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芬：传承与流变：裕固族民俗三十年变迁研究——以甘肃肃南县大草村裕固族为例
时间：2010/12/14 10:56:00|点击数：
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是中国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起点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场改革引发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宏观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农村也经历了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变迁。本文选取甘肃肃南县大草村裕固族民俗变迁进行个案研究，拟从文化变迁视角来分析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三十年变迁历程的特点及其动因，探讨民俗在裕固族社会生活中的多重社会功能，同时也力图通过本研究来解析社会发展与民俗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大草滩村简况
1、 区位
本研究选取的田野调查点为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城红湾寺镇东部八十公里处的大草滩村，东邻红石窝村，西接巴音村，隶属于肃南县康乐区红石窝乡。大草滩村地处祁连山北麓，境内层峦叠嶂，沟谷纵横，水草丰茂，物种丰富，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境内有犁康(犁园至康乐)公路与“708”公路(张掖至肃南)相连接，多条草原便道与邻村相通，加上2003年修通了从康隆寺(大草滩冬季定居点)到夏季牧场的公路，更有利于与境外交通。
2、 民族
大草村的主体民族是裕固族，裕固族有东部地区裕固族和西部地区裕固族之分。东西部裕固族人都自称“尧熬尔”。我们所调查的大草滩村裕固族属东部地区裕固族，裕固族的族源较为复杂，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我们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及田野实证资料，认为裕固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由古代回鹘的一支和古代蒙古的一支共同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今日大草滩村的裕固族，大多属于历史上的乃曼部落（东八个家）和大头目部落。
3、 自然环境
大草滩村境内总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约为3000米左右。境内主要山峰有:鲁布藏顶,海拔3870米；东牛毛山，海拔3634米。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包熬图、拉恩肖尔顶等。祁连山北麓的皑皑冰雪，孕育形成了境内的康隆寺河和小长干河，滋养着大草滩近二十万亩牧场。大草滩村气候属于半湿润山地草原气候和湿润高寒草原气候两种类型。气候总体特征是:冬冷夏凉，热量少，无霜期短，光能资源丰富；夏雨多，冬春雪少，春季降水量变化率大，冬春寒潮，低温及霜冻等危害性天气较频繁，终年盛行西南风。
4、人口
据2003年调查数据，大草滩村共有87户283人，其中，裕固族75户246人，占总人口的87%；汉族12户35人，占总人口的12％；藏族1人，土族1人。显然，这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民族的自然村落。按年龄划分，0～15岁有35人，16～25岁有75人，26～35岁有120人，46～55岁有28人，65岁以上有25人。按文化程度划分，高中以上程度8人（在校大学生1人），高中程度84人，初中程度45人，小学程度58人，脱盲人员78人，文盲14人。全村共有劳动力123名，其中男59人，女64人。从人口的职业构成看，大草滩村外出从业人员8人，教师1人，医生2人，从事运输业的5人。
5、 习俗
裕固族人的风俗习惯，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文化沉淀，也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及传承方式，它主要外化于裕固族人的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及岁时节日习俗之中。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大草滩村裕固族除冬天居住在定居点之外，传统的“一颗印”帐篷仍然是牧民转场游牧时的居住方式；大草滩村裕固族在节日里依然固守着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日常服装则趋于汉化；饮食方面在以传统面食和酥油茶为主的基础之上，大米、蔬菜、水果、进入了大草滩村裕固族的饮食结构之中。在人生仪礼习俗方面，大草滩村裕固族人从诞生到死亡的主要人生仪礼有诞生礼、命名礼、剃头礼、婚礼和葬礼等。在岁时节日习俗方面，大草滩裕固族传统的岁时节日，一部分和宗教信仰有关，如康隆寺正月十五的法会以及祭“鄂博”等宗教节日；一部分和其特定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如赛马节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中，裕固族也随同汉民族过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
6、 生计
大草滩村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牧业村。大草滩村的草场总面积有178148亩，耕地面积仅有92亩；林地总面积为26878亩，总覆盖率高达30%。大草滩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适宜农耕而利于放牧，这里的牧民放牧着以绵羊和牦牛为主的食草牲畜，并从中获得各种相应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形成了以牧业劳动成果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游牧型生活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草原规划、草场和牲畜双分到户等政策，无疑给大草滩村的游牧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长期不变的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经济，不仅形成了大草滩牧民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牧民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牧区各种新政策的实施，畜牧业生产连续增长，经济效益普遍提高，牧民收入明显增加。
7、 语言
裕固族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的回纥，其祖先最早使用的是古回鹘文，后来随藏传佛教的传播开始使用藏文，新中国成立后汉文在裕固族地区传播，至今普遍使用汉字。现在裕固语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面文字。裕固族有东部地区裕固族和西部地区裕固族之分。东部地区裕固族操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的东部裕固语，主要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的康乐区、皇城区及大河区一带；西部地区裕固族操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主要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明花区、大河区。大草滩村位于东部的康乐区，使用的是东部裕固语。宏观而言，虽然裕固语的消失情况无从回避，但大草滩村仍是整个裕固族中使用裕固语最好的村庄之一。
8、 宗教
裕固族先民在历史上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目前大草滩村裕固族的宗教信仰体系主要包括民间信仰和藏传佛教信仰两部分。民间信仰中存留至今的信仰形式有以鄂博祭祀为主的自然崇拜、火崇拜、祖先崇拜和主要体现在婚礼中的生殖崇拜以及其他民间占卜活动；大草滩村的藏传佛教信仰始于何时已难以稽考，历史上对整个裕固族地区的社会生活曾经起到全面、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藏传佛教依然对大草滩裕固族人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民俗生活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大草滩村的冬季定居点，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上房正前方设佛龛，供奉佛祖画像或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画像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画像等。
二、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变迁历程
民俗是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首先，民俗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蕴含着历史性的时空语境；其次，民俗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够穿越历史时空的“活”文化，存活于民众的现实社会生活及文化系统之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传承演变的特性。同时，民俗又是一种意义的存在，具有完整的价值体系和独特的符号象征意义。
民俗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在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之下才能清晰地把握一个民族民俗的变迁脉络；反之，透过一个民族民俗的变迁，可以对该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作出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应该注意的是，对民俗变迁的阐释应该建立在对外在民俗事象变迁和内在功能嬗变的考察基础之上，进而探析社会发展和民俗变迁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大草村裕固族民俗事象的变迁
裕固族民俗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及传承方式，民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具有历史的承继性和文化的稳定性，裕固族的传统民俗在村落这个生活空间中得以传承扩布；同时，民俗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之中，受多种内外力量交汇的影响而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裕固族民俗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也发生了一些或深或浅、或显或隐的变化。
关于民俗事象的分类，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不同的分类观点。如陶立璠将民俗事象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三类。乌丙安把民俗事象分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四类。 钟敬文则将民俗事象分为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科学技术民俗、民间语言、民间艺术等11类。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2003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基础之上，本次调查对少数民族村寨民俗类别的划分有其独特的标准和体系。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视野里，主要从日常生活民俗、人生仪礼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三个主要方面来描述和分析大草滩村裕固族三十年的民俗事象变迁。
1、日常生活民俗的变迁
本文所指的日常生活民俗其实就是民俗学分类中的“物质民俗”，包括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有形的外显的民俗事象。“物质生活民俗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是该民族传统观念的外化，它不仅造成民族成员之间的共识性，产生彼此身份的认同感，而且还可以强化其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增强其内聚倾向。” 民俗文化的变迁往往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的，作为民俗体系中最活跃、最直观的民俗类别，日常生活民俗的变迁是比较明显的。
（1）服饰民俗的变迁
一个民族在服饰上的选择，除了满足于该民族生产、生活的实用性需求之外，更展现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审美观念。裕固族传统的民族服饰在质地选择、图案造型、工艺制作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具有多元文化特点，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外显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大草滩村裕固族的传统服饰与过去相比，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大草滩牧民的日常生活装日趋汉化。中老年人穿起了中山装、西装，小伙子打起了领带，姑娘们穿上了牛仔裤、高跟鞋。其次是受现代服饰潮流的影响，大草滩人在缝制民族服装时，从手工自制慢慢转向机器加工，而且日益追求传统服饰与个人风格的协调统一。反映在服装质地上就是人们不局限于用传统的绸缎来缝制，褐子、毡子、毛氆氇也少了；色彩的选择上突破了蓝、绿主调，走向多样化，腰带的颜色也日趋丰富；年轻人尽量在装饰上别出心裁，张显个性，在穿民族服装的同时，佩戴上自己喜爱的多种现代首饰，如手表、项链、金耳环等等。再者，受西部地区裕固族服饰的影响，现在大草滩村的姑娘们在穿裙式长袍时也会配上一件西部风格的偏襟坎肩，也有部分姑娘佩戴西部裕固族称为“沙日达什戈”的头饰。但是，服饰民俗的诸多变化并未影响大草滩人对传统民族服装的深厚感情和民族认同心理。节日里，他们都换上传统服装，载歌载舞，大草滩的草原上正演奏着一首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奏鸣曲。
（2）饮食民俗的变迁
饮食民俗是各民族较早形成的民俗事象之一。勤劳淳朴的大草滩裕固族世居草原，牧养牛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形成其富有浓郁草原气息的地方性饮食文化并外化为独具特色的饮食风俗习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牧区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草滩村裕固族传统的饮食民俗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大米和各种蔬菜水果走进了裕固族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其单一的饮食结构，更趋科学合理；其次，部分人家（尤其是冬季定居点）把三茶一饭的传统进餐习俗改变为两茶两饭，且不一定都喝酥油炒面茶和油茶，也可以喝清茶；再者，传统的木制餐具，如木杯、木碗、木勺、木盆、木桶等逐渐少了，现在大草滩裕固族的饮食器具和汉族基本相同。第四，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一些饮食禁忌被打破，过去禁食尖嘴圆蹄的动物，如鸡、鱼、马、驴、狗等，现在也开始吃鸡、鱼等。此外，水电接通使大草滩人的饮食卫生得到很大改善。不难看出，大草滩人的饮食习俗正朝着健康化、科学化、多样化方向发展。
（3）居住民俗的变迁
裕固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其居住形式受游牧生活方式的限制，曾经常年居住在帐篷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大草滩村居住民俗所发生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传统居住模式的变化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草滩牧民逐渐在冬季定居点修建了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的房屋，这是传统的帐篷居住模式对汉族民居的学习和借鉴。其次，房屋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区分更加合理。大多数牧民把人的住所与灶房、畜厩、厕所等分隔开来，有效改善了卫生状况。再次，随着牧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录音机、电视机走进了每家每户，有些人家还有冰箱、洗衣机等日常生活电器。尤值一提的是，居民点的修建解决了老人安度晚年和孩子上学的问题，消除了牧民的后顾之忧。截至2003年，除了冬春定居于坚固结实的汉式民房之外，夏秋牧场90％以上的牧民依然保持住帐篷的居住习俗。后来在政府的倡导协调下，到2008年，大草滩村有80%左右的牧民在夏秋草场修建了砖土结构的房屋。 那么，大草滩是否将永远告别这种可移动的传统居住模式呢？调查中，部分牧民表示：土木、砖木房屋确实舒适、实用，但帐篷已成为游牧民族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到了夏天，他们也会搭个帐篷睡在板炕上，图个凉快清爽。
从大草滩裕固族居住民俗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和汉民族长期交流互动过程中，裕固族学习、借鉴了汉民族的建筑文化，从牛毛帐篷到土木房再到砖木房，凸显出汉文化影响的痕迹。随着民族交往频度、力度的加大，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将处于动态变迁之中。
（4）交通民俗的变迁
大草滩村传统的交通工具以马和牦牛为主，主要为牧民提供出行和转场运输的便利。随着大草滩村牧业经济的发展，牧民生活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一些现代化交通工具进入了大草滩村牧民的生活。目前，90％以上的家庭都有一辆摩托车，可往返于夏秋牧场和冬季定居点之间；村内还有几辆拖拉机和小货车，用于日常百货和转场运输；同时，冬季定居点还有中巴车、面包车为村民出行服务。交通民俗方面的变迁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村民放牧和出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村民的交往空间和频度，有利于增强与外界的交往，而外界的信息和文化也会更快捷地传入牧民的生活空间，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
2、人生仪礼民俗的变迁
人生仪礼指在人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和关键环节上所经过的一些特定的仪式活动，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人生仪礼又称为“通过仪礼”（rites of passage），范·根纳普把通过仪礼划分为分离仪式 (rites of separation)、过渡仪式(transition rites)和融入仪式(rites of incorporation)。其目的是为了从一个社会范畴过渡到另一个社会范畴，并使个体加入其他的社会组织。借助不同的人生仪礼，民俗个体从一个阶段顺利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不断实现其社会地位及社会角色的转换。因此，人生仪礼又是民俗个体“文化化”和“社会化”的过程。相较日常生活民俗而言，人生仪礼民俗相对内隐、稳定，变化相对较小。
（1）诞生仪礼的变迁
受特定游牧生活条件所限，历史上，裕固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婴儿成活率不高。过去大草滩村有专门的接生婆，孩子通常就出生在帐篷里，若遇难产，则要请喇嘛念经，祈求平安。近十多年来，牧民大多到康乐区医院、县医院分娩，有效保证了母子健康平安，请喇嘛念经祈福的习俗也随之消失了。孩子出生的第三天，要举行一个传统的洗澡仪式。当天早上，家人要煨香敬神，点上佛龛前的酥油灯，同时在屋内煨上柏香，消除秽气。这个礼仪保存至今。孩子满月的时候，还要举行一个满月礼，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汉文化影响才产生的新礼俗。
当孩子长到三岁时，还要给他（她）举行独具裕固族特色的剃头礼。 现在小孩的剃头礼和过去没有太大区别，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诵说吉祥祝词的传统礼俗因为断代未能完整传承下来。第二，仪式简化了，增加了拍照摄像程序，社交娱乐气氛浓郁了。第三，剃头仪式后，过去来客要带上主人敬献的羊份子离去，现一般吃完才走。第四，过去举行剃头仪式时，不论男女都在后脑勺留一圆片头发，称为“帽盖”。现在，大草滩村三岁小孩剃头时不再留“帽盖”。
（2）成年仪礼的变迁
在大草滩村裕固族的人生礼仪变迁中，成年礼受到的冲击和变化是最大的。20世纪50年代前，男孩长到十五岁，父母就要择吉日给孩子举行成年礼，表明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参加一切劳动和社会活动并有了择偶的自由，不受社会非议。而最具传统特色的成年礼的还是姑娘的戴头面礼。过去在大草滩村，裕固族姑娘长到十五或十七岁时，无论贫穷人家还是富裕牧户，都要选定吉日给姑娘举行戴头面仪式。这种戴头面仪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一则是为了纪念本民族历史上的一位女英雄萨尔玛珂。二则是姑娘成年的标志性仪式。现在，大草滩村裕固族已经没有专门的成年礼仪式，虽然裕固族姑娘在民族节日和各种庆典活动中依然穿戴民族服装并佩戴头面，但是头面的性质和内涵已经消隐，装饰和表演的功能得以张扬。
（3）婚姻仪礼的变迁
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现象，通过对婚姻仪礼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该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宗教意识等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草滩村婚姻仪礼的变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大草滩村人的择偶条件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择偶条件首先是看阶级成分，其次是感情，最后是经济条件；20世纪80年代后，感情是首位，其次是经济条件，同时注重健康状况和文化水平。（见下表）
表1 2003年大草滩村牧民择偶条件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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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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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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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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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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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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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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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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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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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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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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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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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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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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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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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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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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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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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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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大草滩裕固族的婚礼中保持着传统的提亲、定亲、临时戴头面、迎亲、送亲、打尖、踏帐、过火堆、让客、交新娘、喜宴等一套完整的婚俗程序，但具体仪式趋向简化。
第三，部分婚礼仪式中的文化内涵消隐。如裕固族姑娘出嫁时要举行临时戴头面仪式，这在过去是一个有其独特内涵而又隆重的仪式，传统婚俗因为历史性的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恢复的“临时戴头面仪式”，只是一个仪程的保留，大多数人已经不知其意义和内涵；再如传统婚俗中的“踏帐”仪式本来是用来占卜婚姻的吉凶，20世纪90年代以来恢复的“踏帐”仪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程序，仪式简化且意义消隐，娱乐游戏成分充斥其中。又如婚礼中主持人诵唱裕固族人的婚礼古歌《沙特》并赠送给新郎的一段羊后腿胫骨（即“沙特”）的仪式，大多数年轻人并不清楚其中的文化意蕴。
（4）丧葬仪礼的变迁
从摇篮到墓地，意味着一个人生命旅程的结束，如同重视一个人的出生一样，大草滩人对待一个人的死亡也是非常严肃的，丧葬仪式一般办得比较隆重。历史上，大草滩村裕固族的丧葬方式主要有天葬和火葬两种，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大力提倡火葬，裕固族地区才开始广泛推行火葬。在大草滩裕固族的火葬仪式中，喇嘛、僧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裕固族对生命意识的思考和探索中明显渗透着藏传佛教文化的因子。
与其他民俗事象一样，大草滩裕固族的丧葬习俗也在发生着或显或隐的变化。第一，整个丧葬过程中的程序、仪式逐步走向简化。现在普遍采用火葬，停尸两天或三天均可；停灵期间也可放哀乐磁带，不是非请喇嘛念经超度不可。第二，火葬的一些具体仪节有了替换性的发展和变化。过去火化遗体用的是金黄的酥油，现在可用清油来代替，甚至有少数人使用柴油。总体而言，在人生仪礼民俗中，大草滩裕固族的丧葬礼俗保存较为完整，保留着浴尸、停灵念经超度、吊丧、出殡、下葬、过七期的丧葬程序及相关礼俗和禁忌。充分体现了其传统丧葬文化特色，其火葬习俗中的宗教文化内核并没有因为丧葬外显层面的一些变化而发生动摇。
3、岁时节日民俗的变迁
岁时节日指的是一年之内，依据时序、节令和物候的周期性转换形成的集体性、仪式性的风俗活动。不同的岁时节日形成不同的岁时民俗，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相沿传袭，主要具有娱乐功能和维系功能。岁时节日民俗主要分为传统岁时节日民俗和现代岁时节日民俗两个部分，岁时节日民俗的变迁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一种结果。
大草滩村裕固族的传统岁时节日，一部分与其特定的游牧生产方式有关，形成于长期的生产实践，同时起到调节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作用，如赛马节。一部分和宗教信仰有关，旨在敬天祈神、消灾避难，如藏传佛教的法会和“鄂博”祭祀。下面就以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生产节日和宗教节日为例来分析大草滩村裕固族传统岁时节日的变迁情况。
生产节日的变迁以赛马节为例，赛马节源于生产，通常在生产稍显轻松的夏季举行，是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20世纪80年代以来，赛马节的变迁主要体现在：其一，过去，赛马节上还能见到射箭比赛，现已随狩猎活动的终结慢慢退出裕固族的表演舞台。其二，最为突出的变化是2003年“云南大学民族村寨调查组”的到来引发的传统节日的改造和整合。 2004年起，大草滩村就固定于每年七、八月间举行“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赛马节。该节日以推动民俗旅游为主旨，保留了赛马、摔跤、拔棍、顶杠子、拉爬牛、套牛等赛马节传统竞技项目，此外还有现代歌舞表演以及一些小型商贸活动，成为一个新俗和旧俗交融的新的民族节日，其影响辐射到肃南县及张掖地区。
宗教节日的变迁主要体现为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的敬奉“汗腾格尔”（敬天）活动未能恢复沿袭。第二，寺院法会的仪式日趋简化，规模渐小。如2007年的大型法会活动中只有五、六个喇嘛，七、八十个人参加。 第三，祭祀“鄂博”仪式发生的变化较为明显：①大草滩村传统的鄂博有布尔汗温都尔鄂博（东牛毛山的鄂博）、赞巴鄂博、察汗鄂博、毛冬鄂博四个，现在只祭祀布尔汗温都尔鄂博，此原为康隆寺的鄂博，现在主要由大草滩村和红石窝村共同祭祀。②原来是萨满教的祭祀活动，现在渗入了藏传佛教的文化因子，如请喇嘛念经。③过去宰杀青牛一头， 1994年恢复祭祀后，在喇嘛的建议下取消了宰牲习俗。④现在的祭祀仪式日益简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与其他民族进一步的交流交往中，大草滩村裕固族也随同汉民族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除了上述传统节日，大草滩村的裕固族人也过一些现代性的节日，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元旦节等。
纵览前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事象的变迁显现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有的传统民俗得到稳定传承。如基本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俗，婚礼中一套完整的婚俗程序以及传统的丧葬礼俗等。第二，部分旧民俗得以复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具有合理内核及文化价值的旧俗得以恢复，诸如婚姻仪礼中“临时戴头面仪式”、“踏帐”习俗和诵唱婚礼古歌《沙特》等礼俗的恢复，这是对传统婚俗文化的认同与反思。第三，部分传统民俗逐渐消亡。如大草滩村的成年礼、传统宗教节日中“祭天”仪式和天葬礼俗等已经消失；其中包括婚俗中的包办婚姻和童养媳等陋俗得以革除。第四，新民俗的出现。这主要体现在人生仪礼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方面。例如受汉文化影响出现的满月礼，经过改造形成的“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以及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元旦节等现代节日。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大草滩村的传统民俗事象发生了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变迁，其变迁与民俗主体的生产、生活需要密不可分。同时，对传统民俗的扬弃也和民俗主体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反思息息相关。正是在变异演进的过程当中，民俗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而民俗也随着时代和民俗主体的双重选择一步步实现其自身合理化的调适与塑造。
（二）大草村裕固族民俗功能的变迁
民众为什么要创造、传承并享有这些民俗？这些民俗为什么能够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相沿承袭？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直指民俗的功能关照。民俗的功能亦即它在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民俗的功能是多元的，民俗学界对民俗功能的分类也各有其特点。钟敬文认为民俗的功能主要为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和调节功能四项。陶立璠把民俗的功能概括为历史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三类。 民俗的功能分析使得看似零散的各类民俗事象之间那种内在联系和文化价值凸显出来，使得民俗赖以生存及变异的动因逐渐明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事象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迁，其民俗功能亦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嬗变。从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的现实境况来看，传统的教化功能弱化了，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功能增强了。而且随着民俗旅游的发展，新的经济功能萌生出来了。下文就通过田野个案对大草滩裕固族民俗功能的变迁进行阐述。
1、教化功能的弱化
教化功能是民俗的一项重要功能，它通过民众的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岁时节庆等民俗活动，在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人际交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和模塑作用。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民俗的这种教化功能：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可见，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现今大草滩村裕固族的社会生活中，虽然民俗的传统教化功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但其发挥效用的程度和范围已成弱化趋势。通过下面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个案 1 在东部地区裕固族的传统习俗中有成年礼仪式。男孩长到十五岁后，父母就要择吉日给孩子举行成年礼，表明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参加一切劳动和社会活动并有了择偶的自由，不受社会非议。但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还是姑娘的戴头面礼。过去在大草滩村，裕固族姑娘长到十五或十七岁时，无论贫穷人家还是富裕牧户，都要选定吉日给姑娘举行戴头面仪式。姑娘举行戴头面仪式后，就有了社交的自由和权利，实际上就是裕固族姑娘的“成年礼”。在大草滩村还有这样的说法，戴头面也意味着姑娘到了提亲的年龄，如果不给姑娘戴头面，不但无人问亲，而且还会被人笑话。现在，大草滩村裕固族已经没有专门的成年礼仪式。
个案2 裕固族的社交礼仪教育贯穿于裕固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其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大草滩村属东部裕固族，其汉化程度较西部裕固族轻，保留了更多的民族特色，传统教育也相对保留得较多。但是，令人惊愕的调查结果是：全村50岁以下的青壮年100%不知道裕固族的民族源流，对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撒里畏兀儿东迁等更是一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本族是从印度迁来的。即使在50岁以上的老人中，能清楚叙述裕固族历史的人也屈指可数。裕固族民族意识的淡化、传统教育的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个案3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目前大草滩村民中会唱裕固族古老民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学龄儿童在校学习、使用的都是汉语，混和民族家庭的家庭用语也多是汉语；只有岁时节庆才能一睹传统民族服饰的风采；一些日常生活礼俗逐渐趋于简化甚至消亡，诸如诞生禁忌的弱化和成年礼的消失。据问卷统计资料显示，有58%的人认为应该穿本民族服装，有88%的人认为应该会讲本民族语言，有51.2%的人认为应该会唱本民族歌谣，有56%的人认为应该保持本民族饮食习惯。另有不到30%的人对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持无所谓的态度，大约有5%的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还停留在令人忧虑的初级状态。（见下表）
表2 对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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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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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本民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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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本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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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唱本民族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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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本民族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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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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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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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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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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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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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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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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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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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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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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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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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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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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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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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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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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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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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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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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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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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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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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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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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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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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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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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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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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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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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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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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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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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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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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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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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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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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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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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教化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寓于各类民俗活动当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其对民众的教育和规范作用。在民俗活动的现实操演过程中，裕固族的传统习俗得以教化传承；在传统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中，裕固族的传统美德和生产生活知识得以传授承袭。然而，上述三个案例表明大草滩村裕固族传统民俗的教化规范功能日趋弱化。由于成年礼仪式的消亡，基于成年礼仪式之上对大草滩村青年男女的种种行为规范和约束自然消减；由于学校教育和现代传媒的普及，大草滩裕固族民众对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已经突破了耳濡目染的本土传承模式，走向了多渠道多向度。在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文化变迁过程中，依赖于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尤其受到强烈冲击，裕固族史诗《沙特》濒临失传，仅余几个不完整的片段，造成民众对本民族历史源流和本民族婚俗文化的模糊及失语。从我们对“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抽样调查”中也可以看到，传统民俗文化对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教化功能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向。
2、娱乐功能的强化
民俗是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众创造了民俗文化，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享用。“民俗的娱乐功能表现在一切民俗之中，其中尤以节日民俗和竞技民俗等最为突出。” 民众通过民俗活动中的游戏、体育竞技、民歌、舞蹈等活动来达到消解疲劳、娱悦身心、宣泄心理压力、调节生活等多重目的。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娱乐功能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当中。
个案 4 春节是大草滩裕固族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裕固人现把春节称为“察汗萨日”，意为“白色之月”。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裕固族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明朝时期，朱元璋在春节屠杀了大批裕固族先民，尧熬尔人为了记住这次灾难，曾一度把“察汗萨日”改为“哈拉萨日”，意为“黑色之月”。从此，春节对裕固族人来说就意味着双重的文化内涵，既有欢欣的庆典，也有沉痛的怀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裕固族春节中的沉痛情结已经逐渐淡化消隐。春节期间，整个大草滩就是歌的海洋，四处弥漫着酒的醇香，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人们互相宴请，展开社会交往。春节成为辛劳了一年的牧民们休闲娱乐、调节身心。交流情感的节日。
个案 5 夏季，剪完羊毛，生产稍显轻松的时候，大草滩村就会择日举行赛马盛会，称之为赛马节。届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前往赛场。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有赛马、摔跤、拔棍、顶杠子、拉爬牛、套牛等等。2003年“云南大学民族村寨调查组”进入大草滩村进行民族调查时，村上特意组织了一场“民族运动会”欢迎调查组的到来，同时邀请了几位县、区、乡的领导参加。此后，该村于每年七、八月间在大草滩草原上举行“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赛马节。该节日在传统竞技项目基础上增加了拔河、现代歌舞及一些小型贸易活动，活动规模比赛马节大得多，裕固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风情吸引了更多邻村和外地的客人参加，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这个新俗和旧俗交融的新的民族节日。
上述两个案例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传统岁时节日中强调的娱乐、宣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个案4中提到的大草滩裕固族的春节消减了其中沉痛的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的伦理精神和休闲情趣得到张扬。个案5中的赛马节是紧张而单调的畜牧生产中的一味调剂，使牧民疲累的身心得以放松、舒展。现代大草滩村对传统赛马节的改造整合而成的“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除保留传统的体育竞技活动之外，还增加了一些现代歌舞节目及竞技项目，节日的影响范围扩展至大草滩村之外的地区，节日的气氛更为热闹浓郁。可见，传统的岁时节日已经逐步演变为更有利于民众调节身心、休闲娱乐的现代民俗活动。“总之，节日是人们给自己紧张忙碌而又严肃的生活的一个‘假期’和‘加油站’，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个机会来享受自己通过艰苦努力而创造出来的生活。”
3、经济功能的萌生
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功能的嬗变还表现在一种新功能——经济功能的萌生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民俗文化日益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种旅游文化资源，现代旅游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以及民俗主体民俗资源意识和民俗保护意识的增强，正是民俗经济功能萌生的一个契机。
个案6 甘肃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传统居住方式为帐篷。近年来，开办裕固特色旅游景点是本村的新兴行业。本村牧民孟宪忠是本村外出开办裕固特色旅游景点的第一人，早在1993年一家人就到兰州市白塔山公园内租地搭建帐篷，向游客表演裕固族特色歌舞，提供裕固族风味食品。后本村陆续有几家效仿，2003年在本村经堂沟的沟口就有一家，由刚从张掖师专毕业的大学生兰朝军所办，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欣赏祁连山风光，骑马、照相、吃手抓羊肉，尽情体验裕固风情。截至2008年止，大草滩村开办帐篷旅游景点的只有一户，户主叫颜红，汉族，为裕固族的女婿。他在康隆寺附近搭建了几顶帐篷，以民族歌舞、裕固族风味食品为主吸引游客，游客主要来自于张掖等地。这是本村牧民有计划地进行商业经营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展示裕固民俗文化的一个契机，带有民俗旅游的性质。
事实上，前文述及的从“赛马节”到“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成功转型的事例同样是民俗经济功能萌生的一个表现。与开办特色旅游景点的个体行为不同，“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是受多种外力影响，改造整合而成的一个民俗节日，是基层政权组织主导的一种集体行为，对裕固族传统民俗文化的宣扬、展演和传承而言，其意义和影响力比个体行为大得多。
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在现代化背景下，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文化也在变化中寻求发展，体现出自身的文化适应性。民俗文化的现代适应是一个历史地运动着的调适过程，是一种不断地以新的姿态和观念适应不断变动的生存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僵化的、不适应现代发展的文化因子将被淘汰出局，一些富有生命力的、优良的文化因子将会得到新的诠释和理论提升，以适应新的变局。经济功能的萌生正是传统民俗对新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生存回应。对于民俗经济功能的萌生，应该从两方面来剖析。一方面，通过开办特色旅游景点和举办“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裕固族传统的居住民俗、饮食民俗和民间歌舞得以在社会生活舞台上继续“表演”和传承。另一方面，目前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旅游开发还停留在低层次、低水平、低效益上，有待从理论上、技术上、经验上以及经费上获得支持，更好地开发利用民俗文化的经济效益，同时处理好发掘利用与保护传承的辩证问题。
总而言之，上述田野实证分析表明：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事象在形态与内涵上的演变，实际上是其民俗社会功能嬗变的结果。在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生活中，教化功能减弱，娱乐功能增强，新的经济功能萌生，呈现出消长互动演进趋向。尽管如此，民俗文化依然在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功用。无疑，民俗功能是民俗事象存在及传承的动因，民俗功能的嬗变必然会导致民俗事象的变异，而民俗事象的变迁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的生存调适，同时也是在适应民俗主体需要前提下作出的一种文化调整。
三、结语
民俗的文化结构是一种开放性的动态变化结构，民俗自身一直处于变异运动之中，这是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甘肃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变迁是一个由外部因素带动内部因素，进而双向互动的过程。这种变迁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整体的运动，既有具体民俗事象外显的形态变化，又有抽象内隐的社会功能嬗变。本文通过对甘肃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俗变迁历程的整体描述和分析，可以归纳总结出其民俗变迁呈现出来的几个特点。
其一，传承性。民俗文化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同时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 主要表现为内容和形式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传承性是民俗最基本的特征，民俗一经产生，就会随着民俗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稳定下来，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代代相传。事实上，民俗文化的传承取决于其功能系统在民众社会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的状况。综观甘肃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文化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日常生活到人生仪礼再到岁时节日，大草滩人的民俗文化随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变迁是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存土壤的文化调适，作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文化特征，大草滩裕固族民俗中最具普遍性价值和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内核和精神质素并未动摇，依然代代相传。大草滩村的每个裕固族人，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一直生活在村落这个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之中，通过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通过一系列民俗事象的现实操演，他们从民俗生活中习得民族语言、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获知社区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准则，从而真正成为本民族的一员。他们在受益于本民族民俗文化的同时，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承着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还有赖于民俗主体的自主选择，因此，应该进一步唤醒民俗主体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对传统民俗作出合理扬弃；同时积极抢救一些具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民俗文化，诸如令人忧虑的裕固族语及其民间文学的传承问题。
其二，流变性。民俗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中随时包含着可变因素，变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民俗是依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这种方式决定了民俗在历时和共时的传承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环境而做出相应变化，变异实际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命力的所在，没有变异性的民俗是不存在的。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变异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存土壤的改变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应对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服务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文化也在承继传递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应对变局，显现出民俗文化自身的适应性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变性是民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驱力。以大草滩村赛马节为例，赛马节的原初意义是忙碌了一年的牧民调节身心的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后来，这个节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异、调整。从赛马节到今天的“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一些原有的因子消失了，如射箭比赛；一些新的因子融入了，如现代歌舞和商贸活动。某种功能弱化了，如教化规范功能；某种功能强化了，如娱乐功能；某种功能新增了，如经济功能。实际上，这是民俗主体通过挖掘传统民俗新价值的方式，使传统民俗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大草滩村民俗文化艺术节”以一种新的民俗形式承载着赛马节的传统民俗内容。可见，民俗文化总是在不断吸收相适应的文化因子，淘汰不适应的文化因子的过程中发展演进的。
其三，多元复合性。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复合性特点，这是多种文化元素调适整合的一种结果。除了东部裕固族文化元素之外，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文化中融入了藏传佛教文化元素、汉文化元素、西部裕固族文化元素等等。其中，藏传佛教文化元素潜移默化地浸渗到大草滩裕固族人的思想观念、民族心理和伦理文化当中，对大草滩人的民俗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对人生仪礼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的影响；随着学校教育和现代传媒的普及，牧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受汉文化的影响发生了较大改变，可以说，汉文化元素直接推动着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文化的变迁；大草滩村属于东部裕固族，与西部裕固族的民俗文化同中有异。近年来，随着东西部裕固族的文化交流的增强，大草滩村的服饰民俗也受到了西部裕固族服饰特点的影响，譬如现在大草滩村的姑娘们在穿裙式长袍时也会配上一件西部裕固族特色的偏襟坎肩，也有部分姑娘佩戴西部裕固族称为“沙日达什戈”的头饰。无庸置疑，多元民俗文化因子在碰撞交融的过程中推动了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的结构调适与合理化塑造，从而增强了其民俗的活力与文化适应性。然而，也应该看到，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对大草滩村裕固族的民俗生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广，大草滩村裕固族外显的日常生活民俗特征日益趋同于汉民族。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民族内核与本质性特征是每个民族不容回避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大草滩村裕固族亦不例外。
综上所述，肃南县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是共时态互动并行的。在对本民族民俗文化传统进行扬弃的同时，大草滩人必须面对现代化的时代语境，面对社会结构的变迁，面对经济转型的现实，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对政府力量的导向等等。因此，大草滩裕固族民俗文化在承继传统的过程中也发生着适应性的变迁，使自身在传承与流变中找到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正是文化变迁的辨证过程，即一方面变迁中必然有某种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否则就是文化的断裂或消亡，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连续性中必然产生变迁，否则这种文化也由于无法应付环境的挑战而窒息了自身的生命力。” 我们在考察民俗文化变迁时，有两个要素不能忽视，一个是民俗主体的心理需求机制，另一个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机制。从这两个要素出发来看，当前大草滩村裕固族民俗文化变迁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生存状态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民俗主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相适应的良性变迁。可见，民俗变迁的前景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与民俗主体的选择相关，与民俗客体的变化互动。民俗文化总是在变化中传承，在变化中寻求发展。
民俗是一个民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外化特征，也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民俗具有特定的民族内核与文化内涵；同时，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民俗具有两种存在形态，即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因此，一个村寨的民俗可以视之为一个民族民俗的缩影，透过一个村寨民俗的变迁，我们可以窥知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生活状况。当代民俗研究是文化取向和生活取向的互补互动，不仅关注民俗事象的研究，而且注重对民俗主体的研究。基于这种研究视野，加强少数民族村落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必将有利于推动民俗传承与现代化相适应，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发掘和保护承传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为国家和政府决策部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和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实证参考。
（原载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民族出版社，2009年1月）
（责任编辑：温曼）
来源/作者：宗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