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松：葫芦的宗教文化内涵浅析
时间：2010/12/14 15:26:00|点击数：
摘 要：葫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人们宗教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本文试从生殖崇拜、始祖与保护神、镇物法器以及道教宇宙意识等方面，解读葫芦所蕴涵的宗教文化内涵。
关键词： 葫芦 宗教 文化内涵
Abstract: As a cultural symbol, calabash has become a important plat for people's religious lives. In this essay, the religious cultural content of calabash will be briefly analyzed from some aspects such as reproduction worship , ancestor and protection spirits and so on .
Key Word: calabash religion cultural content
葫芦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在我国长江流域，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小葫芦的种子。[1] 在我国黄河流域，河南新郑裴李岗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古葫芦皮。[2] 仰韶文化遗址、河南庙底沟遗址中也有众多的葫芦形陶器物发现，[3] 而且有些葫芦陶器的底部是比较尖，显然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成为蕴含了某种宗教意识的祭祀器物。实际上，葫芦在人们的宗教精神生活中潜在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
一、葫芦象征母体的生殖崇拜
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劣。那时，对人类的生存威胁，有的来自自然界；有的来自人类的竞争对手毒蛇猛兽；也有的来自灾害和各种疾病的危害和威胁。所以，当时人类最关心的便是人类自身的繁衍，即生殖。为了生殖，他们祟拜男女生殖器，要求和希望增强生殖的旺盛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女性作为生殖载体，受到普遍的尊敬。正如恩格斯所说：“神话中女神的地位，表明最早女子还享有比较自由与受尊敬的地位。”但当时人们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势必将女性的生殖功能及外貌特征加以神化，由此产生出生殖崇拜。中国古代就有过“灵石崇拜”；灵石就是女阴石，是女性生殖器的模仿物。云南剑川石宝山上的一块怪石过去被当地白族视为女性的生殖器，许多不育的妇女前们祭祀，以求生子。[4] 其他如陶环、石环、玉环、以至今日仍流行的手镯等，都是女阴的模仿物，供奉起来或戴在身上，究其根源也是表达一种对母体的生殖崇拜。那么人们为什么把生殖崇拜转嫁到葫芦上来呢? 处于低级思维阶段的远古人类，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形象的、象征性的和幻想性的。他们生活中常见的葫芦极易生长，而且外形浑圆饱满，酷似女性的乳、臀、阴部的特征，更主要的葫芦多籽，象征着旺盛的生殖能力。我国许多民族的先民那里，都曾崇拜过象征母体的葫芦。
《诗经·大雅·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其中的“瓜瓞”就是葫芦。汉族《独异志》载：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兄妹是从昆仑（葫芦）山中诞生的；彝族创世古歌《梅葛》说：天神发洪水换人种，幸存于世的俩兄妹尊天神旨意，成亲后生下一个葫芦，从中出来了汉、彝、苗、藏等九族。土家族传说远古洪水泛滥，绝灭了人类。天帝命伏羲、女娲，坐葫芦下地。兄妹结婚后生下血团，剪成18块。繁衍为今土家族18姓人家。广东海南岛黎族传说，黎、汉各族是由葫芦里出来的兄妹俩相配所生子女的后裔。贵州水族传说，葫芦是由伏羲、女娲兄妹首次栽培出来的，由此繁衍出人类。侗族神话说，古时像开水一样沸腾的洪水淹没了大地．世上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达梅吉和一条母牛。达梅吉和母牛交配，母牛受孕，产下一个葫芦；人和万物就从这个葫芦中诞生出。葫芦还在—些地名上留下踪迹。云南永宁摩梭村附近的“泸沽湖”，因形似葫芦而得名，当地人义称它为“亨拉美”，意为“母海”。此外，在沧源岩画第3地点(曼坎)画面的下端，画有一个葫芦形图形和一组人物图像：对于这个葫芦形图形及相关人物的图像，有学者认为是许多民族中都有流传的洪水后兄妹血缘婚神话的具体形态。青海乐都柳湾原始墓地中出土的人像彩陶壶，塑绘着一个裸体女像。其乳房及阴部突出丰满，并以壶肚代替女腹，极尽夸张。
从上文献和神话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葫芦象征孕育人类的母体。闻一多作过考证，指出：“在中国的西南诸少数民族中，乃至域外，东及台湾，西及越南与印度中部，都流传着一种兄妹配偶型的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而“葫芦则正做了人造故事的核心”。他还从文字和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考证出人类的始祖伏羲（又叫包羲）和女娲（又作女希）二名称实际由葫芦演化而来。这是因为前者的语音与“匏”通，而后者的“娲”在古代读作瓜。因此他认为：“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者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5]
从上文献和神话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葫芦象征孕育人类的母体。闻一多作过考证，指出：“在中国的西南诸少数民族中，乃至域外，东及台湾，西及越南与印度中部，都流传着一种兄妹配偶型的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而“葫芦则正做了人造故事的核心”。他还从文字和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考证出人类的始祖伏羲（又叫包羲）和女娲（又作女希）二名称实际由葫芦演化而来。这是因为前者的语音与“匏”通，而后者的“娲”在古代读作瓜。因此他认为：“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者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5]
闻一多的说法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有关传说和现代习俗中都可以找到证据。云南拉祜族长篇史诗《牡帕密帕》记载，人类也是由葫芦孕育而来的。葫芦不但在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用途，而且每当葫芦成熟的时候，他们还要举行相关的崇拜仪式和跳相应的舞蹈。滇、川、黔三省彝族共认的始祖“阿普都木”的同音别译“阿普朵摩”、“阿卜多莫”，按彝义解释“阿普”含有祖父、祖先、葫芦三义；“朵”具有远古、尊敬等含义；“摩”义为雌性和女人。概括起来“阿普朵摩”或“阿普都木”，意指远古的女祖先或尊敬的雌葫芦。即葫芦象征母体，多籽的葫芦便是人类祖先的化身。根据刘尧汉先生的调查，云南楚雄的彝族现在还有人家供奉“祖灵葫芦”，葫芦上刻写逝去祖先的名字加以祭祀。滇南新平，至今仍存一古老婚俗：彝族成亲之日，当新郎娶回新娘，步入厅堂之前，有人持盛满灶灰的葫芦掷破于这对新人面前，二人在灰雾弥漫中登堂入室。此俗称为“破壶成亲”。当地彝族认为，葫芦象征着孕育胎儿的母腹，并把孕妇隆起的圆腹，称为“圆葫芦”（彝语“阿拍波”）。掷破葫芦灶灰四散，象征产妇破水分娩。故婚礼中的葫芦必须砸破，婚育才有好兆头。有的人家，唯恐葫芦不易掷破，而改用土陶壶替之。它预示着彝族成亲之后，必然生儿育女，子孙繁衍。滇西佤族把一个称为“司岗里”的山洞当作是祖先的发源地，而“司岗里”在佤语中就是“葫芦”的意思。这些都从一个角度反应出葫芦在我国很多民族中的神圣地位，暗示着它与生命礼俗有着渊源关系，本质上是母体崇拜的表征。
葫芦上所附丽的这种生殖崇拜，在北方的民俗活动中也得以体现。清代满族人的丧礼也与葫芦有关，满人死后入的棺材称为‘葫芦材”，棺材前部有一木制大葫芦。死亡之中表达着生命的观念，正是生于斯归于斯之意。黄河流域许多地方，如山东，民间婚俗中多剪葫芦形彩纸糊顶棚墙壁，示以瓜瓞绵绵，多子多福之意。[6] 现在婚礼中的交杯酒的习俗周代己有，《礼记·昏义》载：“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合卺”，一瓠（葫芦）剖为两瓢，其一为卺，新婚夫妇各持其一对饮。[7] 后来人们为了方便实用，以杯代瓢，演变为今天广为传播的喝交杯酒的婚俗。
二、葫芦象征始祖、保护神和镇物法器
将葫芦作为始祖和保护神的习俗，多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刘锡城、王文宝主编的《中国象征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有较详细的记载：“葫芦”条目：“民间图案：葫芦藤上结着数个葫芦即表此象征之意”。除了上文所述之外，在云南镇沅等地拉祜族中，葫芦视为吉样、神圣之物：澜沧、盂连、西盟等拉枯族地区，也有许多人类始祖源自葫芦的传说。在谰沧拉枯族自治县政府大门内，塑了两个高达数米的大葫芦，它象征拉枯族繁衍兴旺。拉祜人把葫芦籽钉在小孩的帕子或衣领上；姑娘和少妇，都喜欢在衣领、袖口、筒裙的裙边、围裙的四周、包头巾的两边，用彩线绣卜葫芦花、或葫芦形花纹；热恋的姑娘，常在送给小伙子的彩带、镜带、火镰包等信物上织绣着葫芦或葫严花纹图案；小伙子也常在三弦和赠给姑娘的信物针筒上精心雕刻上葫芦、葫芦花图案，象征他们的爱情像葫芦花一样洁白、纯净、像葫芦样实心忠诚。广西那坡的彝族常用蜡光纸剪一葫芦样，贴于神龛壁板上，作为祖灵标志；也有的盖新房屋时，用薄木板锯成两只平面葫芦模样，分别钉挂在顶梁的两端，以示确立了祖灵位。
居住在红河谷山梁上的彝族支系仆拉人，历来有培育红尾鲤苗出售的习惯。他们挑鱼苗的盛器，既不用木勺，也不用铁勺，而是用横剖的半截葫芦勺。他们说，用木勺、铁勺挑的鱼苗不易长大，易死；用葫芦挑的鱼苗易长大，且不易死。这是因为有葫芦神灵保护。很自然，葫芦护佑鱼苗是基于彝族对葫芦养护人类生命意识的延伸。
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葫芦瓶作为人工制品，具有鲜明的镇物性质 。除了它器形整体像葫芦，或像男根外，其瓶画题材亦有点题的妙用。如仰绍文化遗址出土的绘有獠牙兽头的葫芦瓶，就以所画的狰狞恶兽镇慑邪祟，并以男根的器形表获阳退阴。此类葫芦瓶不论是供生者使用，或供死者收魂，都透露着鲜明的镇辟与护卫的气息。
葫芦作为收魂法器在古代留广为应用，它同牙管、竹简、椰壳、皮袋等一样，收寄生魂是为了加以护卫，从而攘除夭殇，辟克死亡。在中国的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约相关，并成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例如，“八仙”中的铁拐李，跨鲤渡海的琴高，寿星膝前的仙童，治人眼疾的眼光圣母等，身边均有药葫芦或酒葫芦的佩挂。仙人是长生之人，葫芦中的仙药为延生不死之药，因此葫芦具有了攘死镇物的意义。
民间认为葫芦是神仙的用物，因此，常常将葫芦挂在门首，或者将绘有葫芦里溢出灵气的画贴于堂上，认为这样就可以将鬼祟降服、驱除；“彩葫芦”是一种表示驱邪祛病的象征物，流行于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区。每年端午节，人们用五色彩纸折叠成形，用剪刀剪裁或用糊粘贴而成，有圆形、方形、菱形等多种式样，挂于房门上。据清富察敦祟《燕岁时记》载，端午节当天人们将彩葫芦倒粘于门栏上，到午后取下丢掉，俗谓可泄毒。
此外，葫芦项链、葫芦木雕、塔亭顶上的葫芦形脊饰、祭祀礼俗中的葫芦形香炉和祭器、婚礼中作为合卺之器的葫芦瓢，以木瓢加彩画作为镇宅的吞口等，均是葫芦镇物的不同应用。它们或护身镇宅，或祈生攘死，或除凶纳吉，或隐或现地展现着葫芦镇物的多重功用。
三、葫芦象征道教壶天仙境的宇宙意识
一瓢藏造化，天地一壶中。秦汉时，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称海中三山(即方丈、蓬莱、瀛洲)为神仙居处。后至东晋的王嘉《拾遗记》卷一中，三神山均加改壶字，成为“方壶”、蓬壶”、“瀛壶”。这表明神仙世界与壶已经有了密切关系。
道教徒在炼丹时用它作各种方便的容器——太上老君的仙丹就是用葫芦装的；道教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也是带着一个宝葫芦；唐末宋初大思想家、著名道士陈抟“斋中有大瓢挂壁上”(《宋史·陈抟传》)；唐玄宗时，曾官至御史中丞的道士李筌，在道教典籍《集仙传》里说，他曾游达王屋山，遇女仙骊山姥从袖中取出一瓢给他取水；现实生活中许多道教建筑，甚至后来众多的寺庙庵观亭塔都常在屋脊或顶上放置瓷质或陶制的葫芦；道教还有“壶中日月”和“壶天”一类的仙境等。
在道教典籍里，形圆而虚中的葫芦被视作一个小宇宙“壶天”：《云笈七签》中亦有一则记载：“(施存)学大丹之道……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见《云笈七签》卷二十八）晋葛洪《神仙传》也记述了壶公的故事。费长房在汝南做市穿掾（管理市场的小官吏）时，壶公从远方来到市上卖药，没有人认出他是什么神仙。只是他的药很灵，而且绝不二价。但费长房注意到他“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于是，费长房天天下功夫接近他，终于有一天，壶公叫费长房日暮时再来。费去后，壶公又关照他，“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这一下，费长房果然就进了神仙世界。葛洪这样描写壶中的那个小宇宙：
（费长房）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公(壶公)左右侍者数十人。
而且壶公有个小小的酒壶，“如拳许大”，可是竟数十人拿不动，然而他和费长房喝里面的酒，却又“饮之至暮不竭”。这里至少已出现了两只壶：一只是壶公所居作的“仙官世界”，另一只便是在仙界与费长房共饮的洒壶。很显然，壶公的壶，乃是神仙的宝贝，每一个都蕴藏着自成格局的世界、源源不绝的财富。这种壶也就是葫芦的变形物。壶公的传说影响极其深远，后世的诗人常把壶中天地作为理想境界的代称。比如唐人有诗云：“海上春应尽，壶中日未斜”(钱起《送柳道士》)“东城南陌频相见，应是壶中别有家”(戴叔伦《赠韩道士》)宋人也在诗中写道：“岂但壶中堪避世，也胜图上可游仙”(王炎《到胡道士草庵》)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壶中天地的向住，还可看到，此类幻想大都与道士有关，诗人们常爱把道士的居处比拟为壶中天地，那是个浑成而自足的世界。这个自足的世界不但拥有独立的空间，而且时间也是独立的。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上述壶公故事中，费长房跟着壶公到神仙世界不过一天，就又回到家中，但“家人谓是鬼”，竟不敢认他。费长房解释了半天，家人才跟费一起去打外殓着费的尸体的棺材看，发现躺在里面的只是一根竹子，这才相信了他的话。
综上，葫芦不仅象征着仙境，后来葫芦本身也演变成为道教仙境了。道教的核心思想是长生久视，得道成仙，因此仙境也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了。道教同其他宗教相比，它的勇敢之处在于执卓追求今生幸福，“我命在我不在天”。就是这样的仙境，他们在尘世中也找到了相对应的洞天福地，那么壶天也应该是道教仙境的又一个具象了。小小葫芦，犹如洞天，别有天地，在这葫芦世界里，洋溢着仙灵自然的气氛，透着非凡的想象力。这是一种超凡的人生意境，蕴涵了道教关于天地造化的宇宙意识。
注释：
[1]浙江文管会等，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J]，文物，1976年
[2]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图谱[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
[3]李绍翰，河南古代图案[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
[4]郭肖蕾，苏金成，浅论中国的葫芦文化[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转引罗桂环，葫芦考略 http://www.ihns.ac.cn/members/luogh/hulu.htm
[6]李振球，乔晓光，中国民间吉祥艺术[M] ，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年。
[7]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代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