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9年隆冬出生在云南省宣威市穷苦的农民家庭。童年就助父务农，帮母家务。能吃苦耐劳，勤谨从事，善于自理生活，荣辱明辨耳。
我1951年秋入学，在复兴小学、宣威联小、宣威一中读书，直到1964年秋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工作。先后在云南省人事局、中共昆明市委机关供职，从事党务、人事、档案、保密、调研工作，历18年。1954年7月入团，曾任团支部书记、组织委员。1972年8月入党，曾兼任昆明市委政研室党支部书记。1982年4月调云南省社科院，从事地方志事业；1984年11月任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主要分管新编《云南省志》业务工作，行政和业务“双肩挑”；1990年到2000年曾兼任省地方志办公室党支部书记；1994年10月到2001年任云南省地方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7年到1998年间先后评聘编辑、副编审、编审专业技术职称。直到2005年曾多次受省社科联、省新闻出版局聘任省编辑出版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和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科组评委、云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委。受中国人民大学近现代研究所和安徽黄山史志研究中心委托与其组织来滇在昆举办的地方志研讨班讲课多次，均获好评。
我的主要理论研究和业务工作情况已载入199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1999年3月云南省社科联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社会科学人才名录》；1998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第二集上册等书里。自作诗云：岁月峥嵘放眼收，光阴荏苒忆从头；皓首莫道人生老，漫卷春秋逐水流。
一 学而不厌
欣逢盛世修方志，不枉人生亦知足。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新修地方志是“古老的传统、新兴的事业”，从事者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而且，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的进步，迅猛异常；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故学习的首要任务是政治思想理论，这是任何事业的灵魂。
修志伊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里明确指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编修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因此，我始终不断的学习政治思想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在学术研究和业务工作中，特别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避免极端和片面性，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编史修志必然涉及到大量的人和事，记述其兴衰起伏，利弊得失。我们就必须把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明确现象和本质，彰明其得与失、利与弊。
我认为政治思想理论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活的灵魂，精神的支柱。其内涵浩如渊海，必须学而不厌，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实际的运用。因此，我尤其注重结合自己的实际业务，有选择，有重点的学习有关著作，温故经典言论，掌握和运用主要精神实质，鼎新革故。
结合新修地方志的需要，我主要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的《论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邓小平文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关文献。从而不断加深理解历史的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革等重大问题。同时，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1946年4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在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有关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例如《保密法》、《档案法》等。
我始终坚持新编地方志在学术研究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修志实践中贯彻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协助、专家修志的格局；在方法上坚持众手撰稿、分编总纂、三审定稿、慎重出版的原则，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和主编（总纂）负责制”。为此，我撰写发表了《修志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简论联系、发展观与编史修志》、《浅论新方志总纂》、《论新方志审稿》、《方志续修方法论》等文章。每篇文章均以论述政治思想为前提而展开业务研究。
中国古籍整理小组李一氓说：“地方志是一门大学问”。我们从事地方志的编研，除学习政治思想理论外，还必须学习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掌握业务理论和编修技能。省地方志办公室承担着业务管理和编修的双重任务。因此，必须在茫然中从头学起，“摸着石头过河”。俗话说：“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决心在“修志中学习修志，在研究中学习研究，”以适应地方志事业的新要求，较好的完成本职工作。“书生自喜投罗网，其中甘苦寸心知”，历经20年，参与完成了新编出版《云南省志》82卷，地（州、市）志16部，县（区）志126部，地情研究资料（包括专业志、部门志）2000余种，极大地丰富了云南的历史文化宝库。
云南浩大的历史文化系统工程的完成，回首往事、步履维艰。拓荒之初，白手起家，办公和住房全无，均为租用。所谓没有安居而乐业，我作为拓荒者之一，仓促上阵而为之。刚调到省地方志办公室10来天就派到湖北武汉参加中南、西南九省地方志研究班学习，历时20天。其间，聆听了老专家、教授的系统讲课。开宗明义，从地方志的起源、性质、类别、体例、功用、沿革、资料等讲起，联系到整理历代旧志和编修新志的目的、方式、方法和特点；强调继承、创新，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功过并载，得失同书，详略得当，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展现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色。这次启蒙学习，受益匪浅。学习结束后，我们一行沿途到湖南、广西实地考察和交流，学习其宝贵经验，取他山之石而攻玉。回昆明后，省地方志办公室当时只有6个人，全力投入筹备会务，1982年11月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全省新修地方志首次工作会议，省地县185人出席，副省长王士超主持会议，副省长刀国栋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高治国讲话，省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李艺群作动员报告，全省新修地方志工作正式启动。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我投身方志事业，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必须苦钻苦学，专心致志，倾注全身心血学习研究修志的理论和现实的知识。我深感地方志工作者应懂得广泛的地方各行各业的基本历史和现状，以及其主要特点。同时，要学习和掌握修志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对历代旧方志的研究必须批判地继承，既不可数典忘祖，又不可泥古不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现实必须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做到公正客观的学习和研究。因此，我为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认真学习了《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对地方志这门科学有了认识和研究。中国地方志源于春秋，成于唐宋，盛于明清，以致民国时期的继承，云南修志在全国之首位。
地方志被称为“一方之全史”、“信史”、“地方百科”。它能“备国史取裁”，为“国史之羽翼”、“史为日月，志乘为灯”；它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故以往有“当代修志，隔代编史”之说，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镜”之见。地方志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之便利。史和志的显著特征是“史料同源，体例各异，殊途同归”，地方志是历史的一个独立学科。中国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为了深入而专门的学习地方志知识，于1987年10月读了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学系大专班两年，边工作、边学习、边研究，毕业曾获优秀学员证书（双证）。我曾于1984年9月和1997年8月、1986年5月先后参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史志协会在乌鲁木齐、昆明、南宁召开的《民族志》研讨会、学术年会、省志编修研讨会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自信自强，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水平。20年来，撰写发表50多篇论文。指导业务实践，特别是指导《云南省志》的编修实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强化了我的治学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理念。
我身兼多职，实责纷繁。任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分管《云南省志》编修；党支部书记，搞好党务工作；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组织学术研究和优秀成果的评选；《云南省志》的《人物志》副主编，参与研究和编撰、审订志稿；《大事记》审改小组成员，审改部分志稿；省编辑出版系列中评委副主任、高评委委员，参与评审专业技术职称工作；省地、州、县级志书评审和出版审查验收小组成员，审查数十部志稿上千万字。为尽职尽责的完成这些任务，我注意方法的处理，做到“6个相结合”，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总结相结合；管理研究与业务研究相结合；广泛学习知识与学习专业知识相结合；分工负责与集体协作相结合；内部业务与外部业务相结合；党务工作与行政事务工作相结合。在时间的分配上，有时采取“几场谷子一场打”的机动灵活办法。因此，20多年来，能够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总体完成分管新编《云南省志》82卷，6000余万字的编修出版发行；其中，独立完成分纂、责任编辑的16部（卷），1200多万字。“没有一夜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各项任务的完成，获得了多项的荣誉和奖励。
二 诲而不倦
古人云：“日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斗转星移，春华秋实。我作为新编云南地方志的拓荒者之一，自1983年开始，先后为全省地州（市）县（区）和省直机关、科研和中央驻昆单位等100余个，以及一些基层厂矿的各种层次，以不同形式、不同方法举办的培训班、研讨班，或以会代训班讲课若干人次，称为“二年级教一年级”。主要讲授地方志的基本知识和编修方法。其中，包括地方志的性质、特点、源流、类别、体例、篇目、资料和新修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步骤、目的意义、基本技能、出版、发行等。
我在1983年秋，曾“老鼠给猫理胡子——练胆”到华宁县、通海县、玉溪县（现红塔区）讲《地方志的体例篇目》，首次登讲坛，其效果不错。在1984年到1990年间，我为全省第一次、第二次修志主编培训班又讲《地方志的体例篇目》，深得好评。同时，在《云南省志》分志编修培训班、研讨班、主编研究班等5期500余人讲课，为推动全省三级（省、地、县级）修志工作和培养修志专业队伍尽了绵薄之力。1986年1月、1988年8月、1995年10月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云南省志》编修经验交流会、编修总编业务会、分志主编座谈会、协调会等，讲解修志中“重复交叉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基本原则“允许内部交叉，避免雷同重复”，提出“加快进度，确保质量，不可旷日持久”。教导要“广收资料，大胆写稿，精心修改，反复核实，慎重出书”，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有“清心为治本，真道先身谋，善才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善”的修养。要以只争朝夕，精益求精的拼搏精神著信史，出佳作。曾撰一绝以共勉：
盛世修志效马班，
述古颂今成巨篇；
千秋信史垂明镜，
祝捷举杯谢群贤。
我在众多企事业单位讲专业志、部门志、厂矿志的编修，主要有针对性的讲地方志的基本知识及其专业志、部门志、厂矿志的异同和各自的特点、编修方法、步骤，让他们的修志人员掌握基本要领，操作技巧；让领导认识志书的性质、特征、功能，并给予支持和把关。而且要读志、用志，借以“资治”，开创事业。通过编史修志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利弊和得失，弄清历史，发展未来，这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企业、厂矿的各级领导都大有裨益。所以古人有言：“以史为镜，可以见盛衰；以志为镜，可以明得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诸多企业、厂矿“关、停、并、转”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益发要“弄清其历史”，研究其现状，方能适应历史的潮流，破浪前进，开拓新的前景。古言云：“人不知古今，牛马襟裾。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治。”我以为说得很有道理，十分深刻。作为一任地方领导必须认识地情，身为一个企业或厂矿的领导必须认识其企业史、厂矿情，方能“因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实事求是地履行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负众望。
我在2001年到2005年间，纵然已经超期服役而退休了。我又受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安排为全省地方志续修培训班两期讲《地方志续修的资料收集、整理、利用》；在全省烟草行业《烟草志》编修人员培训班上讲《方志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利用》，为云南地方志的续修再作贡献。其间，我曾受中国人民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和安徽黄山史志研究中心的委托，先后为其组织省外来昆明开办的专业、年鉴研讨班讲课，共8批次，主要讲专业志、部门志、年鉴的异同和编撰方法。同时亦交流了我们省的经验，汲取外省的传经送宝。为此，精心备课，认真讲述。总体做到有问必答，有答必理，均成共识，皆大欢喜，获得好评“有经验与理论的结合”，重点突出，观点明朗，共同提高，学有收益。
三 践而不枉
古人云：“民生各有所乐兮，吾能好修以为恒。”我投身方志事业20多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余暇读过傅振伦先生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亦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清代方志大家章实斋说：“著书之难，莫过于史；编史之难，莫过于志；修志之难，莫过于人”。继而总结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杜预是非难。”回首往事，委实如此，历历在目。我概括云：“研修方志二十秋，明镜秋霜已白头；拓荒耕耘乐三苦，无愧人民孺子牛。”为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尽管修志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任务繁重，人少事多，经费较少，专业生疏，我亦不敢有半点的偷闲和怯懦；而是抱着为修志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遵照毛泽东同志生前教导的“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尽力在修志中学习修志。在到地、州（市）、县（市、区）调查研究、业务指导、讲课培训、检查督促、协助解决疑难问题，可谓“足迹遍三迤，汗洒云岭地；饱受风和雨，满怀桑梓情。”；在审读和验收志稿中，可谓“费尽心血两眼花，通宵达旦迎朝霞；肩负重任出佳志，审改志稿且能差。”；在撰写研究论文和讲稿中，可谓：扣紧业务针对性，立场观点是非明，实事求是不空谈，理论实践务求真。继承创新在发展，政治思想是灵魂；惩恶扬善方为志，资治教化功利存。我在20多年的修志实践中，撰写学术和工作论文60余篇，约50多万字，其中包括人物传记试写范文、新志书评审稿，培训班讲稿、诗词格言等。其中，有一部分在199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我的论文集《志海游踪》一书。
修志之大书，不朽之盛事。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以编纂出版《云南省志》为重中之重，实践体会深感“走路方知走路难，重山之上又重山”。从1985年1月启动开修，历20余年，全面完成出版发行。在全国质量和进度评比中，质量居第四位，进度居第七位。而且在省内外申报优秀志评奖中，凡申报的均分别获一、二、三等奖。
我在新编《云南省志》全过程里，1983年11月领导安排我草拟编纂方案和基本篇目，以及行文要则。共设计序言、凡例、附录、编纂始末和65部分志。于1984年4月交办公室审议修改后，于1985年1月报省政府批准并颁文部署开修。通过实践，从1988年开始，作了多次的修订完善，形成《云南省志总体设想》实施。尔后又在认真总结的前提下，集思广益，再作调整，增补《温泉志》，分解《政务志》、《政法志》，删去《兵器工业志》，合并《古树名木志》，最终定型《云南省志》。其编修的完成历经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多次往复的艰苦过程，其成果是众手修志，分编总纂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功归于众多修志者。
我在其中的日常工作仅只是专业机构主管业务的业务人员，理所当然的做了大量的内外组织、协调、指导、检查、督促、出版、印刷发行等的管理工作。同时，在省志总编室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时，我和其他业务人员一样，独立完成《公安志》、《检察志》、《政协志》、《温泉志》、《城乡建设志》、《建筑志》、《建材工业志》、《烟草志》、《天文气候志》、《军事志》、《海关志》、《体育志》、《水利志》、《铁道志》、《档案志》、《环境保护志》等16部分志，共1200多万字的组织发动、业务指导、分纂、责任编辑等工作。并且，参编、审改了人物志和大事记的部分志稿。
另外，在20多年的岁月里，我除撰写发表大量的理论研究论文外，独自整理旧志稿《云南人文地理》内部出版；参与整理旧志稿《续云南通志长编》500万字，内部出版；1992年公开出版《省志求索》任副主编；1996年公开出版《云南志坛人物谱》任主编；参编《云南词典》并撰词条、《省志编纂学》、《云南地州市县概况》等书公开出版发行；参与整理、编辑《滇国、滇越国、哀牢国、掸国、八百媳妇国史料汇编》；参与审订《续云南碑传集增补》公开出版发行；参与审查验收云南地、州、市县志稿和专业志、部门志数十部，约千万余字。
在业务管理工作上，我提出并实施有效的办法，即：在省志总编室内实行分志个人承包责任制办法；分志编修单位要修志、读志、用志，统一订购一定的志书；从质量、周期、成本3个方面比较，相对定点印刷厂印制；省志总编室业务人员不校对志稿，而聘外部校对人员校对省志。
我在修志生涯中，分纂、编辑、主编、副主编、参编、参审、撰写文章成果奖和受聘技术顾问、内审等荣誉，获得的荣誉称号。主要有：《云南省志·公安志》获全国优秀地方志成果二等奖；《云南省志·政协志》获云南优秀地方志成果一等奖；《云南省志·城乡建设志》、《云南省志·水利志》、《云南省志·建材工业志》、《云南省志·军事志》均获云南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参编、参审、审订、整理的《滇国、滇越国、哀牢国、掸国、八百媳妇国史料汇编》获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中国民族图书三等奖；《续云南碑传集增补》获云南优秀资料书三等奖；《鲁甸县志》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建水县志》、《楚雄州志》卷五均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撰写研究论文和论文集共获奖6项。其中，论述文集《志海游踪》（40余万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论文《方志学科建设两论》在《云南史志》1997年第5期发表，均获云南地方志理论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其余《试论我国古代的编辑特色》、《剪出红梅花万枝》、《论新方志审稿》获三等奖；《云南百年大事记》获云南日报《云南百年》特别奖。
在长期的兼职和专职工作中，荣获省社科院机关党委先进党务工作者；省社科联学会先进工作者；省政府、省地方志编委会修志突出贡献者；省社科院机关党委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表彰7项；开远市政府、金平县政府颁发审稿荣誉证书2项；合计9项表彰与奖励。
另外，我荣获省、地（州、市）、县三级修志单位（政府）聘任技术顾问、审稿专家，云南编辑出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中职和高职评委副主任、委员，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科组评委和云南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审委员，滇版图书优秀成果评委等共20余个聘书，名符其实的履行了职责，圆满地完成好任务。
四 退而未休
我曾诗云：“流年飞逝不由公，往复春夏与秋冬。漫漫人生终有老，古枝新发花更红。”我延长一年后于2001年退休。当时，云南省军区聘我参加他们续修《云南军事志》，我婉言谢绝，以养精蓄锐一段时间。仅接受云南省电力公司的聘请，为其审改《云南电力工业志》第二册志稿任特约编审。不久，受云南人民出版社聘为社外编辑，与社内责编杨澄共同编辑出版《晋宁县志》，150多万字，以后又组稿、指导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编修《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志》，与社内赵石定共同编辑出版，全志80多万字。这两部志书均获云南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到2005年4月受聘为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改《云南省志·劳动和社会保障志》稿，80万字，待统一出版。2005年5月受红塔集团聘任《红塔集团志》特邀编辑，参与审订其志的体例篇目和送审稿，实事求是的提出坦率的书面意见。这主要是坚持“尊重历史”，“求真务实”，正确记述好“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充分体现志书“以志为鉴，可以见盛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功能。同年6月应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处的聘请任《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志》编修办公室副主任、副主编，具体指导其志的编修业务技术，采取现场指导，流水作业，边撰稿，边修改的方法，数易其稿，历时10个月，于4月完成约80万字的《送审志稿》，已2006年11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的生命有限，事业发展无穷。正如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云：“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我虽然年老退休多年了，但是为人处世，道德修养，学习知识等一如既往，不减当年，奋力自强、自励：“勤学苦练对夕阳，毋与他人论短长。淡泊名利人为本，尽心竭力从内行。”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