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1日，我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爷爷、父亲和哥哥均未上过什么学堂，但都喜欢读书写字，对历史典故、诗词对联、人文地理都较为熟悉。5岁我在村中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声律启蒙》、《千家诗》，后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老师是我的表兄，也是一位热心的进步青年，除教我古文、算术、书法、诗词外，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锻炼身体，并给我们灌输许多如何立志做人的道理。私塾学习和家庭环境对我的影响很大，它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和情趣志向的基础。我一面读书学习，一面放牛割草劳动，日子虽过得清贫，甚至艰苦，然先贤囊萤夜读，凿壁借光，闻鸡起舞，“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事实上，我也照着去做了。我在《不惑歌·四十纪事》里写道：“春秋复寒暑，转瞬四十年。自从娘胎出，生活似熬煎。阿爸愁我衣，阿母难为饭；阿嫂编草履，阿哥培育咱。我本放牛娃，辛劳视等闲。衣单食更薄，赤脚十六年。粗糠不果腹，藜藿少油盐。白日饥肠啭，夜晚噩梦添。读书无纸笔，写字用竹签。囊萤夜映读，鸡啼已曙天。饥寒锤筋骨，清贫志弥坚。光阴又荏苒，风霜换童颜。十七来滇国，继踵司马迁……”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为了节省灯油，我确曾捉过萤火虫，或是借助微弱的月光看书学习；有时为了一本《杨家将》，不惜走上30里路到同学的家中去借阅。
我一共读了4年私塾，一年半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1960年我以全5分的成绩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省京剧院艺术室搞创作，后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82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1985年后被评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被选为云南省中法战争史学会会长。
搞历史研究，回归本行，使学用结合，令人兴奋。为了把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宝贵时光夺回来，我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但在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又从何着手呢？首先我选择了中国近代史，并以中法战争为重点进行研究。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遗憾的是，过去史家对之研究甚少，不是空白错误较多，就是支离破碎，语焉不详，而形成有分量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研究中法战争（1883~1885年），首先遇到的是它的起因和性质问题。本来，这次战争的起因、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中外学者也早已有了定论。战争发生的背景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列强加紧了对外的掠夺和剥削，“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在远东，法国的目标就是要全部占领越南，并进而向北扩张，建立一个包括印支半岛、中国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在内的“法兰西大帝国”。因此，19世纪80年代爆发的中法战争，是近代史上法国侵略越南、中国，中越人民为保家卫国、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这次战争，中国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民直接用鲜血支援越南人民抗击法寇的侵略，保卫了祖国的神圣南疆，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的英雄儿女（包括黑旗军将士），在战斗中与越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为共同抗击法国的侵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越南社会历史学院院长陈辉燎为代表的史学家，竟无视历史事实，对中法战争的性质肆意歪曲，对援越抗法、功勋卓著的刘永福及其领导的黑旗军百般丑化诬蔑，对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如他们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说，这次战争是“中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越南而进行的‘狗咬狗’的战争”，“是两只野兽争夺越南这块肥肉”，“中国侵略了越南”；说黑旗军是“掠夺人民的土匪、流寇”，“是清朝豢养的走狗”，“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等等。对此，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必须作出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回答，以正视听。我在《驳越南陈辉燎等人对中法战争性质的歪曲》（原载广西社科院《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3年第6期全文转载，又收入中国社科院编《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该文获云南省人民政府“198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问题优秀理论文章三等奖”，2002年国际人文学科优秀论文奖）。《刘永福与黑旗军在援越抗法斗争中的功绩不可磨灭》（原载《东南亚资料》1983年第3期）、《中法战争前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原载《东南亚》1993年第3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1993年第12期全文转载）、《黑旗军击毙李威利考》（原载河南《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等论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地肯定了刘永福和黑旗军在援越抗法斗争中的巨大历史功绩，坚决地驳斥了陈辉燎等人歪曲中法战争性质、恶毒攻击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的种种谬论，揭露了他们以研究历史为名，通过歪曲篡改历史，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宗藩问题，是封建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存在的一个特殊问题。而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又是比较复杂、十分微妙和颇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国内史学界一直视为禁区，留下了一片空白。有的越南史家却利用宗藩关系，胡说“上千年的历史事实充满着来自中国挑起的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借以煽动民族情绪，离间中越人民的传统情谊。对此，我大胆地冲破了研究的藩篱，发表了4万字的论文《论中越历史上的宗藩问题——兼驳河内史家的种种谬说》（原载《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次年10月，作者应广西社科院之请，以此为题，向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做了学术讲演），以及《清代前期的中越关系》（原载北京《亚非》1987年第1期）、《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原载广西《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4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近代中越宗藩关系刍议》（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1、2期）等论文，首次对中越历史上的宗藩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对河内史家的种种谬论予以驳斥。《东南亚研究》编辑部在该文的按语中写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援引大量史料，对近代中越宗藩关系这一特定历史现象做客观的历史考察，揭示其阶级本质，并对其历史作用做实事求是的评价，着重阐明宗藩关系与殖民关系的本质区别，驳斥越南某些史家的谬论，揭露原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和反华的需要歪曲篡改历史的政治目的。”文章指出，宗藩关系是个历史范畴，是封建时代君臣等级在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小国依附大国的关系。它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但在经济上却不是以压榨、掠夺为目的，军事上也不是为了占领和奴役他国。殖民关系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占领与被占领、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封建时代的中越宗藩关系，一方面是不平等的以小事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双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对促进两国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和文化上的交流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而且，宗藩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封建制度王朝的盛衰而不断演变，其性质和作用前后也有所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清政府在越南遭受法国侵略的情况下，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出兵援越抗法，是受到越南人民欢迎和支持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行动。有的越南史家对此横加指责，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得人心的。
中法战争中，刘永福是个关键人物，越南人注意他，中国人也关注他。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学者对他指责过多，肯定的少，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到胡绳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无不说刘是为了官爵，投降了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直到1984年，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仍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自然农民领袖、抗法英雄就与他毫不沾边了。这种说法，影响了我国史学界30余年，并且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我在《试论刘永福的归国》（原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广西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收录）等文中，通过对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生变化的分析，以及对刘永福一生的考察，认为那种说刘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农民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的归国是被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卫桑梓之邦，顾全大局（收复祖国领土澎湖）才归国的。如果说他仰慕名器，为什么他在数次大败法军、使敌酋授首、声威远播的情况下，还多次拒绝别人要他称王，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呢？中日战后，他三次固辞民众要他当“台湾大总统”之邀，积极领导台湾人民抗日，后因弹尽粮绝，外援毫无，才被迫回到大陆。此后他又抗拒粤督谭钟麟要他镇压罗格围人民的命令，保护了那里的老百姓；他用实际行动支持了三那人民的抗捐斗争，庇护了起义失败的人民；而且在他做“官”（南澳镇总兵）的很长时间内，都是辛勤地镇守祖国的万里海疆，并在甲午战争后慷慨渡台，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演出了一幕幕卫祖国、反割地的悲壮史剧。在我国的近代史上，像刘永福这样既抗法又抗日的民族英雄是不可多得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再论》指出，对刘永福和黑旗军持什么态度，是赞扬他、维护他，还是贬低他、丑化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在建设两个文明、大力振兴中华的今天更是如此。对在历史上为我们民族，以及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们应百般珍惜，大力介绍和宣传他们的爱国精神，使之伟烈丰功光照人寰，永垂青史。
关于中法战争中一些重大战役和事件的疑难问题，如马江海战的防守方略是否正确，詹天佑是否参加了马江海战，中国方面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人数，以及纸桥之战中是谁击毙了法军司令李威利，等等，我在经过了实地考察和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后，一一作了考证辨析，从而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马江海战六题析辨》（前三题原载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后三题原载云南大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同年第5期全文转载）、《黑旗军击毙李威利考》（原载河南《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等文认定，杰出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曾英勇地参加了马江海战，并在战舰沉没后救出落水清军多人；马江一役，中国方面牺牲的将士为2000余人，而不是教科书中写的700余人；纸桥之战中，击毙李威利的是黑旗军管带杨著恩。在《镇海战役研究》（原载上海《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论文中，作者对近代海战史上中国惟一取得胜利的战役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第一，浙省军民未雨绸缪，严阵以待，在防务上贯彻十大措施，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部署上做好了一切反侵略斗争的准备。第二，万众一心，上下辑睦，众志成城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第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做好对敌斗争的必要前提。
在中法战争史的研究中，我的一个重点，就是研究了战争中的云南。云南地处中法战争的最前线，是援越 抗法的重要基地；云南的滇军是中法战争陆路战场西线的主力军；战后云南又是受害极其深重的地区之一。因此，在从宏观上探讨这次战争的起因、性质，双方的决策部署，列强的态度，各战役的比较分析，以及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地研究中法战争与云南的关系，战争中的滇军将士，各族人民对战争之贡献，滇东南人民为收复失地进行的斗争，战争对云南的影响，战后中越界务的勘定，等等，都是十分重要而有价值的课题，而这些又是前人未曾涉猎过的领域，可以说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拙作《略论中法战争中的滇军》（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日］东京大学《东方研究》1988年译载，又收入广西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滇军出国人数考》（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宣光、临洮战役初探》（原载《东南亚》1985年第1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同年第5期全文转载，又收入福建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纪念马江海战一百周年》和云南社科院历史所编《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本文前4部分原载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同年第8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广西社科院编《中法战争史专集》；后4部分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评中法战争中的杨玉科》（原载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岑毓英与台湾防务》（原载四川《历史知识》1989年第1、2期）、《中法战争中滇军的后继之师——霆军》（原载《云南文史丛刊》1988年第3期）等论文，首次全面、系统、详尽地论述了由10多个民族组成的5万余名滇军将士，在陆路东西两线抗法斗争中的功绩，充分地肯定了宣光、临洮战役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文章指出，宣光包围战是中法战争的重大转折点，是清军转守为攻、由败而胜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由被动挨打到主动进攻的先河，有效地配合了东路战场，为镇南关大捷铺平了道路。临洮大捷则是和镇南关大捷发生在同一天里西线滇军的辉煌胜利，无论在战斗的规模、战役的影响和消灭敌军方面，与镇南关大捷相比毫不逊色。它们都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政府的倒台。
由131个营、共5万人组成的西线滇军统帅为云贵总督岑毓英（壮族），他在云南近代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他的前半生镇压了云南回民起义和黔西苗民起义，后半生参加了中法战争，而在战争中也并非是一直坚决抗战的人。对他如何评价？颇感棘手，历来贬大于扬。我对他在中法战争前、中、后各个阶段的言行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岑战前的态度有些观望徘徊，但在台湾认真布防，为战争做了准备；清政府对法宣战后，岑的态度发生了由被动到主动、从观望退缩到积极抗战的转变，他督师出关，资助黑旗军，并在临洮之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中法战后，他又力主收回滇南都龙，在滇越、滇缅边境严密布防，阻止了法、英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入侵。总的来说，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对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不能因为他镇压过回民起义而将其抗法功劳一笔抹杀。
和岑毓英一样，云南白族将领杨玉科，因镇压贵州苗彝起义和滇西杜文秀的回民起义而升任署广东陆路提督之职。1883年，法军侵入北圻后，杨率领白族子弟广武军出镇南关，驻守文渊，抱病英勇杀敌，最后以身殉国。杨、岑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国是日非的动荡年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相当尖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必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履行其封建专制的职能：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国的入侵。对人民有罪，对国家有功，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中法战争中，他们都是应该肯定的爱国将领。
云南各族人民在中法战争和战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和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题材的光辉篇章之一。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地保留下来，自然在历史书籍中没有他们的位置。1983年春，在隆隆的炮声和硝烟的弥漫中，我不顾炮弹、地雷和敌特的危险，只身深入麻栗坡、猛洞、扣林、马关、河口一带，实地调查了滇东南各族人民抗法爱国斗争的事迹。以后又多次深入边疆，经过反复调查考证，写成并发表了《项从周抗法斗争事迹调查报告》（原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1983年第1辑）、《扣林地区的抗法斗争》（原载《云南画报》1984年第6期）、《云南各族人民在中法战争中之贡献》（原载《民族文化》1983年第3期）、《中法战争中云南少数民族爱国英雄人物谱》（原载《民族工作》1984年第1期）、《民族英雄项从周的传说》（原载《山茶》1984年第2期）、《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述评》（原载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滇南矿工武装斗争述评》（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锡都人民的抗法斗争》（原载《云南画报》1987年第1期）等文，使过去长期湮没无闻的滇东南各族人民，特别是苗族首领项从周领导的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为收复失地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及其胜利为全国人民所认识，从而丰富了中法战争史的内容，有助于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为爱国主义提供了生动的教材。1990年，拙著《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面世。
中法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种离奇的结局多少年来一直使人迷惑不解。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什么？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教训？拙文《赫德的调停与中法和约的签订》（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该文获云南省人民政府1979~1989年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列强的干预与中法战争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3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2期全文转载），便是从西方列强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它们在华利益与对华态度，以及他们之间既斗争又勾结这些历史活动中去进行分析的。文章指出，尽管英、俄、日、德、美等国与法有矛盾，但它们在华的总利益、总战略是一致的，它们的目标就是要绞杀中国，让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于是，中法战争在列强的干预而主要又是在英国人赫德的操纵调停下结束了。文章揭露了赫德等人利用清政府授予的外交大权，尽量出卖中国权益，以满足法国胃口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上均有一定的对外依赖性，即半独立性，这是其外交失利的重要原因。当时中国的海关贸易为帝国主义所控制，而用于中国的外债和对外赔款担保的海关关税收入又占了国家预算总收入的30%~40%，军火船械主要来源于西方，庞大的军事开支也借助于列强，其外交上也就必然为外人所左右了。英国人赫德，正是利用他任总税务司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利用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对外依赖性而独揽中法调停，并胁迫清政府对法妥协的。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云南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战后蒙自、蛮耗等地被辟为商埠，滇越铁路的修筑，云南矿权的丧失，从此云南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可是，有的青年同志对近代史不甚了解，出现了一些糊涂的认识，如说法国修建滇越铁路“帮助”了中国，是件“好事”等等。对此，我在《中法战后的法国与云南》（原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3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法国修筑滇越铁路是件“好事”吗？》（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3期）、《从滇越铁路的修筑看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原载《中国近代史》1991年第1期）等文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战后法帝国主义侵占云南三蓬、黄树皮、箐门、猛乌、乌得等地，加紧对云南路权、矿权和财政金融的掠夺控制，利用滇越铁路压榨吸取云南人民的膏血，以及在云南进行文化侵略的种种罪行，从而澄清了人们的认识。文章指出，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目的，并不是他们发了“善心”，要帮助中国搞经济建设；铁路的建成并没有给云南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而是给他们增添了一条新的锁链。当然，这条铁路的建成，客观上促进了滇中经济的发展和加强了滇省的对外联系，则是法国殖民者所始料未及的。
中法战后，中越边界的勘定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怎么谈判，又如何勘定，从未有人进行研究。历来界务问题被视为禁区，研究工作者对之望而却步，不敢碰，生怕“触雷”，大则怕影响国家民族的利益，小则怕会祸及自身。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像宗藩问题一样，否认它，回避它，或是人为地改变它都是不足取的。问题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史学家，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客观、公正地阐明它们发生、发展的进程，揭示其本质，以便为现实服务。我在《中越界务滇越段会谈及其勘定》（原载北京中国社科院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录）、《中越界务粤越段会谈及其勘定》（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4期）、《中越界务桂越段会谈及其勘定》（原载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万福攸同碑与滇南都龙边地的变迁》（原载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在这组论文中，作者首次系统、详尽地论述了中越边界历史上的车翏车葛、会谈的经过，以及最后边界的确定。文章揭露了法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狡猾蛮横的行径，分析了清政府实行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有其难言之隐，同时也热烈地颂扬了勘界大臣、封疆大吏和边疆人民忠于祖国，对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爱国精神。文章引用了不少极为珍贵的档案文献资料，加之作者在炮火硝烟中进行实地考察后取得的文物材料，因而对我国今后的外交、军事斗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拙文《关于白龙尾岛屿及附近海域主权应归中国的研究报告》（原载《邻国动态》第98期，中国社科院1994年《当代中国边疆问题调研》转载，又收入国务院《中国发展与领导决策文库》），便是根据中越边境会谈，北部湾中白龙尾岛屿隶属中国，以后在特殊的情况下又让给了兄弟，现今两国划界应予收回而写的。《报告》为中越边界谈判，特别是海上领域的划分，提供了有力的历史凭证。又鉴于当时南沙问题的国际争端迫在眉睫，为维国家领土主权，1993年4月8日，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将海南省更名为南海省并设置南沙市的建议报告》。我的部分建议现被有关部门采纳，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增加了南沙的天气预报。
中法战争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它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或是说有哪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呢？拙文《论中法战争的历史经验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原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4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这就是：第一，全民奋起，团结战斗，是战胜敌人，取得反侵略斗争胜利的必要前提。第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落后国家人民战胜强敌的重要保证。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摆脱投降主义的桎梏，独立自主地进行反侵略斗争，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第四，中法战争的教训，说明“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从而促进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变革现实的决心。文章指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先生等爱国志士，实现由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转变，正是从中法战争开始的。此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领导本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因此，可以说，当中国福建海军舰艇的桅杆从马江海面沉没消逝的时候，亚洲东方古老的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自1983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以往“左”的牢笼逐渐被打破，中法战争史的研究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继广西、福建、浙江之后，1986年12月，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联合云南大学、云南师大、省军区、省政协等单位，共同发起并组织召开了云南省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14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的60余位专家、教授、学者，收到论文40余篇。会上广泛地交流了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入地探讨了战争中的各个课题，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更新、更高的水平。会上成立了云南省中法战争史学会，选出了领导人。会后我又发表了《云南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同年第6期全文转载），对之进行了总结。
1993年，我从过去发表的100余篇论文中，选出了32篇，汇成论集。次年，拙著《中法战争论丛》（《东南亚》杂志社出版发行）面世，立即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4年4月18日，云南日报以《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中法战争论丛〉一书出版》为题，对该书进行了评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杨遵道教授认为，“这本论著有如下优点：1立意新颖。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中法战争与省区的研究则更为少见。龙永行同志重点研究中法战争与云南，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立意新颖，成果丰硕，把中法战争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2颇具特色。论著既突出了云南爱国军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在中法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又颂扬了爱国将领的功绩。3战斗性强。作者对中外有关中法战争的一些不正确的论点，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对列强插手中法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4内容丰富。作者以马列主义作指导，较全面地对中法战争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的从宏观上论述中法战争的性质，总结中法战争的历史经验；有的具体评述中法战争中的事件和人物；或对某一事件和人物的疑点进行了辨析和考证；并对中越关系和中越界务进行了探讨。5论著观点明确，材料翔实丰富，文字通畅，可读性强。这本论著是近年来研究中法战争的丰硕成果，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陈吕范研究员对该书的评论是：“《中法战争论丛》开拓了此项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如中法战争与云南的关系、战争中的滇军、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对战争之贡献、战争对云南的影响、战后的中越界务、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西方列强对战争的态度和干预，以及这次战争有何经验教训等，都是前人甚少研究过的课题。龙永行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填补了中法战争史上的许多空白。其中，尤以对中法战争与云南的研究，成果丰硕，立意新颖，颇具特色，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其他如对中法战争的性质、战争中的事件和人物以及各战役的分析，都是材料充分，立论正确，考评得当，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有的在《近代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军事历史研究》、《学术论坛》、《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有的被《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中国古代史》及国外权威学术刊物多次转载、译载，因此可以说，这本论著是国内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是我国近年中法战争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丰硕成果之一。更可贵的是，龙永行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边疆进行实地调查、考证，使过去长期湮没无闻的滇东南各族人民，特别是苗族首领项从周领导的抗法斗争为全国人民所认识，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中法战争史的内容，推动了中法战争史的深入发展，并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云南省社科院马立叶研究员认为，《论丛》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的“扛鼎之作”。
除了重点研究中法战争外，我还对国内国际和云南古代及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对社会文化做了考察，也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探索和思考。这些科研成果主要有：《孙中山与越南革命》（原载北京1998年《跨世纪改革战略文论》），获2002年国际人文学科优秀论文奖）、《二战的反思：教训与经验》（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论发展我国的海洋战略》（原载《亚洲探索》1993年第3期，获2001年国际人文学科优秀论文奖）、《杰出的回族改革家赛典赤》（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17~19世纪越南华侨的移居活动与影响》（原载广西《东南亚纵横》1997年第6期）、《赛典赤的才干与忽必烈的知人》（原载《思想战线》1984年第1期，《新华文摘》同年第6期转载）、《旧中国云南的社会经济概况和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原载《社科文集》1989年第1集）、《古代蒙自地区文化概览》（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研究评介》（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中缅界务始末》（原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九辑，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献礼论文集》）、《澳门沧桑四百年》（原载《云南社科动态》2000年第2期）、《云南建省与首任省长》（原载《云南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近代云南经济初探》（原载《云南方志》1989年第4期）、《诗雄毛泽东》（上、下）（原载《南中》1994年第3、4期）、《评何如璋传》（原载《苏州大学学报》）等。2006年，我从这一时期发表的150余篇论文中选出23篇，汇编成《纵论历史风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当年出版。另外我在《云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有40余篇，散文18篇。参与编写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云南省情》（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获省人民政府1979~1989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获云南省1990~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中华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的故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苗族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新编云南省情》（《新编云南省情》编委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还发表了一些诗词及书法作品。主要有：《五四风雷》（原载《云南日报》1987年5月5日头版）、《水调歌头·过洞庭》（词暨书法原载1991年《桃李讯》）、《游海南·调寄江城子》（原载《春城晚报》1990年2月10日，书法载《昆明日报》1990年4月21日）、《老年乐·摄影配词》（原载《春城晚报》1990年6月6日，获晚报1989~1990年作品奖）、《喜迎澳门回归》（对联·书法原载《东陆时报》1999年12月16日）等等。《游海南·调寄江城子》词暨书法被北京中国书画研究所收藏，书法被评为金奖，收入《中华当代书画作品博览》，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唐多令·松花江畔吊英雄》（词暨书法为北京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收藏，作品载入大型画册《中华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翰墨典藏》）。2005年8月，我被授予“中华杰出艺术家”荣誉称号。2006年8月，中国书法美术家协会增补我为该会理事会理事。同年11月27日，中国国学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正式聘请我为中国国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07年10月，我被授予“首届中国国学奖——创作成果金奖”和“国学功勋艺术家”荣誉称号。这些桂冠和头衔，是对我的作品的认可和勉励，但也正如我的夫人杨先碧所云：“这些都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东西，应婉言加以谢绝。”现我已辞去一切职务。
我参加工作40余年，前20年搞文艺（其中10多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后20余年搞科研。文艺创作属形象思维，历史研究为逻辑思维，二者既区分又有联系，所谓文史一家、文史相通是也。无论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都是创作。要写出好作品，我的感受是：第一，必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观察问题，同时还要善于机敏地及时地抓住问题。第二，必须充满激情、有感而发地进行创作，或是壮怀激烈，龙吟虎啸，或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只有充满激情写出的作品才会活力四射，光彩照人，才能吸引人，感染人。第三，没有新的观点、新的思维、新的内容不写。前人没有写过，或前人写过而发现是错误的才写。总之，不新不写。不要搞什么都“做大、做强”，“打造航母”之类的“套板反应”。要“新”就要敢于突破，摆脱种种框框套套的束缚。“禁区”并不可怕，只要你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像杨子荣那样，胸怀朝阳，闯龙潭，入虎穴，得虎子。第四，历史科学必须走出象牙塔的研究，为现实服务。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