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中，被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巨浪卷进大学校园的，并从此走上了学术求索之路，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我是在重庆西郊璧山县团委从事青年工作的一名在职干部。
1956年春，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呈现的一个十分灿烂而无限美好的春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波澜壮阔的高潮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急需大量的各类人才。为此，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高校扩大招生，因高中毕业的生员不足，动员其他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青年报考，我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被云南大学历史系录取。有幸进入大学，实现了美好的梦想，真是喜出望外，深深感激社会主义祖国给我们创造的难得机遇。
对于本想学习新闻专业的我来说，被历史专业录取，思想准备有些不足，但我有服从分配的入学志愿，因此，我还是自觉的接受专业选择。
对历史课，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已学过，但并不理解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历史学科。入学之初，我非常认真的听取本专业教师们的介绍，开始朦胧地知道了：原来历史学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是一门独立的传统学科，各民族国家都必须传承、学习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之，历史学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历史借鉴、爱国教育、伦理教育等功能。同时，历史学又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学科，不可缺少。
带着十分好奇的新鲜感和受激励的心情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规定课程，每个单元课后，都认真的写自己地心得和见解，在课程之外，还尽力扩大相关的知识，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等，都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经常抢借学校图书馆的有关论著，为了抢购一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几次放弃午饭而提前守候在新华书店门前。但真正的专心致志攻读，不受什么干扰的钻研学习，仅仅只有一年。
1957年，出乎意料的突然来了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从党内“整风”运动演变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风暴。我们原来以为它可能只在社会政治领域、党政系统中吹一吹就过去了。但又出人意料，它很快就刮进了大学校园，先是看见我们的老师、教授先生们不断有人挨揪了出来，批来斗去。接着就转到了我们学生中，我们班的同学许多是当过干部或军人的在职人员入学，一些人在党组织号召大家“鸣放”，鼓励向党提意见的“整风”中，都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提了一些意见，后来，党组织从大家提的“整风”意见中，分离出了一些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这些同学都一个一个地先后受到了批判，有7个同学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反右派”在我们班上反反复复进行了将近3个月，以至1957年的暑假也被取消了。
“反右运动”之后，大家的学习热情似乎有所下降，谈论做学问的风气少了，更显著的是在同学们的思想领域中原来活跃而开朗的现象不见了!许多同学转而无声无息地悄悄读书去了。
1958年“大跃进”的风暴很轻易地就刮进了校园，“反右”之后，学校领导和大学生们都表现很好、非常听话。领导当局认为改造学生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必须加强劳动锻炼，到火热的“大跃进”运动中去接受思想教育和改造。于是，在1958年中，除在校内不断的搞“反右整改”、“交心运动”等等之外，又放下书本，停课到农村去挖浚河道、修建水库、大炼钢铁、下矿劳动。据说这是打破学生坐在教室里读死书的传统教育方法，在农村和工厂矿山中学习活的知识，同时就受到了思想的锻炼和改造，就可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59年又有所改变，主管当局说，学生还是要以读书学习为主，于是我们才得以从正在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的东川铜矿，回到云大的课堂，同时见到其他各系科的同学也纷纷回到了校园，再接受“死”的书本知识的教育。我也在颇觉身心疲惫之中，抓紧时间多读几本书。所幸，到毕业时我还是以各科学业成绩优秀，取得了本科毕业文凭。
1960年，我们的4年学业届满，大家都为毕业以后何去何从、今后等待我们的工作岗位是什么而忐忑不安。不过大家也明白，在当时的国家统一计划体制之下，每个人的就业还是有保障的。而且在全国刚刚进行了“反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大跃进”的势头还在继续，因此，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分配，还是受到各用人部门争相延揽的。在此有利形势下，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科院的前身)所属的民族研究所，并编在其下属的云南民族调查(研究)组，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我走进新岗位，环顾左右，在这30多人的研究队伍里，许多是老前辈老专家，最年轻的也是早我两届进入这个领域的师兄师姐们。当时的方法是分民族族别进行调查研究，云南的20多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已有人从事多年研究。我这个后入伍的新兵，和他们比起来完全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思想上颇有些为难。
一年后，国家因“大跃进”的挫折，各行各业都进行整顿、裁编减员，云南调查组由30人减缩为15人。据说新疆方面很需要人，主管者有意鼓动我们去新疆。云南有关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出面延揽，经组织部门协商，我被调进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一 云南史学天地宽广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是一个省属地方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由云南大学代管，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方章兼所长，方章未到任，云大指定历史系主任张德光教授和方国瑜教授兼任副所长。云南历史所没有指令性任务，方章提出云南历史所的任务和目标是研究和编纂“云南通史”。云南历史所是1958年才成立的新所，专业人员不足10人，“云南通史”只能是长远目标。
我进入云南历史所后，知道云南的历史悠久，但从无通史性著作，只有10部通志和一些稗史、野史类史料。我在导师方国瑜先生的指导下，首先阅读和熟悉云南的10部通志和各种稗史野史，尽可能多的占有史料。于是我快速查阅通志等史料，把通志中通史性的“大事记”等部分都摘成资料卡，在二三年间我就积累了几大盒资料卡片，较为清晰地掌握了云南历史从古至今的演进脉络。我根据唯物史观，也渐渐对云南历史有了总体的判断和理论性认识：云南史是一部多民族共生和融合的历史，它的表现形式是各民族先民的生存竞争，其结果是促成了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渗透融合，各民族的差异性逐渐缩小，共性不断增强。
1963年，云南省主管部门决定将原民族和历史两个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扩大成一个综合性研究所，研究领域包括：云南通史、民族、宗教、东南亚、南亚等方面。我仍在云南地方史室，但具体任务有所变化，领导规定地方史室的任务是研究云南近现代史，要求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为中心，研究和编著“云南近代史”。当时(60年代前期)云南和全国一样，学术研究和争鸣的氛围和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云南《学术研究》的创办，师友们积极参加学术争鸣、发表学术成果，形势是令人鼓舞的。我快速地翻阅云南近代史料，发现此前还没有人对此作过系统性研究，更无近代专史著作，可是云南的近现代史料却是很丰富的，应研究的课题很多，史料价值高，在全国历史中地位重要，也易于着手，研究云南近现代史大有可为。但当时的研究工作环境又有较明显的难度，主要是与工作并行不悖的是政治学习和活动很多，又要求研究人员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和下乡、下厂调查，我在1964~1966年间，两次被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费时一年；一次下乡搞社会历史调查，为时半年。因之静心于室内研究时间非常不足，且思考活动常常被中断或转移，因之，具体着手研究和写作十分不易。往往只能找小题目写点小文章。当时也就无法进行定时定量的业务任务考核，不然，在研究所工作是难以站稳脚跟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客观状态，业务人员的主观愿望是不可能改变的。
二 “十年浩劫”学术荒芜
1966年，又出人意料地来了“文化大革命”，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从此陷入“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当年9月，我们奉命调离云南马龙县农村“四清”工作团队，回到云南省历史所就被指挥全身心地投入“史无前例”的战斗，整天都在一片高喊“无限忠于”、“誓死捍卫”的口号声中奔忙。“战斗”中不断传出，今后也不需什么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了，因为今后的大学教育也只需要理工科，不要文科了，更何谈哲学社会科学?大家都在运动中斗来斗去，没完没了。1968年，军管会取代了“革委会”(“文化大革命”政权)，中科院昆明分院各研究所包括云南省历史所都派驻了“军代表”，仍无法调和与社会上对立的两大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所两派的矛盾。省革委当局索性命令历史所到弥勒县农村的云南省第一“五七”干校去搞斗、批、改。初到干校，小小的历史所的斗争却大大的升级，十分激烈，无法降温。全所竟被战火烧遍，人人都没有能幸免，我也被作为“假八”、“真炮”而批斗了3天。此时，“省革委”又给历史所派来了“工宣队”，实行“工人阶级占领一切”，工宣队又把历史所的“阶级斗争”完全倒了过来，原来主持斗争对立派的人，又成了被斗对象，批来斗去，根本无法说清谁是谁非。
1970年春，我们在弥勒县的省第一“五七”干校斗了一年半之后，云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政权又根据林彪、江青等人在江西省整治干部、知识分子的经验，决定把干校中不属于“正确路线”和“正确观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生产队去改造。我被编入一个小组，于1970年5月被送到弥勒县赤沙白生产队去“插队落户”，当“新农民”。在生产队里，白天和农民一起田间劳动，晚上集中政治学习，斗、批、改，至1971年底，我收到通知调回历史所工作。大家都不知道何故，回到昆明才得知，是“省革委”主任周兴，遵照毛主席要求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的指示，却找不到现存的云南历史著作，才指令有关方面组织人力编写云南历史，这才有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的复活。
我们在生产队插队劳动期间(1970年5月~1971年12月)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对全省、全国以至人们的政治、思想、处境都影响颇深。一是当时云南最高军政长官谭辅仁(昆明军区司令、云南“省革委”主任)在昆明被暗杀，引起全省戒严，到处抓刺客、反革命。我们虽僻处农村，也被指令交代事发当时你在何处?干什么?另一事件是林彪坠机身亡(1971年“九一三”事件)，国内外为之震惊，我们在农村生产队，也奉命进行了久久的“政治学习”，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后演变为“批林批孔”运动。事件虽无果而终，但林彪、江青整治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性”、“合理性”受到置疑，直至被完全否定。
我们回到历史所时(1972年1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未结束，大多数党政及事业机构尚未恢复，历史所没有建制归属的领导部门，省革委指令归并给云南大学。我们刚迁入云大，就接到省革委领导指示由历史所立即着手编写“云南历史”。历史所指定我和赵卓、周裕栋，云大抽调江应樑、杜国林教授共5人组成了云南历史编写组，我承担云南近代史和明、清时期的中缅关系部分。经过3个多月的赶制，我们写出了一部20多万字的初稿，定名《云南历史概略》，打印送审后，省政当局指示，修改扩充为一部较详细、更充实的“云南史”，编写组扩大为10人组成，由马曜教授任组长，我仍承担近现代史的大部分，经一年的努力，写成了一部60万字的《云南简史》，分上、下两册出版。1974年我国准备对越边界谈判，由外交部派员主持在云南组成了一个“中越边界资料”编辑组，我被指名借调参与其事，经一年努力，从大量尘封的历史档案中，摘抄、整理出一册约50万字的《中越、中老边界历史档案资料》，提供给我方代表作为边界谈判的背景资料。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仍在疲惫不堪地进行，国人十分厌倦，所里的大批人员被派到农村参加“学大寨”运动，我和部分同志留所维持业务工作，我们编辑出版了历史所第一本研究集刊《云南民族与地方史研究》，我在集刊中发表学术论文《论云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也是历史转折性的年代。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清明，又因北京市民倾城悼念周恩来而被中央的极左派打成“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举国上下，一片惊恐。是年秋，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全民悲恸；又发生唐山大地震，罹难死亡民众达20多万人。国家政治生活中又激烈地进行着“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知识分子中多有忧国忧民之慨叹!我们在所里的一些人对政治运动感到厌恶和恐惧了，相约到偏远山村去搞社会历史调查，我们几人去到宁蒗县永宁区，调查摩梭人的原始婚姻家庭形态(对偶婚和母权制家庭)。9月，在昆明悼念毛泽东逝世刚完，我被派出差沈阳、抚顺，10月8日到达北京，从“小道”惊闻华国锋、叶剑英等一举逮捕了把持中央权力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稍后公之于众，全国掀起了全民批判“四人帮”的热潮，人们都喜形于色，欢呼“中国有救了”!
三 真理重光学术回春
1977年是一个政治气候迅速转暖的年份，虽然清除“四人帮”的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各行各业处于百废待兴之中，大家的生活仍非常艰苦，但人们都充满喜悦和期待之情。特别是中共十一大召开，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都欢呼雀跃。我决定重理“文化大革命”前的计划和打算，恢复多次中断的科研业务。此时，省文化厅又来指名借调我去参加他们写“红军长征史”，一去就将近一年。1978年的形势更加喜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人们的精神重新获得了解放。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毁弃了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此，我们才真正回到了久违多年的业务——社科、史学学术研究。
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精神焕发，整个社会都活跃起来了。和各种事业一样，社会科学研究重新焕发了青春，由于对理论的急切需要，社科界的学术研讨活动显得特别活跃，此时，我积极谋划着，迅速着手研究一些云南、西南地区，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要课题，我按照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首先搜集和占有资料，在查遍了图书馆、资料室后，我去到了尚未被大家进入的云南省档案馆，我发现，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案卷之丰富，令人感到十分惊奇。在1979~1980年间，我在省档案馆将近一年，查了尘封多年的数以千计的案卷，抄录了上百万字的云南民国军政档案和部分经济档案史料。这些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为我们历史所及中国军科院战史部、各兄弟省的学者们，提供了研究南方军阀史的资料基础，同仁们一直十分感激。与此同时，我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以期联络一些同仁学者或爱好者参与有关课题的史料发掘和研究，希望通过更多人参与的学术活动，使课题的研究更深入、学术理论水平更高些。1979年9月我和云大历史系谢本书教授等人组成“云南护国史研究会”、“云南民国军阀史研究会”，由于我们的奔走筹划，1980年5月，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军科院战史部、上海社科院、湖北社科院、南方各省区近代史专家学者出席的第一届“西南军阀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有川、滇、黔、粤、桂、湘等省学者、专家参加的“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后改为“民国史研究会”)决定由各省分会轮流主办学术讨论会，其后，分别在贵阳、昆明、南宁、广州、长沙、重庆等地召开了相关的各种专题史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各种专刊和论文集，共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达100余万字。
1979年11月，我应邀出席了中国史学会和中山大学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我提交的学术论文《护法运动与滇系军阀》被大会选用发表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论集》中。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我先后受中国社科院、中国军事科学院及各省区学术组织邀请，出席了数十次全国性的或地方的学术研讨会，如中国军科院在北京召开的“红军长征史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在北大召开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南京召开的两次“民国史研讨会”，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讨论会”等等。我每次提交给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都在会后出版的学术论著专辑发表，加上我在全国和云南的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共计近100篇，约150余万字。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20年的学术研究中，我和所内外、省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和撰著、主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西南军阀史》(上、中、下三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出版)、《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团结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玉溪卷烟厂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玉溪卷烟厂》(中国国情丛书之一)(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以上各书我执笔的部分约60万字，辑编出版《护国文献》(上、下卷80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云南辛亥革命史料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云南现代史料丛刊》(共四辑)。以上著作中《西南军阀史》获全国“光明杯”91年度社科优秀著作奖、《护国运动史》、《云南抗日战争史》获云南省政府颁发的云南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和二等奖。在云南省社科院的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中，我在1984年获三等奖、1985年获二等奖、1986年获一等奖，1988年获三等奖。
在社会工作中，曾受聘担任云南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省社科科研成果奖评委、省地方志系统专业职称评委、昆明市政协专委会特邀委员等多种社会职务。在社会活动中，积极地不辞辛劳地为学术团体和公共事务服务。因而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十多年中先后获得“学会优秀工作者”、“政协活动积极分子”、“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八种优秀奖和贡献奖。
1979年，国家恢复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时，云南大学历史所授予我“助理研究员”职称。1983年，我们部分人申报了副高职，政府主管部门临时宣布暂停，1986年解冻后，云南省社科研究高级学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于1987年初补评陈品范、张怀渝、韩敬和孙代兴等17人为“副研究员”，任职资格从1983年8月起计算。其后，职改工作再次中断，1992年恢复职改，评定和授予我“研究员”职称。
1984年，云南社科院获准招收硕士研究生，并设立了研究生部。历史所由所长谢本书教授领衔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生，所领导指定我协助谢本书指导研究生工作。至1988年，共招生五届。录取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生11名，我除参与出试题、进行考试、评考卷和录取等工作外，还为本专业、民族史和东南亚史硕士生讲授云南近代史、中国西南边疆史等课程，并指导吴达德、张神根等的学位论文写作，经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主持的硕士论文答辩，他们都获授硕士学位。
我在对中国南方民国史、军阀史和云南近代史的研究中，从云南省档案馆尘封的档案中发掘了不少新史料，并对其中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新的剖析和认识，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用史实印证孙中山和民主革命政党判明的南方军阀本质上都是反民主革命的，“南与北都是一丘之貉”等论断，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外国侵略势力的代表。这些论述，受到国内近代史学界的重视，多次邀请我出席国内一些近代史史学学术研讨会议。也引起了国外同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长期和中国社科院保持学术交流的日本学者、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1984年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时，除要求在北京拜会胡绳、金冲及等著名专家外，还指名要求拜会云南社会科学院孙代兴先生、贵州吴雁南先生(贵阳师院院长)、广西莫济杰先生(广西政治学院院长)、广东张磊先生(广东社科院院长)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专门发文作了具体布置。
1987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理事会”我被选为理事之一。云南省史学界的“云南省护国史研究会”、“民国史研究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合并改组为“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我被选为会长。此后，云南省社科界联合会在各种学术活动中都把我列为专家、学者参加活动，并在云南省社科联和云南省社科院分别出版的《云南省专家学者名录》和《云南省社科院人员简介》中都列名介绍，流传省外，于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香港)和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国卷)等几种人名辞书，也把我录入了名录。这有些名不副实，愧见学术界同仁。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