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天祥：论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
时间：2010/11/3 16:33:00|点击数：
摘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当今世界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又一次尖锐地呈现出来。生态危机表面上是由生存与发展所引发的，但从深层来说是哲学的危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而问题的根本则在于哲学本体论的失落。
关键词：生态危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哲学本体论
哲学作为人类最高的生存智慧，其发展变化势必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在现代出现危机，从哲学上考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主义的盛行，另一方面也与人文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更为主要的是源于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哲学观。
一
人与自然的矛盾古已有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并且在二次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而变为全球性问题。其结果不仅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把整个生态系统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自从罗马俱乐部向人类发出关于生态危机的警告以来，人们对危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这种从人口、经济、技术等角度进行的研究显然不够。我们有必要对作为人类文明核心的哲学进行反思。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索自然和研究自身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观念、方法和知识体系。它们统摄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并形成各自不同视野中的世界图景。自然科学是人们关于对自然的认识的理论。正确的自然科学理论是自然事物和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因而，人类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主要是诉诸科学技术的发展。自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最有效手段。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和对自然一次又一次的征服所取得的确定无疑的辉煌成就，使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并且还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决定一切，科学技术是无所不能的。科学技术也因此取得了霸主的地位。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加速了技术理性主义价值观在全球的滥觞，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空前提高，不断向大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但是，在工业科技推动下的现代经济的过度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已经超出了工业科技所能驾驭的范围。科技发展不再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唯一的有效手段。不少科学家惊呼：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态系统是“处于压力下的生态系统”，它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过自身的承载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但生态危机也使人类面临严重挑战。生态危机十分鲜明地表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人的未来的影响。美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雷斯在谈到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时说：科学正在改变人的生活，但人们却对此很少研究。⑴科学研究还表明，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需要同外界进行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人为活动对这些交换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活动方式不当，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倒退甚至崩溃。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臭氧层变薄以及许多生物物种的消失等，是人们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同时它本身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恶化。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因而可以说，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行动，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破坏、生态维持系统瓦解，从而危害人类利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它不仅表示生态系统的失调、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表示这种失调、破坏对人类的威胁。因此，改善生态系统，使之良性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类必须自觉地把自身置于整个生物圈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在自身的发展活动中积极而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而创造高度的生态文明。使生态系统在相互协调的情况下，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达到最佳效果，并使其结构和功能保持良好状态。这是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系统提出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就是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实际上，科学主义的兴起有着历史根源。中世纪一千多年的黑暗统治，使人类经受了近代科学文化“难产”的巨大痛苦，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掀起了反宗教、反神学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首先是解放了人，又依靠这获得了解放的人将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便大踏步地向自然进军，进而便企望以所创造的科学统治自然了。西方哲学史显示，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发展，从培根开始转入认识论研究。当时，由于自然科学逐步成熟，伽里略—牛顿力学体系初步建立，培根倡导的自然科学方法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作为认识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机械力学得到飞跃发展、光学进展迅速、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化学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著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形成。由于实验带动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又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现实生产力。培根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而为一”的，⑵由知识所赋予人类的力量将是无所不能的。于是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笛卡尔认为借助科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⑶这种主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和理性日益深入人心，科学主义成为了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人类便开始显示自己对物质的自为程度。这种物质自为的目的由于适应了人的需要而使其自为的程度得到了增加。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侵蚀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严重扰乱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由认识物质世界和适应物质世界规律演变成向物质世界索取，进而发展为掠夺物质世界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正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大都是从历史、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去认识和发现自然科学的作用，而没有真正从哲学的视角和层面给出关于自然科学的本质认识。事实上，科学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哲学最初由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并先后由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等所承袭和发展。在他们看来，哲学应该接近科学，学习科学，接受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重塑经验主义传统，并把自己的经验论建立在现实实证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之上。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斯宾塞，到第二代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阿芬那留斯，到第三代逻辑经验主义者罗素、维特根斯坦，无不把自己的哲学基础自觉地奠基于当时的科学成就，尤其是自然科学成就之上，从而使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并形成强大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科学主义还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自然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此外，上一世纪50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给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以极大的影响，也给了科学主义思潮以新的推动。显然，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是以各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巨大成绩和重大突破，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就成为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太多的挫败和教训，科学技术并不能完全和最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生活。
二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持下，借助于人性替代神性、现代性替代封建性的过程，而使人道主义摆脱了封建主义的羁绊。但同时也使人道主义脱离了自然主义的关照，使人道主义成为无根基的价值观。自然无价值既反映在理性化的思想观念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意识中。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人类作为强势群体开始无度地开发资源甚至破坏自然。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思潮以大力倡导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来抬高人的地位；大力赞美人的世俗生活、以反对禁欲主义来为人追求感性快乐辩护、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感受性欲望，绝对的、完美的、神圣的人就是能够真正享受自己生存之快乐的人。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引导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和进步，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在不断膨胀，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同自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影响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这就说明生态危机并不完全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与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感性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取向的导向作用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主，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并以人为中心来规划世界，最初的动因无疑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反抗超自然的上帝的需要。但是，随着人类知识和力量的增长，人文主义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就有可能破坏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实际上，人文主义发展到现在，它的基本思想是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这种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现代工业文明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人为破坏。
事实上，人文主义的兴起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文艺复兴之所以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是因为它们解放了中世纪神学对于人的个性的压制，并使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无限前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认为人是服从于神的，是神创造了人。人只有信仰宗教，服从上帝才能解除罪恶，重升天堂。这样一来人就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有自己的尊严。人文主义则以人类个性自由的思想对抗封建时代特有的教会独裁；以尘世幸福生活的要求和情欲的观点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他们用“人性”否定“神性”；用“理性”代替“神启”；用“人权”对抗“神权”。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把人看作“宇宙精华”、“万物灵长”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强调人是自由的，人可以达到一切他所想达到目的。因而，人是伟大的，人是有他自己的尊严的。人文主义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是现代世界的主导思想之一。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一种社会思潮像它那样源远流长，具有广泛的影响。按照美国学者戴维·埃伦费尔德的说法，人文（道）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宗教。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特点是提倡人性，以“一切为了人”代替“一切为了神”。其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这一哲学最初由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的唯意志论所开创，并先后由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属于神学人本主义的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等流派所承袭和发展。人本主义反对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反对研究那些与人无关的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他们把哲学归结为对人的研究，强调哲学要以人为中心，要从主体方面去考察人、以主体意识或无意识为本源。具有鲜明的反理性主义特征。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也给了人本主义思潮的流传以新的推动。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广为流传。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以人为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主宰，也是自身的主宰。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和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圣经》上则讲，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在这些创造物中，人是它的最伟大成就。其它的创造都是为了人的。这也就是说，世界是上帝为了人创造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要根据人加以理解。人不仅利用万物，而且主宰和统治万物。近代哲学以来，人们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由原来的考察自然，把一切归结为自然实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转向了重新审视人自己，看到了自己力量的伟大。于是，便产生了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从笛卡尔开始，他把人的思考作为他的整个哲学建立的基础。“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对思想之“我”的绝对主体身份的确认，彻底改变了古老哲学混沌无分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根本标志和主要哲学成果。这种理性至上论借助于实践哲学就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因而人应当为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这也就是说，人类认识自然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利用自然，以完成自身的价值目的。这是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典型的“主--奴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人类处于绝对的主体或主人地位，而自然处于绝对的消极被动的客体地位。所以近代哲学应该可以看成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的最终完成。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野、对峙与交融、互渗，造成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曲折演进。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原始文明时代的天人合一关系，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统一关系，工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对立关系。原始的天人合一关系，是一种天地未判、天人未分的混沌关系。这种关系就犹如母腹中的胎儿与母亲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孕育与被孕育的关系。严格地讲，是人类埋没于自然之中。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统一关系，是一种母亲养育儿女的关系。严格地讲，是天统治人、人崇拜天的关系。工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对立关系则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人征服天、改造天的关系。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统一关系，虽然有利于生态自然的保护，但不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工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对立虽然有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不利于生态自然的保护，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实际上，在人类文化的早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互补的。它们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类活动。然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产生的孪生兄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和谐相处之后，便开始分裂、对立，特别是到了20世纪，竟激烈地冲突起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导致科学主义乃致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和倾向，自然科学占据了思维的中心，人文科学或被逐出科学的殿堂，或被自然科学改造重铸。与此相反，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则因近代人文主义面临的困境以及当时社会人们对理性幻想的破灭，而抛弃了理性传统，将人文精神脱离开科学理性来极度的发挥，甚至把人和社会的堕落归因于科技的发展而贬损科技的作用，从而走上了与科学主义思潮相反的另一极端。然而，极端相合，殊途同归。它们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代人类正处在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就目前的人类而言，既可以以现有力量在短时期内毁灭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可以以正在形成的理性和智慧，在重建属于人类家园的生态自然中实现文明的重建。
三
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光荣与梦想。这种梦想在当今世界似乎已经变成了现实。但生态危机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之路并不能让人安身立命，而失去科学与理性关照的人文主义则在根本前提和方向上存在偏差。人类陷入了自我迷失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困境不仅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底线即生存问题，而且同时还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上限即发展问题。这也就是当代人类所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进一步凸现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实际上，当代生存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的极限所引发的，发展的极限同时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其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是人的危机。因而，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所谓“人类困境”主要不是大自然自身造成的，而是人的活动造成的。不是人赤手空拳造成的，而是运用科学技术造成的；不是人类自觉地把自身置于整个生物圈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造成的，而是只注重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造成的。一句话，是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自然以及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因而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诚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⑷所以人类文明和人类困境、创造价值和付出代价，这都是由人的实践造成的，功劳和责任全在于人本身。其哲学根源在于我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并且强调实践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而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面对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何重新审视和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正确关系，摆正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地位不仅具有很深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生态危机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危机说到底是文化的危机、哲学的危机，因而人类困境的消除必须首先改变人类的文化观念、哲学观念。现代的困境之所以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性质的，就在于人类对于自己在世界范围内所引起的带有根本性的急剧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后果缺乏深刻的理解。现代的困境之所以在本质上是属于哲学性质的，就在于传统哲学或者从主体、意识出发，派生出客体、物质，或者从客体、物质出发，派生出主体意识，但归根到底都没有消除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都只能从主客对立的模式出发来进行哲学思考。因而本体论的失落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离是最重要的因素。哲学是一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21世纪的哲学就其根本使命而言，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智慧和新的哲学理念。这正是哲学对于人类自身应当具有的终极关怀。确实，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正如一句格言所说，人的最大敌人是他自己。人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战胜自己。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有可能预示着新的人与自然和谐时代的到来。这种转向的端倪最早是通过人们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弊端的拒斥表现出来的。传统哲学把人性规定为普遍的理性，并把这种与人的历史性生成无任何关联的所谓“永恒的东西”作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终根据，从而就现实地要求人们达到普遍理性的精神高度。这样一来人们现实的欲求、特殊的存在经验和多样的生活方式都必须为理性所扬弃。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恐怖。这种哲学脱离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因而是虚幻的、没有根基的。而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哲学理念，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的哲学，也就是说只有生存才能作为本体。生存本体论彻底克服了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它否定了主体或客体的实体性，而从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出发，把哲学定位为关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它敏锐而痛切地把握到人类生存的矛盾与困境，因而合乎逻辑地以生存论转向来实现对人类存在的关切，从而形成以生存与发展为主题的新世纪的哲学理念。在这样的哲学观照下，人们或就不会误解了人和人类的存在意义，也不会误解了自然的存在意义。或许我们还能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从而获得某些关于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与灵感。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5页
3、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9页。
（原载于晋阳学刊 2005、5）
（责任编辑：范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