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毅：文学道德的病态表现与选择改变
时间：2010/11/23 9:54:00|点击数：
2007年7月，中国诗坛上“下半身写作”横空出世。当沈浩波们以先锋派代表的身份提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等系列观点，用下半身写作反对上半身；当这类流里流气、充满痞调邪情的东西可以毫不遮掩地公然问世，且畅通无阻沾沾自喜，没受到什么批判抵制，却在引诱人们堕入丑陋的泥沼，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一下，当前文学的品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异化，生存环境究竟发生了些多么可怕的恶变，居然允许此类流氓文字横行无忌？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怎么会败坏到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文学的道德律恐怕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场景置换
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中国进入一个眼花缭乱的商业时代、消费时代。西方消费社会的文化理念进入中国，最显著的标志是2001年法国社会思想家波德里亚的名著《消费社会》一书在中国出版，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与关注。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最早的物欲消费主义伴随着思想的解放、人性的复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于长期遭受政治重压和禁欲主义束缚下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对抗与解脱的巨大力量。随后物欲呈井喷或波涛汹涌之状，消费观念渐渐向物欲症演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消费主义挟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电子媒介文化和视像文化之便利，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欢歌劲舞、欣欣向荣的一派新景象，助长了商品拜物教和享乐主义的风行，也猛烈地冲击着原有的文化秩序、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带来了现代性的断裂和后现代主义的莅临，促使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转型。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享乐主义文化形态，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体现，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再限定于需求的满足上，而是以欲望的培植和满足，以消费和享受为鹄的。它注重的是感性娱乐、身体享受、欲望消费，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波德里亚认为：“消费者把自己看作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作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爱情、赞颂/被赞颂、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及活力之前。其原则便是通过联络、关系的增加，通过对符号、物品的着重使用，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1]
当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主题，成为时代的标志，这便促使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亦唤起人们追逐快乐的消费，投身非理性的狂欢。消费成为幸福生活的现实写照，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和财富，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娱乐和享受。消费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道德/伦理的看法。现代人已不大问什么是道德上应该的，而是问什么是技术上可行的，道德沦为科学技术的副产品。
消费主义修改了人们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节约不再是美德，勤俭不再受人尊崇反遭人嘲讽，举债式的超前消费，“借明天的钱今天花”成为时尚新潮，一掷万金式的豪奢消费成为炫耀的最大资本，人们迷恋于“当下”与“片刻”之欢，成为“时尚”、“流行”、“幸福生活”的追逐者。跨国公司和媒体鼓吹的消费至上观念，让贪婪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一面在追逐“豪宅、名车、高收入”，一面又害怕落伍，害怕赶不上邻居，竞相投入拼命购买的队伍，以为如果不消费，就会被社会抛弃。只有用大量的商品来填满家庭和内心的空间，才能感觉充实与安宁。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对话中说：“从文化角度讲，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有毁灭性……它带有深刻的虚无主义价值观念。和走向繁荣之机会一同到来的还有对文化的最激烈的改变。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和价值体系彻底摧毁。”[2]
物质繁盛，心灵溃败，在这个欲望病态膨胀的年代，社会缺乏明确而又坚定的信仰，缺少崇高的精神信念，许多人否弃责任，拒绝思想，于是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风行，精神在浊化，人格在矮化，世界在世俗化、功利化，社会生活呈现相当混乱无序的状态：如出现欺上瞒下的“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出现“老鼠过街，无人喊打”的荒谬现象，出现见义勇为者倒霉，袖手旁观者风行的怪异。私欲横流，腐败成风，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空气中弥漫着贪婪之气、虚荣之气、炫耀之气和一股戾气，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大打出手，微小矛盾会迅速演变成仇恨恶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而互不信任。“我是流氓我怕谁”、“笑贫不笑娼”之类的犬儒观念畅通无阻，很多人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不以无知和缺德为耻，随波逐流，社会正在失去节制和方向。让人想起“酱缸文化”，想起“丑陋的中国人”一类说法。
消费主义在推动中国由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向商业、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用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碎片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语取代了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话语，促使当代文学从传统的经典文学向时尚文学、从审美精神文学向娱乐性的消费文学转型。文艺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其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审美韵味逐渐变得不再“合法”，其所看重的主体自由、宏大叙事、深度模式、精英立场、审美超越和艺术自律等一贯追求，被反历史、反体系、反意义、多元化、怀疑论、相对主义、语言游戏、世俗消遣、欲望狂欢等置换颠覆。文学在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后，又受制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屈从于资本意志和经济利益，臣服于商业和欲望的法则，迎合与讨好大众阅读趣味，蜕变为交易的商品，道德伦理异化为淡如轻烟可有可无的模糊存在，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价值天平的失衡简直就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商业消费社会里，消费被美化、琢磨和打造得至为精微，又运用得无比广泛，它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规定事物的价值，控制着人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艺术、审美等原本属于表达思想情感、关注生命、抚慰心灵的东西被淡化、消解为一种工具、一种技术对象。在一个丧失原则、标准追求轻松的时代，一切都可以戏说，一切都可以恶搞，一切都可以用来消费。那些“高尚的价值”、优雅的情调、美好的情怀却变得无足轻重，失去了力量。像鲁迅那样勇于批判世态的浊风恶浪，为救治民众的精神疾患而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像巴金那样一心为读者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像路遥那样对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学家越来越少，贴近生活、关怀民生、呼吁良知的作品越来越少。文坛喧嚣杂乱，热闹纷呈，潮水般涌来的文学作品中，充斥了太多作家诗人自恋自赏的话语，太多的“小资”、“小我”和“中产阶级”趣味，太多出轨、偷窥、乱伦、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太多自娱自乐的炫技与游戏之作。评判标准模糊近乎于无，价值尺度暧昧或缺失，恪守道义、追求高雅境界和真善美的作品越来越稀少。作品不再讲求品质、境界，不再具有人文意义，却追求抢夺眼球，制造话题，不再为正义呐喊，却会为利益吆喝，不再为社会文化的提升、人文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安抚效力，却在为消遣娱乐或者恶搞起劲鼓噪。红尘滚滚，竖子成名，假冒伪劣横行，“大师”“巨匠”满天飞，文学曾经是思想解放、真理寻求、社会情绪的表达，是民心观察、启蒙力量和政治理想的寄托，现在则变成了资本意志、商业促销和娱乐消费的助手。在“一切都是消费品”的口号下，思维的力度被削弱了，人的精神追求臣服于物质欲望。当“文化丧失了提升人、陶冶人、影响人的功能，赚钱成为文化产品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的。在创作者和受众都失去对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之后，粗制滥造者四处通吃的时代便到来了。”[3]
时代变了，文化场域变了，语境变了，追求变了，一切都变了！就像舞台演出一样，过去的演出依靠一个搭起来的高台就能吸引四面八方涌来的观众，现今的剧场、舞台装修豪华，布景绚丽多变，声、光、电用尽一切科技手段，比过去阔气多了。演员变了，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内容变了，老戏本被遗忘，新戏本层出不穷；观众变了，口味变得刁钻古怪，俗不可耐；然而任你怎么敲锣打鼓使尽浑身解数，观众却寥落冷清，没有多少回应。
二、病态表现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变迁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急速流动、不断变异，社会转型，制度失衡，利益重新分配，多元论冲击一元论，价值观混乱，秩序在离析，规矩在败坏，一切都在洗牌和重新出发，世界处在一个价值纷争、精神困惑的时代。文化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文化的推行，导致了文学正在经历着从作品到商品，从写作到策划，从创造者到生产者，从读者向消费者的变异转化过程，类型化取代典型化，真实性消解理想性，语言文本向图像文本转化，使文学的审美趣味越来越趋向娱乐化、欲望化、世俗化、感官化、表层化、断裂化，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价值的挑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各种混乱的情况：
一、反道德的渎圣主义
在某些文艺作品中，孔子被斥为丧家犬，李白被贬为一个吃软饭、打群架、混黑道的“古惑仔”， 海瑞成了“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王安石成了欺世盗名的伪君子，金圣叹被称为“脓包型文人”，鲁迅被骂成“乌烟瘴气鸟导师”，智勇双全的杨子荣染上匪气，陷入三角恋爱，抗日英雄阿庆嫂变成“风流婆”和“窝囊废”，《红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从古到今的圣贤、智者、先知、英雄、大师几乎都成为反道德者的箭靶子，遭致不同程度的审判、攻击、嘲讽与贬损，或者颠倒黑白的污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丑化、漫画。典型的如四卷本《石康文集》，既是一部完整的周文（书中主人公）的个人性史和情史，也是一部“道德沦丧史”，用作者的话来说叫“猖狂写作”、“无耻写作”，“新恶心小说”。它内容宠杂，格调低下，充斥着不少“污言秽语”。作者将自己称为“活流氓”，“摆出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架势，绘声绘色地向嗡嗡描述我的浪荡生活”[4]，从勾女人、嫖娼、酗酒、吸大麻、服兴奋剂摇头丸到偷自行车、偷试卷、偷父母钱等醉生梦死的堕落。作者说他的创作源泉就是“毅然写出我的无耻之作”，“我只有全无顾忌地追求荒诞无耻的生活，只有荒诞无耻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向往，那是我的趣味……”因此，他写空虚、孤独、无聊，他骂学校、骂老师、骂考试，诋毁岳飞，嘲讽民族英雄，赞美秦桧，说他“很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就是圣雄甘地也不过如此风度嘛。”此书放肆地嘲弄道德，颠覆理想，以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写作，体现出“人生信念的迷失”，成为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反道德不一定是公开宣称的反，直接声言的反，而是从其作品的价值取向、写作的宣传主张、创作的理念和人物形象之口所表现的倾向，流露的态度。如拒绝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圣的价值，拒绝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对一切崇高的人与事物：英雄、圣贤、智者不遗余力地嘲弄、侮骂、毁谤，把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推向极端，代之以恶意的、否定的感情用事。又如以无知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挑战既定的道德伦理秩序，挑战人类道义与良知的底线，以丑为美、以德为敌、以破坏为荣，欣赏荒诞，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鼓吹反认识、反理性的情绪。
如果说渎圣不过是一种手段，放纵才是其目的，渎圣和放纵是一体两面的。因为过去之圣贤多是主张节欲、勤俭、克己复礼、修身养性、无私奉献的，那么现今的反道德者一定是鼓吹放纵，是为了享乐，是将盲目的物欲、钱欲、情欲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义，而大加渲染，竭力推崇，赞赏和炫耀的。譬如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中对流氓成功者李光头财大气粗、颐指气使、喝令一切的描写，与其忠厚老实的兄长宋刚失业漂泊，落魄到卧轨自杀的两极比较，客观上就在宣扬一种反道德者春风得意飞黄腾达，持守道德者步履维艰处处受难的残酷哲理。小说在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时，却对李光头“邪恶的智慧”、手眼通天的本领津津乐道，不无艳羡，让读者在“讽一劝百”的描述文字中也神昏心迷，放弃道德操守，投降世俗情趣。
二、非道德的虚无主义
如果说反道德是出于对过去存在和提倡的道德持不满、反对或是攻击态度的话，非道德者则对一切道德现象都不以为然，刻意抹煞，他们对道德要么不作区分，要么持怀疑态度，对是非、好坏、善恶、应该不应该不作判断取舍，主张“什么都行”，无可无不可，其结果便是导致取消共同的道德标准、道德原则，让人们几乎什么都不相信，只糊里糊涂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与苟活。
在道德虚无主义者看来，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虚无不实的，那么所谓的好坏、善恶、优劣便统统没意义，毋须区分，相对性便等同于虚无性，嫉恶如仇便不如不遣是非，与其明辨善恶，不如难得糊涂。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奉行的基本就是一种反道德的“虚无主义”，它们都否认真理、否认道德，混淆价值观，对价值采取“隔岸观火”的相对主义态度，对道德采取“冷漠综合症”，或将其悬置起来，对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质疑。因此曾是后现代主义干将的罗蒂在晚年时断然宣布：“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非道德貌似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其实必然会滑向低俗、流俗一边，因为向崇高、善良、优雅境地努力是特别费力的事，而滑向低俗、流俗则无需努力，随波逐流就能达到目的。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道理。现今充斥于文坛的所谓以客观超然的姿态，不动声色地从事“零度写作”，就是一种集中的表现。那就是叫作家躲避情感，躲避感动，躲避崇高，其实就是回避价值判断，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恶丑，不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而热衷于去写世俗的、琐碎的和平庸暧昧的东西，对真实的人性光辉视而不见，对丑恶黑暗的现象置若罔闻，于是人性堕落被当作新的文学元素，人性沦丧被视为商务卖点，男女两性的露骨描写被当作扩大销量的拿手好戏，体现了时代和文学的堕落。
比如电影《色，戒》，就是用现代影视多种手法把王佳芝与易先生两性交欢的过程渲染得惟妙惟肖，让俗众去尽情偷窥，却刻意淡化易先生杀人刽子手的身分，淡化一段国破家亡的惨烈历史，用“性”、“色相”、“人性”、“爱情”之类的东西混淆敌我、模糊是非，消解神圣，抹杀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必要性，否认献身者的精神内涵与风骨节气，借这段历史故事大赚钞票，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又如已有人尖锐地批评文坛上长期被遮蔽的病象：汪曾祺小说的“可疑之处”，是“无条件地称颂、认同”所谓的“民间标准”，其实不过是“精神状态的下移和倒退”；余华的主要作品传达的“苟且偷生”、“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则是很低俗很陈旧的人生观念。此外还有池莉小说中鼓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人生哲学，与李国文倡导的“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5]”，包括有人鼓吹的“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就好[6]”遥相呼应，共同散发着一种浓烈的市侩与犬儒气息，其主要特征是放弃生存原则与精神节操，崇尚活命哲学，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放弃与出卖。让人不得不怀疑，倘若遇到利益诱惑与生死威胁，他们是否将“快乐地堕落”，义无反顾地叛变？
应该说，对待每一件事，人们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判断和不近一致的态度，这是属于正常范围的。但如果面对的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是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还有人轻佻地采取不置可否，“怎么都行”的态度，那就让人难以苟同了。因为选择一种态度就意味着肯定一种价值，反对一种事物也意味着反对那种价值或道德。生于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许多无法逃避的责任与选择。若什么事都不作判断，不加区别，那就会取消应有的是非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甚至会连带取消共同的价值原则价值取向，造成纷纭杂乱、莫衷一是的局面，或是酿出分裂和任何共识都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的灾难。那是我们必须加以防止和反对的。
三、价值观混乱的道德表现
在社会转型，制度失衡，信仰缺失，贪腐横行，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许多人都面临着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状况。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就出现了一些明明想批判黑暗，可不知不觉却站到了黑暗一方；内心想表现憎恶，但下笔却写成了某种颂扬的作品，出现了指鹿为马，将乌鸡当成彩凤凰的事，或者是把凶残当成勇敢，贪婪变作进取，乱伦视为开放等荒谬错乱现象。忘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有正确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典型的如2009年内地最火的电视剧《蜗居》，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引发了众多的争辩与热议。
《蜗居》对当今房价高涨，无房者经过苦苦挣扎依然沦为“房奴”的可悲现象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绘，也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钱色交易、草民之卑微与公仆之高贵的病态现象做出了大胆的揭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然而它对贪腐行为与卖身求荣的表现却暧昧迟疑，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既批判，又赞颂与贪恋的庸人心态。具体说从小县城来到大上海的海萍、海藻两姊妹，由于无力购房，又仰慕虚荣，喜爱攀比，便一步步踏上了一条依赖贪官不劳而获的捷径，靠傍宋思明达到白住白占豪宅，过上“理想生活”的目的。影视剧虽披露了高房价成为让人不堪重负的社会问题，却没有揭露大小贪官勾结操纵、徇私舞弊对这一问题的推波助澜，也没批判宋思明等贪婪敛财飞扬跋扈的恶劣可恨，反而将他们描写得那么有本事，有人性，既有钱有势无所不能，又有情有意浪漫忠贞，活着能满足海藻的一切要求，死后还能利用关系将海藻弄出国外，去避祸远害，安享尊荣，因此让人看完电视对宋思明恨不起来，反而可能充满同情与赞赏，客观上起到了赞美贪官、默许贪腐，对包二奶现象也恨不起来的不良作用。《蜗居》的迷失，除反映了编导们价值观的混乱，也折射出现今许多人内心的不平衡，即一方面在痛骂腐败，憎恶贪官，另一方面又巴不得自己也有钱有势，能呼风唤雨，参与分一杯羹，矛盾中不无艳羡，揭露中却缺乏反思。
海藻的堕落被讲演成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心相爱”，其遭遇被描述成一个贪恋大大城市富贵生活，缺乏把握自己命运能力的故事。始作俑者的贪官宋思明被塑造成女性心目中优秀男人的代表，人民憎恨的贪官却和人民群众相亲相爱，种种矛盾混乱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间接暴露了商品拜物教的恶性发展，以及“腐败文化”的暗流蔓延，比文革浩劫更彻底地在毁坏着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念和家庭伦理。“一切向钱看”、“以钱为大”和“以消费为荣”的市侩潮流，以及制度与监督的缺失勾起人们心中的“贪魔”，多种因素汇聚成一股“腐败文化”的暗流，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导致人们行为与内心的价值观发生背离，使某些人有理有据地腐败着。这不但会严重侵蚀整个社会肌体，扭曲人们的心理价值取向，而且会给民族文化层面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天的人们之所以“笑贫不笑贪”，小贪小腐早已泛滥得不值一提，成为一种常态，就是与当今人们的价值观扭曲、荣耻界限模糊或者丧失直接相关。
以上这些倾向，时见各类文艺作品，不论是报纸书刊、网络、舞台演出、荧屏银幕，共同构成一股歪曲事实、扰乱思想、涣散人心、毒害心灵、污染社会空气的沙尘暴。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标准的混乱与缺失。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值得赞颂提倡，什么必须反对抨击，变得模糊含混，杂乱不堪。这在过去是有着明确标准的，现今却变得若有若无，缺乏依据。标准的混乱和缺失造成优劣颠倒视听混淆，让人们无所适从，也形成劣质粗品排挤优质精品，泡沫和垃圾恣意膨胀，流氓痞子横行霸道的现状。如果说“反道德”者往往是以一种玩世不恭或无知者无畏的前卫态度出现，“非道德”者常常是以超然中立、不偏不袒的姿态出场，那么价值观混乱的人则是以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它们交相呼应，互为依赖，否定道德规范、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拒斥任何类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断的东西，导致各种怀疑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最终颠覆神圣，消解权威，取消敬畏感，削弱了维系家庭、集体和民族的纽带，腐蚀了社会关系，造成“思想迷茫”和以儒学为根基的传统伦理规范的崩溃，不再有一个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了，社会进入“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时代”[7]。
道德失范、道德颓废导致了精神文明的衰竭凋零，极端的个人化写作，使作家封闭起来，作品变成完全自我化、私人性的情绪渲泄、个人低俗趣味的展示。韩少功在批评当今小说创作时说：“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8]造成信息低劣和信息毒化。写作上的“缺德”、“无德”和“坏德”，在一点一滴地侵蚀着我们民族的精神，降低着我们文化主体的道德底线，败坏着社会的空气。使得本来文化和道德素质就非常差的族群变得越来越盲目、冷漠和自私，不讲是非和情感，不再追求正义、真理与崇高。
所有这些，都令我想到钱穆先生说的，现今我们的许多文学之所以不伟大，不逗人爱，是因为它们“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其结果是“今日已不待有如秦始皇之焚书，而线装书自可扔毛厕里不再须讨论”[9]
三、选择与改变
面对着病象丛生的文坛，面对着文化消费主义的猛烈冲袭和道德准则的日趋淡化，我们该好好梳理一下道德与文学的关系，认真研究一下自己选择的追求目标与前行方向了。或者换句话说，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应该为自己的灵魂操下心了。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中，如果没有道德，那么人类可能还处于野蛮社会与丛林生活之中，情况将恶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按照先哲的观点，人是社会存在物，也是道德存在物，道德和善有益于维护人类的存在，对人类的发展有积极和不可估量的作用。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10]应该说，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伦理道德观念和理性思维的主体。人如果自动放弃道德伦理的修炼与约束，放弃对文明进步和理想生活的追求，那就会堕入与禽兽为伍，向蒙昧看齐，浑浑噩噩无力自拔的地步。
如果说道德价值规范是人类行为活动“应当”的价值凝结物，道德意味着“应该”和“不应该”、好与坏、善与恶，道德价值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道德是一个民族得以传承延续和一个社会得以健康和谐发展的精神规范，那么没有道德规定作为内在蕴涵的文学价值就不是本真的文学价值。因为无论是文学还是道德，它们的最高价值理想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与幸福，两者具有同源、同义和共通性。当我们站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谐与幸福这一制高点来看待问题，道德与文学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和工具，是为着社会与人有秩序地生存、发展而产生的调控形式与精神力量。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道德作为整个社会中的行为活动，天然就进入到文学活动的领域之中。道德渗入文学，一方面规定着文学主体的行为及其道德维度，要求主体应当具有相应的义务、职责和使命；另一方面，它又规定着文学系统发挥作用与功能的阈限与边界，为文学价值的产生、变迁、发展提供道德蕴涵与道德标准。简单说，道德进入文学，有助于提升文学的德性和伦理品位，升华文学的意趣境界，使之向着崇高、美好和理想的目标行进。早在1951年爱因斯坦在致信纽约伦理文化学会成立七十五周年时，他就说过：“艺术的终极目的，乃是达善臻美……没有‘伦理文化’，人类永远没有救赎。”[11]这话说得非常深刻与中肯，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从来都强调“思无邪”，提倡 “尊德行”，“道学问”，做“道德文章”。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既是他追求的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文学发展的追求方向。文学是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财富，它以语言的方式对世界人生进行解释，寻找生存的根据和意义，使情感得到丰富和提升，使精神得到滋养和美化，使心灵得到安顿，让人们发现、享用和珍惜世界之美。真正的文学关乎情感，关乎审美，关乎灵魂，关乎人生，关乎社会与世界，它哪能抛开道德伦理，不讲德行与责任呢？
高贵的古希腊诗人品达说：“一个人最应该描写的是那些美和善的东西”。博尔赫斯说：“小说是高尚的游戏”。只有严肃而又真诚地投入，才能真正体悟到游戏背后所孕育的高尚。
萨特则呼吁大家关注目的的道德性，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包含着一种伦理的律令：“道德承诺”。英国当代美学家赫伯特·里德表示：“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正是道德上的价值。”很显然，他们的观点皆表明:文学创作是追求真善美的创造性活动，真正的文学应当是美的世界、爱的净土、道德的殿堂，它有助于世道人心，能帮助人们变得更明智，更深沉，从而也更美好。一个作家或诗人，若没有好的人品，没有高度的道德理性水平，纯洁的道德动机，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
如果说文学本身就是心灵的敞开，灵魂的张扬，叙事本质上具有伦理的意义，文学从来都担负着对时代、社会、生活、生命和人性正确的理解和复杂而独特的呈示，那么，这种理解与独特呈示就不能没有心灵和德性的指向。我们只要看一看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经典，它们不朽的魅力无不散发着心灵和德性的芬芳氤氲气息，折射出一种足以穿越历史尘烟的文化及人格力量，绽放着耀眼的思想光芒，表现出对某种高尚道德价值的深情呼唤，温暖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之心。对文学经典进行历史考察，最终得到的结论恰恰是越发关注心灵和德性的，越发会恒久流传；而那些漠视人类道德情怀的，必定会遭致人们的鄙弃。因为道德价值的审美呈现和作品的文化和人格魅力会赋予文学高远的人生气象和高迈的精神境界，使作品优化和增值。反过来说，如果文学无助于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消遣品，那么谁又需要它呢？再进一步说，倘若放弃了一定的道德追求，文学的精神品质会退化，思想性会缺损，魅力和感染力也会消退。如果说什么时候文学丢失了道德准则，成了反道德的，或无关道德的东西，那么它的衰亡肯定不远了。
现今，消费文化的气息无处不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日甚一日地改变着传统社会形成的“生活场”、“文化场”和“文学场”，并与整个文化环境中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快餐文化互为呼应，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无情的解构和颠覆，许多低俗写作和欲望叙事构成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污染，对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销蚀，一切充分说明道德观混乱，丧失道德理想会造成创作目标的失控和创作方向的迷失，对文学创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使我想到2001年俄罗斯作家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总结的一段话说：“俄罗斯文学没有死亡，而是获得了新生。尽管有许多力量要压制它，想使它变成庸俗的小节目或者餐馆文化，但这注定不会实现。它没有死亡，而是明确向上。我们坚定地拒绝其他有害的价值体系，继续坚持走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之路。它不拒绝良心，不为掠夺资本服务，而是信念、希望和真理的文学。” 对俄罗斯作家来说，文学是邪恶、不义、欺诈和奴役的敌人，作家就是底层人和穷人的代言人和辩护人。文学不仅是人民的财富，也是一种“道德力量”，是良心与正义。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同情、关怀、热爱甚至敬意，永远是伟大作家的基本态度，是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本标志。因此，作家必须对时代精神的状况负责，对文学的道德状况负责。
第一，对待道德问题，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一定要坚定。在道德伦理上区分善恶、美丑、好坏不仅必须，而且永远不能含糊。其基本的尺度只有立足于文明进步的立场，凡有助于文明进步的，就是正确和值得提倡的；凡是反文明反进步的，不利于人类共同需要的观念就是必须反对和抵制的，因为道德伦理之恶，也就是艺术之伪。
第二，在真诚真意缺失，好伪作假风行时，我们要强调文学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文章不写一字空。
第三，在奢靡虚浮，媚俗庸俗成风时，我们要拒绝浮华与急功近利，化浊为清，化污秽为澄澈。
第四，强调作家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感，具有力挽狂澜、匡世济民的英雄主义情结，宣扬道德规范、抒写惩恶扬善、净化人类心灵、升华高尚情操的作品，与时代同悲欢，与人民共苦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的确应该考虑，怎样珍视和传承属于我们民族优雅的文化遗产、刚健的审美气象和昂扬的民族精神？克服病态化的文学倾向，将文学所追循的价值系统，建立在有人文理想、有心灵自由和必要的道德根基，一定的批判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这对于矫正现代社会已然存在的崇拜金钱的侏儒症、拜倒权门的软骨症、随波逐流的无脑症以及损人利己的膨胀私欲症，肯定大有助益。
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用清明的理性来抵制欲望的红尘和道德的锈蚀，太需要用伟大的理想来树立精神的高度，用纯洁的泪水荡涤我们钝化的良知和彼此隔膜的心灵了。至少，文学不能违反连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都不能不加保留的艺术应“有益无害”这个基本的阿基米德点，不能渲染反人性、反历史、反文化、反道德的精神糟粕，张扬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将人导向无知和偏见，使老百姓变坏，变傻。文学要激扬人们的正气，温暖和抚慰人们的心灵，担负起培养公民理性的重担，为了有益于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精神升华而写作，这样才能使文学获得真正的价值。
我们期望中国当代文坛正气上升，浊气下降。
原载：湖南《理论与创作》2010年5期 香港的文学评论第10期。
（责任编辑：代丽）
[1]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7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 转引自郑阿平《东方乡土精神之美》，见2009年10月29日2版《文艺报》。
[3] 韩浩月：《春晚从“新年俗”变成“新庸俗”》，见2月23日《北京青年报》。
[4] 《石康文集》之三《一塌糊涂》第1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以下这段文字的引文都出自同一文集。
[5] 转引自2008年1月3日《文学报》7版张宗刚：《李国文：在调侃中迷失》。前者见李国文的《司马迁之死》，后者见《方孝孺之死》。
[6] 转引自《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一文。
[7]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8] 韩少功：《个性》，载2004年第1期《小说选刊》。
[9]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2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
[10]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8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
[11] 转引自丘成桐：《把脉高等教育》，见2010年1月24日《解放日报》。
来源/作者：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