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庄子》寓言与现代思想
时间:2010/11/17 13:22:00|点击数:
《庄子》在我国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大家都承认的。但在是非取舍之间,文学界和哲学界却表现出几乎截然相反的态度。文学界往往为其瑰丽无比的想像和含意深刻的寓言所折服,十分赞赏《庄子》那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迷人的诗情画意,从而对其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往往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哲学界则在承认《庄子》的文章想像丰富、语言美妙之余,更多地从哲学上对《庄子》的思想予以否定,指斥其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批判其宿命论、诡辩论和不可知论。不能说这种批评没有道理。问题是这种批评只指出了《庄子》的缺点,却没有发掘其价值。而在对思想文化遗产的研究中,这后一点即使不比前一点更为重要,至少也与前一点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在文学界与哲学界对《庄子》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中,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忽视了《庄子》在想像和寓言的包裹下,其思想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思想有许多惊人的吻合与相通之处。而且,只要我们不拘守过去长期形成的教条式的简单化的思维定势,就还可以发现,这些想像和寓言所包含的思想,甚至超出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成就,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路。这可以说更是《庄子》的价值所在。对《庄子》的这种价值的忽视,如果说不能苛责于文学界的话;对哲学界来说,则应该是责无旁贷的。现谨根据个人的一孔之见,就某些问题作些简要的阐述,以为引玉之砖,而求教于大方之家。如有指正,是所至盼。
自古以来,从思想家和科学家到一般的老百姓,几乎都把人类看作是超出万物之上的特殊物类,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有智慧懂礼义具备社会生活的生命物质形态。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到近代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中心,对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歌颂。在我国,从古代哲人对天地人三才和人与天地相拟而为三的论述,到一般老百姓关于“人为万物之灵”的信念。不论它们的具体含义及其所由以发生的条件和所针对的目标有何不同,把人类作为唯一的有智慧懂礼义具备社会生活因而超出其他万物之上的特殊的生命物质形态,则是共同的。
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现代。直到今天,我们的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仍然将人类这种认识主体和人类的这种认识机制标准化和唯一化,以为只有人类这种生命物质形态或类似的生命物质形态才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即使是寻求人类以外的其他有智慧的物质形态,也是以人类和人类的认识机制为标准,按照人类所处的物质层次、人类产生的条件和人类的结构与形态去寻求。这反映了我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其实,认识能力不会仅仅和物质的生命形态相连,尤其不会仅仅和人类这种生命物质相连。不处于我们所在的物质层次,不是我们这种生命样式的物质形态,只要它们足够复杂,也就可以有认识外界的能力。只不过它们的结构、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机制肯定和处于我们所在的物质层次,如人类这种生命样式的物质形态截然不同罢了。
这里说的“足够复杂”,不是泛指物体包含有复杂的物质层次。因为,由于物质层次的无限性,不同层次上的物体所包含的层次都是无穷的,因而无法区别其简单和复杂。这里说的“足够复杂”,是说在某个物质层次上所产生的某类物质形态,其个体所包含的该物质层次的组成单位数目庞大而且具有足够复杂的结构。比如生命物质形态和人类,从本质上说,是在分子这一物质层次上所产生的一类物质形态。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生命和认识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包含的分子数目庞大而且具有足够复杂的结构。
因此,只要我们赞成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根据整个人类认识史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理,即宇宙不管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限的,我们就不能认为,只有在物质的分子层次上才会产生能够达到对客观世界作理性认识的认识主体;而应该承认,在物质的其他层次上,只要有条件能够发展出具备足够复杂结构的物质形态,就同样可以形成能够达到对客观世界作理性认识的认识主体。也许在我们身体内部就存在着比已知的微观粒子还要小许多数量级的认识主体,而到目前为止,它们认识的“总星系”还没有超出一个微观粒子的范围。也许我们就处在比今天人类认识的“总星系”还要大许多数量级的一个认识主体内,而到目前为止,人类所认识的宇宙不过是它身体中极其微小的一个粒子的一部分。只要我们不把人类这种认识主体和人类的这种认识机制标准化和唯一化,就没有理由否定这种可能性。
当然,对于有些不同于人类的认识主体或较人类更高级的物质形态,或者是由于时间或空间距离的遥远,或者是由于物质层次间隔的众多,有可能人类在自己存在的整个期间内也还认识不到它们。但这并不是从人类认识能力的本质来说不可能认识它们,而是人类没有来得及认识它们。就像《庄子》说的,“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秋水》)所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这并不能否定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关于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永远或绝对不可能被认识的事物的这个基本观点,也不能否定这种不同于人类的认识主体或较人类更高级的物质形态存在的可能性。
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庄子》中的某些寓言和论述,就不能不让人惊讶其想像之丰富和思想之深刻。《庄子》曾多次指出并深刻论证过关于长短大小的相对性问题。比如在《齐物论》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在《秋水》中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覩矣。”过去我们往往指责这些说法是相对主义,甚至斥之为诡辩,却很少去发掘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相对性思想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只是一般说的含有所谓合理因素,而是为进一步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因为《庄子》深刻地指出了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秋水》)即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上以及数量和质量上的无限性。
正是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庄子》的作者们才可能在《则阳》中说出这样的寓言:“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作者说这个寓言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向魏惠王论证征伐的没有意义,但对于处在物质的另一层次上的触氏与蛮氏,作者却并不认为是虚无飘渺的,而认为是实实在在的。其原因就在于四方上下之无穷,即宇宙在空间上的无穷。这种无穷不只是在比人类更大的方向上无穷,而且也是在比人类更小的方向上无穷。作者正是要让魏惠王认识这种无穷,从对这种无穷的体会中来摆脱对自己所在的环境条件以及各种世俗追求的执着。这就是“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把一切都看作“若存若亡”,而无所滞碍。
关于人类的认识成果也就是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也是自古以来哲学和科学中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已经从原则上对此作了比前人远为高明的比较符合人类实际的回答。但由于我们本身就属于人类,很难摆脱“人类中心论”影响,所以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们还并没有得到一个能够超出人类局限的更加符合科学要求的结论。不管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科学上,我们都还是以人类和人类的既有知识为标准来判断认识的正误及其价值。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往往把我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认识当作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本来状况,而忘了这些认识只是客观世界及其运动在人类头脑及感觉器官中的反映。它不仅只能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而且必然掺入了人类的主观因素。因为这是人类在其所在的物质层次上,通过人类的认识机制得出来的。它建立在人类所特有的大小、结构、生存期和认识机制的基础之上。对于生存在物质的其他层次上,具有不同大小、不同结构、不同生存期和不同认识机制的其他认识主体,这种认识或反映完全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就不应当把我们认识的相对于人类是真理的一些自然规律绝对化,认为它们也同样适用于生存在物质的其他层次上,具有不同大小、不同结构、不同生存期和不同认识机制的其他认识主体。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表面上看来,双方的意见可以说是截然对立、完全相反的。一方认为,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包括微观粒子个体及其运动规律,应当服从因果关系。因而只要人们对它们的知识是完备的,对它们的描述就应当是决定论的。量子力学的几率性结果,只是人们对微观粒子的知识还有欠缺,因而对它们的描述尚不完备的结果。另外一方则认为,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以及它们的运动规律的几率性描述,是微观粒子所固有的,因而是完备无遗的描述。微观客体的运动只能是随机的、几率性的,这并不是人们对它们的知识有所欠缺的结果、在这里,必须抛弃决定论的因果原理。我们不可能对这场涉及许多重大的科学与哲学问题,延续了几十年的著名争论作简单的评判。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即争论的双方都是站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把人类所认识的相对于人类是真理的一些自然规律作了绝对化的理解。双方都没有认识到,即使他们的结论相对于人类是正确的,但对于生存在物质的其他层次上,具有不同大小、不同结构、不同生存期和不同认识机制的其他认识主体,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
比如在人类看来,微观粒子的运动是随机的、几率性的。但如果有比这些微观粒子还要小许多数量级的认识主体,它们的认识机制必然和人类有根本的不同。而且这些微观粒子相对于它们就不是微观的而是宏观的。因此这些认识主体对作为其观测对象的这些微观粒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者的运动也可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因此在这些认识主体看来,这些微观粒子的运动就完全可能是决定论的,而不是随机的、几率性的。再如在人类看来,天体和宏观物体的运动是决定论的。但如果有比今天人类认识的“总星系”还要大许多数量级的认识主体,它们的认识机制也必然和人类有根本的不同。而且这些天体和宏观物体相对于它们就不是宏观的而是微观的。这些认识主体对作为其观测对象的这些天体和宏观物体的影响很可能是十分巨大而又不可能排除的。二者的运动也可能具有很大的非同步性。因此在这些认识主体看来,这些天体和宏观物体的运动就完全可能是随机的、几率性的,而不是决定论的。
在这个问题上,《庄子》同样可以给我们以极富教益性的启示。如《齐物论》中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糜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今天看来,这些论述当然有其片面性。由这些现象而完全否定在人类所认识的真理中包含有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因素,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它所包含的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认识论和真理观的相对性思想因素,却是极其宝贵的。
又如《秋水》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还说:“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无所谓是非贵贱。所谓是非贵贱,不过是具体的事物以自己为中心,按照自己的取舍所作出的判断罢了。特别是人类,更是以自我为中心,根据事物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按照自己的好恶,来认定事物之是非贵贱。所以《庄子》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摆脱“人类中心论”的束缚,了解真理的相对性,从而更全面地认识真理,其重要价值和巨大启发意义,可以说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可惜的是,过去我们在批判其相对主义的同时,却往往把这些二千多年前产生的,极其难能可贵的富有创造性的天才思想因素也一起丢掉了。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真理的客观性。任何真理,只要确实是真理,即使是动物认识的最简单的真理,也都包含了一定的客观性,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不应该将任一具体真理所包含的有限的片面的客观性夸大为无限的全面的。因为真理既然是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必然在包含有客观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主观性。只不过在不同的认识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比例、内容与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虽然这种不同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真理的这种主观性不仅是某一个人、某个社会集团的认识所不可避免的,也是任一时代整个人类的认识所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人类生长和生活在特定的物质层次上,有其特殊的大小、结构、生存期和认识机制所决定的局限性。这种主观性和局限性,只有在人类无限的历史发展中才能得到克服。但既然是“无限的历史发展”,就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所以人类也只能是逐渐接近这一目标而已。而且,按照任何具体事物有产生必有灭亡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一天整个人类终将消灭的话,那末这种主观性和局限性就更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了。所以,人类所认识的真理的客观性,只是为人类这种特殊的能够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的生命物质形态所特殊反映的客观世界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或某些阶段的表现。
上面某些想法从通常的观点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几千年前古人猜测天地起源于气和想像大地是球形时,这在那时的知识看来是如何怪诞无稽,而今天这些都已经被证实时,我们也就不会对上面这些想法轻率地予以否定了。事实上,用有某些根据的猜测和想像去补充对客观世界认识之不足,不仅是人类任何时候也避免不了的事实,而且是人类认识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在任何一个关于世界整体的科学理论和哲学学说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没有它,这种理论和学说就不可能形成,因而人类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也就无法前进。这是人类的认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的事实。古人是用猜测和想像去补充对宏观世界认识之不足。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比较深入和全面了,当然就不必再过多地用猜测和想像去补充了。但现在人们对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认识还是极其肤浅和非常片面的,因此在这些领域中不可避免地还要用许多猜测和想像来补充认识之不足。即使将来人们对现在所谓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认识比较深入和全面了,不必再过多地用猜测和想像去补充了,由于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以及数量和质量上的无限性,人类仍然面临着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和知之甚少的世界。对这个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和知之甚少的世界,为了逐渐更好地认识它和把握它,人类仍然需要用有某些根据的猜测和想像去补充对其认识之不足。只要人类存在,这个过程就是没有止境的。科学发展中的假说,其实也是用猜测和想像来补充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之不足,只不过它的对象比较具体,涉及的范围比较狭窄,采取的形式比较严格罢了。
所以,上面一些想法即使由于现在还没有得到自然科学上的充分证明,因而在将来可能被发现在细节上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认识方向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都是在当今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必然要提出的问题,必然会作出的判断。不管今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对这些问题会给出什么样的回答,这些问题的提出对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启示,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作用或价值,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
(原载: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论文集《中国智慧透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责任编辑: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