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霁虹：文化身份与宗教信仰——从碑刻资料看傣族土司崇奉道教史迹
时间：2010/11/12 14:13:00|点击数：
摘要:西南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其中的宗教类型极为丰富。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一1435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道纪司，傣族土司在道教信仰和传播方面均做出了贡献，由此反观和透视边疆民族在身份认同与宗教传承上的多重关联，希望从文化交往和族群互动的角度加深时西南地区宗教特性的理解。
关键词:西南宗教 明清时期 傣族土司 道教崇奉
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思茅、红河、玉溪、文山等地，源于古代百越族系，为云南古老居民。秦汉时称滇越、掸，魏晋称僚、鸠僚，唐宋称金齿、白衣，元明称白夷、僰夷，清称摆。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在今天傣族主要分布的德宏设金齿宣抚司、西双版纳设车里军民总管府。明代沿袭土司制度，并在傣族居住的其他地区任命了一些傣族首领为大小土司、土官。清代傣族土司被改土归流，傣族的整个封建社会都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亡而起着微妙的变化。
长期以来，宗教信仰对于傣族的身份认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地区的傣族从土司到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并兼信民族民间宗教。但我们今天仍然能从碑刻、史乘史料中看到一些傣族土司对道教的信奉，明清时期傣族地区的内地汉族移民对道教信仰的记载，以及留存至今的道教对傣族地区产生影响的史迹。
本文试图从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1435年)，主“领天下道教事”长春真人刘渊然在金齿宣抚司设置道纪司[2]开始，对户撒长官司、勐缅长官司、威远土知州等地傣族土司道教信仰史迹进行梳理，并由此探讨道教文化对于傣族身份产生的历史影响。
一
云南的道教明清时较为兴盛，与这一时期内地人口大量入滇有关，与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有关。
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内地居民移迁云南各地。在外来移民移居云南的过程中，居住山区的和边疆地区的世居民族，在元朝时期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较小。明清以后，特别是清朝在云南实行了募民垦荒的政策，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廷批准云南招民垦种无主荒田，以后外地移民纷至沓来。外来人口大量进入云南的山区和边疆地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一般情况下，迁入山区和边疆地区的外来移民单独立寨，与周围地区的其他民族相安而居。但时间既久，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逐渐普遍，既有迁入的汉人等外来人口被世居民族所融合，也有世居民族人口被外来移民融合的情形，同时，也产生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融合。
道教也随着移民从内地进入云南。明清时期道教对云南彝族、瑶族、白族、纳西族、傣族、阿昌族、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民族的部份群众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信奉着道教的神灵，这种影响源于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的时代。
二
道教进入傣族地区与大量内地移民入籍本地有关。《太祖洪武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六月,遣宝寺卿杨颙阅试云南左、右、前、临安、曲靖、金齿、大理、洱海、楚雄9卫军马，官兵共88,405人。《英宗正统实录》卷9：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右副都御史丁璇言:“金齿西南极边,洪武时屯守汉军不下二万余，僰人土军不下千余。”[3]特别是正统间王骥三征麓川，先后从内地调集大军数十万赴滇参战，事后不少士兵即落籍于滇西一带。这些移民不仅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傣族地区，而且也是道教信仰的重要群体。
随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江苏等道教活动较为兴盛地区的汉族移民先后入滇，他们中有云游至滇传道的道士，也有谪置云南的。其中有著名高道张三丰、刘渊然等，有著名道士江宁世家蒋日和，秦淮大渔户沈万三、沈线阳父女，张三丰的弟子余飞霞，江西杨用广和刘士宽、浙江王旻、四川邓豁渠、河南黄冠周东华、陕西黄冠杨海玄、山东黄冠云和，还有寓居曲靖府江西道士傅秉忠等道士，他们使道教在云南各地广泛传播。
明代在云南传播、发展道教，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道士是刘渊然。他“以一代高道的学识风范,扩大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4]。
刘渊然（1351－1432）是明代著名高道，号体玄子，世居江西赣县。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赐号“高道”，擢为道录司右正一。[5]永乐初年，他随明成祖朱棣至北京，升迁左正一，“建金箓大斋，致有醴泉、甘露、鸾鹤之瑞，大见信宠。”赐“真人”号。他性情耿直，不久因触怒权贵而被谪置江西龙虎山，很快又谪至昆明黑龙潭龙泉道院传道。因他精通道经典籍，道行高妙，在云南有着很大的影响，“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龙泉道院)求济，无不得所愿欲”。 [6]
刘渊然到云南后，传道收徒，兴建宫观，对云南道教影响很大。正如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太子少保兼翰林学士萧镃《重建长春观记》所言：“滇南自永乐中刘公渊然以道法显”[7]收邵以正、芮道材、蒋日和等为徒，在滇势力渐盛。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京，得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诰加“庄静普济”四字，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赐二品印诰，与龙虎山张真人等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全国道教领袖人物。刘渊然奏请仁宗皇帝始更名真武祠为“真庆观”、“旧所龙泉道院为龙泉观”[8]。
刘渊然不但精于道术，而且清静自守，生性超脱喜静，又十分看重道德修养，所以，《明史·方伎传》载：“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他“平生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崇奖之荣，玄教罕比”[9]。
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对刘渊然更是“宠眷弥厚”，晋其“大真人”号，赐法衣宝剑。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 [10]。其中，金齿宣抚司辖今临沧、德宏、保山和缅甸部分地区，金齿道纪司的设立使道教声望传到傣族地区。金齿宣抚司的治所在今盈江县，道教全真龙门派、正一道自明朝传入德宏陇川、梁河、盈江、潞西，更使云南道教声望大振，也促进了云南道教的发展。
三
明正统年间，在今陇德宏州陇川县户撒乡设立户撒长官司。据传，明洪武年间，沐英率军征边，瘅疟频繁，士卒减员严重，使沐军进退维谷。越高黎贡山后的一个深夜，沐英伏在地图打盹，醒时见到一头白鹿在野外徘徊。既令士卒围猎，白鹿却无影无踪。待士卒回到驻地时，它又神奇地出现在路口。如此反复数次，白鹿竟成为沐军的向导，带领沐军沿高黎贡山西下，渡龙川江，过风吹坡，抵陇川户撒时，白鹿一声长鸣，化为一朵白云，飘遁于凤凰山的密林中。沐英顿悟：这是玉帝大帝派地母化身为鹿。他急忙顶礼膜拜。户撒是能攻易守的战略要塞，不仅气候凉爽，而且是个富庶的粮仓，沐英便在此屯兵驻防。为感激玉皇大帝派地母引路，便筹资在白鹿隐身之地建皇阁寺和报恩寺。户撤皇阁寺现存石碑，碑文记载此寺建于明洪武年间，曾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三次进行大修缮。直至民国时期，德宏州的道教宫观除陇川户撒皇阁寺，还“有三教寺、关庙，年代虽久，规模甚狭，类多倒塌。”[11]保存至今的户撒皇阁寺道教宫观依然香火不绝，与山下南传上座佛教佛塔、经幡辉映并在。盈江现有油松岭青云寺、卡场道观、新城老君殿、城皇庙、关帝庙，[12]一直是道教信仰的主要活动场所。
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在今临沧设勐缅长官司，其境内著名的子孙庙就属全真龙门派道观，位于临沧西大街章嘎村，始建于清朝雍正中叶，“乃长官司俸廷征之母罗安人香火院，为土司创修道院之始。劫火频经，巍然独存。”[13]光绪年间，该庙住持阮一诚与弟子杨阳悟先后募修子孙殿、观音阁，建上中两院，观音阁的对面是观稼楼，据《观稼楼记》碑刻记载：观稼楼“高百尺，以两河为襟带，枕汀城之凤蝶，群峰环峙，气象万千，登楼远眺，烟霞吞吐，隐现明灭，更上一层，飘然如凌虚御风。且也秧田万顷，映叶左右，春夏之交，平畴绿满，农歌四起，清越可听，远瞻俯瞰，水鱼山光，稻香花韵” [14]一派赏心悦目之景尽可收入眼底。景致优美的子孙庙创建于缅宁城傣族俸氏土司的封地上，俸姓至今仍是当地傣族的大姓。由此可见，雍正时傣族土司府里己经有人信仰道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并不是那时傣族的惟一信仰，所以才会有“土司修创道院之始”的记载。
今普洱市景谷县也是傣族聚居区。在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威远土知州，允许土司世袭土知州职，洪武十七年升为威远府，直隶承宣布政使司。道教传入景谷准确时间待考，明清时有少数职业道士，当地的汉族、彝族在天旱时做庙会，要请道士念经，祈求玉皇大帝降雨；二月初做地母会，请道士念《地母经》；二月十四献祭太上老君；老人死后要请道士念“开路”经。[15]除当地的汉族、彝族信仰道教外，傣族亦受影响。在威远大街尾建有道教宫观都天阁，供奉都天太子，这是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威远土千总刀嗣祺倡修，募捐修建，是清代威远厅的最高层建筑。[16]傣族土司在景谷倡修道教宫观的历史记载。另外在东那乡建有灵关庙，直至民国时傣族土司和百姓都会至此烧香祈福。[17]保存至今的道教宫观是大石寺，在景谷县北50多公里的景谷乡文山海孜文笔山顶悬岩之上，建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建筑包括玉皇阁、三皇宫、天生寺、祖孙殿、杨四将军庙等五个宫庙殿阁，还有古朴奇特的青龙、白虎、麒麟、凤凰浮雕和石刻楹联，三皇宫石门上有楹联：“千山朝此太阳殿，万岭拱贺太阴居”。
以上所述是研究道教传入傣族地区、云南历史上的移民问题的重要史迹，也是傣族地区民族、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史迹。
小结
长久以来，对于“西南”及“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国人通常会有不少固定看法，而其中存在许多误解。究其原因，往往是一些模式化宣传所致。这些宣传挂一漏万，仅强调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使得公众对特定民族原本复杂的身份属性产生简单化的理解。比如对傣族，如今人们大多只知道他/她们在旅游宣传中的“泼水节形象”而不知道其与南传佛教的历史渊源，要么注意其“原始宗教”方面的特点而不了解与道教传承上的复杂关联。本文仅以明宣德年间刘渊然在金齿宣抚司设置道纪司为例，简述当地户撒、勐缅等各土司在道教信仰和传播方面的历史轨迹，从而进一步反观和透视傣族民族在身份认同与宗教传承上的多重关联，希望对于从文化交往和族群互动的角度认识身份问题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M]
[2] 段文逵辑：云南勐卯行政区地志资料 [M]，民国十二年（1923年）钤猛防行政委员关防抄本。
[3] 景谷县傣族彝族自治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
[4] 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J]，民族研究,2003（2）。
[5] 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明代云南道教[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 明史[M](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中华书局1974.
[7]明) 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M]，(卷之13)寺观志。
作者：萧霁虹，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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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云南道教碑刻辑录》（立项编号：07XZJ005）阶段性成果。
[2] （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碑刻现存昆明黑龙潭，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亦收录，第1261页。
[3]见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4]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明代云南道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39卷第4期，第74页。
[5]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
[6] （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碑刻现存昆明黑龙潭，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亦收录，第1261页。
[8]（明）周叙：《重建真庆观记》，碑刻现存昆明真庆观，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亦收录，第1253页。
[9] （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
[10]（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11]段文逵辑：《云南勐卯行政区地志资料》，民国十二年（1923年）钤猛防行政委员关防抄本。
[12]《德宏州道教基本情况简介》，德宏州民宗局宗教科提供，2007年初。
[13]《观稼楼记》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仲秩庄道人丘区和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春初邓睒杨育才德彰书，住持阮来庆立。现存子孙庙观稼楼墙上。
[14]《观稼楼记》碑。
[15] 《景谷县傣族彝族自治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676、686页。
[16]同上，第608页。
来源/作者：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