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毅： 趋利避害，积极进行文学价值的引导与建构
时间：2010/11/23 9:23:00|点击数：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面临着极为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诸如全球化浪潮强烈而迅猛的冲击，使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世界大家庭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市场化的强力推进，使市场霸权与资本经济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也渗透进文学创作、生产与出版、销售的各个环节；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借助媒体的力量抢占地盘，无孔不入，日渐成为社会事实上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在受到猛烈冲袭时，不断萎缩退让，或走向边缘，或做出妥协改变，一步步向市场投靠；中国社会处在一种利益高度分化、思想高度分裂的剧变之中。时代巨变，引起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文化权威的消失，道德力量的弱化，理想与信念的被否定，也引起文化的变异，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变异，旧价值崩溃，一切统一权威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一切完整的东西都分崩离析、碎片化、零散化，使人们陷入了精神的迷茫与痛苦。世界、社会、文学呈现出“一切皆流，无物长驻”的急速变化状态，人们切实体会到价值的相对性与变异性，此时，尼采提出的“重估一切的价值”便显得极为有用。如何正确认识时代和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把握历史提供的机遇以克服价值重建难题，进行积极有效的价值创新，便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一、顺应时代，趋利避害
消费时代是物质化时代，消费性文学的盛行导致了华靡与鄙俗之作充斥文坛，批判性普遍失落，文学的审美性逐渐成为消费性的附庸，个性化被商业化取代，媚俗低级倾向越来越严重，造成精英文化日渐衰颓，人文精神日趋失落。面对着消费文化的汹涌袭来，面对着当今文化环境的混乱，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文学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价值立场缺失、价值观念混乱、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混乱无序等多种问题，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文学领域总体的价值追求不是向上攀升，而是日益下滑，呈现的状态是“上限”不断下移，“下限”不断跌落，总体越来越走低的局面，状态堪忧。
在精神贬值，信念消解，人们心灵困惑、文学价值迷失之际，我们要清醒认识新世纪中国和世界文学的基本走向，牢牢把握时代与社会正确的前进方向，弘扬雄健昂奋的文学精神；要穿越喧哗与价值紊乱的困境，深入时代文学的价值世界之内，去择优汰劣，激浊扬清，批判文坛的病态现象，校正文学的前进方向。目的是要透视时代的价值变迁，反对文学的庸俗化倾向，防止文艺和心灵走向堕落，推动文学健康快速发展，帮助文学重新走向深沉、博大和辉煌。
首先，我们应正确认识时代与社会的巨变、市场与消费的功用。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里就写下这样一段话：“当一位作家走进市场，他就会四下环顾，好像走进了西洋景里。他的第一个企图是为自己确定方向……”[1]是的，当市场已成为今日文艺生产与消费必不可少的准入口，文艺商品化已成为当代文艺基本的生存状态，谁也不可能脱离时代与市场而独立发展，谁都必须瞻前顾后确立自己的前进目标与努力方向，此刻，谁再想自鸣清高遗世独立，那就太不识时务，太迂腐可笑了。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在当今这个已经发生巨变的全球化、市场化、商品化时代，发展飞速，一日数变，消费与消费文化日益成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主流，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刺激，消费潜力开发对拉动经济的强力支撑与推进，已经蔚为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谁也不该漠视。同时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谁也离不开谁。鲍德里亚曾描述过从工业社会“生产本位主义”到消费社会“消费本位主义”的一系列变革：人的角色从“生产主人公”转变为“消费主人公”；社会的组织原则从“物品法则”转变为“符号编码法则”；消费享受从作为人时刻要争取的“权利”转变为“公民义务约束机制”；大众文化表达从“以所指为中心”，转变为“以能指为中心”等等。中国面临的则是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生产型社会向现代新型的消费社会跨进，更大的跨度和更多方面的转型必然引起人们的惊异、惶惑、不适应和不理解，值得我们用心关注。比如，当消费取代生产，消费与消费文化日益成为社会生活和时代文化的主流，就要求人们放弃以往重生产而轻消费的观念，深刻认识“消费”的广泛含义，重塑新的文化心理。又如，消费与市场已成为文艺生产的场域性因素，无可回避，而文艺走入市场，也是谋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这就告诉人们，消费与市场不是文学的天敌，处理得好，它们会成为文学的盟友。因此，文学要适应世变与事变，学会与市场共舞，与消费结友，力争既能充分发挥市场与消费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地抑制其消极负面作用，借助市场的机制与活力，抓住传播的价值指向控制，实现文艺观念的新陈代谢，扩大文学的理想、价值和影响，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建构带来启发和动力。
其次，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消费社会嬗变的进程。消费文化与市场经济、高科技和发达的媒介技术相互联合，将中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金钱世界、花花世界。经济、科技和媒介的发展引爆了信息的泛滥，信息量的急速膨胀令人们目不暇接无所适从。大众陷于五彩缤纷的声光影像而不再热衷于思考性的阅读；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利却在汪洋大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消费唤起了人们无穷的欲望却削减了人们内心的自律，大众沉浸在拼命挣钱追逐物欲的狂热之中抛弃了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人们生活在一个混乱、功利、平庸、轻浮和纵情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面对人类文化的平面化、庸俗化而始终毫无自察。如果我们对此随波逐流，一味放任，则会造成情感和道德的双重沦丧。
当然，如果我们转换观念态度，着眼于新时代给人们生活、工作和事业带来的极大便利，顺应消费潮流，文学不光能走出日趋边缘化的困境，也有可能重振声威，重新走向复兴的光明之途。比如市场、商业和消费并非只对文学的生存造成挤压排斥，事实上它有力地打破了文化的独断权力模式和文学精英垄断，使所谓的“高雅文化、文学”在商业的冲击下解构其身上的独占性，使文学以更平等更亲和的态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市场、商业和消费对文学快速生产、广泛传播极为有效，任何一件重大的文学活动顷刻之间便能传遍全球，任何一种特异的文学现象，马上便能远播千里，深入人心。任何一部重要的文学著作、文艺演出和影视作品，通过卫星通信、电脑网络即刻便能同步在世界各地传播。如《哈利·波特》书籍与电影的出版，采用的就是全球同步发行和同时上映的方式，造成世界各地出现一种洛阳纸贵，排长队抢购，一票难求以及人们热议纷纷的奇迹景象。这就告诉我们，消费既会对文学的生存与传播造成威胁，也会给它带来机遇和动力。又如《百家讲坛》利用电视荧屏，采用通俗的演讲方式就能传播和普及中国的经典文化，把《论语》、《庄子》、《三国》之类日渐被冷落的书籍再度炒热，重新唤起人们购买、阅读、学习和谈论的热情。这说明大众传媒和消费浪潮对文学的生存与传播是有益的，完全可以为文学所用，既发挥其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有益的精神充电的一面，满足人们日常的消费和消遣，同时又顺应文化市场的流行趋势，改善文学的形象、面目与流通、传播方式，使之不拘一格，更为灵活多样。总之面对市场和消费，文学得磨砺自己的生存智慧，增加自己的宽容性与应变能力，既与时俱进，努力拓宽发展渠道，充分利用消费能传播文化、增值文化的功能，去扩大文学与文化的积极影响，又扬长避短，尽量消除文学市场化的不良影响，正确地引导文化消费，而不是让消费主义引导文化，主动积极用文学与文化去滋养消费，创造新的消费市场。
再次，要努力增强文学的创新、创造能力，这是当代文学能否强大的根本所在。
从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态势来看，谁的理念先进、设计新颖，产品质量过硬，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更有能力来影响和改造世界。这就昭告人们，在高科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要考虑以质量、品格、实力和规模效益决胜市场，如果跟不上人们思想、情感和审美变化的速度，跟不上新的技术要求和增长方式，就可能被时代、民众和市场淘汰。因此，强化文学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内质，提升文学表现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从各种艺术中获取营养，以求得更大有益信息的增殖，文学意蕴及其功用的提升，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对人而言，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活动是人活动的精华所在。对文学而言，作家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他们都共同需要创造和创新性思维作为人类思想和艺术存在与发展的支撑与不竭源泉。直观来看，创造、创新性思维似乎完全产自个别人天才的头脑，是少数人不经意间碰上的机遇与灵感，康德就说过：“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制定法则。”其实它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社会和生活之中，它离不开各种事实和经验，是人对“事实”意义的深切体察。谁能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抽取它，谁就能占有和享用它。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如果说文学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以形象和感性的独特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文学使我们体察入微地亲近了母语……我不把人性看做一种可以直觉到的固有物，而是看做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许多人早已停止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判定价值。如果连审美活动都不能阐示价值，那么，在一个滚滚堕落的社会里还能往何处去？”[2]他的话提示我们，文学存在和创新的意义，就在于要揭示人性，亲近母语和阐示价值。文学若能从这个方向努力，能传达我们时代的人间生态、社会信息和心灵消息，积极地参与时代思想的构成和人的精神面貌塑造，能使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得以延续、扩展、丰富、全面、深刻，它就会兴旺发达，若背离或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就会萎缩、衰退或消亡。
譬如在今天，电视剧越来越成为标举当下文艺成就的文化符号，它已成为叙述和消费故事，传达社会变迁以及人情世态的主要渠道，拥有最长播出时间和人数最多的受众，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资金带动能力，是我国产业化程度最高的艺术形式。无论是从作品题材、思想内容，还是传播方式、市场运作和受众人数来看，电视剧都一马当先，风景这边独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令各种艺术形式难以望其项背。客观地说，眼下电视剧已经取代文学，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潮流和文艺思潮的重要文化载体。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电视剧生产国和消费国，现在央视电视剧收视率一个百分点就是上千万人，而一本长篇小说卖到十万册就算是畅销书了，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引得许多作家纷纷踊跃触电，其集纳的精兵强将、无数资源、产业链模式及其文化传播能力都不容忽视，其中的许多“奥妙”值得琢磨和借鉴。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永远不断的探索与创新是文学的本质，创新使人类精神财富的总量得到增加，人类思考的疆域得以扩张。创作要出新，批评要出新，文学理论也要出新。总之创新和创造是通往文学颠峰的唯一山道，也是帮助文学扩大影响，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依赖。它需要作家艺术家艰苦的劳作、勤奋的笔耕，呕心沥血和顽强的拼搏，在最新最美的图景后面有惊人的付出，在活泼欢快的享受中有智慧的显现，这些都昭示我们必须用不断的创新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用非凡的创造来奠定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二、 价值引导与价值建构
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当今中国文艺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变异及其审美特征，无疑是一件有着学术创新难度和实践意义的工作。研究它，既体现了关注现实，勇于探索前沿新问题的决心与开拓精神，又能从新的视域深化我们对时代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弘扬文艺正面的精神价值，改变当今文学精神价值、艺术价值匮乏的局面，也有利于冷静清醒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前面比较充分地谈论、分析和批判了当前文学出现的若干价值迷思、缺失、价值观和价值标准混乱等许多问题后，接下来我们该考虑价值引导与价值建构的问题了。
当我们说现今文坛和现今的人们价值观混乱，“文学领域总体的价值追求不是向上攀升，而是日益下滑，”这意味着当今文学在复调多元、众声喧哗，越来越趋向俗世化的过程中，普遍丧失了精神向上、人性向善、艺术向美的自觉追求，人们沉溺于物质欲望，放纵青春肉体，只过今天，不问明天，没有未来和责任。人们委身物质与权势，放弃了超升人性的神圣祈求，不再仰望苍穹，不再对古今圣贤存有高山仰止的情怀，不再会为自己内心的高贵优雅而自豪，为内心的龌龊阴暗而羞愧，却见利忘义，钦慕那些拥有大量钱财，掌控强大实权的人，甚至出现肆无忌惮地为汉奸翻案，给英雄抹黑，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革命的合法性，为无耻辩护，给腐朽招魂等怪事。大量流行而时髦的娱乐文学、快餐文学、搞笑文学、“下半身”文学不仅污辱民众智商，挑战公众道德底线，而且污染公众的耳目，腐蚀和瓦解着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造成人们对崇高、理想、真理和正义等正面价值的严重鄙视与不屑，也造成人们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普遍淡漠，致使“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好死不如赖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糟粕观念卷土重来。这当中既有消费主义的不良作用，也有人们身处巨变，价值观念正经受着激烈的冲击，进退失据，是非混淆，褒贬含糊，而导致价值杆秤失去准星，陷入价值歧途的迷惑与扭曲。
价值追求的下滑，还可以追溯到一是伦理道德方向的下滑，二是思想认识水准的退步，三是艺术审美方向的后撤，几方面合起来，下滑状态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事实。伦理道德的下滑，表现是“什么都行，一切都无所谓”，非道德、反道德、不讲道德、蔑视常识和规范，破坏伦理道德秩序的事情数不胜数越来越多。思想认识水准的退步表现是放弃思考，否定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随波逐流，不再向着思想高峰攀登。艺术审美方向的后撤表现是否定艺术及其审美的功用，取消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界线，用泛艺术、泛审美、“无可无不可”的东西来取代艺术和审美。总体是放弃责任，取消意义，摧毁标准，使得文艺成为可以不讲道德，不要思想，不管艺术和审美的飘浮物、虚悬物，导致文艺本身危机四伏。
伊格尔顿早就批评过：“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3]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本雅明也提醒过，“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因此我们要把握当代中国经济、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探究当下文学的价值观、价值立场、价值取向、价值变迁等内在联系和一系列现实问题，致力于价值选择、引导、确立和新价值的建构，以指导文学创作。
第一，文学是人类智能的价值创造，文学关乎世道人心，是宏大历史中的一种主动性力量，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文学价值创造的功用。
在当前“文学终结”、“作者已死”、“作家退场”、“娱乐至上”、“文学边缘化”等一片喧嚣杂乱的叫喊声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而理智的头脑，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弊，因为我们处在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中华民族发展焦虑所导致的急功近利等各种思想意识杂然并存的环境之中，各种文化、文艺思潮之间的交织、更替，相互对立与否定都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在多元文化的角逐中，存在着反文化建构的消极一面，如果我们文学的价值选择不注意扬弃多元中反文化、无意义的价值因素，不注意防止西方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价值虚无、文学虚空的迷幻，带来思想与文学生态的危机。
文学是崇高而又富于个性的精神现象，文学贯注着对世界、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因此文学的价值既多且广，远不止是人们通常爱说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三种。细分还可分出知识价值、信息价值、思想价值、情感价值、语言价值、文本价值、教化价值、娱乐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生活价值、生命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方向性价值等多种类型，也可分为短暂价值与长久价值，现实价值、潜在价值与未来价值，复合、综合价值与分列、单一价值等等。虽然不同的文学在思想路径、关注重心、立场情感、表现形态等方面各异其趣，但都凝聚着人们对于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的觉悟。每一种价值都凝结着作家诗人的劳动和智慧，渗透着他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取向，服务于人的目的需要和具有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的效能，因而必然地内涵着价值信息和外显着价值功能。文学是人学，它全面地纪录和体现着人的各种思想情感和一切的生命活动，表达着作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诉说着作家艺术家对特定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承担着追求真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文学价值立足于不同民族文化对生活世界和生活经验，对生活意义、生命价值与理想生活的认识理解，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不是封闭凝固的而是开放变化的。因此我们对文学所具有的本质、功能和特定价值必须做全面的分析考量，不能只局限于某些狭小的方面，也不能稍遇变异与波折，就晕头转向灰心丧气。这是我们必须坚信和持守的一个原则，也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价值观，不能动摇。
第二，时代是千变万化的，价值评判也是千变万化的，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固定标准模式，但我们仍然要逐步建立一些相对清晰稳定的价值观和价值评定标准，以求发展。
所谓价值，其实就是客体对于主体的一种关系，任何价值都不能脱离主体。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更多在于主体，反映着主体的特点，依主体而不同。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超越主体（人）的历史活动价值，不存在始终如一的绝对价值，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终极价值。因此人人都有根据自己的处境与情况来判断善恶美丑、利害得失、喜爱或厌恶，以确定自己的追求，选择自己价值的权力和责任。于是价值的多元、多样、多态，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价值标准的各取所需，各不相让，就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事。对多元价值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人的平等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强调价值多元，其实就是为多种价值，包括目前尚未到来的新价值预留空间，争取合法权利。
然而，价值多种多样，价值观千变万化，价值标准各说不一，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价值、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就都是正确合理，不分高下对错，无须校正改变和统一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事有分就有合，有多便有统一，不可能四分五裂乱七八糟，永远一盘散沙。尤其是面对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统一社会和统一国家时，还得以公共集体利益为准，以统一社会规范和国家利益为高，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在多种价值中总有一种或几种价值是相对能被大多数人所赞赏接纳的，在多元价值观中总有一种或几种是相对正确合理的，在多种价值标准中总有一种或几种是相对公平公正的，毕竟，向前，向上，向善，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方向。我们的责任，便是在提倡、追求或维护价值、价值观、价值标准多元多样的前提下，又要去求取各价值、价值观、价值标准之间的沟通、对话与宽容，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选择好的正确有用的，淘汰坏的错误无用的，扬弃多元中的无意义的价值因素，还要致力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定的共识——统一、规范和有法可依，不能胡乱禁锢，也不能放纵乱套。进入消费时代，个人成了时代价值体系的一个支点。个人的存在无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空间。但是，更应该有超越个人之上的东西，譬如公众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包括一些更具普适性的原则规范。只有在超越个人的利他主义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稳定的信仰基础确立起来的时候，一个社会才是健全的，才可能是持久和谐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脆弱紊乱的社会，很可能混乱无序，毫无凝聚力，很容易把物质上的富有异化为堕落的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多元并存的时代，生活样态的丰富性、利益分配的多样性、冲突性，以及价值立场的复杂性、对立性，是我们时刻都要关注应对的问题。因此，在无序中我们要求取有序，在对立冲突中要求取和谐平衡，在多元中要求取共识和一元，提倡多元文化观念下的“价值融合”、“价值整合”，吸取各种价值的有益有用精华成分，将价值导向、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反思等观念和因素融入到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认识过程之中，建构新的价值标准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竞争中逐渐创造一套相对完善的价值系统，建构一种有机、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价值体系，为创建时代的文化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重建价值体系，首要的是先确立理想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不论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而言，理想皆是最重要的处于最高位置和核心地位的东西，不可或缺。因为理想是高于现实并统领现实的，是激励当下，引领各种力量奔赴未来的。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学理想、艺术理想、审美理想和价值理想，就是各种理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理想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它能使人们看得更高，更远，更广和更美。
在价值系统中，理想总是居于核心统帅地位，属于核心价值观，它对于设定一个奋斗目标，建立一种信念、信仰，并以之引导、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探索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最优化具有不可估量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家洛尼认为：“价值领域的特征首先是它的理想性和合目的性，价值同意图、目的、理想、意义不可分离，这正是价值与事实的主要区别所在。”[4]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都风行一股嘲讽理想颠覆理想的后现代思潮，大家似乎都得了一种“价值冷漠综合症”，往往对价值理想采取隔岸观火、满腹怀疑的相对主义态度。这种思潮对于批判和扫荡过去长时间统治人们思想和生活的空幻理想、虚假理想和强加于人的理想，产生过摧枯拉朽的革命作用，但混杂其间的否定一切、打击一切理想，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理想的功用，包括扬弃历史、消解主体、削平深度、贬抑崇高等主张和倾向则是错误的，必须抛弃的。因为取消或放弃理想追求，就会丧失努力目标，迷失前进方向，让各种时髦思潮搅得晕头转向，或者是让西方商业文化的消费至上牵着鼻子走，追逐时髦与沉溺消费享乐会瓦解思想，毁坏理想，使人变得琐屑庸常。其泛滥的结果，不是将人扼死，而是慢慢淹死。在当前信仰破灭、信念丧失、价值观混乱之际，我们更需要从人自身和人的本性、目的出发，重建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引导人们克服欲望与功利的膨胀，克服心态的浮躁和浅薄，清除低俗化庸俗化的浸染，确立新的价值信念、信仰，新的价值坐标和规范体系，超越现实，预测远景，给现实生活以方向和指导，推动世界向着更美好的境地前进。
理想表达的是人们对“世界图景”、“生活样式”的理解与向往，集中凝聚了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希望与梦想，构成了人们思考、生存与行动的终极依据。理想对于提升人性，净化被金钱异化的魂灵，具有明显而特殊的功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世界，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类根本性的问题。人和人性，是生成的而不是命定的。人不往上走，便往下走。向上，才会有发展；向下，则会退步堕落。因此人要把理想和目标定高些，定到向圣贤、伟人看齐的高度。人性只有往上走，朝向神性，才能更加人性。不往上走，往下滑，就有可能变为兽性，变得比兽性更蛮野惨烈。同理，精神的提升，需要艰苦的奋斗与漫长的努力；而精神的下滑却轻而易举，掉进万丈深渊，只需刹那。因此我们必须以价值理想超越一己之私，提升人性和精神，建立社会的、公共的努力目标，崇仁重义，维护纲纪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文学和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单向度”的现实秩序之外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世界以及无限度的精神飞扬的梦想，它总是带着乌托邦的神圣品格歌唱着走向未来。我们今天之所以重提理想，强调理想，一是为了重振文艺的抱负，二是需要在“冲突的理想”中保持一种清醒的价值理念，对当下文学创作做出一种既合乎历史理性的描述，又能够大体预测文学的整体脉动和基本流向，具有审美意义的判断，重点是要客观准确地描述与概括中国消费文化的特征，弄清现今人们真正的内在艺术需求，敏锐突入精神价值的腹地，勘探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和思想情趣的变迁，进而探究不同于以往的文化逻辑与艺术逻辑，展开理论创新的研究工作。在高度理性、高度自觉的层面上提炼民族精神，去建构一种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价值理想，为当代生活注入精神动力与发展活力。这种价值理想是一个可供追寻并值得奋斗甚至为之奉献、牺牲的“乌托邦”，它具有一种深层的、宏观的、长远的目标和思想引导作用，属于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导，既能够勾画未来的理想图景，又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法、措施和方案；它既与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理想相通，又带有强烈的个性和超越的成分，指向广远的世界和未来。通过它来装备人的头脑，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促进人心凝聚，增强人的力量，并通过人的精神力量推动物质力量的转变，产生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
第四，高举自由的大旗，把自由精神和自由创作作为新价值系统的内在灵魂。
文学是以人为对象，以研究和揭示人的生活及其内心世界之艺术。自由无羁，自由创造的精神是文学得以存活、发展、变化的根本依赖。自由对于人本来就是无比重要的东西，自由对于文学那更是须臾不可相离的命根子，什么时候人拥有了充分的自由，人便能够健全成长；什么时候文学享有了充分的自由，文学才能真正地繁荣发展。
自由是现代性要求的普遍原则之一，是现代社会最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匮乏的。近代杰出的革命家、翻译家马君武曾指出“顾吾中国之文明开化，既历五千年，而中国人至今犹茫然不知自由是何意味。”[5]他认为中国没有自由传统，所以在中国是无自由可言的，这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严复先生也说过：“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立以为教者也。”[6]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自由才成为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成为人们反复言说、拼命争取的一个主题和一种权力。但建国后一直到文革时期，由于左倾政治干扰和认识的偏差，自由被认为是祸害，是盲动，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屡遭排斥打击，因而导致人们对自由的忌讳和避之唯恐不及，文学中自由精神荡然无存，造成历史的可悲倒退。改革开放才将自由平反昭雪，重新请回中国社会，使自由思想和创造不再是动辄得咎的罪过，而是促使我国走向强大富裕的利器，也是锻铸成熟头脑和宽广胸怀，让自由言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得到实行的法宝。
自由是精神的实体和本质，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他的自由。黑格尔早就明确指出：“自由是精神的最高定性”。因而，自由思想、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乃是人天生的权利，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自由意识进步的历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全人类永远都不懈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文学本来就是最能体现自由精神，最能切入人的内心、挖掘人的内心隐秘的艺术。小说、诗歌、散文等形式又为这种切入和挖掘提供了广阔和最自由的空间。因而，摆脱政治、经济、利益的压抑与不自由，消除异化，发展和创建更为自由的想象空间、表现空间和语言空间，让自由原则成为贯穿文学表里内外，推动文学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就是我们在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时的一个重要努力目标。
自由即摆脱一切现实束缚，进入一种身心解放、精神愉悦的境地，去从事有益的创造活动。自由就要冲破一切陈规陋习、条条框框，标新立异，别开生面，创造一个新境界。自由还要反对权威，不屈从任何压力，也不为什么所谓的荣誉而折腰，像杜尚那样不光反对别人做权威，亦反对自己做权威。他决不让自己呆在自己创造的风格里，他不让自己重复自己，“我总是想着要放下自己已经有的包袱。”“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让一个完全自由的灵魂翱翔在所有人类的规距尺度之上。任何一个作家诗人在写作时，都盼望自己拥有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的念头。因为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都是不自由的，背负着多种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不允许，那个必须的各种限制，只有在创作中，才能获得自由。即使身体不能完全自由，但思想，灵魂则是可以而且必须是自由的，这才会有美妙杰作的诞生。
文学和每个人现今享有的自由较过去已充分得多，大得多，但仍远远不够，还要再扩大，再深化和细化。寻求自由的路途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轻易满足，随意停歇，因为自由之后还有更自由的境况在等待着我们，因为自由关乎人的本质乃至人的价值理想的实现。自由除身体、思想、精神的无拘无束外，最重要的是灵魂的自由，那就是要摆脱一切身心的羁绊，思想和精神的囚笼，进入一种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为友的境地，纵情任性、尽心尽意，那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境界，值得我们倾力追求。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提倡和发扬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让自由激发灵感，激发创造力，为自己、为读者争取灵魂的自由，为摆脱现实和经验之局限，进入自由无限的创造佳境而努力奋斗。
第五，强化道德之维，建立一种文以载“德”，“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写作伦理。
道德作为人类自律和他律和一种规定，有利于维护人类的生存，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是人类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文学之于道德，天然就具有一种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文学是传播道德伦理思想的利器，道德伦理是文学的内在品质与追求方向，二者血肉相连，不可离分。如果我们把文学视为一种伟大的精神现象，那么它肯定要作用于人心、人性和人的德行；如果把文学视为时代的良心，那么它当然要对时代精神、时代思潮、对社会价值体系和民众的心理状况负责；如果把作家视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这工程师便需要对人们的精神面貌、伦理道德、心灵情感的健康状况负责；如果说文学担负着改善人们的文化修养、知识信仰、心灵品质、精神质量的重任，它又怎能不涉及道德立场、伦理情怀呢？没有道德感，没有正确而健全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理想，何以唤回社会良知，何以对时代和民众负责？又何以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人生智慧、文化启蒙、文化提升做出独特的贡献？
道德伦理是文学的效用之一，它对人们思想境界与精神品质的提升，对人性的积极维护和文明的顽强构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强化文学价值系统中的道德之维，其实就是要强化道德伦理在文学价值系统中的功用与价值，让善的价值与真、美更好地结合，在文学中更好地发扬光大。因为凡是在社会激烈变革，文化思潮激烈动荡之际，道德往往会首当其冲受到怀疑或冲击，被人抛弃或否定。在当今这个消费主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感官主义盛行的年代，后现代在颠覆着人们既有的各种观念，膨胀的欲望在不断地消解人类的理性和诗性，灰色的道德崇拜开始泛滥，伦理问题常常被人们漠然置之，许多文艺作品堕入根本没有原则和道德可言的地步，我们怎能不格外强调文学的道德伦理，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和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孜孜以求精进不已。至少也不能放任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攻击和否弃道德，混淆是非、为所欲为，造成人类的精神信念频遭重创，人们面临德行崩败、道德沦丧的危险。
从古到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具备清醒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或是用高尚纯洁的道德感染人，教诲人，或是用明智的道德态度、道德立场说服人，引导人，坚守人性崇高的价值，对世道人心发生有益有效的影响。莎士比亚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过：“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我底创造力就花费在这种变化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7]这是他的成功经验，又何尝不是众多大师文豪的成功秘诀呢？对于这种优秀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而只应发扬光大。
用道德的尺度看待社会，关注人们的心灵，展现内心世界，重新唤起真善美，是众多作家的努力方向。中国作家梁晓声说过：“我的一些作品是把自己心里最温馨的那部分写出来献给读者。”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在一首诗里提到诗人的使命，反复说“我赞美，我赞美”，不管遭遇顺境还是逆境，不管面对光明还是黑暗，诗人的使命是赞美，若不赞美，就不是诗人。1925年，他在给一位波兰译者的信中，提及诗人是采撷大地上不可见事物之蜜的蜜蜂，“将这个暂时的、朽坏的尘世深深地、忍耐地、充满激情地刻印在心中，以使其精髓无形地复活。”[8]无论是赞美还是将自己最温馨的部分写出来奉献读者，目的皆是要做一种转化净化、提炼升华的工作，通过诗人作家的心灵熔铸，把分散的花粉酿成芬芳蜂蜜，将人生的苦难、烦恼遭遇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促使人类社会向着光明美好的境界前进。
文学创作的使命，不仅在于使人们认识世界、体验生活，更应使人们通晓人生哲理，追求崇高理想。文学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应当有助于提高人们思想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精神完善。因此我们要明确提出：文以载“德”，文学要为时代的道德状况、为民众的道德水准、为艺术自身的尊严和力量负责，确立“文须有益于天下”这样一种写作伦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道德化，事实是文学既要符合道德、还要超越道德和促进道德，但这个超越了一般道德的文学仍体现了某种道德，那就是艺术本身应有的正义、勇气、品质、尊严、力量和光辉，那就是超越自身的问题和困境而去关怀周围的世界。只有当每一个作家都不光是为自己写作，也是为别人写作；只有当作家能自觉意识到道德伦理对文学的有益促进，而非有害存在，为了有益于自己和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精神升华而写作，才能写出有分量的、可以被别人分享的好作品。一句话，作家必须对时代精神的状况负责。
第六，在价值系统中要强化文学批判与反思的功能，以实现主体人格的完善和民族精神的提升。
近年来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消费时代物质力量的介入，文学在技艺和文本方面变得愈来愈膨胀，在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方面却变得越来越孱弱。人们通常爱说“文学边缘化”，其实说的就是文学在参与时代思想构成和人的精神面貌塑造方面，在干预和影响社会生活方面，在当代中国民众的价值建构方面，越来越远离时代思想的中心，越来越丧失进取心和影响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某种后退趋势。这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文学放弃了批判反思的功能，作家艺术家精神、心灵和人格力量萎缩，一味去迎合时尚，迁就流俗，讨好文化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既带来思维的肤浅僵化退步，自身价值的减弱，也带来文学被市场和消费的吞噬与淹没。
批判反思是指对一切知识、信念、价值和现状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追根究底，分辨审察，不迷信既有的知识，不盲从现状，不接受已有模式的限制，不仅针对外部世界，而且针对人自身进行自我批判，打破已有的成就和知识界限，打破自我封闭的习惯和狭隘眼界，不断促进人的头脑解放和思想自由，发挥思维和文学的最大潜力，致力于新的发展和创造。契诃夫曾一再提倡：“生活的全部精义就在于毫不逢迎谄媚地反抗到底”。尼采说过：“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强调：“小说存在的理由是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到对‘存在的遗忘’。”这其实都是告诫作家艺术家对世界、社会、文艺和生活现状都不能满足，必须与媚俗、庸俗和平庸作战，与习以为常的惯例决裂，去求取更好、更优的前景。因为文学不是对现存现实的复制或录相，而是对现存现实的否定、改造或创造，正如马尔库塞说的：“艺术将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对抗性的组成部分……” [9]“艺术作品绝不隐瞒现实存在，艺术是揭露现实的。”[10]可是放眼当今文坛，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是在现今状况下生活得志得意满，其乐融融，他们整天忙于捞名捞利，享受生活，哪有心思来关注问题，批判现实？因此在当今，文学不能屈服于任何事物，不能被任何潮流牵着鼻子走，这就需要大力强化文学批判反思的功能，奉行有生命力的，能鞭笞时代非正义力量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
譬如，在当今文化艺术商业化，导致文学审美追求的丧失和商业气息的增多，许多文艺作品日益轻薄、浮浅与狂嚚时，要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反省缺失”和“欢乐空洞”状况，就要批判文学的媚俗倾向，要坚持批判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揭露文学产销中的“迎合”与“讨好”阴谋，抵制文学发展中潜藏的消费主义原则。要批判由于文学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要批判文学“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从表现社会历史、现实退回到一味抒写内心，从“宏大话语”走向生活写实和细屑描绘的倾向，要反驳现存的事实，揭露黑暗，否定不平，使文学具有触及历史、时代和公众情感的力量。还有在全球化语境、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选择时，必须扬弃多元中无意义、消极和反文化的价值因素，用“多元共生”去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以及“西方中心论”。如对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欲望化的后现代主义、滞后的非智化的文化自然主义思潮、极端个人主义的私欲、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随意性和无是非等，都要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它们貌似多元化的现象，实际都偏于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和唯我独尊，呈现着反文化建构的姿态，排斥其它价值观，容易导致价值无差别和价值遮蔽状态，造成文化生态的危机，使民族精神消隐在众多等量齐观的价值中。
文学与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场域有很大的关系，文学是对它所反映与表现的事物和生活的创造。文学的光荣在于真诚与良知，作家应是人类的良知。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和未来眼光的审视，他们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和未来一个深厚的交待。因此，文学要以独立的价值取向、审美的方式切入时代进程，加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参与，强化有针对性的人性批判维度和人性追求，不与世俗妥协，总是试图把人、文学从现实的泥沼中拯救出来，以实现主体人格的完善和民族精神的提升，从理想和精神维度为新世纪文坛提供反省和批判的力量。
第七，倡导以科学精神引领和改造时尚，致力于审美与科技、诗意境界与数字化世界的联姻，努力使高新技术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和促进力量。
波德莱尔早就憧憬：“文学应该到一种更好的氛围中锤炼它的力量。这样的时代不远了，那时，人们将会明白，任何拒绝和科学及哲学亲密同行的文学都是杀人和自杀的文学。”[11]他设想的情形今天基本都应验了，那就是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电脑、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将文学艺术带入到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改变了人们以往恒定不变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要求。人类的文学在经历了蒙昧时代的“口头说唱文学”和农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书写与印刷文学”之后，快速进入了有“第四媒体”之称的更高形态的数字媒介文学和网络文学阶段，技术与媒体的联姻，网络无所不在的能量，极大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思维模式以及世界的时空观，也从创作、出版和阅读各个方面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流程和传播方式，为文学艺术的推陈出新，包括思潮更迭、观念革命、范式转换、边界突破和传统批判方面创造了巨大的契机。
科学在扩大着人类的认识与活动领域，新型技术在拓展着人们的想象空间与可体验可控制范围，从经典艺术的文字想象到当代文化的图像复现，从审美的精英文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内在的动力来源于市场资本和科技文明的推动与操控。美国学者米歇尔在《图像的转向》中认为：“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所控制的文化中。”科技和现代传媒推动着世界进入图像时代，视觉文化的来临导致社会的中心舞台被图像的靓丽光辉所普照，文学则游移至边缘或后台。可以预料，科技发展和数字化生存方式日后将更深刻地影响文学的内质与面貌，消费性艺术现在和今后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文学将在与科技和市场的互动关系中，由于不断注入高新技术含量而变得越来越新颖怡人、姿态万方，由于与高新科技的结盟联姻而不断裂变、嬗变、新变……总之，运用得好，科学精神能提升人的思维品质和精神境界，高新科技能增强文学的表现力、感染力、传播力和生命力，能强化文学介入现实的力量。运用不好，科学技术也会排挤、冲淡和吞噬文学，使其变得无魂无魄，流离失所。时代在选择和考验着文学，文学也在选择和推动着时代。文学究竟是走向光明而远大的前程，还是走向黑暗而狭窄胡同？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一个文化人的认真选择，自觉弃取。
“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文学的精神品质，我们要研究如何利用科学精神，引导大众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自觉承担起维护文学审美价值的职责；如何利用高新科技和现代传媒力量，通过嫁接融合，为我所用，使之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与促进力量。比如以电讯业为主的传播方式，就革命性地深刻改变了世界，像借助电视和广播，就能将《论语》的教育精神和许多国学精髓重新张扬复活，为建构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做出新的贡献。又如现代大众传媒在文艺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艺市场的开拓、文艺消费潜力的开发都离不开现代传媒的造势与引导，举凡文艺产品的策划、包装、推介和宣传，一直到筛选、阐释、传播每一步都需要有大众传媒的支持，才能抵达公众，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离开大众传媒和市场，文艺便会寸步难行。大众传媒在今天既是文艺的流播途径，也是文艺消费最便捷最有效的传播平台和文艺市场的组成要素，因此，积极与大众传媒联手融合是当今文艺发展必经的一个重要渠道。有个年轻网友说得好：“娱乐时代，媒体操纵着我们每一根娱乐神经，让我们颠狂、发疯、失去基本的判断力。”[12]足见电视媒体对观众的影响有多大。媒介并非只是工具，也不只是信息，更是难以排除的意识形态。现代科技和现代媒介不仅建构了文学的现代性，还几乎影响和参与了现代与后现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从受控走向施控，从工具理性走向功能主体，现代科技和现代媒介已渗透到文学的方方面面，成为文学革命的前奏。如果不善于利用这些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扩大文学的地盘和影响，那无异于自绝于时代。
文学追求真善美与追求科学精神是并不矛盾的，它们都共同属于人的“健全的目的理性”。文学反映人类的价值追求，担负着人文关怀，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使命；科学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发掘世界的普遍规律，二者虽然研究对象、旨趣和致思方向不同，但共同致力于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推进人类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让艺术与技术并重，文学与科学共舞，促进它们之间的精诚合作并肩协力，互补与相互融合，就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和完全可以预期的未来。
第八，用追求艺术的最优化取代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致力于文学价值新的创造、整合与重建。
在经济为王的消费时代，文学受经济与市场的制肘常常处于身不由己的窘境，诸如媚俗化、快餐化现象盛行，文学向商业俯首称臣。又如由于功利化的驱动与庸俗化的浸染，许多作家什么都敢写，下半身、口水话、垃圾诗、鸳鸯蝴蝶打情骂俏、勾心斗角惊悚黑幕，粗制滥造胡编乱写，出版社和媒体为了发行量也不顾质量要求，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什么好销就吹捧什么。一时间，举世浮文滔滔，一批批如潮水涌来，很快遭人厌弃，又退潮般逝去。面对越堕落越快乐，越空虚越饥不择食，主流文化日益屈服于感官的召唤，人类加速度进入了大众参与的狂欢时代的现状，我们不必慌张，首先需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念，弄清经济、赚钱、票房、发行量、销售额永远都只是文学的附加成分，决定文学成败兴衰最根本的还在于文学自身的质量和品格，即作品的诗性、文学性、艺术性、思想容量和形式创新等方面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水准高，有突破和新创，则万事不愁；水准低，平庸重复则一无所取。其次，要呼唤良知，坚守品位，扶持文学界的浩然正气，引导健康时尚。再次，要改变这种浮浅、病态的状况，需要从多方面做出改进，比如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就放弃艺术追求；不能为了多拿版税，就污七八糟什么都写；不能为了票房，就降格以求。相反，愈是在经济因素更多地渗透进文化和文艺领域之际，我们愈是要强化文艺自身的“含金量”，提高它的内涵、质地和品格，这样才能保证它在激烈竞争中的胜出。这便需要我们转换观念，回归自身，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改换成追求艺术的最优化。比如我们可以从《哈利·波特》是如何从一部普通的文学书籍由于商业资本的特殊介入和非凡营销手段的采用而摇身一变，成为商业奇迹与现代文学神话中寻求启示，可以从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下，仍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事例中总结某些文学增值术，它们都是文化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的典范之作，作者和其他的经营策划者显然深谙后现代社会转型下的符号经济需求，善于在每一部作品中暗藏玄机，发掘利用最富有文化蕴含的原形，去联通读者的个体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运用文字虚构的炼金术，巧妙编码，精心叙事，营造出特殊情调的氛围，建构出全球化时代别样的文学世界，点燃人们的激情和力量，并最终培育出自己特有的品牌、读者群和巨大市场，令无数的哈迷、村上迷们对此趋之若鹜。
又如我们可以利用商业的“趋优化”原则（即消费者愿意把金钱投放到高于实际社会地位的消费中去，以使自己显得比其实际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要高一个层次。），让文学的创作、生产包括出版和传播都贯彻趋优原则，从精心构思、反复酝酿开始，一字一句地写，一节一篇地编，锤字，炼句，布局、谋篇，处处用功用心，多一些思考，少一些随意；多一些温情，少一些冷漠；多一些希望，少一些欲望；多一些典雅，少一些粗鄙；多一些人情，少一些兽性，用文化引领时尚，用阅读涵养精神，用艺术娱乐和滋养公众，去取代低俗的泛滥，让文学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所锤炼的高贵品质，真正赢得人们的认同和仰慕。
波德莱尔是一个对现代性有深刻体验和描述的人，他提出现代性就是：“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现实关注，留心偶然，研究时尚，与时俱进，用增加新知识、新视点和新视野来求取新进展，既从过渡、短暂和偶然之物中去把握世道之变异，又从各种屹立之物中去探求不朽与永恒，用它们来充实和装备我们的文学。可以预料，当今最优秀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正在把这个时代社会和生活中的一切变动与喧嚣，作为腐殖物全面地营养自己，从中孕育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精粹的艺术和不朽的杰作，这便是我们的任务与工作。
第九，文学是一项心灵建设、精神开发的事业，需要树立一种中长期价值观，科学规划，精心扶持，持续、量化地投入，以求长远健康的发展。
文学构筑的审美世界，是我们赖以寄寓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文学以艺术的方式对世界人生进行解释，找到生存的根据和意义，使情感得到丰富和提升，使精神得到滋养和美化，使心灵得到安顿，让人们发现、享用和珍惜世界之美。青年诗人刘芝英在《我对文学的理解》诗中这样写道：“文学是人们不甘于向现实屈服的产物/是人们存放理想的地方\是现实的土壤里开出的/浪漫的花朵/是心灵最自由的表达……文学摒弃现实中的虚假/引领人们直抵生命中最真实的内核……文学把忧伤和失望/在文字里放逐/文学让叹息/绽放出炫目的光芒/让人就算在痛苦中活着/仍感觉是一件幸福的事”[13]铁凝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后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从梦想出发》中说：“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梦想使我们不断出发，而路上的欢乐一定比目的地之后的满足更加结实。”因此，衡量文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是它是否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了精神资源和美学价值，而不仅仅在于语言形式。总体目标是要发掘新的精神资源，增加社会的精神财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当下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文学作为人类特有的认识、审美活动，本身是用审美的方式反映对生活对社会评价的特殊意识形态。文学创造的价值功能是由艺术地反映生活，审美化地评判生活来实现的。文学作品的价值走向是客观存在，是其社会历史、审美意义的重要体现。反映在作品的故事、人物、场景、议论、对话、描述各个方面，隐含或综合体现于文本中的理想憧憬、道德操守、情感活动与人生况味之中。因此，揭示时代和生活的客观意义，挖掘和彰显人生的价值和内涵，对世界发言，为正义、光明、公平、公正呼吁，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前程奋进，就是文学的天职和最重要的任务。
在当今这个发展迅猛，价值观快速变化的时代，由于受利益驱使和不同的价值立场、价值观念的影响，文学既呈现姿态万千，风情万种，多元共生的态势，又出现良莠并存，泥沙俱下，杂语喧哗，失魂落魄的混乱，我们要树立一种中长期价值观，洞察大势掌握先机，而不能亦步亦趋，随波逐流，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短期竞争是利益搏弈，中长期竞争则是价值搏弈，我们只有高瞻远瞩，把握中长期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才能在中长期激烈的价值变异中争取主动，获得胜利。
这就需要我们培育一种生成的价值视野——一种不断交融、扩展着的共享的价值视域，搭建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即要以一种多元并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度和方法来看待和处理各种文学现象，不是只肯定和怀抱一种价值，就否定或排斥其它价值，而是兼收并容，以一种包容和渗透、变化和生长的态度，在竞争中选择，在发展中确立，实现对价值的扩展、再造和创造性转换。追求一种张力——价值设定上的批判与探求之间的张力，既要追求理想的价值目标，也要追求现实的价值目标；既重视物质追求，也重视精神追求；彻底告别顽固而陈旧的社会法则——物质与精神恶化同步，进入社会更高级的良性运转——经济富有与精神富有比翼齐飞；在价值系统内保持“平衡和谐”、“互利共生”、“动态循环”，通过平等、开放的对话和交流，去求取现实与理想的交融、物质与精神协调的双重享受，创造一个群星璀璨的文学世界。
时代价值选择的依据应该是民族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学的价值能量，正是基于承担重大时代责任基础上的永不疲倦的现代文学精神，它既涵盖趋异时代文学的可能价值空间，也包括文学已经并将继续实现的价值可能。新时期的文学正是通过价值观念的深层调整，走向了更富有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世界。在当下这个经济发展、物质丰富了的社会转型期，文学依然不能抛弃批判意识，仍要继续探求人生价值，提升人的灵魂，高扬人的品格。因此我们要对重大的时代变迁、社会现象做出鲜明的价值判断，对重要的文本意义进行价值裁定，用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去指导、观照和提升创作，对其进行价值和理性重构，这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本质性的活动和重要任务，它同样能服务这个时代的价值建构。
第十，多出作品多出人才，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完成提升整个民族精神境界的使命。
文学是民族精神最直接、最形象、最完美的构筑，它丰富深刻而艺术地展现民族风情和情感世界，没有哪一种形式比文学更能集中、真实、生动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文学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文学以及整个文化建设，理所当然要为时代服务，为民族为国家长远的文化战略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中国当代文学既是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表征，也是其精神镜像。每个艺术家都有责任通过个体的艺术劳动来塑造民族、国家的形象，提高民族和国家的形象。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就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创造、文化现状和文化实力所决定的。一个高大、美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既要靠它能充分地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民族文化正确的前进方向，同时还要以充沛的创新活力和巨大的创新能力产生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引领潮流，傲视群雄。这便需要我们重建文学自身的信仰，重建文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和职责，依靠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人类文明的成果来滋养自己，依靠人民在当代开创的美好生活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培育壮大自己。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只有千方百计多出人才多出作品，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才能更好地展示和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
千方百计多出人才多出作品，“出大作家，出大作品”的构想是具有深刻的文化战略意义的。多出人才多出作品是基础，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出大作家，出大作品”是尖端，是文学繁荣发展的硬道理。有了深厚广博的良好基础，才可望有尖端和高峰的出现。二者一脉相承，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一个莎士比亚，为英国带来多少荣耀和光彩？一个普希金，替俄罗斯增添了何等的亮度和美誉？那是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为过的，而且随着时日的推进，还会具有某种与日俱增的功效。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既是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的历史结晶，也是引导人们奋勇前行的明灯与动力，今日之优秀杰出成果，即是明天之不朽经典和无穷财富。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用国家的力量来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完成提升整个民族精神境界的使命。现今的任务，就是既要增强国家的文化实力，还要增加国家的文化魅力、影响力和征服力。这便需要我们采用多种文学艺术手段，理直气壮地表现我们民族的风貌、品格、力量和精神，尤其要重视以先进的文艺引领文艺消费，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来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和凝聚民心，帮助人们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克服浮躁与短视，深刻地吸取历史智慧，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出贡献。
这些就需要作为时代良知的作家诗人不负重望，深刻思考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应当如何把自己的思想投入到社会变迁与时代风云，如何把自己的命运融入进人类的命运？怎样肩负起一个大写“人”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当好心灵的守门员，充分发挥文学价值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精神导航和思想引领上的重要性，无愧时代，无愧自我，使民族文学、民族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完全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推动社会进步。
要迎接中华民族全面的复兴必须要先有文艺的复兴，要迎接中国文艺的复兴必须要先有各民族文艺的复兴，没有各民族文艺的繁荣一切就会落空。毛泽东曾经说：“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这就需要我们建构一套较为科学的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学价值观念系统，让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信仰体系、民众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在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文学应处在时代思想的前沿，重新确立介入社会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关注人的生存境遇，追求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反思和当代性揭示，既重视历史责任和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也重视自由超越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当代文学和真切的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建立文学与这个时代的读者、民众之间直接的、迫切的、有力的精神关系，增大文学的精神内涵，在认识时代、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时，提供最新锐、最直接的观点和眼光，对人的生命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显而易见，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不能采取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消解一切的策略，它恰恰要建构新的理论体系、阐释说明系统，这就必须有人文精神的坚守、美好理想的追求、独立思考的品格和自主创新的精神，有心灵的自由和必要的道德立场，致力于批判品格的强化，社会责任的承担，文学格调的提升，新价值的构建。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类组织是其不同器官，只有这些器官有效地发挥各自功能，文学才能活力四射，健康长寿。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呼唤伟大作家、不朽作品出现的时代。重新呼唤崇高、伟大和永恒，呼唤真正美的艺术，已成为当代文学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宏阔的世界观，一种大视野，那就是要吸取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具有世界眼光、人类抱负，树立我们全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将自己的价值视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要以这种胸怀与气量去与世界上其他的价值观进行竞争，构筑我们的精神长城。
总之，文学价值研究的要义就在于顺应时代，趋利避害。马克思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这就需要我们不为金钱所左右，不为权力所异化，用具有现实观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和中国气派的文学，铸造能承载我们民族命运的精神之魂，树立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迎接中华民族全面的复兴。
注释：
[2]伊格尔顿：《当代文化的危机》，载《是明灯还是幻象》第11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3]伊格尔顿：《当代文化的危机》，载《是明灯还是幻象》第1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4] 转引自张登巧：《价值论视野中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见2009年15期《新华文摘》第38页。
[5] 章开沅主编：《马君武集》，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之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6] 严复：《论世变之亟》，《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页。
[7]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5首（屠岸译），转引自《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78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
[8]转引自齐宏伟：《牛虻与蜜蜂》，载《南风窗》2009年第3期。
[9]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7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10] 同上，第227页。
[11]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12] 黄国荣：《谁在引导低俗？》，见2009年4月9日《文学报》头版。
来源/作者：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