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巴基斯坦独立后与伊朗的关系
时间：2010/11/11 10:00:00|点击数：
摘要：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别是南亚和西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从巴基斯坦独立至20世纪结束，巴伊两国保持一种较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尽管两国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不少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时段内，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得巴基斯坦与伊朗的都致力于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加固彼此之间关系的纽带。考察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关系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保持一种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符合这两个在南亚和西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巴基斯坦；独立以后;巴伊关系
巴基斯坦和伊朗和地理位置都很关健，而且在地区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别是南亚和西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因此，研究这两者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了解历史上的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自巴基斯坦独立以后到20世纪末的巴伊关系作一个概述和分析。
一、巴伊关系的历史简介
巴基斯坦原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独立。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接印度，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阿富汗交界，西邻伊朗，南濒阿拉伯海。在外交政策上注重发展同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致力于维护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伊朗是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史称波斯。位于亚洲西南部，同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邻，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隔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望，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19世纪以后，伊朗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1978～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1979年4月1日，霍梅尼正式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推行全盘伊斯兰化。
巴伊两国不仅毗邻而居，而且在宗教、文化和种族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巴基斯坦与伊朗同是伊斯兰教国家，在巴基斯坦的语言和文学中，伊朗的影响随处可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做为巴基斯坦国语的乌尔都语深受波斯语和波斯诗歌传统的影响。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创造吠陀文明的雅利安人即来自伊朗高原。公元13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统治使次大陆接受了更多的波斯的影响。穆斯林统治者以波斯语代替梵语作为官方语言，波斯语文学和伊斯兰艺术成了受推崇和促进的文化主体。在这段时期，印度在建筑、绘画和音乐等方面也添加了不少波斯成分。
不过，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来看，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始自巴独立的1947年。自巴基斯坦独立伊始至20世纪末，两国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一种合作的紧密关系。对巴基斯坦而言，与伊朗的这个国土宽阔的邻国密切的关系是一种战略上的必需，在与印度处于经年累月的持久对抗关系的情况下，这种密切关系使巴基斯坦享有了一定的外在战略纵深。而也正是由于巴基斯坦处在伊朗和印度之间，一个对巴不友好的伊朗将会是伊斯兰堡战略上的可怕梦魇，即巴基斯坦将会处于敌对印度和伊朗的钳形包围之下而腹背受敌。伊朗同样寻求与巴维持一种密切的关系。从二战结束到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前，拥有丰富石油而且在地理位置上是海湾的大门的伊朗一直承受着苏联及其在海湾的盟友的巨大压力；而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伊朗又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因此，尽管巴基斯坦和伊朗在一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利益和观点有一些分歧，但是在政治和战略上的共同需求还是构成了这两个国家保持紧密关系的基础。总体上讲，在20世纪巴基斯坦与伊朗在两国关系史中的大部分时段内都致力于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加固彼此之间关系的纽带。
二、良好的开端——从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的巴伊关系
从1947年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之始，伊朗就已经注意到巴基斯坦作为一个邻国在政治和战略上对伊朗的重要性。巴基斯坦于1947年8月独立后，伊朗是最早给予其官方承认的国家之一。同年，伊朗在卡拉奇的外交使团开始履行其职责。1948年5月，巴基斯坦任命了第一任驻伊朗大使。1949年5月，巴第一任总理里阿夸特·阿里·汗访问了伊朗。1950年2月19日，巴基斯坦和伊朗签订了一份友好条约。这份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协议将两国关系定性为亲密的朋友关系(friendship)。[1]
在20世纪40和50年代，独立之初的巴基斯坦政府确信，要保证巴能够应对它所面临的来自印度的安全挑战，结盟战略是必然的结果。而对伊朗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过英国和苏联军队的军事占领之后，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来自英、苏两国的传统压力也就成为了伊朗的自然的选择。1947年，伊朗与美国正式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规定，美国向伊朗派驻军事代表团，并向伊朗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随着这个协议的落实，伊朗开始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前哨军事基地。[2](p79)1954年5月，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了一项防务援助协定(Mutual Defence Assistance Agreement)。同年9月，巴基斯坦加入了美国倡导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加入SEATO使巴正式成为了美国的盟国，而美国也开始向巴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1955年，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该组织后来由于伊拉克退出而于1958年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即CENTO)。这样，巴伊两国共同成为了美国的亲密盟友。不过，美巴伊三国在CENTO中的战略图谋却各不相同，美国组织联盟的目的在于遏制苏联在西亚和南亚地区的影响，伊朗的目的在于抵消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传统影响，而巴基斯坦却想利用来自美国的援助以武装自己以应对来自印度的威胁。[3](p528)
在独立之后的最初十年，巴基斯坦除了在美国主导下的军事框架框架内与伊朗保持着紧密关系之外，还与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建立了一种联盟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使两国都受益匪浅。在巴基斯坦处于危急关头的1965年，伊朗国王不仅向与印度发生战争的巴基斯坦提供了急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还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对印度入侵巴基斯坦的行径进行了谴责。在20世纪50-60年代，两国在最高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定期协商关系，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列维国王经常就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在这段时期内，为巴伊关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还有三件大事。一是两国签订了一项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1956年，巴伊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成立，此后，根据该委员会达成的共识，巴伊两国政府于1958年2月6日签订了边界协议，正式划定了两国的边界。通过这项边界协议，两国之间解决了一个双边关系中潜在的、可能引起磨擦的重要问题；二是在伊朗的帮助下，巴基斯坦修复了与阿富汗的关系。1949年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宣布建立独立的国家—普什图尼斯坦。对此，阿富汗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则出兵镇压。1955年3月，巴基斯坦宣布包括普什图族部落聚居区在内的西巴基斯坦各省合并为一个省，阿富汗对此提出抗议，从而再度引发“普什图尼斯坦”之争，两国因此断绝外交关系；1963年5月，在伊朗的斡旋下，巴阿两国在德黑兰进行了直接谈判，搁置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三是地区合作发展组织的成立(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RCD).1964年7月22日，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宣布，为促进三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成立RCD。随后，RCD发起了一些双边或三边的工业项目和投资计划。尽管在RCD范围内起动的项目和计划数量并不算多，但RCD还是对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并显示了三国人民紧密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4](p85)
三、合作与矛盾并存——20世纪70年代的巴伊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初，巴基斯坦遭遇了军事失败(1971年的印巴战争)，领土分割(1972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和地区分裂主义的骚动(主要是信德省和俾路支的民族运动)。在这样一种困难局势之下，伊朗对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帮助。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时，伊朗国王再次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援助。在巴基斯坦军队镇压与伊朗相邻的俾路支省的民族分裂运动时，伊朗不仅给予了巴援助，而且伊朗军队还派出直升机直接参与了巴军队与分裂势力的作战行动。
不过，这段时期的巴伊关系中开始出现一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伊朗与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该组织迅即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整个60年代，巴列维王朝还大力推行被称为“白色革命”的现代化运动，使伊朗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外，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石油价格也一再上涨。这一切使得巴列维国王开始得意忘形，认为凭借石油美元就可以将伊朗推进到所谓的“伟大文明”时代，成就自己伊朗历史上一代明君的梦想。[5](p94)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为OPEC组织的主要动作者之一，巴列维国王开始以国际政治强人的形象自居，萌生重现波斯帝国盛况的梦想，宣称他将使伊朗成为仅次于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
巴伊两国情况的反差使得日渐傲慢的巴列维国王对巴基斯坦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如上所述，伊朗国王除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和巴镇压俾路支民族分裂运动的行动给予支持外，还在财政上向巴提供了一些援助，这使得巴列维国王开始以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待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失去孟加拉之后，他曾公开暗示，一旦巴基斯坦再进一步出现分裂而瓦解，伊朗将接管与伊朗接壤的巴俾路支省。1974年，巴列维拒绝参加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伊斯兰峰会，理由是巴邀请了他藐视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出席这次峰会。而且，他还公开宣称乞求卡扎菲出席峰会一事使巴基斯坦的尊严受到了损害。[6](p138-139)这一事件过后，巴方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以平息巴列维的怒气，以避免此事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
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出兵占领了与阿拉伯人有争议的波斯湾上的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3个岛屿。伊朗政府还宣布对巴林拥有宗主权。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地区霸权主义十分不满。[2](p284)伊朗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由此急剧恶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与这些阿拉伯国家有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遭到了伊朗的猜忌。在伊朗占领上述三个小岛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将“波斯湾”改称为“阿拉伯湾”。伊朗国王对此非常恼怒。此后一段时间内，伊朗驻巴大使馆的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翻阅各种各样能找得到的巴基斯坦官方和非官方文件和出版物，寻找这些材料中是否有将“波斯湾”一词用其它术语或名词替代的情况。而一旦出现伊朗人认为未正确使用波斯湾一词的情况。伊朗就会不厌其烦地向巴政府提出外交抗议。[6](p139)这样一个事件都会在两国关系中造成如此影响，充分说明了巴伊关系这段时期的脆弱性质。
四、继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巴伊关系
1979年1月，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国王政权，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占领该国全境，这两大事件完全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失去了在西亚的主要支柱伊朗和苏联控制了阿富汗的现实导致了一场新的博弈的开局。这两个事件也对巴伊关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1978年以前，巴政府及其官员均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持反对态度，在内阁部长中只有库沙希德·阿赫默得(Khurshid Ahmed)公开对霍梅尼表示支持。但是，伊朗国内的形势变化之迅速，使得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于1979年1月14日派阿赫默得会见了当时还在巴黎的霍梅尼。阿赫默得向霍梅尼传递了巴政府希望与影响日增的伊斯兰革命领袖建立密切关系的信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巴基斯坦很快承认了新政权的合法性。这对巴基斯坦相而言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决策。在如何对伊朗伊斯兰革命一事上，巴国内分歧严重。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过程中，巴国内什叶派团体表态支持巴列维国王，而逊尼派则表示支持霍梅尼。而且，巴基斯坦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还受到来自美国和沙特的巨大压力。不过，尽管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巴基斯坦还是对后国王时代的伊朗给予相当的精神和政治上的支持。[3](p531)
巴基斯坦在80年代对伊朗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两个事件上，首先，巴基斯坦拒绝了美国利用巴基斯坦领土从事颠覆伊朗新政权的企图；其次，巴政府暗中给予处于两伊战争困难处境的伊朗新政权以支持。
1979年以后在伊朗执政的伊斯兰革命政权是一个坚决反美的政权。其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在60年代就是以反美、反独裁而声誉日隆，最后获得“大阿亚图拉”称号的。从伊朗新政权成立之日起，美国就一直想尽办法试图推翻它。1984年，里根政府副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了巴基斯坦。在与齐亚·哈克总统讨论关于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训练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圣战者一事时，布什建议在与伊朗毗邻的巴俾路支省另建专门的训练营，由美国出资在这些训练营培训一些革命后逃亡到美国的伊朗人员，然后将这些人员秘密潜送回伊朗用于颠覆伊斯兰革命政权。但是，齐亚将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布什的建议。此举使得美国政府大失所望。[3](p531)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宣布中立。美国和沙特政府向巴基斯坦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巴政府公开宣布支持伊拉克。但是，巴政府不仅顶住了来自美国和沙特压力，在两伊战争期间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伊拉克。而且，巴还暗自向伊朗提供了一些资金和物资方面的援助。两伊战争期间的伊巴关系给伊斯兰堡最高决策者惹来了不少麻烦。可以说，为了赢得霍梅尼政权的友谊，巴基斯坦还是承担了不少的风险。[6](p141)对于巴基斯坦的支持，伊朗是心存感激的。1986年2月，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问了巴基斯坦，公开强调了伊朗与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
在80年代，巴伊经济关系的进展是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ECO)和巴伊联合经济委员会。ECO的前身是前面提到过的地区合作发展组织(RCD)。RCD于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后停止运作。ECO成立于1985年，成员国仍是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其组织机构和运行方式基本上仿照RCD的样式（1992年，该组织由于阿富汗和中亚五国的加入而进一步得以扩大)。ECO的成立标志着巴-伊战略伙伴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巴基斯坦将在ECO框架内的巴—伊合作和协调看作是编织一个战略利益网络的机会，以对抗印度在西亚和中亚地区扩大影响的战略意图。巴伊联合经济委员会(JEC)成立于1986年，该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它为提升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经济和商业合作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制度框架。这个委员会还担负了定期回顾和检查两国实施合作的进程和效果的责任。[7]JEC是两国推进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工具，除特殊情况外，JEC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在整个80年代，尽管伊朗政权发生变化，巴伊关系出于两国的战略需要保持了发展的势头。但是，这个时期双方之间还是隐存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两国关系在进入90年代后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从伊朗方面来说，伊斯兰革命政权一直对巴基斯坦政府与伊朗前国王政权的亲密关系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革命政权出于对前国王的仇恨，因而未对巴方在1979年以前对伊朗的友好态度是针对伊朗国家还是针对国王个人做出适当的区分。此外，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革命领袖将美国视为邪恶的“大撒旦”，并且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亲美的国家。因此，伊朗的新闻媒体常常就巴美关系对政府进行抨击。[6](p140)从巴基斯坦方面来看，伊朗新革命政权常常以全球什叶派穆斯林的保护者自居，而且显示了要成为巴基斯坦什叶派(与什叶派占大多数的伊朗情况不同，在巴基斯坦什叶派是少数派)穆斯林的利益代言人的姿态。巴基斯坦政府和新闻媒体都认为，伊朗的这样一种姿态起了激化巴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的作用。巴基斯坦的一些观察家认为，正是由于伊朗暗中向巴什叶派提供支持这样一个事实，使得沙特和其它海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都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随后也向巴国内的逊尼派武装组织提供支持。最终，双方的举动对巴国内的教派冲突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巴国内的教派冲突呈持续上升的势头。[6](p141)此外，巴基斯坦和伊朗在海湾地区的格局和形势上还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利益。总体而言，巴希望该地区维持现状，而伊朗则试图改变现状。巴基斯坦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密切，而伊朗则用好斗和激烈的言辞攻击这些国家的当政者(绝大部分海湾国家在两伊战争中都持支持伊拉克的立场)。可以说，对海湾地区，美国的观点基本上也就是巴政府的观点，特别在维持现状这一问题上就更是如此。不过，在阿富汗问题上，两国均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持反对立场。尽管两国在阿富汗支持不同的势力，但两国都认为苏联控制阿富汗是对本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五、利益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的巴伊关系
在20年纪90年代，巴伊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不断恶化的状态。对这段时期的巴伊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除上述分析的80年代就已存在的问题的发展外，在90年代有三个因素对巴伊关系的恶化起了推动作用，即阿富汗形势的发展，巴国内教派冲突的加剧和伊朗与印度关系的改善。
1、阿富汗的局势发展对巴伊关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巴伊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在阿富汗的利益定位开始出现分歧，而且它们在与塔利班的关系一事上有着严重的冲突。巴基斯坦的选择是与塔利班站在一起，而德黑兰认为美国和巴基斯坦支持这些学生军的目的是试图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对伊朗进行遏制。
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迅即席卷整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伊朗一直致力于增加其在阿富汗的影响。政治、经济、民族认同、文化和价值观等各种手段和方法都被伊朗用来增加其在阿富汗的地位。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哈扎拉族什叶派是伊朗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与伊朗不同，巴基斯坦、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则是支持塔利班武装(主要是普什图人)。1992年纳吉布拉政权垮台后，伊朗开始重新武装哈扎拉族什叶派抵抗组织合并而成的“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联盟(即八党联盟)”，该组织不仅控制了几乎所有哈扎拉族武装，而且控制了阿富汗西部的一些重要地区。1992年后，在试图促使阿富汗抵抗力量各派别停止内战、分享权力、组成新政府的各种努力中，由于遭到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反对，阿富汗哈扎拉族伊斯兰什叶派力量及其支持者伊朗不断遭到排挤。这促使伊朗在阿富汗内战内不断采取更加务实的立场。它不仅继续支持阿富汗什叶派力量，而且开始支持一切讲波斯语的阿富汗民族，尤其是阿富汗塔吉克族，希望借此能够使其被支持者与阿富汗普什图族进行较量。[8](p386)对于伊朗在阿富汗支持非普什图族派别的政策取向，塔利班一直深怀不满。1997年6月，塔利班关闭了伊朗驻喀布尔大使馆。1998年攻占了马扎尔沙里夫(Mazar-Sharif)之后，塔利班不仅杀死了数名被控支持北方联盟的伊朗外交官，而且屠杀了数千的哈扎拉什叶派穆斯林。[1]这一事件在伊朗引起极大的愤怒，几乎导致伊阿两国走向战争，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巴伊两国的关系。由于认为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朗认为巴基斯坦对此事同样负有责任。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导致伊朗加大了对阿富汗反塔利班派别的支持力度，同样也就加深了其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利益冲突。
2、巴国内的教派冲突对巴伊关系的影响
另一个导致巴伊关系紧张的因素是巴国内教派矛盾的激化。前文已提到过，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巴国内教派冲突进入90年代后呈上升趋势。尽管教派冲突本质上是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但一些事件还是直接导致了不少伊朗外交官和公民死于非命。1991年，伊朗外交官萨迪克·甘吉(Sadiq Ganji)在拉合尔被巴逊尼派极端分子刺杀。1997年，5位伊朗军校学员在拉瓦尔品第被杀。除这两个比较突出的事件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伊朗公民因为各种原因死于巴国内发生的什叶—逊尼教派冲突。[3](p533)这些事件在伊朗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认为伊朗公民成了巴国内教派冲突的无辜牺牲品。而且，伊朗政府认为，由于巴司法当局未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及时追究罪犯的法律责任，也就等于在客观上鼓励了后续悲剧事件的发生。巴基斯坦则认为自己国家也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认为是其它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国家在巴国领土上支持不同宗教派别而导致巴国内教派冲突愈演愈烈，并公开要求这些国家(包括伊朗在内)停止在巴基斯坦国内进行代理人宗教战争。[1]
3、伊朗开始与印度改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伊朗外交政策中伊斯兰意识形态异常强烈，印度与伊朗关系受到很大挫折。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调整，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高度重视，而伊斯兰意识形态逐渐弱化。印度与伊朗的关系也随之不断改善和升温。[9](p311)从1991年11月印度外交部长访问伊朗开始，两国高层领导接触增多，加深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在此基础上，伊印两国表示了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方面加强的合作的愿望，并签署了一些相关的合作协议。鉴于巴印关系的性质，伊朗与印度合作关系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巴基斯坦的焦虑，因为巴决策者认为这是印度试图推行包围并孤立巴基斯坦的战略的一部分。虽然伊朗与印度改善关系一事并不像巴基斯坦想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对巴伊关系造成了一些影响。
1979年伊斯兰革命政权成立后，伊朗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宣布“支持克什米尔穆斯林兄弟要求自治权利的斗争”，“伤害巴基斯坦，就是伤害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中，在伊斯兰大会组织(OIC)会议上，伊朗与其他成员一起，通过了巴基斯坦提出的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方案。[10](p23)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意识到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而且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利益开始逐步取代了纯粹的宗教理念，伊朗也开始较少顾及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利益需求。在1993年至1997年之间举行的多次伊斯兰大会组织会议上，尽管巴基斯坦代表团一再呼吁，但是伊朗代表却一再在会议上提议不要讨论克什米尔问题。这样一种对巴如此重要的核心利益的漠不关心态度与沙特阿拉伯和其它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坚决支持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6](p142-143)
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巴伊关系陷入了一个十年的不和谐时期。
为了遏制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1999年12月，刚刚执政不久的穆沙拉夫访问了伊朗。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和弥补日益不和谐的巴伊双边关系。巴基斯坦领导人上台伊始即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说明了巴方对伊朗的尊重和对伊朗与巴关系的重视程度。而时任伊朗总统的哈塔米也对穆沙拉夫投挑报李。在此次访问过程中，哈塔米将巴—伊两国关系的性质描述为“深远的和牢不可破的”，并强调了两国关系中共同的文化和伊斯兰信仰的深厚基础。他还进一步强调：“无疑，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两国都将尽力保护这些共同利益。”当然，伊朗总统也谈到了巴教派冲突给两国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呼吁巴政府恰当地应对好这些不仅威胁巴国家稳定而且对巴伊友谊造成不良影响的暴力事件。[3](p534)这次访问起了缓解两国紧张关系的作用，但并未彻底扭转两国关系下滑的趋势，因为在访问结束后，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重要的双边协议。
六、结论
从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巴伊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而密切，两国在政治、军事和其它领域都有合作关系。巴基斯坦出于本身的战略需要，对发展与伊朗的关系极端重视，而伊朗由于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不和睦，而且与其中的一些国家存在领土争议，从而也对拥有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有着庞大穆斯林人口的非阿拉伯邻邦感到非常满意。在20世纪70年代，两国继续保持了合作关系，但是，伊朗国王的傲慢自大使巴伊关系受到的一些不利影响。1979年，伊朗国王垮台后，巴基斯坦尽自己所能帮助了新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再20世纪80年代，，巴伊关系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基本上都有所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两国关系却遭遇了1947年以后最困难的时期。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冲突导致伊朗公民死亡，伊朗主动与印度改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的巴以关系不断恶化。
进入21世纪后，巴基斯坦开始对极端组织，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而这些组织中有不少被伊朗认为对攻击伊朗外交官和公民的事件负有责任。2001年2月，巴司法当局处决了1991年谋杀伊朗外交官萨迪克·甘吉的凶手。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反恐战争的发动不仅改变了全球的战略形势，也使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巴伊关系而言，美国进攻阿富汗也迫使巴基斯坦不得不改变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政策，而这一政策改变最终也为巴—伊关系的改善扫清了道路。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失势也终于使得冷谈了近十年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重新正式回暖。就在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不久，伊朗外交部长就对伊斯兰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访问结束后这位部长宣布，“通过会谈，我们已经弥合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因为我们看到了巴基斯坦已经改变了政策，巴伊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也正在更为接近，并且两国都认为应该在联合国的监管下在阿富汗成立一个广泛代表各民族利益的政府。”2002年12月23-25日，伊朗总统哈塔米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十余年来伊朗总统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在哈塔米访问过程中，两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宣布要采取切实措施在相似的文化、共有的历史经验，经济互补性和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双边战略合作。[1]两国之间签订的重要协议包括一份双边贸易协定，一份关于召开第13次伊巴联合经济委员会和防务合作会议的谅解备忘录。此外，还有一份有关防务、安全及经济合作、情报共享和一些相关两国的政治问题的解决的一份协议。[3](p538-539)这些声明和协议表明，自90年代初开始遭遇困难的两国关系正式再度走上了战略合作与协调的轨道。
从巴基斯坦独立至20世纪结束，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不少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巴伊两国还是保持一种较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尽管存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歧，伊斯兰认同在巴伊战略关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前，与美国的共同联盟关系为巴伊两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战略利益使两国关系在伊朗发生政权变更后仍然保持了发展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巴伊关系遭遇了近十年的寒冷期。但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利益的交汇又使得两国关系在世纪之交再度回转到了良性的发展轨道。考察20世纪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关系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保持一种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符合这两个分别在南亚和西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的利益。两国共同努力使得巴伊关系在新世纪回暖的事实也证明了上述结论。而且，通过加强两国的互利合作，使得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过程拥有了更为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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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三期。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南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