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文：都市里的“村庄”
时间：2010/10/26 11:22:00|点击数：
都市与乡村
一般说来，城市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处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而农村则代表传统保守的文化，其社会经济发展较城市而言是落后的。然而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自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期里都是在乡村里度过的。有关资料显示，1800年，世界人口的97%生活在不超过5000人的农村社区里，而仅仅经过了200年的发展，全球就出现了25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城市作为“后起之秀”，以其集聚效益，把各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土地、动力、交通和市场等）大规模地集聚在一起，大大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创造出比单个生产要素之和还要多得多的效益。人口集中、基础设施完备、交通通讯以及水电等成本低等优势使得工商业以及其他服务业蓬勃发展起来，城市也因此获得了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待遇”，政府更注重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各个工商企业包括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和扩大效益都愿意在城市投资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使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馆、娱乐场、传媒等服务设施在城市应运而生并日益发达，住在城市里的人由此可以享受到各种便利的服务，包括教育、卫生、资讯等，以及更多更广泛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选择机会。
相比之下，农村由于人口的分散导致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以及生产社会用的水电等的成本反而高于城市，所以在整体的发展节奏以及发展水平一般都落后于城市。
在中国，由于自50年代就开始实行把城市和农村人为隔离的户籍制度，本来发展就落后的农村在这种户籍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的限制下更进一步拉大了与城市的差距。80年代初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在户籍制度上的逐步放松、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粮油配给制度的改革等制度层面上出现的松动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寻求生存提供了一定空间，由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以及中间各种限制因素的逐步消解所形成的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
从这个浪潮伊始至今已经过去了20年，来到城市谋生的流动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也是从少变多，有少数在城市发展很成功的人获得了城市永久居留权，大多数人仍然在为生计奔波，并且常常象候鸟一样、时间间隔或长或短地在城市与家乡之间往返着。由于这些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生存与其流动渠、方式及寻求群体认同的心理等因素，大多数农民工逐渐在城市里停留下来，聚居在一起，他/她们在每一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形成了一处处规模大小不等的聚居点，这些聚居点以其特殊的形象与其所处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城市的主流媒体对这些聚居点充斥着毒品、暴力和犯罪的描绘使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惟恐避之不及，同时更加剧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偏见。对此，很少有人置疑，很少有人问：真是那样的吗？在那些聚居点里，究竟有些什么？发生着一些什么？等等。类似这些问题其实对于了解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景况和促进城市人对流动人口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聚居点，看一看那里面有些什么和发生了一些什么……
◣ 福德村——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一个缩影
在昆明，外来流动人口从90年代初的20多万逐年增加到每年平均60万左右，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高峰时达到100多万。从有关部门的统计来看，这些流动人口超过60%是居住在出租房内，大多数出租房又是地处城郊结合部，大场村、小场村、张官营、福德村、双桥村、金马寺……这些昆明市“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内居住着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四川、贵州、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省内滇东北的宣威、会泽、昭通、镇雄以及本市的禄劝、富民、嵩明等地。来自四面八方的流动人口聚居在一个个社区里，这些原来也属于农村的社区因此而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一个个既像城市又不像城市的流动人口聚居点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座座城市边沿上的“村庄”。
一、“村庄”景象
场景1：从昆明市区途经春城路到飞机场的路上，隔着马路，昆明交易会的对面就是福德村。走进福德村，你就能看到与市中心截然不同的社区景象：在一条窄长的主要商业街上人头攒动，大大小小的商铺和地摊一家接着一家，食品店、百货店、五金店、影碟、服装鞋帽、化妆品、小诊所、药店、小吃、饭馆、发廊、宾馆等等一应俱全，店主和顾客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在讨价还价，无论从商品的种类、摆放的方式还是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都可以感受得到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街上的人们一眼看上去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里人，虽然同样看得到把头发染成红色、黄色、穿着城市青年流行的很“酷”的服装的男女青年，但是乡土气息还是会从他/她们身上包括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来。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写的：“……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这里看上去与一个省内小县城十分相似，初来乍到的你一定会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小县城，并且会很诧异这种仅仅一路之隔带来的差异。
场景2：在福德社区内，高矮不一的楼房鳞次节比，既有原来的村民自建的楼房一幢幢紧紧相连，又有一个个由十多幢或者更多的商品房组成的小区。在出租房集中的地方，生活的节奏在这里放慢了脚步，许多人下午似乎不工作，在街边午后的阳光下，一群一群的人聚在一起，或打麻将扑克牌、或吹牛聊天，三五成群的妇女手里拿着织毛衣针，一边聊天一边织毛衣，还时不时地呵斥在旁边玩耍的几个孩子。这样的场景可以说除了天阴下雨的时候，几乎天天如此。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怀孕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1、2岁的孩子，手里还牵着一个4、5岁的孩子。电视小品里演的超生游击队在这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曾经有1名妇女坦言自己在这里就是为了超生的，因为在老家查得严，而出来就没人管了。
场景3：在靠近这个社区的公共汽车站附近，常常有4、5辆人力三轮车在等着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人，从车站到社区的任何一处都只要2元钱，骑车的通常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每天从清晨到夜晚风雨无阻地穿行于车站和社区之间，有时因为某些官方的活动他们不得不暂时歇业。这种可以载客的人力车在市区已经绝迹了，在这里却成了一部分人谋生的工具。
场景4：常常有一辆披挂着各种海报，喇叭里大声播报着某某歌舞团来这里演出的消息的车在社区里四处巡游，夜幕刚刚降临，社区里的文化娱乐中心就热闹起来了，门口站着许多人，围着那些富有刺激性的海报和穿着暴露的某某歌舞团的演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一边笑，路的另一边，烧烤摊已经支起来了，也开始有顾客光顾了，再看过去，在几个大的垃圾堆前，几个妇女或老人带着孩子在翻检着垃圾，夜色在这里更深更浓，也更诡秘了……
二、“村庄”的变迁
福德村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城郊结合部，2000年底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有780多户2000多人的农村办事处，2000多常住人口中除了一些土地被征用、户口“农转非”的以外，还有许多属于农业人口。2000年底办事处改为社区居委会，所有常住人口的户籍均转为城镇户口。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和房地产业的繁荣，福德村原有的农田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成了一片片住宅小区，仿佛一夜之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桑田变成了商品房。桑田易主，新主人把它变为楼房，然后再在其间种植绿色，然而此绿色已经身价百倍，原来的主人失去了原来的绿色-----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的城镇户口和部分人的暂时的工作，他们从户籍上已经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商品化的大潮势不可挡地淹没了这些原来属于农村而现在变为城市的地区，原来的村民变为居民，一字之差带来的却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身份提高了，但失去了土地，他们只能象其他城市居民一样靠工作报酬为生，而城市里的就业岗位早已人满为患，并且他们大多数也不具备城市中好工作要求的文化素质与技能，年轻的一代有的或者开出租车、或者开一个小铺面经营日用百货、食品等，或者到市中心或其他地方寻找工作，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干，到处闲逛，看看电视、打打麻将，靠父母养活。父母这一辈在失去了土地自己又没有其他技能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东拼西借地把宅基地范围内的房子加高用来出租，从原来的2、3层加到了5、6层。自己的住房商品化，这也许是许多老一辈的人没有预料到的。市场是一支无形的手，它把村民原有的土地拿走变成商品房，又让村民成为商品房的房东，许多家庭就是靠出租房在维持着生活。然而村民的商品房收益是十分不稳定的。据许多居民说：“99年世博会以前人多，房子好租，世博会期间赶走了许多外地人，房子就开始有空的了，现在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最多只能租出去一半，有时1/3，碰到有些人住到快交房租时人就跑了，还不就损失了”，“94、95年时好租，一年房租可以收入3、4万元，99世博会清理”三无“人员，人少，不好租，现在房子更多更不好租，5层半房子只租出1层，1个月共600元”，“我家有15间出租房，现在只租出5间，租金1间房1个月130元，94年开始出租，那时好租，当时只有2层，95年又加高了2层”。
这里每一户平均有2幢出租房，共有约1200-1300幢大小不等、房间数量不等的出租房。这些居民自建的楼房大都在5、6层高，一幢紧挨着一幢，中间的间隔最多有2米，从一幢楼的窗户伸手出去几乎就可以够得到旁边楼房的窗户。多数楼房外墙贴上了白色的瓷砖，有一些则只是水泥沙浆的本色外墙。这些出租房几乎无一例外地除了顶层外都没有阳台，每一层有2、3间最多不超过4间房，一般情况下，最高的两层或一层是主人自己住，下面的就用来出租，出租的房屋每间面积在10平米左右，大一点的有15平米。由于房间小，这些房客就在屋外过道里支起一个炉子用来做饭烧水，自来水则是在院子里公用的，至于上厕所就要走到社区内的公厕。当我们走进一个院子，进到楼里，沿着狭窄的楼梯在昏暗的灯光下爬上楼时，忽然会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要过一、两分钟等眼睛能够适应并能够分辨物体时，才能看得见过道里的摆设。由于过道狭小，而堆放的东西如炉子、锅、盆等又有危险性，所以要十分小心地绕行。由于人多房屋小，即便是关着门，也可以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这味道里夹杂着汗味、烟味、酒味、食物的味道、婴儿的尿味等等。在这些出租房内居住着10000名外来流动人口，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有已婚并带着家庭的住在一间房屋内，也有单身的3、4人合租一间。这样的房屋房租一般在1个月100-200元之间。
这里的流动人口以四川、贵州以及省内宣威、昭通、镇雄和会泽等地的人为主，其他还有来自湖北、湖南、浙江等省的。从年龄上来看，以青壮年为主，这是由青壮年人口的活动能力强和范围大所决定的。这些流动人口以做小生意如卖水果蔬菜、小百货、小五金、服装加工、搬运等为主要谋生手段。
三、“村庄”里的众生相
在福德村里的流动人口中，他（她）们中大多数人在城市的夹缝中为了生存而奔波着、忙碌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几乎由他们承包了，建筑、环卫、装修、服装加工、搬运运输、擦皮鞋、当保安、做保姆等脏、累、危险、时间不自由的工作大多数是流动人口在承担，这些工作大都条件艰苦、报酬低而且没有什么劳动保障和医疗保障，城市的正规岗位所要求的较高的学历、资力、能力等又将他/她们拒之门外，因而他/她们只能在其他那些非正规行业里寻求生存。这些非正规行业尽管重要，对于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常常遭到城里人的另眼相看，处于城市边缘地位的流动人口从事着这些边缘性的工作，他/她们的生存状态也处在边缘之中。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这些以青壮年人口为主的流动人口所从事行业以及生存状态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特征与分工。如服装、皮鞋加工、水果蔬菜买卖、做保姆等这一类工作绝大多数由女性承担，而建筑、装修、运输、当保安等工作绝大多数是男性在承担，而做小生意如开商店、开理发店等则男女差别不大。从生存状态来看，由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由农村来到城市，他/她们在家乡都还有一份或大或小的土地，虽然他/她希望能够在城市中寻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摆脱农村日复一日但收益很低的劳作生活方式，但是在城市里谋生由于各种原因又十分艰难，所以他/她们也并不特别绝望，因为他/她们是有退路的。在那些拖家带口来到城市谋生的流动人口中，由于孩子幼小，经济条件差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聘请保姆来照顾孩子或把孩子高价送到城市里的幼儿园，所以在许多这样的家庭中，妻子就在家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劳动，延续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从对几名全职家庭主妇的访谈中，我感觉到的是她们对于这种生活的心安理得与从容自然，摆脱了农业生产的艰苦劳作，她们感到生活很轻松。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行业，以不同的方式在生活着。让我们走近这些流动人口，看一看他/她们是如何在城市的边缘生存着，听一听他/她们的声音……
1、加工服装的女孩子：
一些年轻女孩子和男孩子居住在既是劳动场所又是生活居所的房屋内，如加工服装、皮鞋的作坊，这些房屋一般是雇佣她/他们的老板租用的。在一间间面积约14、15平米的房间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缝纫机和熨烫衣物的工作台，成堆的等待加工的布料就堆放在每架缝纫机旁，大约7、8个女孩子坐在缝纫机前，低着头，手脚配合灵活地不停地在给这些布料打边或缝合，2、3名男孩子和1、2名少妇模样的人则负责熨烫衣物和搬运布料。从布料中飞起的纤维与满地的灰尘弥漫在空中，呛得人眼睛流泪、喉咙发痒。这些男孩子女孩子一般都是一个老板从四川、贵州等贫困地区带来的，老板包吃住，一年的报酬很低，一般上午从8：00开始干活，一直要到晚上8、9点，有时老板要货要得急，还要加班加点地干，夜里1、2点才能休息。
一个从四川巴中县来的17岁女孩说：“我是2000年来昆明的，当时上了一年的初中，因为家里没钱交不起学费就没上学了。我家的邻居介绍认识了这个老板，听他说昆明好挣钱，气候好，人也好处，我自己也想学点手艺挣钱，就和3个同乡跟着老板来了。我们帮老板打衣服，吃住老板包，一年1000元钱，1个月给10多元零用，然后在工资里扣除。到年底如果要给家里寄，就去找老板拿工资，不寄就由老板保存着。一般就留200、300元自己用。有一回，我父母打电话来叫寄点钱回去买化肥、交提留，我去找老板要，老板拿不出来，只好打电话跟父母说这里不好苦钱，因为老板上面还有个老板，他拿不到钱也没办法。我想回家，什么时候都想，打算春节回去再回来”。
另外一个18岁的女孩子说：“吃住都是老板包掉了，工钱也放在老板那里，（平时）要用的去要，到春节的时候老板会发给。我不知道一个月有多少工钱，没算过，都放在老板那里。每天要把活计做完，两个组一天要打100多件衣服，晚上都在打，没有时间出去，来了一年多，只去过昆交会和飞机场，是过节的时候老板领去的。去年春节钱不够没有回去，今年春节想回去，回去以后还要再来，因为想多挣钱”。
这两个女孩与其他几个同时为这个老板打工的女孩子合住在一间7、8平米大的房子里，屋里满满当当地放着4台高低床和一个很小的桌子，就只有一条窄窄仅能容一人通行的过道了。这些女孩子虽然已经来昆明2年多了，然而除了福德村及附近的昆交会、飞机场，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
一位32岁的四川少妇说：“我来昆明2年了，以前没来过，是跟着姨妈来的。主要是为了挣钱，要养2个小孩读书，家里穷。丈夫在家里干家务，孩子由我妈和爱人管。在这里一天都在做活，没有出去过，不知道昆明到底是什么样子。姨妈在这里，都是他们在管，我只管做活，目前做的烫衣活是来昆明才学会的。我和想家，想回去，但还要再干年把才回去看家里人，还回不回来就说不清了”。
2、做皮鞋的男孩女孩们：
一群有着亲戚或同乡关系的男孩女孩们在一幢出租房里，为一个承包皮鞋加工的老板做皮鞋，这个老板跟他/她们或多或少地有点沾亲带故：
——25岁的大男孩李X是四川宜宾市屏山乡人，初中毕业，2002年2月到昆明帮表哥做皮鞋。他说：“老板是老表，打电话回老家要人，家里没事干，想出来找工作，就和几个老乡一起过来。对工作不满意，生意不好，一天到晚闲得无聊，只有“耍”，现在已经3、4天没事做了。昆明感觉很好，四季如春，老家是农村，都市与农村区别很大，人的区别不是很大，感觉很好，受到一点歧视也正常。以前去过河北打工，头一次出去时很想家，干活时都想，现在不怎么想，只是经常和家里联系，但不想回老家”。
——19岁的男孩张X和李X是同乡，初中毕业以后2001年9月由老乡介绍来到昆明做皮鞋。他说：“在家乡没有发展，读完书想出来找事做。来昆明以后，对昆明印象很好，春城，旅游城市，有发展机会。昆明天气好，老家是农村，昆明人比老家的人有素质，生活水平也比老家高。现在的居住地社会治安不好，小偷小摸的很多，还有人吸毒，晚上很少一个人出门。老家社会风气好，小偷小摸的不多。但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太单调，收入不高。喜欢在外的生活，可以锻炼自己。年纪小，没多少文化和技术，找工作很难，以后想自己来当老板，做踏实的事。平时主要和老乡在一起，有什么事就和他们聊。和当地人接触少，他们不喜欢交朋友。老乡相互照应，有什么难处大家解决，空闲时打牌，打台球，散步”。
——只有16岁的重庆男孩王X，初中毕业后他不愿意留在家里做农活，想到大城市来看看。2001年8月来到昆明跟在昆明做皮鞋生意的姐姐一起生活，同时帮姐姐做生意。平时就和老乡在一起守摊做鞋，聊聊天。生活主要由姐姐姐夫照顾。他很喜欢昆明，认为昆明是“大城市，天气好，环境好，比老家发达、漂亮”。
—— 一个20岁的宜宾女孩说：“我初中毕业后，在家中呆了一年，去广东打工了一年，春节回家后，妈妈说在广东太远不放心，要我和哥哥一起到昆明来，这个皮鞋加工厂的老板是舅舅的儿子，妈妈要我们来帮他，我也想学点技术。小时看人去广东打工很羡慕，想长大后挣很多钱到成都耍。宜宾偏僻，环境不好，不开放，缺少资金，昆明和成都相对而言已经开始发展，但是成都人才多，竞争力紧张，成都人非常勤快，宁愿自己做，不愿雇外地人，昆明人不一样，有发展的机会。现在住的地方吵得很，晚上也吵。上公厕要排队，卫生也不好，人多，健康、有点病或乱七八糟的人都在一个公厕里。杀人抢人的多，骗子多，一个人晚上也不敢出去，遇到男的来拉手，但拉肚子时还是要去，有空时就看看书、看电视，唱歌，打毛衣，爬山，逛公园，但最多的是睡觉，因为做完活很累”。
——19岁的成都资阳女孩周X说：“我家里有6、7亩地，主要是种花生、包谷、红薯、水稻、小麦、黄豆，也种点自家吃的蔬菜，还养了几头猪和几只鸡。一年收入有两三千元钱，支出的也差不多，买点种子、化肥，交税。我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弟弟在上初中，妹妹上小学。我上了五年的小学就没有再上，家里经济不好，早点停学对家里也有好处，不上学是我自愿的，我不喜欢上学。17岁时在成都的一个饭馆打工了两个月，每个月200元。今年过了端午节以后，幺爸打电话告诉我说，昆明有个皮鞋厂要人，于是，我就一个人做火车来到了昆明，幺爸在昆明的一个电信局工作，到昆明下车后，幺爸来接我，然后直接把我送到皮鞋厂。在皮鞋厂每个月有300——400元的工资，住老板管，吃自己管。来到昆明后主要是气候不适应，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昆明人比家乡人还更亲切，我不觉得他们对外地人有什么歧视。偶尔也去转转官渡公园，市中心没去过，有时间大多都在附近转，听说福德村这边还是挺乱的，晚上我们单独一个人的话不敢出去。有时候也会想家，在家干农活，什么活都干，但习惯了，也就不觉得累，觉得比在这儿做鞋帮好，在家安逸。要什么都不要做就好了，那就自由了，在家乡时，就听人说：‘走一路习一路’，入乡随俗，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3、骑人力三轮车的男孩子：
一个19岁的贵州男孩赵X来昆明已经两年，初中毕业，踩三轮车。他说：“我来昆明主要是为了打工赚钱，希望能找份好工作。家乡穷，在家呆着无聊，没事干，没书读。来了以后觉得昆明还可以，但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找工作很难，自己的文凭太低，工作不好，有时没什么生意，吃饭就没钱，就找老乡临时借点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无论下雨还是天晴都一个样，跟另外两个老乡住在一起，他们也是踩三轮车，大家处得比较好，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自己没赚到钱，不好意思回家”。
另外一个靠拉三轮车的21岁的男青年刘X说：“开始想到广州，进厂不好做，想到别处混，所以到昆明来．昆明气候好，发展也好，但是昆明很乱，有时三轮车被抢，家乡发展不好，经济困难，大学毕业都找不到事。我从小出来打工，自己照顾自己，苦命得很，挖洞，最多要挖１９米深，很害怕。现在拉车挣不到钱，但开支大，只混到吃，月收入５００元。难过时抽烟，父母年纪大了，哥哥又结婚了，负担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有时别人乘车不给钱，想家里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哥哥妹妹．虽地方穷，还是想回去，怕复杂的社会。空闲时喜欢看电影，看录象，最喜欢看故事情节”。
23岁的贵州男孩刘X说：“我以前在广州，那里建设好，但是太热，太乱，还有台风，广州是坏人世界，昆明好，想呆在昆明，贵州天天下雨，经济差，在老家没有事干。在外面为了挣钱，为了事业。”刘X已经来昆明4年了，住在这里也已经2年多了，拉三轮车虽然辛苦，但是他仍然觉得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得到周围朋友的帮助和关心让他还有更多的梦想。
4、当保安的男孩子：
一名20岁的会泽男孩陈X说：“我曾经在曲靖做过保安，我原先没有干过这个工作，是新接触的工作，老板看不上我，就想办法把我开除掉。主要因为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贼从店里偷了一个喷头，被我发现，我就去抓人，那个人悄悄把喷头丢掉，搜不出来（后来在附近找着），他媳妇就抓我，被我拿木棍打，老板打了110来解决。村里跟公安的关系好，老板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就把我开除了，并不是我的错。在生活上我没有什么问题，还过得去。有时候没有钱要跟朋友错，还有在外打工有点什么差错，被老板辞退，又要找工作。我现在就想苦点钱到一定年龄找个女朋友。我很想家里的人，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也打过电话回家，但没有几百块钱不好意思回家，空闲的时候就打打麻将、吹吹牛”。
16岁的通海县男孩小学毕业，和他的表哥一起在一个附近的建筑公司当保安，谈到现在的生活，他说：“我家是在通海农村，家里穷，想出来挣点钱。来了五六个月，姑姑在这工作和他们住在一起。我现在是当保安，生活没有多大问题。平时挺想家的，谁不想家里人。但现在还不想回去，想干一番事业，挣些钱。表兄弟俩在一起，互相照应，有空时就逛逛，吹吹牛”。
来自富源县银山的20岁男孩董XX职高毕业。家中有7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说：“我来昆明主要是为了苦钱。我的家乡主要产煤，我就跟着人家去上煤，钱也苦得多。家乡没有中学，能接触的人少，出来增长一下见识。我在家里的时候不想干活，父母都有意见，生气就骂，我就跑出来。见到本村的人出来打工，也想出来玩，学习自理生活的能力。出来时跟父母都商量了，不会出大问题。刚来昆明时，一个朋友都认不得，我过过没有饭吃、睡在大街上的日子。后来在西山政府背后的建筑公司搞水电工，搞了一个多月，由于线没有接好，电触着老板，所以被辞退了，到现在还欠着我一个月工钱不给。在家中有吃有穿，在昆明要干活，在家想吃就吃，在昆明没有钱不行，在家中种庄稼，吃不完。家乡环境比昆明好，树林多，多产煤”。
5、做小生意的：
一名28岁的四川男青年说：“我是从四川农村来做生意的，已经两年了，家里太穷，听说这边好苦钱就跑来了，以前听说昆明好，来了以后觉得也差不多。我现在开一个“气罐炊具店”，生活上也没什么大问题，真的有什么大问题找老乡商量就行了，我平时交往的都是同龄人。这边太乱了，对面村子里20%是小偷。17号晚上我的一个老乡的店铺被人抢了，拿着砍刀，开着大卡车，把店里的东西全拉跑了。街上经常都见到抢人“。
一对从四川来的年轻夫妻在福德村开了一个服装店，他们说：“我们是从四川来做生意的，年轻时想闯闯，经常听说这边很好，就过来了。刚来时觉得还可以，现在不行了，尤其是治安，四川的教育、经济都比这边要好。孩子在老家，爸妈照看。我两口子在外挣些钱，我爸是教师，对娃娃将来上学也好。我们开了一个服装店，早上9点开门，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关门，回家就睡。经常惦记孩子和父母，就只好打电话回去，倒是不想回家，因为我们俩还有姑姑她们都在这里”。
一名叫陈X的24岁男青年是从贵州盘县来昆明的，刚结婚3个月。他说：“我来昆明的主要原因是昆明离家乡比较近，我曾经到过贵阳一个月，太乱了，后来决定到昆明，昆明没有贵阳乱，就决定在昆明了。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条件太险恶了，只能从事农业种植，没有其他条件发展，经济困苦，老人同意年青人出来闯荡，希望我们闯点事业，我最主要想苦点钱回家，搞点事业，我想搞养殖业。我考上高中的时候，爸爸把家里的牛拿去卖，结果人家买了牛不给钱，就在大街上闹，他们不讲理，还喊了人来打，爸爸的脚给打伤了，后来钱讨回来后治好了脚就没有钱了，我就没有读书。现在我们俩人开了一个卖煤的小店，租的铺面每个月要用200元，每天靠卖煤赚得20-30元，每天很容易就花费10-20元。两个人一天要用20多元的生活，钱有多少能用多少。我们做小生意很辛苦，别人买煤欠钱，到付钱的时候又不知跑哪里去了，造成我们生活上的困难，赔本。那些人也是因为他们苦不到钱，无法还钱就逃跑。碰到这种情况，遇到人（欠钱的人）就跟他商量，有的人不给钱还说我骗他钱，找人来打我，只有找110解决，有的人就赔钱，有的逃跑，有的还是不给。我凭自己的财富苦到经济后自己照顾自己，每星期安排3、2餐肉，过冬时买几十元的衣服。经济苦，但受到锻炼。闲时打小三轮（出去卖煤）。在昆明的时间很想家，想爸爸、妈妈和妹妹，但没有钱没有办法回家。因为父母养育我们，应该关心一下，但苦不到钱。”
23岁的关X，是四川广汉市万福镇人，2002年2月份到昆明与大哥一起做蔬菜生意，之前他曾经到过山东、广东打工。他说：“在家务农苦不到钱，想出来学点技术、找点钱。在这里生活开支低，买什么都便宜。但是文化水平低，找不到合适的事做。91年跟朋友来过昆明，以前没有现在好，现在变化很多，社会治安还行。没来之前也很向往，带有好奇心，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到昆明走一趟。来了以后又想回老家，四川话说‘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浪子在外想念家”。
6、开鞋店的女性：
一名湖南籍少妇在这里开了一间卖皮鞋的商店，她的丈夫是在昆明当志愿兵的军人。她说：“我很早就到广东去打工了，我们那里人大部分都不在家呆，年轻人更是要出来，不过大多是到广东，听说在这里打工待遇差得很，我们那边的人一般不到这里打工，做生意的有一些，打工都到特区去。我哥哥在昆明做皮鞋，我过来帮忙留下来的。那时听说昆明搞世博园，想生意可能好做。其实生意不如特区好做，挣不了什么钱，我有两个铺面，请了2个小工，也不敢离开，怕出事。全家人都在昆明，也不回老家，与家里的联系也很少，到昆明后，熟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爱人，他也是湖南人，在部队当志愿兵，去年1月份结的婚”。
7、开小副食店的女性：
21岁的四川内江女孩陈X，已经来昆明3年多了，父母在2002年弟弟参军以后就离开农村的家来到昆明福德村并开了一个小副食店。她说：“来昆明的亲戚、朋友多，一起来就好找工作，以前多，现在大部分回家了。读书毕业后，在家没有事做就来了，继续读书不可能，以前姨妈在关上开餐厅，就在饭馆帮忙，一年后，姨妈因为小孩读书就回家了，我就来到这一边跟我父母住在一起，房租每月400元。村子里太乱太脏，治安太乱，偷、抢、吸毒，我被抢了2、3次，心里很害怕，女孩子爱漂亮，想戴点首饰都不敢戴，我在家乡没有做过农活，我觉得在这里和在家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买菜、买什么都方便，也买得到，如果是城市中心会好些，但是这里（福德村）城市不像城市，“半个城市”，农村空气好，房子也宽，不像这里。我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就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多，要找份好工作，去应聘时表都不会填，拿不出别人要求的证书（学历），以前最想做服务业，认真钻一下，可以回家自己搞个餐厅或应聘宾馆领班，经理，现在副食店开了1、2年了，如果再去做服务员可能不行了，好像变懒了，环境改变人。说句心里话，我现在21、22岁，如果有人送我去学，我还是愿意去学，但我势单力薄，说服不了任何人，我现在好像是想得多，以后得过且过，看淡了这些，以前刚来昆明，我最想学外语，但是现在也淡了。每天7、8点起床，12点睡觉，也很不出去。看铺子的时候就织毛衣、看书（知音、报纸），有空时就打麻将、看电视。我想回老家，那里朋友多，空气好，在家里，自给自足绝对够用，在这里可能是学历不够，一个月只能挣到500——600元，但还是不够用，我一个月要用600——700元来支付税收、房租和日常生活”。
8、搞装修的：
“我是从安徽来打工的，上学上到小学。家里穷，老婆、孩子都要吃饭，想来挣点钱。听说这里不错，再说这边有许多老乡，来了感觉还是比老家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我现在租房子，跟老乡在一起，对这里环境还不错，比以前强多了。安全都不觉得太差，晚上又不出去。一般一星期我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我要挣钱，供娃娃上学，老婆在家里，娃跟着他妈，上小学三年级，我要把钱定期寄回去，供上学。现在是搞装修，已经两个月没事干了”。
9、搞建筑的：
“我今年23岁，小学没有毕业，从四川农村来昆明已经4年了，有一个儿子在家，由妻子和母亲照看。在家没有多少活干，为了生计养家糊口，现在主要搞建筑。到外面打工比在家种地好，再说昆明气候好，好干活，比家乡要好得多。有时不能按时领到工资，主要是老板资金周转不过来，过一段时间老板会补发给我们，几个老乡住在一起，自己买菜做饭”。
10、安装太阳能的：
24岁的贵州男青年刘X已经有了2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刚两个月，96年来昆明，主要搞太阳能安装。他说：“在家种地太苦了，有的活干不来，干了也没钱，希望到昆明赚点钱。另外我和妻子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所以不想回去，一回去就要被罚款。结婚前我和几个朋友生活在一起，结婚后妻子在家做饭和带小孩，我负责赚钱，我妻子负责带小孩和做家务，我和妻子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11、理发师：
“我今年18岁，四川广安县人，家在农村，生活接近小康，职业中专毕业，学习理发技术，因为昆明的天气好，爸爸和哥哥在昆明，所以在2000年3月份来到昆明。昆明比老家好，昆明挣的钱多，但有些乱。老家种地累，但邻里关系好。老家只剩下爷爷和我妈了，我两年没回去了，妈妈来过昆明两三次，我很想念他们，但是不想回去”。
18岁的温州女孩王XX说：“我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没有事做，想出来学技术，姐姐、哥哥都在昆明开发廊，要我来跟他们学技术。昆明天气比温州好一点，但在昆明生活没有在温州人熟，那边朋友多。生意忙的时候很少出去，在发廊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1点，没有客人的时候就坐在店里玩。今年过年要回去，如果哥哥这边生意好还会来帮他，如果生意不好就不来了”。
19岁的禄劝女孩杨X在王XX哥哥开的发廊里打工，她说：“我去年初中毕业在家，今年4月份自己座车来昆明的，下车后亲戚接我，有个亲戚在船房小区开了个理发店，后来又搬到福德。我有一个哥哥毕业于云南省工业机械学校，在昆明工作。父母是农民，在家种包谷、烤烟、麦子、水稻。来昆明主要是想玩，玩几天后就不想走了。同学、伙伴很多来昆明，说昆明好。这里人多，好处，好玩，现在是学徒，学了3、4个月，在家自由，在这里被管着。昆明虽然好，但福德这里太乱了，抢人、打人的事大太多，禄劝很少发生这些事。在生病或被人欺负时特别想家（被人骂），因为我好久没有回家了。我才学，有个别客人会责怪。有人叫我们出去玩，但我们一般都不去，因为经常要到11、12点才关门，没有时间。喜欢看电视，特别是武打片、古装、文艺晚会、喜剧、足球，或者吹牛”。
24的文山西畴县何女士，有一个1岁半的孩子，来昆明4、5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做生意一年多，后来昆明，在表姐开的发廊里帮忙，白天来，晚上回双桥村和丈夫一起住。由于“哥哥在昆明搞修理、开家具店，姐姐嫁在官渡，我想学点手艺，就学了半年美发，学费1千多元，学了以后，自己和老公在双桥村开了一个发廊，1月收入够生活，生了娃娃后就转给别人，老公现在还在帮人家搞理发，每月几百、一千多。老公是昭通永善人，同岁，在学美发时认识的。做生意还是比在老家好做，生活也方便点，农村毕竟偏僻，我每年都要回家看父母好几次。现在生意也不太好做，还经常被偷，也不跟社会上的人多接触”。
12、擦皮鞋的女孩子：
据说，昆明市60%的擦皮鞋的都住在福德村，这些擦皮鞋的绝大多数来自贵州苗族地区。这是来自贵州的苗族两姐妹，初中毕业，家住在山区，土地很少，家里很贫困，听说在昆明擦皮鞋可以挣到钱就来了。她们说：“家乡有很多人在昆明擦鞋，他们说在昆明擦鞋容易挣钱。这种工作投资少，不需要什么文化，自由。来了以后觉得昆明很好，很美丽，空气好，在城里生活比乡下要好，但是每天都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去玩。生活太辛苦，一天走到晚，赚不到多少钱，回来还要自己做饭，等睡觉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暂时还不想回家，因为钱还没有挣够，想挣一笔钱回去做生意，但是想象的和实际的差别太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挣到足够的钱。有时候生意不好，要交房租，要生活，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借；在外面擦鞋，有时会遇到地痞，鞋擦完了却不付钱。（对地痞流氓）没有办法，骂他几句他就做出打人的样子，只好不敢骂。他们（地痞流氓）拿擦鞋的不当回事。一天到晚在外面走，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只有下雨的时候会在家里，我们是苗族，和妹妹两个人在宿舍中绣绣花，打打毛衣，也舍不得拿钱到哪里玩。认识的同乡挣的钱也不多，不好意思向他们借。没钱时就只好生活艰苦一点，有时候一天到晚啃干馒头；洗衣做饭都会，刚来时有些事情不会，慢慢的就会了，去广东打过工，乡下的孩子当家早，小小的就会做家务了”。
13、开干洗店的女性：
23岁的丽江地区永胜县的彝族女孩马X已经来昆明3年了，在这3年中她经历了许多人生的酸甜苦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差点让她对人生失去信心，家里为了给她治病，东拼西凑地借钱，至今还债务缠身。“我家有2亩田，3亩地，种烤烟，包谷、谷子，基本没有什么收入，有时候需要用钱就卖点粮食，牲口。由于家里太穷了，小学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了。在县城帮表姐开馆子一年，一个朋友99年上昆明来打工，酒店里打扫卫生，打电话叫我来，说昆明好找工作，我就来了，第二天，朋友就把我介绍到餐饮部，每月300元的工资，加班就400——500元，（动物园对面）因为我讲不来普通话，昆明话也不会讲，文化也低，有语言障碍，讲普通话不习惯，在了不到一年就出来就找工作，找到园西路饮食店打工，太辛苦了，干了10多天，就没有干了，又接着找工作，找了一个小吃店，每月150元，干了一个月，老板就转给别人，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昭通女孩，她又带我到桂芳圆客房部做饭，洗衣服，每月250——300元。半年前开了一个干洗店，曾经回过一次家（哥哥自杀），跟我妈一起来昆明卖过水果，卖过几天，不好卖。我妈就回家了，又去桂芳圆干了几天，闲了一段时间，生了一场病（肚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这段时间，我父母、兄弟、弟媳都上来，我爸妈到福德学校门口做洋芋，一个月除了房租，还能挣300——400元，我第一个男朋友带弟弟、弟媳去找工作。他们都不愿干，弟弟受骗上当，失踪了一周，那段时间我心里又急又气，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第一个男朋友，但当时家里发生太多事情，使我想逃避，再加上受周围几个朋友的影响，就跟他同居了，但半年以后，我生病他就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一分钱。”
“我的肚子鼓起很大，我姨妈在昆明，表姐在大观楼上班，她叫我去云大医院检查，医生开的病历像天书，一个字也看不懂，医生拽的很。16日检查出来，云大医院讲要1万块钱，检查费都出了好几百，红会医院的医生态度要好得多，我就去红会医院动手术，2001年12月24日做手术，总花了6000多元，家里只有3500元，就到亲戚家借钱，现在还有1000元的债，医生说我以后生育的机会就少了。看到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脸上流露出来的表情，让我很羡慕，我看到这些镜头都害怕。去大医院看病太麻烦了，问什么也问不着，我们这些打工的，穿的衣服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懒得理”。
“城市生活方便得多，家乡5天一个街，买肉买东西要到街天。才开始来时，觉得昆明太好了，到处都很繁华，就想留在城市，经过几年，我觉得我个人太老实，不适合待在城市。太现实了，没有一分钱连厕所都进不去。没事的时候就打牌、睡觉、看电视。我不喜欢打麻将，不喜欢赌，我觉得那样来钱快花得也快。我们农村思想保守，像我这么大的人，娃娃都有1、2岁了。我想回老家，过春节把铺子转了，回丽江”。
外地人来到城市谋生，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尤其是大病。成千上万元的医药费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沉重的负担，不但要倾家荡产，还要各处举债。城市流动人口绝大多数都没有城市里有正规单位的人所享有的医疗保险，一场大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城市医务人员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更加重了外地人对于城市人的负面印象，加深了本来就因为各种制度而人为造成的城乡隔阂。
14、来游玩的男孩：
在福德村里，有一些外地人纯粹是来昆明游玩、看一看昆明到底什么样的，他们一般都有亲戚在此地，对于留下打工则没有明确的意向。
16岁的四川平山县男孩何永富，刚刚初中毕业，今年8月初与表姐来到昆明，表姐已经在昆明呆了好几年了。他说：“听表姐说昆明好玩儿。我觉得昆明挺好的，温度好，不象农村老家那么穷，我在这儿生活挺好的。我爸爸和妈妈在老家，弟弟上二年级，现在我才来了一个多月还不想回家，两个和我一起来的朋友已经回去了，等玩儿够了我再回去。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儿，表姐照顾我，来昆明时从家里带着钱，现在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回家还不知道，钱不够时找点事做，或者向亲戚借点钱”。
15、闲居的妇女：
在福德村的许多结了婚的少妇就不再外出打工，由丈夫打工挣钱，自己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劳动。有的开一个小店，一边看孩子，一边挣一点生活费。有的妇女直言在这里日子过得很舒服，因为什么也不用做，在老家则要做农活。
一名20岁的镇雄少妇说：“我在昆明3年了，听说到昆明打工好玩，我17岁就到了昆明。我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不喜欢在家呆，不是为了生活，家里生活好，想出来混日子。在家不管事、不操心，在外面要操心，现在怀小孩，不做活，干点家务，这段时间看看电视，睡睡觉。以前在馆子里打工，老板娘对我们很好，买什么东西来都和我们一起吃，有时洗澡还可以偷拿老板娘的洗发精洗头”。
一名四川富顺少妇，小学文化，有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她说：“小孩的父亲在昆明打工，和他认识结婚后就到昆明来了，来昆明快2年了。这里小偷多。平时的生活费、房租这些都是由小孩的爸爸解决，我不管，我只有小学文化。我领小孩、煮饭，没生小孩前跟着他去装修过房子，小孩的爸爸是铺瓷砖的”。
年仅23岁的会泽少妇罗XX18岁就结了婚，现在和她25岁的丈夫已经有了3个孩子，大的5岁，老二3岁，小的才3 个月。说到出来的原因，她说：“家里也没什么做的，找不到多少钱，出来生活容易点，房租100元，月生活费300元，老公每月挣得到600或700元。这里老乡朋友也多，我现在在家领小孩，孩子是我管的多，老公也管一些。我生小孩他都很耐心地招呼我”。
一名广东籍少妇一直在抱怨，她说：“我是因为结婚、因为老公在昆明工作才来的。但是昆明比广东差多了，气候干燥，紫外线太强，消费水平也比广东差远了。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也不大跟人接触，难在死了。我太想回去了，因为在这边我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们家全部亲戚都在广东，不好办事情，我正在劝说老公回广东找工作。我现在有时摆摆小地摊，一个星期也就摆一、两天，做做饭，管管家，老公在家的时候我就出去玩。以前什么都不会做，过来以后成了家，在家中闲着也没事，就学着会做了”。这名高中毕业的少妇是我们在访谈中遇到的学历最高的一位女性，从她的话语中可以感到明显的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评价，而她自己因为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她的心理落差就更大。
16、守电话亭的少妇：
一名22岁的已婚贵州少妇是文盲，在丈夫的妹妹一家的帮助下来到昆明，帮助她找了一个守电话亭的工作，帮她丈夫找了个拉三轮车的活。由于不识字，她自从来到福德村以后，除了到菜市场去买过菜以外，别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她说：“我父母死得早，从小就在家中做家务，会做饭和洗衣。结婚以后家里的地不够种，做生意又不好做，就想出来找钱。昆明好，住的、吃的、穿的都比家乡好，气候比家乡好。昆明的治安乱，小偷多，才来了一年，单车被偷了两张，衣服晒着会被偷掉，还有抢人的，老家没有这些。我现在什么也不做，天天在守电话亭，只到菜市场去买过菜，别的地方都不知道在那里，因为不识字，怕回不来。”，说到想不想回老家时，她是这样回答的：“生意不好的时候就想回去，在家随便都可以吃包谷饭，在昆明找不到钱就不能生活，生意好时又不想回去”。
17、开杂货铺的女性：
24岁的镇雄少妇李XX，来昆明已经6年，有1个1岁多的女儿，现在福德村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一边看铺子，一边带孩子。她告诉我：“在农村条件差，我家有10亩田地，种包谷，洋芋，小麦，1亩多水田，生活没有问题。我家5个姐妹，1个弟弟，我是老大，最小的是妹妹，13岁，他们都在读书。我在家干了4年农活。我姑姑的侄儿（现在的老公）我表哥在塑料厂工作，每月平均1000元，我姑姑告诉我塑料厂要人，我就约着我的同学一起来。那年我18岁，第一次出来，就来昆明，每年回家一次，生活太辛苦了，以前在塑料厂上班，时间不定，12个——30个小时，没有休息，过年过节休息，生意差，卖不出去就休息，1个月1000多元，干了4年，有2年每月1000多元，有2年每月600多元。现在带娃娃看铺子同样辛苦，结婚3年，有了娃娃以后就没有在塑料厂干，老公还在塑料厂工作，1个月1000多元，小铺子每月100多元，厂里提供住，厂里不按时发工资，我带孩子就在铺子里，1个月150元房租，老公住在厂里，休息时回来看一下，就走了。农村人在昆明难找工作，昆明工作也少，流动人也多，钱难找，生意难做，孩子又爱病”。
18、做保姆的女孩：
一名19岁的澜沧女孩在昆明一户人家做保姆已经4年了，谈起当初离开家乡到城市当保姆的经历，她说：“因为家乡很穷，村里的人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当农民，到镇上或县上求人办事很难，被那些人看不起，所以，当我家人不同意我读高中了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离开家，到离家最远、最美丽的地方去，而当时我想到离家最远、最美的地方就是昆明。我想昆明是个很大的大城市，竞争肯定很激烈，而我喜欢尝试那种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获得的成功，哪怕一点点，所以也就不多考虑什么过，心里只是想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战胜它，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到昆明之后，我看到的昆明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比想象中的更大、更漂亮、更完美，东西多，人也很复杂，会轻易的使一个人变坏，当然也会实现在农村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或愿望，在这嘈杂、复杂的大城市中生活，让我长了不少的见识，真正体会到以前常说的“机会只留给那些勤奋、刻苦的人”这句话。昆明和家乡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首先气温相差比较大，家乡的冬天没有昆明冷。家乡的空气好，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施的化肥、农药少，要比昆明的新鲜；昆明买东西方便，生病看病也很方便，在昆明更能锻炼个人的生存能力。我经常都会想起家里的人，因为家里的人干农活都很辛苦，然而吃的又不好，我在这里干的事轻松，吃的也好，所以我常常想起他们。我很想回老家，找个合适的时候回家看看。我在昆明生活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文化水平太低，挣不到更多的钱，所以，有很多想干的事情没法干和自己该干的事也完成的不让人满意，这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这种事情别人也帮不了，只有靠自己多看点书和多向别人学习”。
从上面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和他/她们应对压力的方式，这些流动人口只是福德村里上万流动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是通过走近他/她们与他/她们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万人聚居的村庄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居在一起，把这个小社区衬托得热闹非凡。他/她们怀着对城市的美好向往和对改变命运的渴望来到城市，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使他们大开眼界，同时在城市谋生的艰辛也让他们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许多人都认识到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是无法找到好工作的主要因素，但是他/她们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状态，一部分人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他们虽然挣多少花多少，但是他们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们在城市走投无路时可以退回农村，这样的心态在前面的许多人自述中可以显现。还有一部分人对于在城市生活下去充满了信心，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磨练中更加自信了。
存在即合理
城市流动人口就象他/她们在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处于边缘地位，城市的中心由于城市不断的规范化如拓宽道路、拆除不规范的建筑包括棚户、清理城市街道等等，使得大量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中心居住下来。城市的规范化使一座城市变得更加整洁、漂亮，对于城市人来说，这座城市更可爱了，但是对于进入城市的外地人来说，他们要想在城市居住的成本更加高了，这无疑是一种迁入城市的障碍。
昆明市的市中心已经逐渐变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了，五华、盘龙两个传统城区的不断规范化以及官渡、西山两个郊区的一些新兴住宅小区的房价十分昂贵，远远地超出了大多数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外地人的承受能力，所以绝大多数外地人选择了象福德村这样一些处于城郊结合部、农民自建出租房较多的社区落脚下来。在这样的社区，由于房租低廉、生活还算方便、交通也还便捷等优势，成为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外地人首选的落脚处。当早些时候来到城里的外地人逐渐稳定下来以后，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地跟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进来，这样由亲缘、地缘关系织成的网络就会在这些社区与流出地之间形成，从而使这些社区成为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一块块飞地或者也可以看成是城市贫民窟的雏形。这样一些飞地的存在使得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有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处，“我们不可能想象我们未来的农民在进入城市的时候都是作为投资人进入的，他们可以在标准化的居住区中有正规的住房，再有一份正式的职业”（《读书》2003，9，第138页）。已经有众多的研究流动人口的成果和资料表明，农民进入城市更多是从非正规的居住和非正规的就业开始的。这些非正规的居住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可以有能力支付在这些房租等价格比较低廉的社区的生活，还可以获得个人的关系网络来降低风险。福德村的流动人口也是按照各自的亲戚、熟人、老乡等关系离开家乡聚居在这里。正像王晓毅认为的那样：“人们进入一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是需要多种条件的，不仅有制度障碍，也有文化障碍，更有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的障碍”（《读书》2003，9，第137页）。也就是说，进入城市的农民只有在这样的社区才能生存并逐步稳定和发展起来。
从前面多位受访者的话语中，我们已经看到福德村里存在着不卫生、不安全的现实状况，生活区污水横流，随意搭建的窝棚随处可见，不规则的道路则是天晴时尘土飞扬，下雨天泥滑路烂，一个个本来天真可爱的孩子穿着破烂，污脏的小脸上总是挂着擦不完的鼻涕。在这里，有时还可以见到因吸毒者吸毒过量死亡，房东为了驱散晦气而燃放鞭炮的情景，商业街上也经常发生妇女的首饰、手机、背包被抢的案件，说实话，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我自己曾经在福德村近旁的一个小区内居住了4年，但是我一个人从来不敢单独来到这条商业街和那些出租房集中的地带，即便在大白天。在叙述这些场面时，我不禁在想这样的叙述势必会给读者对这样的社区产生恐惧，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市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对流动人口的偏见。但是，这些场面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社区和这些场面以及从什么角度来解释。应该说，入城农民初来城市，身上带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一时还难以与城市社会相适应，他们原先在农村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社会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等都是与乡村社会相适应的，而来到城市谋求生存本身就意味着再次社会化，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得到城市政府的扶持和城市市民的帮助，他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再次社会化，并逐渐在城市里定居下来，成为新的城市市民，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还会进一步带动城市化，相反，如果在这个再次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只是各种限制和来自城市社会的歧视、偏见，那么，这个再次社会化的结果是对城市社会的失望甚至仇恨，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会回到农村，这样的结果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家人、邻居和后代，而那些回家无地可耕的农民在城市四处碰壁的结果只能使他们铤而走险，为了生存走上犯罪道路。
像福德村这样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存在是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也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过度性选择。在现阶段，它为进城农民提供了栖身之所，由于这里农民工的人数远远大于当地人，所以它必然会与城市中心产生巨大的反差，它的居民特点决定了与城市中心居民社区在经济活动、人际交往、文化娱乐以及环境等方面都不同的特点，既有很大的异质性，又有很大的同质性。异质性主要表现在社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各地不同的文化风俗包括语言、习惯等都融和在这里，同质性又表现在社区居民中存在各地来的亲友网络，人们在面对着不同地区来的人的同时，又可以找到能够一起分担风险的亲戚、同乡等。这也是很多在这里生活得并不如意的人仍然继续呆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结语
类似福德村这样的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在昆明已经有很多，而每一个这样的社区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原来的村庄人口城镇化以后建盖了许多出租房并以其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农村流动人口，社区里外来人口大大地多于本地人；差异在于有的社区除了提供这些流动人口居住之外，还被这些流动人口开辟出了特殊的市场，如小厂村的二手电器、家具市场，张官营的旧货市场等，这些市场都是自发形成的。租住在这些社区的流动人口都在经历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再次社会化的过程，如果说农民到城市来谋生是农村的状况使然，那么，让农民在城市里定居下来成为新市民则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既然城市化是历史趋势，那么就应该让那些已经离开农村的人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但是，这种安居乐业需要城市政府的扶持和城市市民对新成员的正确理解和接受。2003年开始废除多年以来实行的歧视性的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以人为本的救助条例，就是政府对于流动人口取消限制并帮助其发展的第一步，城市市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户口偏见一时还难以纠正，加上有的人害怕农民进城成为城市人以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自己一直引以为荣的城市人身份变得无足轻重，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偏见仍然在继续，所以城市市民正确心态的锻造是更加困难的一件事。
参考文献：
1．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理论与方法》，重庆出版社1998年。
4．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原载：《全球化视角的中国云南》，郑凡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温曼）
来源/作者：社会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