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中华民族精神刍议
时间：2010/11/17 13:30:00|点击数：
要讨论中华民族精神，首先要对中华民族含义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为此，又首先要对民族这个概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对于民族，通常都是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所下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虽然对于这一定义提出过许多不同意见，还有原始民族、文明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等许多提法。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民族在这个或那个方面也许已不完全切合斯大林的定义，但从总体上说，也都未脱离斯大林所给予的界说。因此，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大体上仍是适用的。
如果上面所说大体上不差，据此来分析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实体。因为在中华民族中迄今至少还包含着56 个民族．这些民族虽然大体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但作为单独民族实体的四项基本要素，它们之间大都不具有共同性．比如从作为民族的首要因素的共同语言来讲，中华民族所包含的56个民族，不仅大都各有各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不仅属于不同的语支、语族，甚至属于不同的语系。如汉语、壮语、藏语、苗语属于汉藏语系的不同语族，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不同语族，俄语、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语族，佤语、布朗语、德昂语属于南亚语系。高山语属于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等。这在一般认为的世界九大语系中就占了五个。另外，虽然56个民族大体上都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而且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但大部分民族的大部分人还是各有自己的聚居地，并在这一定的聚居地上形成了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共同的经济生活。这就是迄今我国之所以要建立5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121 个民族自治县和3个民族自治旗以及许多民族乡的现实基础。从作为民族的最重要因素的表现各民族心理素质的文化来看，我国各民族的特色就更加明显。这些特色既表现在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等方面，也表现在饮食服饰、居室器用、日常礼仪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这更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不必多说了。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只能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但其意义又不止于中国各民族，而是具有某种更深的含义。即对我国各民族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的肯定。因此，如果说在广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用以泛指某个民族群体的现象，并非我国所独有。如常说的斯拉夫民族，就包括了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黑山等民族。常说的日耳曼民族、拉丁民族等，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但这种使用法与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还是有所不同。它们都不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而是指在民族形成上有共同起源的一些民族。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给予一个统一的民族称呼如中华民族，这在世界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这就引起一个问题，即这种称呼有没有根据？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即到底有没有中华民族精神？如果有，它又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内容和特点？
应当说，以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统一的民族称呼来指称我国各民族是有根据的。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特别是其中一些主要民族确实形成了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各民族之间关系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包含不同民族的大国，但大多是单纯靠武力征服形成的军事大国。从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王建立的马其顿国，到19世纪初叶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无不如此。但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缺乏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所以多数都为时甚短。即使少数维持时间较长的，也因为实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各民族间的平等交往甚少，因此一旦分裂，就不可能再次统一。
只有我国，由于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不可分离性，一个民族很难孤立地生活下去。因此除了个别的少数民族在统一全国后曾短时间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外，从总体是说，各民族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平等和融洽的。长期处于主体地位的汉族，其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往往是羁糜和怀柔，即软硬兼施的笼络政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则有意无意地实行向汉族学习的政策。这虽然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于分裂。即使是分裂，也多是两三个大的地方政权相对峙，像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时那种严重分裂的时期是很少的。而且就是在分裂时，民间各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依然极其密切，各民族的当权者也多以中华正统自居，以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为目的。在近代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我国各民族间的共识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是在这种长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共同的对外斗争中，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特有的紧密联系，以及各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作一界说。其内涵从纵的方面讲，应是我国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精神的汇合而留存于现在的；从横的方面讲，应是我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精神的汇合而具有共性的。其外延从纵的方面讲，应该覆盖我国各个时代的各个民族；从横的方面讲应该覆盖我国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当然，对这些只能从大体上看，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只有相对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且又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所以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4页）违反事物本身的辩证法，把事物绝对化，就无法做出任何判断。
我国各民族之所以能产生具有特色的共同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基本条件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地理条件：内部交往的相对便利与对外交往的相对困难。我国各民族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内部有河川沃野、丘陵平坝既为古代各族人民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生活条件，相对说来也比较便于各族人民的相互交往，特别是比较便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周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但对外却比较封闭。北、西、南三面，不是大漠寒极，就是高山峻岭，东面则为汪洋大海，大大限制了与外界的交往。地理条件虽然不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它也越来越不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以至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作用，却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很类似，所以我们可以说：生产愈不发展，社会发展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地理条件的支配；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才日益降低。
由于上述地理条件，造成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对内交往的频繁与对外交往的缺乏。在内部，除了日常的经济文化交往外，还发生过数次民族大融合。因此，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对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共识，在秦汉时代就奠定了我国领土的大体范围。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却很少向外交往。大家想的都是向内发展，很少想到向外发展。除非不得已，才向外迁徙。但这种迁徙往往不是双向交流，而是单方面的一去不回头。这和欧洲以及地中海沿岸各民族间的交往是很不相同的。
2、历史条件：封建主义的发达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某一个社会阶段的充分发展，往往导致其后一个社会阶段发展的不充分，而这个社会阶段发展的不充分，往往又导致更后一个社会阶段的充分发展。具体说来，比如原始氏族社会的充分发展，往往导致奴隶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奴隶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往往导致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往往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反之，原始氏族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往往导致奴隶社会的充分发展；奴隶社会的充分发展，往往导致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往往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如此等等。当然，这说的是比较单纯典型的情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如果前一个社会阶段得到了充分发展，它留给其后一个社会阶段的“遗产”（如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等）就多，这就成了作为其否定者的后一个社会阶段发展的强大桎梏；如果前一个社会阶段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它留给其后一个社会阶段的“遗产”就少，于是就减少了对作为其否定者的后一个社会阶段发展的束缚。另外，后一个社会阶段由于是对其前一个社会阶段的否定，所以自然和被其前一个社会阶段否定的更前一个社会阶段有着某种共同性和相似性。虽然这并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这样，更前一个社会阶段的充分发展就从历史上为后一个社会阶段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某些前提和条件。相反，更前一个社会阶段发展的不充分，又会制约后一个社会阶段的充分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得很充分，这从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就导致了奴隶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奴隶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又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因此，我们从未象西方那样达到较为发达而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论在人们的社会关系还是思想观念上，封建主义的遗存都相当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前者“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后者“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在探讨中华民族精神时，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基本的历史事实。
3、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在上述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长期交流与融汇。在这种交流融汇中，汉族受到了周围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影响，周围各少数民族更是大量吸收了汉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成果。由于汉族是我国各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历史上又长期居于中原之地，因此我国各民族的交流融汇自古以来就是以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和中原之地为中心进行的。由于这种交流和融汇，许多少数民族的成员都能兼通汉语、汉文。有的甚至基本上使用汉语、汉文。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民许多人也能兼通该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样自然不能不在精神意识、思想观念、以至于生活习俗等方面互相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许多具有共同性的因素。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所赖以形成的现实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与融汇中，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这种特殊形式，为各民族的通用提供了难得的方便条件，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汉族虽然有几大方言区，其中方言差异严重的甚至有在一个大方言区内各小方言区之间语言亦不能相通的情况，但文字却是共同的。这对维护汉族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族之所以能发展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汉字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有些少数民族兼用或基本上使用汉语、汉文外，还有些少数民族虽有自己的语言，却使用汉文作为书面语言，用来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学术著作，记录历史兴衰。至今在朝鲜、越南和日本，有些老人虽不会说汉语，却能阅读和书写汉字诗文。汉字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在具体讨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说明一下。
一个是民族精神是否只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民族精神只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其用意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对于一种精神，我们能否无条件地绝对地断言它纯粹是精华或糟粕，或者把它所包含的精华和糟粕截然分开。如果对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尚不能作这种简单的结论的话，对一种精神就更不能这样。因为任何一种精神，都有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它之所以成为精华或糟粕，要依赖于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对它的要求和它起的作用。当然，也不能搞相对主义。某种精神，在某种具体条件下，其主导方面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应该也可以弄清楚的。但其非主要方面还是存在的，也不谈忽视或否定。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抓住其中主要的有重大影响于当时的内容，发扬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克服其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讨论对传统思想的继承时，许多人往往不自觉地落入了冯友兰先生“抽象继承法”或“字面意义继承法”的窠臼。甚至有的自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思想遗产的同志也是如此。我认为，批判继承思想遗产不能用这种方法。因为思想观点都有其固有的具体内涵，一抽象化或者只看其“字面意义”就不再是原来的思想观点，而只是一个或一句语词。而语词属于语言范畴，全民通用，不属于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从哲学上说，主要是关于认识理论和思惟方法方面的成果；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主要是具有反封建因素的民主性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是一些优秀的表现方法、技巧和风格。概括地说，除了具有反封建因素的民主性思想外，我们可以从传统思想中批判继承的，主要是关于思惟，认识和表现的理论和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从思惟行为方式、文化意识心态等方面来讨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这样既可以较少涉及具体的思想内容，又不是脱离精神内涵来谈纯粹的思惟方法，似乎较为恰当。当然，这种共同性只能是大体上的，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任何事物，只要作绝对化的理解，便将只有差异而没有任何共同点，只有变化而没有任何质的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无法对其做出任何认识和任何判断。这只能把人引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使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上陷入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境地。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据我看至少有以下几点较为重要。
1、内向的认同和外向的拒斥。这是由地理条件内部交往相对便利与对外交往的相对困难的长期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心态。而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时代科技交通发达及贸易交往频繁的冲击，所以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力量。从春秋时代的“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辩”，到近代的“华夷”、“华洋”、 “中西”、“本末”之别，虽在具体所指对象上有很大不同，但其意识内核，即内向的认同与外向的拒斥，却是基本相同的。而且这种思想不仅反映在汉族的古代文献中，甚至反映到了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如在有些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中，就认为我国的许多民族是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或者是从一个葫芦里生出来的。
直到现在，这种心态依然存在。比如在对外开放中，许多“左”的做法之所以难于根除，如果深入到这些人的思想深处，恐怕还是会发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影子。许多海外华侨，长期保持着固有的生活习惯，甚至侨居海外一生，最后还一定要叶落归根。除了爱国主义情怀外，在这种心态下其精神难以和海外其他民族的文化氛围相溶合，也是—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这种心态还导致一种结果，就是不管出去多久，总以中华故土为依托，把所在之地当作暂时之逆旅，因此没有永久性的打算，没有主人翁的意识。许多华人，即使几代在外，即使在当代居民中已经占到很大比例，却只顾自己生活，至多关心到同乡的疾苦，很少渗透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去，也和这种心态不无关系。这就和欧洲人不同．他们每到一地，就想永久占据那个地方，就要做那里的主人，甚至企图把当地的土著驱逐或消灭。如在南非、北美、澳洲、印度等地，无不如此。当然，我们不是赞成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两种不同的心态产生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结果。这种不同和所处的时代不同也有很大关系。欧洲人到达非洲、美洲、澳洲、亚洲，实行殖民扩张，是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资产阶级极力攫取暴利的时代。我们则根本没有经过这个时代。
这种文化意识心态有时有其优点，也可以叫做进步性或积极性；有时又有其缺点，也可以叫做落后性或消极性。比如在外国侵略面前，它可以表现为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在日常的对外交往中，它又可以表现为盲目的排外主义。这种文化意识心态在历史上还常表现为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对维护国家统一当然是有利的，但它又常常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压制地方的积极性，泯灭各个地方的竞争意识结合在一起。这种文化意识心态甚至反映在国内的各种关系上，如本家族与其他家族、本单位与其他单位、本系统与其他系统、本地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上。由于这种心态的支配，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常常缺乏全局观念，而只考虑小团体的利益，表现出家族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倾向，从而阻碍事情的合理解决和社会的迅速发展。
2、注重教育传授、继承传统，而贬斥标新立异、自由创造。这种文化意识心态和我国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我国原始氏族制度和封建制度发达，奴隶制民主制度未得到发展，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迅猛发展时期那种冲破一切传统的自由冒险精神的冲击。宗法制度发达，血缘关系牢固，因此十分重视传统和对下一代的教育。经过多年的动荡和革命，宗法制度从总体上说已被破坏。但残余仍然存在，观念上的影响更深。特别是重视传统和教育的心理尤其浓厚。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表现。其优点或好的方面就是长辈特别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这从“望子成龙”心理的普遍性和久盛不衰的升学热就可以看出其影响之深。甚至在并不重视子女接受学校教育和升学的基层群众中，我们也可以普遍看到强烈地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和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子女的行为。由此可知这种心态对我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的渗透是多么广泛而又深刻。
如果把这种情况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一下，就会看得更清楚。在那些国家，除了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外，哪怕是政界要人或学界名流，对自己的子女也很少这种关注，多是让子女们自由发展，自己选择自己的路。亚裔特别是华裔子女和我们的留学生，在欧美的学校中往往名列前茅，应当说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其缺点或不好的方面，则是往往使人怀念过去，厚古薄今，总觉得今不如昔。对青年人的厚望则往往变成一种严格束缚，容易使青年人循规蹈矩，缺乏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在学习阶段多能出类拔萃，但到了研究阶段，开始往往不知所措，就是因为让人架着领着走路走惯了，一旦遗世而独立，就不知路在何方了。
这种传统还有另一种两面性的作用，就是如果运用得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在科学发现和发明方面大量取得重要成就，它又是一种束缚。这一点在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甚深的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发展较快，原因当然很多，但从思想文化传统上讲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教育和继承，别人的发明创造，先进技术等，可以很快地学到手。这样当然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旧传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不仅家庭中夫妻、父子等关系极不平等，就是在国家机关、工厂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关中，上下级关系也是壁垒森严，不可逾越。下级对上级往往只能唯命是从，没有超越上级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机会。严重束缚了青年人发明创造能力的成长和发挥。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文学艺术等方面，却缺乏重大的发明、发现和创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3、强调和谐与适应环境，而忽视个人的主体性和对环境的抗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状态的遗留。因为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和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人们不管在和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和社会的关系上，人们都不可能征服和战胜外界环境而只能依赖和适应外界环境。因此，不管是否采取典型的宗教方式，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不可能超越这一点。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对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破坏，人们才能打破这种精神束缚，走上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强调征服和战胜环境的道路。
当然，这种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和适应可以有多种不同表现。比如，它可以表现为一种完全消极的态度，甚至自觉地主动地去追求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行，以求得所谓解脱。原始佛教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它也可以表现为努力去适应环境，尽可能达到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并从这种和谐统一中去寻求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在中国思想史上，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的“道法自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阴阳家的“合于天地之行”，以至于墨家的“尚同于天”，法家的“正君臣上下之分”，可以说都没有超出这种思想观念的范围。
这种精神当然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它往往造成逆来顺受、自我满足的心态，实际上即鲁迅所讽刺和批判的阿Q精神。它又不可避免地会压制人的个性的发展，压制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和人向社会的奋斗。但这种精神又不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它是想在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中求得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它是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所必不可缺的一种心理平衡。特别是在改变环境的条件还不具备，人们还没有力量改变环境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中华民族作为古文明发源地之，经过无数次坎坷挫折，历数千年而不衰，除了历史、地理条件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外，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里面还包含着人要遵循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的思想因素，这更不能不说是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现在，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上造成了许多几乎是全球性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把这种人与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思想、与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征服和改造自然，在人对人的关系上强调激烈竞争的思想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以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使社会更协调更迅速地发展，就更显得必要了。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过去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再加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格外支持和扶助，使我国各民族都进入了空前兴旺发达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在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精神文化得到觉醒和高度发扬的同时，作为我国各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也不是日益削弱、衰退，而是在不断地增长、加强。随着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我国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将更进一步增长，从而中华民族精神也将更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性过程。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自觉地根据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经常地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各方面进行分析，吸收其有益于当前革命和建设的精华，摒弃不利于当前革命与建设的糟粕，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传统思想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排斥，或对传统思想采取国粹主义态度，不加分析地一概给予赞扬，都是不对的。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要防止和反对。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和反对国粹主义。因为我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习惯成自然地只以为是而不以为非。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革命的人，既使是激烈主张全盘否定一切传统思想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也难以避免。要真正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是非常不容易的。古往今来许多革命的政治家、思想家，虽曾一度以激烈地批判传统思想而著名，最终却往往逃脱不出传统思想的窠臼，甚至成为复古倒退的鼓吹者，就是明证。
我们比前人优越的地方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可以作为分析批判传统思想的指针。但马克思主义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有的自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思想的学者，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下苦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分析批判传统思想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并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至于那些根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的人，当然更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只有两类立场、观点、方法可供他们选择。一类是我国传统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一类是现代西方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传统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不可能正确对待传统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就好像宗教信仰者对待自己信仰的宗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绝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识别其优缺点并正确地加以对待。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各种流派，尽管在细节上有的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在宏观上或者说总体上却都是不科学的，没有哪一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因此自然不可能对传统思想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对待。至于那些抱着现代西方思想的糟粕而自以为高明的人，他们不过是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做了“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其不可能对传统思想做出任何有价值的研究，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原载：《思想战线》1993年第1期）
（责任编辑：温曼）
来源/作者：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