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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麒 郑宝华:云南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

时间:2010/10/21 16:46:00|点击数:

 
 
云南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
纳麒[1] 郑宝华[2]
 
摘要:在对现代化主流理论进行简要反思的基础上,作者以后现代理论为分析基础,讨论了云南走传统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将面临的基本省情和现实条件的非适应性和诸多挑战,并通过引进世界银行的“钻石政策”分析框架,详细论证了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产业选择、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建议。
关键词:后现代理论 云南特色 农业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从现代化的主流理论来讲,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的大变革,尤其指一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因此是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包括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科技、教育和国民素质现代化;经济社会组织的变革,包括企业制度和产业组织的现代化,市场组织和市场运行方式的现代化,社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政府机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现代化;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等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具体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来讲,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农业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内容也包括多个方面。从生产方式来讲,农业现代化是通过机械化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通过良种化和化肥化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水平;通过病虫害防治甚至基因技术改良,提高农业的抗灾能力,稳定农产品产量,而传统农业是以家庭为单元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生产,适应的是一种以家庭需要为目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从生产形式来讲,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商品生产,是主要为市场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而传统农业从经济形态上讲是以手工劳动和体力劳动为主的、“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因此,发育和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农村持续发展的过程。
对于这样的现代化思想,个人以为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表述,其现实指导意义不强。从内容上看,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本质是制度革新,涉及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核心价值是人民群众福祉的不断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持续繁荣进步。现代化要求经济的极大进步,但如果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和规模化,甚至等同于农民的市民化,就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加以反思。
       从理论上看,后现代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并不依据一种线性关系呈由低到高的无限发展,而是由一些偶然因素促成和影响,进而出现非线性关系的突变性发展。不同地区的人们会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不同资源和面临的不同机遇,并在一种特定的权力关系状态下来适应性地选择发展方式和途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模式。换句话说,博弈性、适应性和多样性才应该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想,毫无疑问是全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但现代化不是一种僵化的教条,没有固定不变的所谓模式,也不应该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科学内涵。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仅要求把经济社会组织的变革和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突出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而且要求按照现代化的整体性要求,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传统发展战略,转变为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庞元正、丁冬红,2001年10月,第460页)。
       从实践来看,发达国家虽然走过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成功道路,农业和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人口获得了真正的国民待遇。但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带来了许多生态社会问题,如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对技术和投入的严重依赖、文化多样性的消失、甚至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仿效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走“出口替代”、“增长极”等战略,不仅使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资源基础受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趋明显,贫困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多多少少也受到了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早在1954年的全国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并于1956年党的八大写入党章总纲之中。1964年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实现“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新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吴振坤,1999年2月,第556~557页)。整个20世纪60~70年代,工业化成了国家的第一经济发展目标。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国家选择了直接和间接剥夺农民的发展道路。策略是通过农业经营体制的快速人民公社化,来保证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夺路径,其结果是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使农业濒于崩溃边沿,农业现代化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使农村日益凋敝,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广大农民的改革实践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并由此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农村一系列改革的核心是确立广大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地位。实践证明:这些改革确实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云南省从1978年到2007年的三十年间,农业总产值由40亿元增加到近1414.8亿元,增加了34.4倍;粮食总产量由86.4亿公斤增加到154.7亿公斤,增加了7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0多元增加到2634元,增加了19.3倍;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2.56元增加到850多元,增加了330多倍(《崛起的红土地》,第448页、第467页、第468页、第474页、第475页;《云南统计年鉴——2007》,第61页、第201页、第219页、第232页、第240页,《云南领导干部手册08)》,第219页、第225页、第213页)。
       然而,随着整个改革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三农”问题却日益凸现,并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瓶颈。之所以“三农”问题日益突出,除了现有改革措施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以外,还与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有直接关系。回顾三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图画:最初的改革实践来自于广大农民的自主选择,随后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对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肯定,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体系的放开,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和不断壮大,以及允许劳动者的自由迁徙等。但所有这些政策的着力点都在于“松绑”农民,从而激活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没有触及到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农业仅仅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且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作用是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输入原材料和劳动力,并消费由工业和城市生产的产品;农民也仅仅是土地的经营者和社会商品的消费者,而没有获得独立的国民身份和待遇。
       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改革路径,核心还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很长一个时期都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增长上,GDP的增长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甚至是全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性,以及国家财政体制的不完善,许多地方政府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发展工业上,从国家层面上看,农业的依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农民依然被剪刀差年复一年地削剪着,据有关学者的测算,1978~1991年,通过剪刀差对农民的剥夺累计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农民将自己创造的财富的1/5无偿地交给了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剪刀差还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石磊,2005年,第93页)。这种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到了地方,就表现为通过圈地建开发区来膨胀工业,从而导致了工业对农民的新的剥夺。
        当然,从操作层面上看,“三农”问题还存在一个地区差异问题。基本的判断是:越是发达的地区,“三农”问题越不突出,而越是落后的地方,不仅“三农”问题本身越突出,而且解决的难度越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导致农业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是因为地方经济的落后,有限的资源难以优先用于农业和农村,还因为落后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投资环境较差,难以吸引外界资本u的进入。以2006年为例,云南地方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为38.8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4.3%,农村人口人均124.55元(《云南统计年鉴——2007》,第60页、第179页),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4.92元低了16.4%,而如果和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更大,同期江苏省的投入为83.3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4.1%,人均229.33元(《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62页、第181页),人均比云南省高出了84.3%。除此以外,许多落后地方还难以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子,进而加剧了这些矛盾,形成“三农”问题的地方病。回顾三十年云南农村的发展成就,我们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就是现实。1978年,云南省农业人口人均生产粮食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1%,2007年下降到70.0%,差距由17.9个百分点扩大到30.0个百分点;同期,人均农业总产值和全国的差距由15.8个百分点扩大到34.3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则由2.2个百分点扩大到36.4个百分点……
       让人高兴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倍加关注“三农”问题,中央政府不仅出台了许多支农惠农强农的优惠政策,而且试图通过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中央从2004年以来的连续五个一号文件都十分强调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为了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具有持续性,一方面提出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发展特色农业的道路。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立足当地自然和人文优势,培育主导产品,优化区域布局。适应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而专、新而奇、精而美的各种物质、非物质产品和产业,特别要重视发展园艺业、特种养殖业和乡村旅游业。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示范带动等办法,支持“一村一品”发展。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十七大报告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未来农村工作的核心。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应鼓励和支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全国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机遇期,云南省如何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进而提升自己的农业发展水平,以逐步缩小与全国不断拉大的发展差距?
二、对云南省情和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实条件的新认识
       特色之路简单地说就是适合自己特点和现实基础的思想、策略和行动。要走符合云南现实条件并具有云南特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不仅需要从省情和农业现阶段发展的特点出发,重新认识省情,客观分析我们推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条件,而且需要检讨我们过去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认识,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上来说,特色不仅是现代化的本质,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小生产和分散经营不一定就不如规模化和专业化,更不一定就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进一步讲,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标准,更不是云南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城镇化不一定能彻底“消灭”农村,更何况在城镇化充分实现以前,农村人口也不能消极等待,他们有权利和能力与城市人同步过体面而舒适的生活。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未来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围绕这一基本认识,笔者认为,需要对云南的省情有一个新的认识,对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条件进行客观评价,并进而反思我们过去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战略。
1.对省情的重新认识。传统上,一提到云南省情,“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水电资源大省”、“边疆民族山区”等词汇便会很自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概括不是不对,但它们适应的是主要工业化和强势人群,并且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的资源优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我们的经济优势?值得从特色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角度进行重新思考。笔者认为:云南是一个多样性十分丰富的省份,和全国其他省份比较,有许多鲜明特点:
       首先,从地理特点来看,山地高原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平坝只占6%,分散居住、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与机械化和规模化存在冲突。在全省39.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4514万各族儿女,每平方公里不到115人。但农村人口高达3620.3万人,占总人口的80.2%。全省16个州市的129个县级行政区管辖着12879个村委会。每个村委会平均占地面积为30多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为2800多人。全省共有136580多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的农户数约为66户,其中20、30户,人口不到100人的村庄占60%左右。每个自然村分散在近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可以想象组织管理的难度有多大。
       其次,从气候特点来看,云南地处低纬度高原,属亚热带高原型季风气候,冬季受干燥的大陆季风影响;夏季盛行湿润的海洋季风。同时,受地形地貌影响,气候的垂直变化非常显著,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气候,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不仅县与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气候差异,而且一个县内可以找到许多种小气候,甚至一个自然村内都有不同的气候带。这又与标准化和规模化农业种植有矛盾。
       再次,从区位特点来看,云南地处我国及东南亚陆地山区六条大江大河的上游,素有“东南亚屋脊”之称,从生态安全来说,国家和区域内各国政府对云南的要求和定位是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恢复。从现实情况来说,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的面积、天然林保护的范围和面积都位居全国前列。这与高投入、农业的工业化开发等思路也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加之云南特有的区位特点和有限的铁路运力还决定了我们的经济格局必须向西看——面向东南亚各国,并延伸到南亚国家,而重点不是向东看——面向东部沿海地区。向西看的农产品市场潜力很大,但也很分散,且同样存在运力和市场风险问题。
       最后,从农业的自身条件来看,总体上比全国平均水平差。以2006年为例,云南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1.75亩,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45亩低了0.7亩,其中,人均水田面积为0.56亩,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1亩低了近一半。在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占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每亩耕地的农用机械总动力为0.28千瓦,比全国平均水平的0.38千瓦低了35.7%;每亩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折纯)为23.55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6.59公斤低了3公斤多……(《云南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2007》,第38页;《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96页)。
2.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现代农业的内容作了具体要求,即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我们认为:在现有经济社会条件下,云南把农业现代化的建设重点放在这些方面也是不很现实的。因为云南目前的农业生产要素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农业现代化必须依赖强大的农业产业化来延伸自己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附加值。云南从整体上来说,工业基础薄弱,而农副产品加工业就更弱了,以2006年为例,在2601家国营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农副产品加工业只有175家,占6.7%,其中亏损企业46家,占农副产品加工业的25.7%,占全部亏损企业的5.7%。这175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仅为112.36亿元,占全部2601家国营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当年产值的3.3%;当年工业增加值36.48亿元,占2.9%;资产合计135.82亿元,占2.8%;固定资产合计为14.9亿元,只占0.7%;流动资产58.69亿元,占2.8%;利税总额9908万元,占4.9%(《云南统计年鉴——2007》,第260页、280页、284页、288页)。这样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基础很难对农业起到拉动作用。这是为什么云南农业商品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为34.3%(含农民之间的交易);1988年为60.6%;1998年为48.6%(《崛起的红土地》,第493页);2007年约为52%。
       其次,从资本金来看,农业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弱质产业,获得正常商业贷款的可能性很低,即使有,也主要是一些承包大户或者“有关系”的农户,甚至是农业企业,而且多数为短期借贷。以2006年为例,全省金融机构贷款合计为4803.5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1881.7亿元,分别比1995年增加了4.2倍和1.6倍。在流动资金贷款中,农业贷款仅为313.6亿元,占流动资金贷款总额的16.7%,尽管比1995年的6.4%提高了10个百分点,但按农村人口计算,人均约为100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791.1元低了78%。同样是2006年,云南全省的农业存款为280.9亿元,也就是说,只有30多亿元是从其它产业拆借到农业的(《云南统计年鉴——2007》,第180页)。除此以外,国家确实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资金投入,特别最近几年。2006年,云南省财政支援农业的资金总额为100.1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275倍多,比1998年增加了近1.5倍,比2003年也增加了44.3%。但实际用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只有约一半(1998年为60.0%,2003年为66.0%,2006年为53.9%),其它为事业支出或者农业科技支出(《云南统计年鉴——2007》,第179页)。也就是说,农业需要投资,但农业又得不到投资还是一个基本现实。
       再次,从劳动者的素质看,总体上来说,云南省农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低,适应于机械化、工业化的劳动者严重不足。根据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的汇总资料,全省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8.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9.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0.2%;而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6%(《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云南省资料汇编》,第7页)。和全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全国以上指标分别为14.1%、42.1%、38.0%和5.8%(金兆,2001年)。也就是说,10多年前,云南省只有20%多的农业劳动者获得了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总体上广大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和全国的差距只会拉大,而不会缩小。
       最后,从社会发展特点来看,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云南有51个,其中人口超过4000人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2006年,全省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33.9%,比2001年的33.4%上升了0.5个百分点。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知识,包括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认识与我们的有所不同,就一概斥之为落后而要去改造他们,而承认这种多样性又会与标准化和统一性相矛盾。
       当然,强调农业的这些省情特点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并不是说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就没有了希望,更不是想用地理决定论来拴住我们的手脚,只是要考虑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这些因素确实给我们走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带来许多现实困难。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多样性是特色的基础,特色之路可以使多样性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这些所谓的限制因素也许就是我们走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比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文化农业等。因为这些产业依托的就是具有区域特点的、附加值较高且又不消耗大量资源的特色资源优势。
三、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时隔25年之后,世界银行的《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以农业促进发展(Agriculture for elopment)”为副标题,再次提出了农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报告》认为,“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一种谋生手段,环境功能或环境服务的一个提供者,农业是促进发展的独特工具”(世界银行,2008年3月,第2页)。为了使这种根据真正发挥作用,《报告》提出了“以农业促发展”的“钻石政策”框架。该框架设定了以农业促发展的优先顺序,并配置了相应的政策目标: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市场和价值链,以提高农业效率;其次是加快小农进入农业市场的步伐,提高小农户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再次是改善赤贫农户和低技能农村居民的生计、特别是粮食安全;最后是增加农村经济的就业和投资机会,并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技能使他们能抓住机会获得新的收入来源,包括非农产业就业(同上,第227页)。
       根据“钻石政策”分析框架,《报告》分传统农业国家、转型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和城市化农业国家分别进行了讨论。对于转型农业国家来说,“钻石政策”的核心依次为:首先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其次要根据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状况、饮食结构和消费倾向的变化,引导小农生产高价值产品;再次是将主要粮食作物的绿色革命扩大到没有受到技术进步影响、贫困人口数量大的地区,并提供安全保障;最后是促进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以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同上,第235~236页)。
       笔者认为,《报告》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农业国家提出的“钻石政策”目标,为我们思考云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路。围绕这一分析框架,并结合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现实以及过去30年的经验启示,我们认为:如果把以上列举的省情特点和现实挑战做一个反向思维,可以为我们设计新的农业农村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参考。
1.在产业选择上,除稳定粮食和烤烟的种植面积、提高科技含量外,应把重点放在耕地以外的土地资源上,尤其是草地和林地上,力争在未来5~10年在以下高价值特色农业产业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一是从云南农副产品加工业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的现实出发,主动放弃高投入、高污染和高自然资源消耗的传统“石油农业”之路,走能够适应小农经济特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现代农业道路。尤其要针对云南山高坡陡,气候多样的特点,培植一系列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的特色农产品,如野生菌、花卉、蔬菜、水果、中草药材等,形成特色农业优势。
       二是从云南生态公益林保护面积大、任务重的特点出发,充分利用本省青山绿水、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环境类型多样的优势,一方面培育和促进有机农业和观光农业,另一方面创造更良好的休闲环境,带动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尤其要从云南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特点出发,把不同文化赋予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之中,从而增加农产品的文化品位,满足现代人消费商品同时要消费文化的新时尚。
     三是立足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尤其是植物资源和种子资源,在生态食品、有机食品、生物医药、生物保健品、生物农药、农作物种子等新兴朝阳产业上加大科研和产业培育力度,并使之成为全国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2.在发展路径上,重点是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指导思想是尊重特色和农民的自主创新精神,战略是农村现代化。笔者认为,农村现代化就是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让农村与城市同步发展,让农民与市民过同样舒适而体面的生活。舒适生活的前提是收入稳定增加,而体面生活的核心是人格受到尊重,尤其是发展权受到保护。为此,应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
首先,基于云南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特点,尊重并鼓励各民族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优先选择权,包括不同民族、不同社区、不同人群对幸福生活的不同理解,而不要用一个我们认为正确的模式去引导、去教育、甚至试图去改造他们,当然更不能采取强迫手段去“逼民致富”。
       第二,确实下大力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市场、通讯、文化设施等,确保农民对市场、现代信息的可及性和及时性,从而既让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对接的通道,又确实能够为他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便利。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消除目前存在的不利于农村居民自身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限制,特别是他们在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的公平权利,充分保障他们能够获得作为公民的平等发展机会。从当前来说,需要实行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政策,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卫生与医疗条件等,以确实改善他们的公民待遇。
       第四,建设适宜人居的、美丽的社会主义新乡村。要通过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遏制一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逐步恢复成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不仅能够为农村居民创造美丽的、幸福指数高的人居环境,而且能够使之成为城里人放松和愉悦心情的“世外桃源”,从而成为农村居民获得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多元的优势,既不要跟风,搞所谓的“伊丽莎白”(一律刷白),更不要人为地降低标准,只注意到新农村建设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
3.在政策措施上,应把农民的主导作用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逐步建立社区主导的农村发展新战略。这是因为:云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基础。特色就要从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而当地社区和广大农民群众最了解他们的情况,因此必须依靠他们。当然,如果从大道理上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本身就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页)。为此,笔者认为,应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实转变执政理念,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键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指导原则和具体目标,逐步把政府对资源的决策权、分配权、使用权等下放到社区;把建设项目的决策权归还给广大农民群众,逐步放弃所谓“首长工程”或“领导工程”。只有这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才能真正把精力放在政策的制订和落实上,把为广大村民服务作为本职工作,也才能建设真正高效廉洁的政府。
        二是在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乡镇党委政府的职责和考核办法。首先,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镇党委政府不能将类似于招商引资、生产计划等作为行政任务分解到村委会,更不能将它们作为考核村干部的内容;其次,乡镇党委政府对村委会的自治事务采取备案制,即原则上不干预村委会的决定,但村委会的所有重大事项在向村民实行村务公开的同时,报乡镇政府备案。乡镇党委政府对村委会上报的备案报告必须审查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报材料是否有村民代表签字认可等内容。
       三是在村民自治事务备案制的基础上改革现行资源分配方式,将过去由县级有关职能和乡镇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制改为村委会申报制,并聘请有关专家民主评议,以限制县级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凭借自己控制的资源、特别是项目,来过度干预村民自治活动。申报制允许所有适合条件的本乡镇、甚至本县域内的村委会公开、平等申报,最后由本乡镇或者本县有关部门聘请相关专家评议决定。整个过程必须公开和公正。
       四是配合项目申报制的推行,在资金管理上可以尝试“以奖代补”办法,即依据一定的建设标准,由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组织工程建设,待建设完成并验收后按照标准申请财政支付奖励部分的资金。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政府部门截留资金,保证建设资金确实用到社区,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社区对建设项目的拥有感,不仅保证建设质量,而且可以为未来的营运和管理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庞元正、丁冬红(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       云南省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云南省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3.       吴振坤(主编):《市场经济词典》,学苑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4.       石磊:《三农问题的终结——韩国经验与中国“三农”问题探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5.         金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我国农村改革深化和农村经济进一步,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nong_cun_jiao_yu_239/20060323/t20060323_14127.shtml
6.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统计局(编):《崛起的红土地》(新中国五十年•云南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7.       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8.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2007》,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9.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2008)》,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10.    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Abstract: this paper critiques dominant modernization theory based on post-modernization thinking by analyz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dictions of rural and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The author uses the "Diamond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e World Bank's 200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and discusses key industries appropriate to Yunnan's local context, outlining poten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ost modernization theory; Yunnan development; Rural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1] 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云南650032。
[2] 云南大学马列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读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云南650032,zhengbh64@163.com。
u 这里的资本不仅仅指金融资本,还包括自然资本(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教育和健康等)、社会资本(如亲缘关系、社区组织以及社会排斥等)以及财富资本(如住房、基础设施、能源等)。这是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一个分析框架。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农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