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穗彦：中印文化差异与地区经济合作
时间：2010/11/2 14:19:00|点击数：
【摘要】与中国一样，印度也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她的文化在南亚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化传统对中印两国今天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决策具有深远的影响。只有认识到两个伟大文化的差异，才能更好地推进云南与南亚，特别是与印度的区域合作。也只有理解两个文化的互补性和相似性，才能准确找到可以成功开展合作的领域。
在历史悠久和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文化对人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起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对社会结构和秩序乃至国家政策制定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社会遵循不同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在世界的四大文明中，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这无疑显示了这两个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机遇等方面的不同，这两个文明在和平相处的数千年中又分别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出了两个不断相互交流但仍存有巨大差异的文化。在古代，国家间关系较为简单的情形下，文化差异对各国关系造成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现代国家间合作和地区政治、经济合作日益密切的大趋势下，文化差异对国家和民族间沟通的影响也显现了出来，而由此出现的跨文化交流也成为了具有文化差异地区和国家间开展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推进与南亚的合作，特别是与印度共同推进孟中印缅地区合作的进程中，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差异对合作的影响已经成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的课题。
一、中印之间的文化差异
印度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起的重要的规范作用。印度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主要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和佛教等，这六大宗教的信徒就占全国人口的99.3%，可以说是全民信教。其中印度教占有优势地位，信徒占全国人口的80.5%，[1]是印度最大的宗教。在这样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社会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而相对轻视物质利益的需求。特别是印度教把“解脱”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从而形成印度人普遍持有的“超越”思想，对现世的关注程度自然没有对来生那么高。另外，宗教也使印度的哲学得到充分发展，而发达的哲学也培养了印度人对理论的重视。
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缺乏宗教的“超越”思想，中国人更看重的是现世生活和世俗利益。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人在解决各种问题时眼光更加务实。而且在行动上更加注重实践而相对轻视理论。
印度和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尽相同，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现代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据有关学者统计，在印度过去2500年的历史上，有超过2/3的时间是处于群雄割据的分裂状况，没有强大统一的中央政权。即使是被认为疆土面积最大的政权孔雀王朝也没有能够完全控制印度次大陆，只有英国殖民政权把几乎整个次大陆纳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过去2500年中只有不到1/3的时间有多个政权并存的现象，而且这些政权也都积极试图统一全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大一统”的观念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得到强化，成为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根本认识。[2]这样的历史轨迹形成了今天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上的差异。
传统的印度和中国社会都是专制社会。但两个国家分别在1947和1949年先后取得了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中国部分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建立了一个具有强大中央权力的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央政府在决策制订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政策方面，直到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都遵循着计划经济的模式，政府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较大，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将原来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改革为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并主动根据WTO规则对国内经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后，东南亚和欧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已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仍然起着指导性作用，同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建立起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共和制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正是因为印度实行的这种西方殖民者留下的“标准模式的民主制度”，所以它一直宣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社会方面，印度的现实国情是宗教、民族的极端复杂和社会分层的高度多元化，全国人口按宗教、种姓、民族、地区和经济状况等被划分为错综复杂的社会阶层，并形成多个利益集团，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影响。经济方面，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同样继承了英国建立起的经济制度（印度的加尔各答拥有亚洲最早的股票市场），同时在独立初期受苏联的影响，曾采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混合型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于中国来说就要弱一些，这也使私营部门得到了发展的空间。1991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印度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其拥有了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企业制度。然而，长期分裂的历史和社会严重分化的现实使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凝聚力匮乏，数千年来形成的“弱政府”的惯性和众多利益集团的存在使政府在进行决策和推行新政策时总是受到重重阻力，大量时间和社会资源都消耗在了议会和利益集团无休止的争论中。难怪美国前驻印度大使曾经这样形容印度：“原来我们认为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现在我们发现，印度其实是还能运转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国家”。[3]
二、中印文化差异带来思维和决策方式的差异
由于以上提到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差别，印度与中国无论是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决策层面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在个人层面，与中国人看重物质和经济利益的习惯不同的是，印度人倾向于重视精神上的满足。古代的宗教辩论到今天演化成了对理论争议的极大热情和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在中国人骄傲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发展成就和迅速致富经验的时候，印度人却热中于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4]。所以中国人不理解印度人为什么不在意致富问题，而印度人想不通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也能取得高速发展。
在国家决策层面，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和印度在政策贯彻和执行方式上有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政府主导的体制下，政策多数是自上而下地得到贯彻，在执行过程中也较少遇到阻力，这样政府往往成为推动新项目或一项变革的主体。而在印度的体制下，一项政策往往在制订的过程中就有种种争论，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在贯彻和执行中也常常遇到怀疑和阻力；另一方面，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企业本身、商会组织或利益集团对政策决策的影响而得到体现，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三、文化差异给地区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和中国一样，也处在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时期，两个国家都在努力追赶国际化的大潮。尽管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地推进和参与各种地区和跨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作为南亚地区最大国家的印度，更是在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地区经济合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领头羊，还促成了东盟10+1机制的形成，推进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与印度加强合作并共同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实际上中国和印度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许多领域的国际事务中已经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从2000年以来两国突飞猛进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也说明了这种合作在日益加深。特别是1999年发起的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给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又搭建了一个平台。
在地区合作中，文化的差异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差异为两个国家或地区带来合作的空间。例如，印度文化中对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执着造就了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而采用与英国类似的教育制度以及在知识分子中普遍使用英语使其高等教育可与欧美发达国家媲美。印度与中国悠久的历史还为两国留下了截然不同的文化遗产，现代印度丰富多彩的宗教、民族和民风民俗也成为这个神秘国度独特的人文景观，这就为两国开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合作提供了可能。
在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由于文化传统和体制上的差异，两国在开展合作中时常会遇到一些障碍。在推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中，文化传统和体制差异也给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能否克服这些障碍，迎接挑战，对中国能否与印度和整个南亚地区成功开展全面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现代成就使中国和印度成为两个骄傲的民族。骄傲的民族情绪难免在合作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在1990年代，当中国创造了平均每年以8%速度增长的奇迹之时，印度在1980和1990年代基本维持着6%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曾被一些西方媒体笑谈为“中国式增长速度”和“印度式增长速度”。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经济增长出现加速势头，2004年达到了8.2%的年增长率，成为增速仅次于中国的世界增长第二快的国家[5]。同时，印度积极的外交努力也扩大了它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印度正在积极走出南亚，成为一个亚洲大国，继而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在参与地区合作时往往十分注重“名分”，只愿意参与它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合作机制。面对发展起来的印度和由此带来的骄傲的民族情绪，中国人应当以健康的心态，认识到一个经济发达的印度有利于地区合作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中，不与印度争“名分”，摒弃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做法，用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地区合作的深化。
2．印度有注重理论的传统，对一个新的现象或创意往往要先进行充分的讨论和研究。这与中国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大相径庭。在孟中印缅合作的实践中，印度对于各种新的合作建议都要求开展充分的探讨和研究后再逐步付诸实践。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印度这样推进方式，多与印度开展合作研究，对新的合作可能进行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使合作少走弯路，少交“学费”。
3．由于政治体制不同，印度各层政府的决策速度一般要比中国的慢，面临的国内争议和疑虑比较多，执行起来也比较拖沓。往往是地方政府支持的政策中央政府却明确反对，或中央政府努力推进的项目在地方却遭到公开抵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这个一贯维持“大一统”传统的国家是比较少见的。在孟中印缅合作中，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印度中央政府对开放印度东北部和开通联结这个地区与云南的陆路交通线的问题上。与印度东北部地方政府的积极态度呈现强烈反差的是，印度中央政府表现出态度从观望到犹豫不决再到基本反对。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要在充分理解对方国情的基础上耐心地进行宣传和解释，对印方阐明合作的互利性质，争取得到印度的理解，进而得到支持和合作。
4．与中国现阶段政府在经济中起指导作用不同的是，印度的经济生活是由企业和商会组织主导的，各种利益团体对经济决策都有影响，而政府发挥的作用反而相对较小。有的印度学者甚至认为，要让一个产业或一项经济合作得到成功发展，就不能有政府的关注和参与。所以在孟中印缅合作中，中方强调政府参与合作进程，呼吁将合作层次从学者和商界主导的“第二轨”提升为政府主导的“第一轨”时，印方的代表却一再重申“第二轨”的重要性，反对由政府主导，在提升合作层次的问题上主张“慢慢来”。在这个问题上，中方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增加对印度利益集团的了解和认识，积极争取得到印度商界和企业界的支持与合作。
在地区合作成为相邻国家和地区发展关系的主要方式和内容的今天，跨文化沟通在推进地区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正在日益显现。中国和印度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两个伟大文化之间的差异，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有效地开展合作。而在积极推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中，也只有对在南亚地区具有绝对影响的印度文化有足够的理解和包容，才能更好地推进与南亚，特别是与印度的区域合作。也只有理解中印两个文化的互补性和相似性，也才能准确找到可以成功开展合作的领域。
注释：
[1] 根据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http://www.censusindia.net。
[2] 尚会鹏：《印度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唐璐：《中国人应以何种心态面对印度对华比较》，卢晓昆、郭穗彦编《南亚报告2004-2005》，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例如印度是WTO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国内一直都存在对于国际贸易是否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怀疑和印度是否应该按照WTO规则履行义务的激烈争论。
来源/作者：南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