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飒：建构反思技术形态的社会理想———论技术时代哲学的价值
时间：2010/11/3 15:59:00|点击数：
摘要:通过分析技术时代的社会精神症候,导出社会理想的话题,提出对当代社会理想的重新理解和诠释是哲学在技术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价值所在。在技术时代,哲学的价值内涵在于对以下过程的解释和描述:通过理解力与想象力,形成对当代社会理想的重构与诠释;意识形态与技术形态的内容演化,使社会理想对当代社会形成了表达的超越。
关键词:技术时代;社会理想;技术形态
技术时代,哲人何为?这是海德格尔早已提出的老问题,也是当今哲学在为自身定位时面临的新问题。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全面技术化的时代。也毫无疑问,每一个当代都具有太多极端对立之间的张力,并且我们今天的技术时代面对的是极度的复杂性。历史创造的进程超出了人们依据已有的价值、理解力和想象力调试自身的范围,甚至在尚未陷入恐慌之前,焦虑产生于原来固有的一切已经式微而新的开端却缺乏平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正是技术时代社会精神状况的症候。
一、技术时代的社会精神症候与社会理想话题的出场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社会理想并不是道德说教的内容,而是对世界与历史的总体性进行把握的中介,是现时代的人们对自身与所处环境进行辨识的心智的地图,哲学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一种认识与解释的范式和框架,以新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来消除技术时代的焦虑与恐惧。因为,这个时代社会理想的消解,主要体现在作为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社会困惑与焦虑。
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尽皆依赖理解,然而现代科学的转向却使原有的世界图式难以辨认。现代世界观一直依赖于两种实体哲学,二元论或物理主义的其中之一,对世界的理解力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感觉主义认识论,现代科学思想大体上都接受了各种与感觉—印象、因果关系以及在数学上可以被描述的行为模式相符合的对象。〔1〕(P128)然而,在20世纪中,真实的科学活动已经突然打破了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理念的假设,体现为对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还原论、朴素实在论和决定论世界观的突破。在科学实践中,现代科学的范式正让位于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其来源受到五种理论或思潮的影响:(1)出现于19世纪的热动力学;(2)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发展着的生物进化论和生态论;(3)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4)最初孕育于1840年代的控制论和信息论;(5)19世纪和20世纪露面的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2〕(P257)当代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模式、思考模式和解释模式发生了新的范式转换,这种模式奠基于一系列新的概念,诸如:整体性、熵、演化、有机主义、非决定论、相干性、相对性、互补性、混沌、复杂性、自组织和非局域性。在千年之交的时候,科学的最新发展提供了一幅幅“寓言般的”世界解释图像,[①]超越了这个时代的整个知识范围:洞察的范围更广,探索的层次更深,在科学探索最前沿的科学家们发现,我们原有的理解力已经不堪负载。
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生活,尽皆仰仗想象,然而发展作为制度性想象的表意却又总是不尽人意。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势的制度性想象力,发展的概念已经成为全能的描述状态,似乎人类社会就是藉着这个想象力来进行整合的。在社会的层面,发展整合了科技与人文,为了发展的目标而使它们成为了手段;在国际的层面,发展整合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了发展的目标而使它们成为了途径;在当代历史中,发展整合了不同的阶段,发达、发展中以及欠发达成为了共时状态差异的标签;对于人的个体来说,发展使个体自身成为了过程的材料和载体。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面前,真理都必须以强化的语词做修饰(Tough Truth)。发展,成了人类社会的魔咒(spell),阿里巴巴站在未来的大门前念道:“发展”,于是那宽敞辉煌的大门俄而倾开,里面有人们所梦寐以求的财富———希望,以及远远超出人们想象力的东西———未来。但实际上,发展作为一个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想象的社会表意”(imaginary social signification)。发展的概念源自古希腊,是指一种有限制、有止境的过程,然而犹太—基督教把无限性引入后,加上17世纪以来启蒙理性的信心以及资产阶级兴起的利益需要,无限的“发展”观念便成为人们对未来的主导想象。[②]但这是一种像“上帝”一样与实体无涉(areality)的文化造物,其呈现自身的方式只在于其后果、结局及衍生之物。卡斯托瑞亚迪斯说,它“向理性的内涵借贷、向理性瞬间所呈现的东西借贷,然后将自身转变为一个假理性的东西”。[③]于是,这种想象的社会表意没有丝毫的“外延”意义,但却“内涵”十足,能够无所不指涉。作为一种社会策略,发展主义把民主想象为发展的最终结果,无疑成了这个时代最有力的观念;但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神话学,在逻辑上和实践上成为一个失败的战略。[④]发展主义的失败,实际上是社会想象力的失败。
我们依赖实在,却发现我们的世界在技术中早已经历了解蔽又被遮蔽。对世界的解蔽与遮蔽反映出世界图像的理想与现实在当代技术条件下之间存在着张力。一方面,如海德格尔所指,技术世界中的人只追求把天地万物看作技术生产的原材料,并以技术生产需要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一切事物,把一切事物都纳入技术生产需要之中。在技术的框架中,事物的一切展现都是技术展现,即事务只被允许在预定的技术生产系统中表现出它们的面貌,就是只充当技术生产的储备物,随时到位以供技术生产利用和消耗。因此,人就不可能去了解事物的其它的未隐蔽状态,不可能去了解更本源的展现和更始源的真理。在技术的框架之中,世界是被解蔽的。[⑤]而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以“模拟”(simulations)作为批判的工具,指出由于技术与媒介的合谋,媒介的拟像(simulacra)正在构成超现实,一种新的媒介现实“比现实还现实”,实现了现实与表征的倒置,即现实已经从属于表征,导致现实的最终消融,现实被表征所遮蔽、被完美所谋杀,人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可疑,虚拟构成了“完美的罪行”。〔3〕(P269)
我们信任理性,却发现启蒙理性恰恰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所在。现代性的模棱两可与不尽人意反映出长期以来作为社会理想的启蒙理性恰恰是问题的根源: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理性及自由民主的政治宏图带来了“启蒙”作用,解放了人类,使人们脱离于许多此类支配形式之外,但现代性并没有带来完整的解放结果。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概念,试图掌握人类追求现代性过程所付出的“成本”,他们用来描述社会精神症候新形式的概念是:“异化”、“失范”(anomie)与工具理性的“铁笼”。〔4〕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准确地把握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这并不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不义,也不只是社会偏差的多种外显形式,也不只是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观盘踞了社会主要社会机构的核心:“经济体”、以官僚组织进行社会控制、科学与技术。这些所谓的理性机构的运作,才是现代性的种种不自由的根源。理性的历史任务是解放人类,但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记录却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景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遥远。〔5〕(P173)必须在这种理性之外找寻批判启蒙理性的立足点,我们用以改造世界的理性,已经并不那么可靠了。
二、对社会理想的当代解码
当我们禀承欧陆思辩哲学的传统试图为现实提供系统的世界观时,哲学的表达语言体系由于不符合可检验标准和可翻译原则,不构成逻辑经验主义所证明的认知意义,因而不成其为知识体系。尽管如此,哲学并不因其后现代境遇而消解,诚如石里克所言,形而上学表达了人生态度, 仍然具有生命意义。[⑥]所以,哲学是一种活动体系,毋宁说,哲学是一种对意义的诠释活动。[⑦]俗话说:“人生在世”,哲学形成人的生存之“在世结构”,〔6〕人对生存的世界获取信息,通过理解试图对世界的结构和状态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再通过语言的符号体系进行表达,就构成了哲学。体现为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问和解答。哲学不是对世界的描述信息,而是人的思维对意义的表达体系。哲学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解释的世界,但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求哲学来解释其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世界的哲学生成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生成”,就是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到黑格尔哲学时所指的:“哲学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的世界。”〔7〕
卢卡奇在谈到历史总体性时提出:“存在于真正结构形式中的直接的现实既不是经历它的结构和发现这个结构,而发现它们的途径,也就是在它的总体性中,认识历史过程的途径。”〔8〕在卢卡奇看来,超越经验现实只能意味着经验世界的客体将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来理解,也就是作为总的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历史变化的进程中。为了打破黑格尔的历史自我意识的抽象理念和唯心主义色彩,卢卡奇引入历史中介的概念,把中介范畴当做一个克服纯粹直接性的杠杆,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总体性从唯心主义的抽象领域拉回到现实直接世界,强调了历史总体性形成的现实过程和具体环节,历史中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都不是那种由零碎的各方面构成的机械的总体性的一个碎片,因而认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重要的在于这种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一种从它自身之内吸取一种丰富的总体性理解的可能性。这个历史总体性的中介,就是社会理想。因此,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概念体现为一种“现代性的抱负”,〔9〕勾画了世界与历史发展的可理解性的精神地形图,既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参照,也是一个重新思考的起点,不是单纯从这里出发,而是从这里开始,重新去把握历史总体性构成的那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解读一个时代的精神意愿———社会理想。
理想,根据《辞海》的解释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经过奋斗能够实现的想象或目标”。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是Ideal,被指认为完美的标准或典范或图式、奋斗的最终目标、仅存于意念中的东西。对于8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来说,理想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字眼了,而80年代以后,中国人对它的印象就淡了许多。以往,对理想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现在,还有没有人对一种叫做“理想”的东西感兴趣呢?国内外对社会理想的研究文献都极少,并且大多是外延性的研究,如“大同社会作为中国传统之社会理想”、“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社会理想的演变及其影响”。〔10〕汪信砚先生对社会理想做了一个内涵性定义:“社会理想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应然状态的观念建构,是人们根据其所确立的社会发展的总体价值目标并在对社会生活的实然状态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技术上确立起来的。”[⑧]
社会理想,就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们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尽可能美好的想象图式。社会理想的内涵应该具有四个规定性:第一,现实的维度:任何美好的想象力都是建立在对世界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必须有一定的世界观提供关于“存在”(das Sein)的现实判断、有一定的价值观提供关于“应然”(das Sollen)的道德判断。第二,历史的维度:任何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判断都是建立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人,认识能力必受其科技状态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科技水平,就有什么样的认识图式和诠释范式。第三,超越的维度:思维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提供指导实践的外化的图式,思维的能动性最终体现为一种想象力,是思维的推动力、辨别力和想象力的统一。〔11〕(P21)加斯东·巴什拉把想象作为对知觉形象的改造能力,认为理性和想象构成了我思的结构和活力,想象就是存在本身,富有活力的想象便走在物质的前面。[⑨]第四,心理的维度:理想体现出人的欲望,而社会中的人群的欲望通过心理作用则可以体现为具有思维的能动性、指向性和论理性统一的意识形态。简言之,社会理想就是特定时代的社会人理解力与想象力的混合体。大体上,理解力包涵了前两个维度,即现实与历史的维度,与人的认识能力相关;想象力包涵了后两个维度,即超现实与心理的维度,与人的直觉和欲望相关。于是,理想就真的成了:理想=理+想,看起来有点另类,但却基本可以自恰,并且符合符号学理论的认识。〔12〕(P3)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体现出一个时代对人与世界的意义的把握,哲学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对特定时代的社会理想提供解读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信息,因为信息已经超载并且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在媒介与信息的“内爆”中精神已经平面化;人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思想,因为思想已经极度丰富得使人手足无措,各种类像和符码体系通过复制的大胆谋划已经使思想消失了深度。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原理》的导言中写到:“多数人都糊里糊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根基(Boden)摇晃不稳,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况。焦虑(Angst)是他们的基本状态,更为明确的表现形式则是惧怕(Furcht)。”[⑩]人们需要的是理解力和想象力,以便在自己置身的这个剧烈演化复杂的过程中寻得方位,只有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的状态以及所有个人可能的机遇,才能明了自己的际遇并且把握自身的命运。这便是哲学在技术时代的现实价值:重新理解社会理想,并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想,提供一种智识支撑体系,在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中为每一个渺小的个体寻找一点意义的空间。
三、技术时代社会理想的建构———如何超越意识形态?
历史总体性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确实存在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规划以进行意义结构和现实本源的叙述,但又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运动痕迹而难以把握,所以解构主义认为真实的维度已经消解,如德理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不只是暗示真实的本源性缺失,同时也表明所有的真实都只能存在于文本化的语言表达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未被把握的总体化规划操控了所有乌托邦欲望的产生,使欲望也纳入规划的场所,从而导致现代人的根本困境,即精神的枯萎和社会理想的平面化,或者说超越维度的丧失。〔13〕拉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得出了自我是一个他者的观点,但他同时又认为,由于自我天生所具有的误认功能,因而,自我是无法知道上述这种真相的,自我所具有的关于其自身的想像的统一性,一方面使人类主体免于走向分裂,但另一方面也使其无法获得关于自身的真理。拉康主体结构中的“实在界”(the Real)尽管是“在场”的,但只是作为处于知的彼岸的欲望的来源而存在的。〔14〕拉康的思想止步于此,阿尔都塞更进一步,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症候式阅读,去挖出这个“实在界”来,就是要超越那种看似不能被超越的意识形态,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他的这种超越本身似乎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15〕(P216~218)
显然,社会理想作为历史总体性的中介,其内涵要比意识形态丰富得多,并且意识形态并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应社会理想,文本的症候式解读还需更进一步,因为社会理想有其独特的机制,一种双重的表达机制。所以,对技术时代社会理想的解读不仅要突破文本分析的方法,还必须突破意识形态的分析。
社会理想由社会的总体理解力与总体想象力构成。理解力由当代科技发展的成就和水平形成主体对历史和真实的意义结构,包括对环境结构的认识信息、对总体性把握的解释范式和对意义赋值的理论框架,是主体对环境的信息进行接受和处理的过程;想象力由主体的欲望和驱力形成对环境和未来的意义结构,通过对意指(即能指获得所指)过程的分析把认知和表现的符号或符号系统的外在信息资源结构为感知、理解、判断和运作世界的超个人的机制,为社会的和心理过程的组织化提供模板或蓝图,就像遗传机制为有机体过程的组织化提供了这样的模板一样。包括对未来的状态、方向、关系等进行建构,成为能动的信源。
由于社会理想对环境的作用同样遵循控制论的表达机制,所以,社会理想不仅仅止于认识世界和意义,还在于对环境和现状进行作用的欲望,其作用机制与控制论的信息流程处于同构状态,〔16〕(P759)是一种表达的机制。也就是说,自身生产的信息对外界进行表达。伽达默尔提出,哲学研究事物并不仅仅限于对科学的程序进行反思的阐明,也不在于从我们现代知识的多样性中得出“总和”,并把这种总和知识修饰成一种整体“科学观”。〔17〕哲学必须处理的乃是我们世界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整体———它决不像其他科学,而只是像我们在语言中表达出的生活经验和世界经验自身所做的那样。表达的机制通过两条途径:意识和技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就形成两种表达机制:意识形态和技术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理想的欲望表达,技术形态则是社会理想的质能表达。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范畴———技术形态。
然而,社会理想仅有意识形态作为欲望表达是远远不够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理想的欲望表达处于一系列的困境之中:首先是宏大叙事已经趋于消解,但一个社会总有各种文化、思想、欲望要寻求新的表意方式,而原来的意识形态依然具有现实的巨大影响力。让人困惑的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发现要接触其中的欲望内核非常之困难(如果不是像拉康所说的不可触摸的前提下),这样就造成能指过剩,而所指不明,其结果是无法抑制的整体性焦虑。当代意识形态对主体欲望的建构是建立在“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意象”(mental image)相分离并且关系是任意搭配的基础上的,欲望的产生是一个意指过程,但实际上体现欲望的能指却与体现焦虑的所指形成了统一体,就是说,欲望是与焦虑同构的———欲望(能指)/焦虑(所指)———欲望即是焦虑。更加困惑的是,一个社会仅仅靠表意(sig-nification)是不能维系的,要改造世界、维持生存,必须表“力”,所以,在欲望和意义的表达式之外,社会理想必定有另外的表达式———物质和能量的表达式,即技术对于存在的意义。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却迟迟未进入哲学思考的视域。可以说,哲学存在着技术的历史性缺席,而我们时代的精神征候表明,技术体现为一切问题“问题化”的索引。所以,社会理想还需要技术形态作为质能的表达,而哲学,除了探究意识形态之外,还面临着研究技术形态的任务。技术形态是一个不得不出现的、同意识形态同等重要的范畴,因为意识形态在这个全面技术化的时代已经进入了解释的困境,并且,确实存在一种影响力异常巨大却未被注意的场域:在技术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技术形式和技术水平背后,存在一种普遍性的、抽象的技术的形态,即技术形态。技术形态的发展是自为的,同构于复杂性的演化模式,所以,劳动生产和生命的生产都遵循这个形态。因此,生命的生产、价值的创造、社会机体的管理和控制,以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都可以技术形态进行解释。西蒙栋、贝特朗·吉尔及勒鲁瓦-古兰的技术史及技术人类学、〔18〕约翰·齐曼等人的技术进化理论,〔19〕以及盖伦的“元生物(metabiologisch)技术理论”都揭示出“这个法则是在末被觉察的情况下,或者说,是本能地贯穿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中”。〔20〕技术形态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技术创造分为两个场所,在第一个场所进行信息的生成,在第二个场所对生成信息进行表达,概言之,技术创造就是对增序信息进行表达,技术形态就是增序信息的表达式。由于技术形态的自主性,作为欲望表达式的意识形态与作为质能表达式的技术形态在演化过程中并不同步,构成社会理想的内部张力,形成社会演化的矛盾动力学,同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社会矛盾动力学较为相似,或许可以具有更大的当代解释效果。
注释：
[①] Ervin Laszlo,“The NewHolism: the Grand Prospect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WORLD FUTURES, 58: 137-147, 2002。另,欧文·拉滋洛.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 C.Castoriadis,1987,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60
[③]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40-75。另,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可参见: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④]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2-77.另:博尔德著宋祖良译.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⑤]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另外,关于鲍德里亚对现代性精神平面化的批判,可参见:仰海峰.
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⑥]这里的诠释活动与诠释学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即,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件。又略有不同:在“理解”和“解释”之外,还应该
有“表达”,作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根本交往形式。
[⑦]这里借用张世英先生的“在世的结构”概念来表达“in-der-Welt-sein”的存在状况。参见: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3-39.
[⑧]加斯东·巴什拉《空气和梦幻:论对运动的想象》,Corti出版社,巴黎,1943年。转引自:安德烈·巴利诺.巴什拉传[M].上海:东
方出版中心,2000年,262、291。另,关于巴什拉的想象力哲学,参见:金森修.巴什拉:科学与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⑨]这种解读方式可以得到来自符号学的理论支持,李幼蒸先生在“中国抽象字词的意素结构”中提出:汉语双字词用以表达抽象
概念,使意指域(significative scope)缩小,从而增加了所指(signified)的确定度,表达意义更为准确;同时,双字词通过重组意素(seme)的意
义储备(reservoir of meanings)自然单元,又衍生出新的意素单元(semicunits),显示出中文语义系统的无穷生命力。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⑩]超越维度的丧失是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对技术时代社会精神征候的主要判断,参见: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Utopia, trans.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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