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理：中国云南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战略定位及构想
时间：2010/10/21 10:56:00|点击数：
摘 要:中印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云南在中国与南亚的经济合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提出云南与南亚国家全面经贸合作的战略构想。重点是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新的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并通过各个领域和各种产业的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全面合作新局面的到来。
关键词:云南;南亚;经贸合作
一、战略背景
战略是对国家最高利益的谋划及其采取的行动。一个国家的经贸战略与其政治的(包括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战略具有直接的联系,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就其联系的方面而言,经贸战略应当与政治战略在目标和方向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经贸战略是政治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同样,政治战略也可看作是经贸战略对政治环境塑造提出的要求。因此,二者应当形成一种互补和互动的关系,甚至可以构成一种互为手段和目的的行为方式。从相对的独立性而言,经贸战略和政治战略又应当分别形成各自独立的操作运行体系,分别确定各自独立的发展目标和运作系统,再并行不悖地予以推进。因而把二者混淆起来或相互替代都是不可取的。由此可见,经贸战略与政治关系的战略可以构成一种互为背景和条件的相互关系。
从大的框架来看,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政治关系方面的战略格局,可以从全球角度和地缘政治关系两个层面来考察。
就全球范围而言,南亚地区正在成为继东南亚之后再度崛起的又一个新兴市场,并由于它与东南亚比较具有不同的国家构成及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南亚地区的印度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增长势头,已经使它和中国一样成为当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这就意味着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先后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且还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产生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共振”现象,两国经济规模同时迅速扩大,①正在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由于中印两国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经历、共同的人口规模和共同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就更加注定了很可能会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产生更多的共同愿望和需求,从而又会导致在发展目标追求上具有一种“天然的”共性。当然,这种共同的追求也会促成两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局面,这就会给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排上插手其间留下了可乘之机。因而在地缘政治关系层面上,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
地缘政治关系涉及到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中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作用此消彼长的态势。这些影响作用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并会与相关国家在这个地区实施的经贸战略形成一种更加直接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就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而言,由于南亚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中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国家在21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日趋活跃,从而使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更引发了各种势力对南亚地缘政治角逐的高潮迭起。首先,是印度经济的崛起已再次唤醒了它要争当“世界大国”的强烈意识,从而更增强了印度要在南亚充当霸主的信念,并企盼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印度洋地区而严密防范其他外部势力的进入。其次,是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快速发展国家的关系。一方面,中印两国伴随高层互访的不断加强和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而使两国关系得到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又由于历史遗留的边界划定和西藏达赖问题未获彻底解决,加之印度不愿看到中国与巴基斯坦始终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致使印度仍然对中国抱有一种很强的戒备心理。因而在印度意识到要走出南亚而积极推行“向东看”政策时,又把重点转向东南亚地区而谨慎地回避着与中国关系的过快发展。再次,是南亚国家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是印巴之争虽有所缓和,但其在涉及克什米尔地区的根本利益上并未得到最终解决。二是运转多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虽在近期有所推进,宣布了要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但其区域内贸易却极为有限,远低于各国对区域外的贸易量。印度之外的所有南亚国家一方面难以摆脱与印度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对印度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情绪,转而多与中国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以求平衡印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是美、日、俄、澳等国近年来也卷入到这个地区的角逐之中。美国极力要把印度培植成为抗衡中国的力量,不惜破例与印度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并表示要在航天、安全、科技等多个方面与印度开展合作。日本则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企图以“民主国家”的名义把印度拉入日美澳安全同盟体系来共同对付中国。②俄罗斯也利用与印度的传统关系,加大了对印度的军售力度,试图在对印军售上与美国一争高低。澳大利亚却摇摆不定,不愿公开表现联印抗中姿态。同时,这些国家还与其他南亚国家也在发展各种关系,如美国联合巴基斯坦抗击恐怖主义,支持尼泊尔的民主运动。此外就是欧盟、东盟、中亚、中东及蒙古等国家也分别在与南亚各国的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使南亚的地缘政治局势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从以上的全球政治关系和南亚地缘政治两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
1·南亚各国已普遍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十分活跃的时期,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已经显著上升。继美国高盛集团把印度列入“金砖4国”后,最近又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列入可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新钻11国”行列之中。③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将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国家利益,它将构成所有南亚国家对外交往最根本的基础,并成为这个地区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准绳,任何关系的建立都将以不牺牲其发展利益为原则。因而它不仅可以在十分复杂的局面下推动“南盟”走向“自由贸易区”,而且也会对有利于这个地区发展的各种经贸合作抱之以积极的态度。
2·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活跃局面正在促成南亚政治局势走向缓和。不仅印巴之争出现了缓和趋势,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尼泊尔国内开始出现和平局面,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国内发生冲突的强度较之以往已有所减弱。这就说明南亚地区的政治冲突正在逐步让位于经济发展。一个类似于东南亚在战火熄灭后曾经出现的由战场转向市场的过程正在南亚地区初露端倪。
3·南亚大国印度也被推向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需要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出于对利益的追逐而顺从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基本趋向于与西方大国和军事强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在对待中国的关系上,除了迅速扩大发展两国的双边贸易外,在其他方面都摆出了一副竞争对峙的姿态。也就是说,西方大国与中国在对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角逐中,印度实际上是站在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一边,是站在一种对立的角度来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印度把它的对手巴基斯坦划入中国的影响范围,并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其他南亚国家中与中国展开了竞争。
4·印度事实上仍然在对中国关闭着自己的大门。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断绝了往来。之后两国关系虽然逐步改善,相互往来逐步展开,双边贸易也有较快增长,以致有称中印两国关系已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受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印度的立场转趋强硬。中印双方要实现政治上的完全互信还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随着中印两国高层互访和双边贸易的增强,已使这道紧闭的大门有所松动,但却并没有完全打开。因此,中印关系今后的发展仍然受制于这道大门开启的速度和尺度。
二、战略定位
在当今世界政经分离的趋势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的前提下,经济利益的获取作为一种终极的目标,越来越可以通过一种更加直接的经济交往来得到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和地位正在产生不同程度的“换位”。虽然政治利益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关系的地位明显上升而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越过了传统的轨道和常规。在国际社会从两极世界向“单极”和“多极”世界过渡的“混沌”之中,政治局势的动荡和目标的模糊是与经济利益目标的更加清晰凸显相并行的。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经济利益则是政治利益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政治是服务于经济的。在经济利益必须通过政治利益来实现并加以保障的时代,我们通行的是“经济服从政治”的原则,而在政治与经济的角色地位出现调整的时期,经济利益的目的性和主导性将会表现出更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政治立场的重新调整和定位。在这个时期,政治服务于经济的本质属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表现为政治要“趋从于”或“服从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从而使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超越政治对经济的约束。
中国经济近30年来持续不断的高速增长,已经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在当今国际关系调整中最为强劲的影响力量。印度则是继此之后涌现出来的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大国。中印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促使整个国际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构成重新洗牌,同时也正是出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为中印两国构建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可能。而这种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构造,既有受制于地缘政治关系影响的一面,又存在着跨越甚至脱离地缘政治关系约束的可能。这便是我国对印度确立经贸合作战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它说明我国与印度开展的经贸合作既是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又有可能超越当前两国政治关系所达到的水平及其确定的界限,具有比两国的政治关系发展更快的步伐和更大的空间,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据开展经贸合作固有的规律和逻辑来确定我们的战略选择。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来看,中印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很难开展的,但在当今世界的环境条件下,在不同政治关系及其利益格局背景下的各种经贸活动反而更为活跃。比如在中美、中日等政治关系十分复杂的国家之间,其双边贸易和经济交往却在不断增强。而且尽管双方在经贸和政治关系方面仍在不断地发生着矛盾和争议,但都没能阻止相互经贸关系的发展。说明经济利益诉求在与政治关系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正在表现出更大的力度和活动空间。中印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正是出于各自在经济发展利益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印度在这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强烈的愿望,才使中印双方开展的经贸合作成为可能。也正因如此,中印两国才在双方悬而未决的有关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或在促进解决的同时)就积极发展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取得了认同。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中国与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高层领导近年来相互交往达成的共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云南与南亚国家开展的经贸合作,在战略层面应作出如下定位:
1·它是一个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的政经分离的经贸合作战略。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独立的甚至是“单纯的”经济贸易合作,主要是按通行的经济活动的规律和各自的经济利益追求来进行考虑和安排,以有别于政治或安全方面的其他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它势必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和约束而会与政治方面的战略因素发生较多的牵连,因而既需要对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干预有充分的准备,妥善地考虑和处理好各种政治利益关系,同时又需要积极促进和推动政治关系的调整与改善,以配合经贸合作战略的顺利推进。所以,它通常会表现为一种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双重协调之下的“三边”关系,如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关系、中印美关系、中印日关系、中印东盟关系、中印欧关系等等。
2·它是毗邻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它不仅是属于西方国家所不愿看到的“南南合作”领域范畴,而且是由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在地域上毗邻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利益追求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在地域连接上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在发展道路上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目标,因而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合作效应。
3·它是一个全面的合作战略。这主要是表明它是在中国与印、巴、孟等南亚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下的全面合作。在这个战略层次上,经贸合作既是战略合作的主要核心内容,又是与政治、外交、文化、科技等其他合作内容相并行的合作范畴,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单项合作。正如2006年中印两国签署的《联合宣言》所述:“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④双方除了开展贸易方面的合作外,还包括产业投资方面的合作。合作的领域既包括工业、农业、财金、水资源、能源、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而且还包括卫生、教育、媒体、文化、旅游、青年事务等各个方面。
4·它是一种毗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区域性合作。这是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难以回避的一种合作形式,也是在这个特定地区开展合作的一种优势。区域合作是一种合作效率十分显著的合作形式,也是构成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开展经贸合作所要求实现的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便可依托这种地域上的连接获取极大的便利,从而有利于建立区域化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参与到国际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之中。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的区域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和可以借鉴的范例。
5·它是一种双层次的经贸合作。就中国云南与南亚国家开展的经贸合作而言,显然就构成了一种双层次的合作格局。一种是从国家层面展开的经贸合作,它覆盖参与合作国家的各个地区,并且构成了合作的主体和主流的方向。而云南省(也涉及连接和临近南亚国家的新疆、西藏、四川等省区)与南亚的经贸合作,一方面是归属于国家间合作的组成部分,需要服从由国家层次确定的合作内容和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不同国家毗邻区域所涉及地区开展的具体合作内容,这些合作不仅可以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推进国家层面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战略构想
经贸合作本来应当是一种双方共同意愿的表现,在当前形势下,这种合作意愿更多地表现在国家之间的联合声明、联合宣言、联合公报等文件中涉及到经贸合作的内容,以及各类专项的经贸合作的协定或协议。如中印“联合宣言”中宣示要共同追求的“十大战略”里提出的“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战略及“拓展全面互利合作”战略,还有就是中印双方联合签署的“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计划”、“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关于林业合作的协议”,以及“财金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商品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等等。又如,中国与巴基斯坦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关于双边合作融资保障的框架协议”,以及一些关于公司合作和项目合作的协议及备忘录。⑤同时,中国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也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经贸合作内容。
应当说,上述在国家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已经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框架和实施的蓝本,而且也充分表达了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共同意愿。但在毗邻区域层次开展的合作则又有所不同,在这个层次开展的合作一方面应当遵循这些共同签署的合作文件,另一方面却还要再进一步谋划提出进取性的努力方向和目标。这些方向和目标虽然也要符合双方合作的总体要求,但却并不一定都表现为一种双方共同的意愿,不是由双方共同协商达成的协议,而是由单方面提出的希望实现的合作状态。这正是本项研究所要讨论的中国云南与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战略问题。因而我们所说的经贸合作战略,其实就是一种在对应双方的相互策略中作出的谋划与安排。为此,特提出如下的战略构想:
1·战略目标构想。从中国与南亚开展经贸合作的总体目标看,一是力求实现中国与南亚各国及南盟整体的自由贸易区建立,实现商品货物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完全畅通无阻的自由流动。二是使中国与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与其国家实力相当的水平。以2005年数据看,中印贸易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占印度外贸总额的7·8%。再与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相对照,双方2005年的贸易已占中国外贸总额的9·2%,占东盟外贸总额的10·6%。⑥目前,印度的GDP总量及增速、外贸增速及其与中国贸易的增速均已超过东盟。在此情况下,特别是一旦实现了自由贸易安排,中国与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的贸易增长达到或超过与东盟国家的外贸水平,也就是达到中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应当是有可能的。三是要使中国与南亚的经贸合作成为中国推进“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⑦的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力量,使之与发展区域合作、建设和谐周边与和谐世界、构建友好国家体系和周边安全环境的目标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三亚两洋”(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全面合作新局面的到来。
2·战略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构想。中国云南与南亚的经贸合作战略指导思想是:以新时期中国发展周边外交的方针为指导,以面向南亚的区域合作为依托,以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为先导,充分依靠西南、西部和全国的力量,发挥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作用,大力推进中国与所有南亚国家的全面经济合作,带动云南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实现进入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突破。
上述指导思想的核心意图就是:发挥经贸优势,进入印度洋。这与早先国内学者提出要实施中国的“印度洋经贸战略”是相互契合的。为此,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原则。50年前源自于中印缅3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还应当应用于这个地区开展的经贸合作。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要以和平友好的态度来开展经贸合作,总的精神就是要突出平等互利、政经分离,实现共同发展。
(2)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也就是要使周边国家在合作中有利可图、得到发展和走向富裕,并以此营造一个和谐的周边国际环境。
(3)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合作要有利于各方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合作开发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要顾及子孙后代长期发展的利益。
(4)遵循通行的国际惯例的原则。合作各方凡属已经参与WTO、曼谷协定等多边或双边合作机制的,均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合作。凡需再签署新的合作约定的,也必须遵循通行的国际经济法则、法规和惯例施行。参与合作项目一律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则运行,相互给予市场经济地位认可。
(5)不断扩大合作范围、领域和层次的原则。经贸合作要促进政治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因而在参与合作的国家范围、产业领域、项目规模和区域层次上要得到不断的推进和提升,要在参与各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逐步从区域合作向自由贸易区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和过渡。
3·战略格局构想。中国云南与南亚国家的地域联系及其地理环境状况,是在这个地区形成经贸合作的历史归宿和现实的出发点。因而在这个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战略格局可以描述为:建立一个通道,沟通三大市场,搭建四个平台,形成两种合作机制。
1)建立一个通道。就是中国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陆上国际大通道。要在这个地区持续推进航空、铁路、公路、陆水联运、管道、电网、通信等现代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以满足这个地区开展国际合作不断增长的要素流动的需要。
(2)沟通三大市场。就是要通过在这个地区开展的经贸合作,实现东亚、南亚、东南亚三大市场的有效连接和全面沟通,并通过不断的整合而最终形成一个覆盖30亿人口以上的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3)搭建四大平台。第一,是中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交往平台。要通过在这个地区开展的经贸合作,使云南逐步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和相关的东南亚国家之间开展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一个国家级的进出口主要通道。并通过“中国———南亚商务论坛”、“BCIM论坛”等相关机制,把云南逐步培育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开展商务交流的重要基地。第二,是中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现代国际物流平台。要通过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经贸交往和国际大通道的连接,逐步完善相关的各种软硬件设施建设,组建和引进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从而使之成为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开展陆路货物流通的重要基地,使其货物流通量和贸易量在全国的比重得到大幅提升。第三,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能源输入平台。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要通过在这个地区不断深化的经贸合作,积极促进由印度洋通过缅甸进入中国西部的油气管道建设,在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一个十分重要的能源输入通道,以填补该地区在这个重要领域上的空白,并促进地方能源经济得到新的发展。第四是我国面向印度洋地区的国际交往平台。随着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商务交往,各种物流、信息流、人流、资金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有必要在此搭建我国面向印度洋地区开展经贸、文化、外事等各项国际交往的平台。一方面要在境内外设立相关的联系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引入相关国家入驻的商务、金融、中介、领事等机构,形成我国专门针对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外事交流的一个重要基地。
(4)形成两种合作机制。第一,是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要通过在这个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逐步升级,逐步建立和参与相关的区域合作组织、进入政府层面的“一轨”合作机制,并通过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协定、条款而进入制度化的合作层次,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影响力向印度洋方向“走出去”的一个重要依托,从而构成我国参与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区域合作新领域。第二,是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安全合作机制是在这个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参与合作各方的迫切要求,还是防备外部势力插手的有效方式。面对这个地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关各方应积极协商建立必要的安全合作机制,使安全合作与经贸合作相互促进,以消除合作进程中的各种疑虑,抵制外部势力的恶意介入,从而提升合作各方的互信程度,并保障经贸合作的顺利推进。
4·战略重点构想。开展经贸合作的战略重点要充分体现这个地区的具体特点和阶段性的进程,在目前情况下,它可以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来进行划分。
(1)产业合作重点。第一,贸易业。贸易合作是我国对外合作的突出优势,也是我们与南亚合作的主体产业。要通过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大的相互贸易来带动整个经贸合作的展开。从区域合作的角度还要注重边境贸易、过境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全面发展。第二,投资业。投资业是目前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但却是经贸合作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目前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差,市场壁垒较高,需要在双方的经贸合作中不断熟悉和了解对方国家的投资市场和相关法规,并根据需要签订相关协议,从而逐步探索投资合作的途径。云南要发挥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方面的优势,争取进入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并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逐步转向合资或独资兴办产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过渡。第三,交通业。要按照建设国际大通道的要求,积极开展各种交通线路建设和运输业发展方面的合作。第四,旅游业。南亚国家是尚待开发的国际旅游市场,云南是具有旅游业发展优势的省份,开展旅游合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第五,矿产业。云南和印度的矿产业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也是目前主要交流的产品,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第六,信息业。印度的信息产业具有很强的优势,开展以软件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合作,可以对云南带来较大的利益。第七,能源产业。主要是水能开发的电力产业合作和油气管道建设及加工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八,生物资源产业。主要包括农业种植业、林业、茶叶、花卉、蔬菜、烟草、养殖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等项。这方面的合作可以覆盖较大的受益人群。
(2)重点合作领域。第一,金融合作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领域的合作,以求借鉴南亚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经验,确保经贸合作中投融资渠道的顺利畅通。第二,科技合作领域。重点是与印度的服务业、农业、制药业开展的科技合作和技术贸易,并就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相互交流经验。第三,教育合作领域。包括教育产业的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及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使之在专业知识技能培训、英语培训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第四,中小企业合作领域。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相互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各参与国家应相互降低中小型企业进入对方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制定相关的贸易投资保护条例,相互提供投资领域、场地和法律保障,鼓励双方的民间资本和民营中小企业开展相互合作,从而使其惠及更广大的基层民众。
(3)重点合作区域。第一,孟中印缅毗邻地区。主要是中国的云南及西南地区与缅甸北部地区、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东部地区。第二,国际通道沿线地区。主要包括昆明—保山—密支那—印度雷多至高哈蒂沿线地区;昆明—瑞丽—曼德勒—印度穆勒至英帕尔沿线地区;昆明—瑞丽—曼德勒—孟加拉国台格纳夫至吉大港沿线地区。第三,泛孟加拉湾经济合作区。主要涉及中国与孟、印、缅、斯、泰、尼、不各国的连接地带和海域,并进一步扩展至其他周围地区。第四,建立友好关系的合作城市和地区。目前主要有昆明—加尔各答的“K2K”合作机制、昆明—吉大港友好城市、昆明—曼德勒友好城市,今后还可重点发展云南—西孟加拉邦建立友好省邦、保山与密支那和高哈蒂分别结为友好城市、昆明与班加罗尔结为友好城市,以及昆明与科伦坡、加德满都、卡拉奇等分别结为友好城市。第五,边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有姐告“境内关外”经济合作区、猴桥黑泥潭经济合作区、章风经济合作区、盈江红崩河经济合作区。第六,云南境内与南亚国家开展合作的重点地区。主要是昆明、安宁、玉溪、大理、德宏和保山等州市。云南可以重点在这些地区与南亚国家就相关的项目开展各种方式的合作。
注释:
① 从1990~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幅达9·7%,印度达6·9% (1992/93~2005/06年度),均为全球最高水平。2005年,中国GDP总量达2·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2007年,随着印度卢比兑美元升值,使印度GDP于4月25日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第12个跨入万亿美元GDP行列的国家。相关报道见《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2007年4月28日《环球时报》等。
② 据《环球时报》2007年7月24日引自美国《防务新闻》周刊7月23日消息,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在7月访印期间宣布,将于9月份在孟加拉湾举行有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届时将派出包括3艘航空母舰在内的20艘舰只参加演习。报道评论说这次演习“暗示”美日澳印4国同盟关系的谈判已取得进展。
③ 《环球时报》2007年3月22日报道:高盛集团于2005年底发布的134号投资报告中,把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国列为“新钻11国”,称2050年这些国家的GDP总量可达到美国的水平。
④ 见《云南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中国和印度发表《联合宣言》”。
⑤ 见《云南日报》2006年11月22日、26日报道:“中国和印度发表《联合宣言》”、“中国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
⑥ 相关数据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资料测算。
⑦ 引自中共十六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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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南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