由于多世纪以来民族混居结果，有5500万人（占苏联总人口2.75亿的20%）住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在发展民族地区资源，加速发展原来较落后共和国经济发展速度，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民族文化教育发展较快，原先没有文字的40个民族已经有了本民族文字，全苏共有76种民族文字，用47种语言上演戏剧，用89种语言出版书报杂志，用67种民族语言播送广播和电视节目。有75%的非俄罗斯民族学生用本民族语学习；对培养民族干部和干部实现民族化也作过大量工作，40年代，少数民族干部占当时全苏党员总数的32%，在高层领导干部中，非俄罗斯族占一定的比例。
但在斯大林时代后期，严重地违反和破坏了列宁制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它试图“简化”国内的民族结构，忽视了一系列小民族的存在。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力图加速现代社会中自然发生的同化过程，因而未能足够重视各民族集团在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的需要，强调“无条件服从中央意志”的同时，“用联邦制组织全国民族生活的思想受到歪曲，一些地方领导和官员也追随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开始忽视不同民族和人民的历史、传统与需要”，对原有的民族文字一律采用俄文字母，很大程度上中断了该民族文化的传统。
特别严重的是在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口某些民族中个别人物的背叛（同德国侵略者合作），撤销了一批民族国家的构成体，根据所谓“国家任务”强行把17个民族从世世代代居住 的地方迁往荒无人烟的中亚和西伯利亚一带，总数达322.6万多人，其中整个民族被迁移的有印古什人、车臣人、日耳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人等。
在迁移过程中，他们的遭遇是悲惨的，由于无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许多都是突然命令离开的，不少冻死饿死在途中，到了新定居点后，条件恶劣或不适应当地气候，被当作与劳改犯差别不大的“特殊移民”，心灵上和肉体上备受折磨，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创伤。斯大林去世后，这些民族强烈要求恢复被撤销的自治单位和返回家园，虽部分满足了要求，但他们原有故里早已迁入其他民族新居民，随之而产生的新问题也是十分棘手的。
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族际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民族动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6年12月17—18日，哈萨克族际间关系突然激化，有一群青年在阿拉木图市中心广场呼喊民族主义口号，据报道，有许多人死亡，近200人送进医院；
1988年2月，在阿塞拜疆的纳卡州，亚美 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多次发生冲突，有3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此后，围绕亚、阿两族之争，在两共和国首都先后半年多举行了几万乃至上十万人参加的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
1989年4月上旬，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连续不断的群众集会，据苏塔斯社称“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煽动族际纠纷的口号”，当时死亡16人，伤200多人；6月，居住在乌兹别克的麦斯赫人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死87人，其中麦斯赫人63人，有1990名难民用飞机运到国家中部地区，被毁坏住房有754座、国家建设设施28座、汽车275辆，当局拘捕了700人，没收了1万枝枪支；6月16日，哈萨克新乌津市各族间发生冲突，本地民族示威者要把所有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列兹金人）都迁出城去；7月15日，格鲁吉亚苏呼米市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发生冲突，死12人，伤200人，次日形势急剧恶化，动乱席卷该国西部地区；8月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又变成热点；
1990年1月13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苏联内务部队同守卫在广播电视大楼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武装冲突，14人死亡，150人受伤，称为“星期日流血事件”；20日拉脱维亚也发生“星期日流血事件”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公民投票，约90%的公民赞成独立。苏总统发言人宣布无效，3月3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70%公民投票赞成独立；“8.19”事件发生后，立陶宛等宣布脱离苏联；9月1日，格鲁吉亚首都警察向数千名示威群众开枪；居住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少数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宣告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引起一系列抗议和经济封锁；9月3日，居住在阿塞拜疆的邵武勉专区的亚美尼亚人宣布他们为独立共和国，同样引起阿塞拜疆人的愤怒。
“苏联民族问题是普遍的”，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顾问盖茨在1991年5月7日曾经说：“令人关注的是靠几个世纪的征服形成的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帝国遗产。这个遗产表现为几种形式，少数民族集团之间的世仇；各个少数民族同中央的斗争；生活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数千万俄罗斯人（约有2300万人——引者注）为保护自身和确保继续发挥政治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苏联民族问题失误的警示
对于苏联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因此，执政的党和政府必须重视民族问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解决民族矛盾。但是，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过重大失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主要原因是：
1、不重视民族问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民族矛盾
苏联拥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一共是53个按照民族区域原则来划分的行政主体，共有100多个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民族问题十分严重。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苏联在解体前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竟然不承认还存在着民族问题。1924年5月，俄共（布）在十三大政治政治报告中就认为，各民族的权利、经济和文化平等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斯大林指出，由于“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民族问题已不复存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也反复强调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对苏联的民族问题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把民族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不切实际。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直到1990年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时，戈尔巴乔夫才承认：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期间所包藏的危险性”。面对突如其来的民族问题，“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
苏联违背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错误地实行了一系列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依然缺乏正确认识，对长期以一积聚起来的大量民族矛盾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对民族分裂主义更是缺乏应有的警惕，结果使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分离的倾向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2、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民族矛盾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各少数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都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遭受迫害和镇压。1937～1944年二战期间将20多个约440万人的少数民族从世代居住地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中整个民族被迁移的有11个。194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曾将拒不服从迁出命令的一个山村的全体居民斩尽杀绝。这样做不仅不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为后来的民族危机留下了“伏笔”。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依然把民族问题当作阶级问题，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民族矛盾。例如，苏共中央在1982年2月通过的《关于苏联成立60周年的决议》中强调：“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和对待民族关系问题。”莫斯科所控制的有关机构一直在实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实行的，只要有人胆敢怀疑其权威，它们就会把他们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的极其恐怖的措施。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
3、没有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存在着严重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苏联的俄罗斯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另一半左右的人口由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土库曼等100多个少数民族组成。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强调民族共性，忽视甚至否定了各民族的特殊利益，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方面，大俄罗斯主义更加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另一方面，“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的实行，使民族主义、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的倾向日益泛滥。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已经是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只好穷于应付，步步退让，眼巴巴看着无可奈何花落去。
4、没有真正实行民族自治制
1921年1月7日，列宁指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苏维埃俄国给予各族人民在其地区内实行自治权利，并支持他们建立地方共和国。”斯大林也指出：“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22年12月30日，联邦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成立。
但是，在实践中，随着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联邦制被事实上的单一制所代替，各加盟共和国的自决权和自治权大打折扣，甚至被剥夺。在经济上，一方面，国家通过计划委员会编制各种各样的计划指标，这些指标大都是指令性的，具有法律效力，各地方和企业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联盟中央制定的经济方面的决议等文件，地方和企业也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就基本上剥夺了各加盟共和国处理本地区、本民族经济问题的权利。在政治上，权力过度集中于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和书记处，直至总书记个人，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很小。
干部的委任制剥夺了加盟共和国各民族人民自己选举和选择本地党政领导人的权力。民主的严重缺失，使各族人民难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扩大化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使各个民族的无数干部和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命丧九泉。这样，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自治制”就成为子虚乌有的东西。久而久之，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俄罗斯人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共和国要求摆脱中央控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民族分离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已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要求，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孤立行为。
5、没有使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和繁荣
长期以来，苏联企图用行政命令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民族矛盾，达到民族同化和消亡的目的，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上，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帮助落后民族去发展经济和文化。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缓慢，各个民族特别是后进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例如，在1991年，苏联所有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下降。但降幅最大的是格鲁吉亚（26%）和吉尔吉斯（25%），最小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也达14%；全苏有1/3的人口（1亿左右）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这应是痛定思痛，应该深刻反思的“大国悲痛”，也给我们值得严重关切的警示。
[新闻链接]2010年3月28日莫斯科地铁遭受自杀式炸弹袭击，凶手来自车臣“黑寡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车臣、印古什等地区民族问题依然存在。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风云突变，5年前“郁金香革命”无可奈何花落去！可参看《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俄]瓦·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原载于《云南民族》2009年第一期 转载于香港文汇报 2009.9.27
（责任编辑：代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