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利，男，1932年7月生，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195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川北行政公署粮食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机要学校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工作和学习。1954年8月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7月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又并入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和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历时30多年。1993年1月评为研究员。
一 学术研究
（一）科研成果
我长期从事柬埔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历史和现状研究，著述颇丰，在全国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要有：《柬埔寨独立前土地制度的演变》刊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柬埔寨社会性质问题》，刊载《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杂志198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柬埔寨封建社会晚期状况》，刊载《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俾路支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刊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试论帕坦族社会变化》，刊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度东部地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刊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巴基斯坦的土地改革》刊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试论印度古代村社的性质》，刊载《南亚研究》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和习俗研究》，刊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度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刊载《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印度经济作物发展问题》，刊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l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度对外经济合作现状》，刊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俾路支族社会历史初探》，刊载《世界民族研究》一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出版，《印度古代村社与西双版纳傣族村社的对比研究》，刊载《思想战线》1984年第3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东方各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刊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云南民族学院出版，《印度落后地区农业发展问题》，刊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云南民族学院出版，《印度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研究》，刊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云南社科院出版，《印度农业发展战略评介》，刊载《经济问题探索》1985年第2期，云南《经济问题探索》杂志社出版，《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加快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刊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亚洲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研究文集》，《南亚各国劳务出口》，刊载《亚太经济》1986年第2期，福建东亚研究所出版，《印度封建社会雏析》，刊载《南亚研究季刊》1985年第4期，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出版，《印度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刊载《南亚研究季刊》1987年第2期，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出版，《印度土地改革》，刊载《南亚研究季刊》1989年第10期，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出版，《印度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特征》，刊载《南亚研究季刊》1990年第4期，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出版，《法国统治时期柬埔寨社会经济的变化》，刊载《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等。
在印度发表论文两篇：《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和习俗研究——与中国滇、藏和缅北地区民族对比研究》英文稿，全文刊载印度新德里《THIRD ANCEPT》杂志1990年2月号，《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英文稿，全文刊载印度孟买主要学术刊物《INDICA》1993年1~2期。另外《掸族古代蓬国考》英文稿，编入1990年5月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第1卷。
出版专著4部：《印度农村经济问题》，150000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当代印度》，400000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本人担任主编，撰写书稿120000字）；《印度民族志》，140000字（本人撰写书稿120000字），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1988年版；《印占阿鲁纳恰尔邦》，100000字，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1995年版；《南亚土地关系和民族》论文集（本人有10篇论文收入），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版。
（二）参加中央有关部门和军事部门课题研究
1964年8月至1965年4月，参加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承担重要课题印度农村社会性质研究，主要是调查陆良和宾川华侨农场的印度归侨，他们分布在印度各邦，通过调查了解印度农村现状。在多位同志的参与下，历经数月调查，整理出上百份调查材料，对研究问题大有益处。
1965年8月至1966年4月，参加了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承担的苏联对东南亚的政策课题，撰写了苏联在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京通过调查访问，撰写了柬埔寨土地问题调研报告。
1973年6月至1974年底，参加了中央对外联络部主持的印度革命问题研究，分担了印度民族问题研究，在多位同志配合下，最后完成了该问题的调研报告，并参加了历时半个月总报告的讨论，收获很多。
《人民日报》国际部为了配合中国和孟加拉国建交和西亚形势发展的需要，1975年6月和1978年5月委托撰写《孟加拉国概况》和俾路支问题、巴克同尼斯坦问题的研究，我和南亚室的同志共同努力，按期完成了任务。
1988年1月，参加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承担的国家课题《外国民族政策与理论》，分担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族政策研究，完成了两国民族政策的调研报告。
1988年4月和1991年11月，我分别参加了成都军区有关部门召开的讨论会，完成了《印占阿鲁纳恰尔邦》历史、民族和现状（100000字）以及印度政局等多项调研报告。
（三）学会工作与编辑刊物
我曾担任多届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参与组织南亚学会各届年会和专题讨论会。还担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多届理事。
我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南亚译丛》季刊，1980~1986年共出版28期，我任主编。另外，编辑出版《南亚资料》多期。
（四）国际学术交流
1980年6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和南亚国家学术研讨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国均有学者参加，是中国和南亚国家首次规模较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提交了论文。
1987年4月，应美中关系委员会的邀请，作为中国南亚学者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在美期间，访问了波士顿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同时参加了该会年会）、纽约的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哥伦比亚大学的南亚研究所、亚洲学会、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南亚地区研究中心、华盛顿的史密斯学会、外交学院、国会图书馆、麦迪逊的美国印度研究所、威斯康星大学南亚系与南亚区域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南亚语言与地区研究中心、伯克利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等，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会议，开展了学术交流。
1992年2月，应印度外交部邀请，我们一行3人访问了印度，与印外交部东亚司长拉奥女士、副司长卡戈利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就学术交流和云南对外开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印度全国性报纸《政治家报》发表了我们访问印度的消息。在印外交部官员陪同下，访问了印度北部和东部主要学术机构，如德里大学中国研究所、尼赫鲁大学语言学院、尼赫鲁纪念馆、印度人类学调查，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历史系、尼泊尔研究中心，加尔各答尼塔基亚洲研究所、加尔各答大学南亚和东南亚研究部、贾塔普尔大学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印度人类学调查加尔各答地区中心和国际大学等学校和学术机构。在多次座谈上，中、印学者各自介绍了学术研究，还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印度教大学历史系的座谈会上，就云南历史上与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作了报告。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还对南方丝绸之路和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问题开展了一些讨论。无论在新德里、贝纳勒斯，还是在加尔各答，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或者有兴趣的学者不少。我们带去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和《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和习俗研究》两篇论文的英文稿复印件10多份，因索要者多，不够赠送，只好在印度复印多份。印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听说我们带来了上述两篇论文，要我们送给她。尼赫鲁纪念馆出版部负责人表示要发表南方丝绸之路一文。
我们参观了印度著名的历史古迹和文物，如德里的红堡、圣雄甘地墓、阿格拉的泰姬陵、著名宗教圣城贝纳勒斯的印度教、佛教寺庙和恒河上印度教徒晨拜、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和著名作家泰戈尔纪念馆等，对印度历史和文化有了丰富的感性知识，有助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参观印度人类学博物馆时，发现印度东北地区藏缅语族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与云南少数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 主要学术观点
（一）东方各国封建社会特点
我先后发表了8篇论文论证了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说明，我讲的东方，主要是指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东方各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它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和村社基础上的，不同于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的一种封建社会。东方一些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具体表现为土地国有抑或王有。尽管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许多国家的封建社会早期存在过，但是，作为封建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土地所有制并长期存在，却只有在东南亚和南亚才见到。最高统治者国王拥有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广大村社农民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长期并存，劳役地租种类繁多。
很多国家历史上都存在过村社制度，但是，像东方一些国家那样长期存在则不多见。村社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国王通过村社统治广大村社农民。封建统治阶级以原生态形式让村社继续存在，特别是保留了村社土地所有制，使农民感到和过去一样，土地归村社所有，或归国王和村社共同所有，有利于其统治。并且，村社本身具有很强的内聚力，这是村社赖以长期存在的重要条件。只有村社成员才能分配土地，使它成为封闭性的和排他性的组织。因此，在这些国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严重受阻。反过来，商品经济越不发展，自然经济愈加巩固，又有利于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造成其社会发展缓慢，经济十分落后。
但是，也应看到，东方国家土地私有权逐渐产生，各国发展不一样，印度土地私有权出现较早，到莫卧儿帝国时期（16~18世纪），土地私有权进一步发展。东南亚各国，大致在17~18世纪出现，先是柬埔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其后是缅甸、泰国和老挝等国。不过，直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时，这些国家尚未最终完成这一改变。
（二）印度农业发展道路
印度独立后，农村基本上是封建社会，广大贫苦农民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推行土地改革，从60年代开始，推行“绿色革命”，印度农村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在印度和我国学术界有多种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印度农村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二是印度农村还是封建社会，我国学者大体上也有上述两种观点。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我认为经过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印度农业从60年代中期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它是通过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当前，印度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条件决定了它采用资本主义农业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印度政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采取了多项措施，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印度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农业企业家，他们普遍使用雇佣劳动，现代农业投入有相当规模的增长，与市场联系大大加强，商品粮增长很快。农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邦和地区统计资料表明，它们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市场提供了大部分商品粮。
在土地租佃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有一部分分成农户中出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者。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印度集中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有限地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让获得大笔“补偿金”的柴明达尔投资农业，以促进农业现代化。政府鼓励地主经营大农场，为此，土改法规定他们有权收回出租土地。最高土地限额法放宽各种农场持有土地的数量等等。
我认为印度农业资本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具有自己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所谓主导作用，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为市场提供大部分商品粮就是明显的例子。当然，它在农业经济中还没有居统治地位；二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现阶段，印度农村大致有3种经济成分，即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今后一段时期内，农业生产要有较大发展，主要靠完成农业资本主义现代化来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是当前印度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三）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问题
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印度学术界研究不多。印度东北地区历史上与云南毗连，阿萨姆的民族和云南、西藏及缅甸北部的民族关系密切，搞清他们的历史，有助于探讨古代中国西南和缅甸北部地区民族历史。
经过研究，我认为由于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中国西南地区古代部族迁徙频繁，在众多的移动路线中，有一条自东向西的移动路线，从中国西南地区移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属于蒙古人种和藏缅语族的一些部族远古时期经过这条路线迁徙，最后定居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他们是移居最西边的藏缅语族族群。印度东北地区的那加族、固基族、米佐族、米基尔族和加洛族等族的先民与早期移民有关。他们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某些民族保有共同族源的民间传说、相似的风俗、同一的生产技术，从中可以窥视出他们的族源关系。再者，古代哀牢地区的部族分布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部族相似。而阿萨姆有的地区可能处于古哀牢地区内，因为当时的哀牢有“东西三千里”之说。
（四）国际政治斗争热点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研究甚少。该地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频发重大事件。20世纪7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世界鸦片最大产地——“金新月”也在这里，国际恐怖头目本·拉丹同样在这里建立了“基地”。它之所以成为国外各种势力角逐的场所?我研究了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后，提出了以下看法。
首先，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沙俄不断入侵阿富汗，妄图打通南亚次大陆的通道和在阿拉伯海取得不冻港。英国为了阻止沙俄南下，将阿富汗变为一个缓冲地区；
沙俄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打通一条通向阿拉伯海的陆上通道，这是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通道通过阿富汗的领土，穿越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到达阿拉伯海。据说相距只有1000公里左右。
其次，特殊的自然环境。巴、阿毗连地区属于兴都库什山系和伊朗高原的山脉，其高度仅次于喜马拉雅山的主要山峰。兴都库什山脉形成带状的许多山峰。伊朗高原是高达3600米连续不断的平行山脉。这个地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巴、阿政府长期难以有效控制，呈鞭长莫及之势。
最后，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巴西北边境省是帕坦族（自称普什图人）聚居区。俾路支省是俾路支人聚居区。他们性格剽悍，勇于斗争。部族首领都有自己的武装。帕坦族和俾路支族均是跨境民族，分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
另外，一些外部势力煽动他们独立建国，于是这些地方出现了“巴克同尼斯坦”或“普什图尼斯坦”和“大俾路支斯坦”主张，并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国际贩毒集团和恐怖组织利用尖锐的民族矛盾进行活动。
（五）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加快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提出了重振南方丝绸之路的观点。并发表的几篇论文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对外联系最早的陆上通道。史料证明，它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开通。印度最早出现的丝绸很可能是从南方丝绸之路运送去的。
其次，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这条古道对这一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中、印两国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互通有无的贸易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印两国交换的物品有丝绸、盐、琉璃、宝石、珍珠和玉石等，有一种叫作“环贝”的贝也是从印度输入云南的。
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间，栽培植物交流，有利于两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和作物品种多样化。
中、印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中国西南地区和印度阿萨姆文化交流时间早、内容丰富。
总之，大量史实证明了南方丝绸之路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从中获得启示。当前，中、印两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对外交流。国内外有识之士提出重振西南陆上通道。
这条古老商道从19世纪中叶以来，绝大部分地段开始发生变化，山间崎岖小道逐渐为公路和铁路代替，现代交通工具汽车和火车，奔驰在崇山峻岭间。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这条商道处于中断状态。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开通陆上通道，是中、印两国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
所谓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就是要建立通向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陆上和空中通道，它包括建立以昆明为起点，经过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地区，再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接的国际公路和铁路网联网。同时，开通至阿萨姆和加尔各答的航线，如果这一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缩短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距离，促进经济交流。
开通西南陆上通道是一项巨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涉及外交、政治、经济和交通等方面，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三 科研成果评介
1印度米佐拉姆邦《米佐族国际讨论会》组委会邀请我出席讨论会，因经费问题未能出席。我的《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和习俗研究》一文收入1992年4月出版的《米佐族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来信称，“经编委会严格审选，您的社会科学成果摘要（指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论文）已编入《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该出版社1999年5月又来信称：“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我社决定将原《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的部分优秀论文全文刊录，编辑出版《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一书，入刊文稿以名作家名作为主，兼收富有特色的新秀之作，拟《荟萃》中选出1/4入编，经编委审议，拟将您的《印度东北地区民族族源和习俗研究》一文选入该书。”
2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教授哈拉普拉萨德1992年9月21日来信说，“收到了您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资料非常丰富，我收获甚多”。1993年9月23日来信谈到，“我的几个阿萨姆邦的朋友将组织南方丝绸之路座谈会，并于会后出版文集，我们将您给我的南方丝绸之路很有价值的文章收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来信称，“您的大作《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已由有关学术机构推荐到我社，经审定，认为符合《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入选标准，兹决定全文选刊”。
3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亚洲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研究文集》收入《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加快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出版的《亚太资料》1993年3月29日第13期发表该文。
4北京《人民日报》编印的《内部资料》1978年10月第178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出版的《南亚与东南亚》1981年第4辑先后发表《俾路支问题历史和现状》一文。此文是国内较系统论述俾路支问题和巴克同尼斯坦问题的论文，受到有关部门注意。
5云南社科院《民族学与现代化》杂志198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印度古代村社与西双版纳村社对比研究》一文“不仅进一步论证和再现了当年马克思对这种村社制度精辟论述，同时加深了读者对这种村社制度改造艰巨性的理解。进而也为进一步从事世界民族的对比研究，积累了值得重视的新经验”。
6“阿鲁纳恰尔邦”是中印之间一个敏感的问题，《阿鲁纳恰尔邦的历史和现状》一文是系统论述该邦的论文，先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出版的《南亚与东南亚资料》总第32辑上，后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编印的《学习交流资料》刊发，受到有关部门注意。
7《印度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收入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走向现代化——跻入现代社会的国外少数民族》一书。
8《试论帕坦族社会变化》，编入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一书。
9《南亚各国劳务出口》，原载昆明《亚洲探索》，后发表在福州《亚太经济》1986年第2期。
10中央联络部亚洲局印、巴处长林华轩1975年2月8日来信称，收到你编写的有关米佐族材料，“感到很有帮助，相信你们今后的研究一定会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11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显泗撰写的《柬埔寨两千年史》，1990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引用《柬埔寨独立前土地制度的演变》一文有18处。
12《古代柬埔寨社会性质问题》一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0年2月。
13《法国统治时期柬埔寨社会经济的变化》一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1年3月。
14北京《世界民族研究》杂志1989年第2期发表书评，认为《印度民族志》的出版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印度民族的著作，是我国世界民族研究工作的又一可喜成果”该书“对了解印度民族历史和文化颇有助益，对研究民族学、人类学亦有参考价值”。
15北京《南亚研究》1991年第4期刊发图书介绍说，《印度农村经济问题》一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印度农村经济中的各方面的问题。纵观此书不仅有助于了解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历史，亦可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世界农业》杂志1990年第4期发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文章标题是《与生产密切结合的印度高等农业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思骏撰写的《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引用了《印度农村经济问题》一书。
四 点滴体会
长期学术研究中，我有几点体会：
1学术研究的基础是积累资料。对所研究的问题了解越多，认识越深刻。因此，在发掘资料上要舍得花力气，下工夫。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深感收集资料不易。特别是积累原始资料难度更大。如果坚持下去，终会有收获，说到这里，我回忆起一件往事。上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印度支那研究，能看到的资料极少。当时，云南省图书馆电话告知，馆里保存一批法文资料，因库房紧张，拟将这批法文图书约2000册移交我们。获此信息后，我们倍感高兴，立即将图书搬回云大会泽楼顶楼加盖的办公室内。事后，我们了解这批图书是原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的藏书，包括总督府编印的各种法规、法令汇编，还有当时出版的有关越、老和柬埔寨的图书，是一批难得的资料。我当时一边学法文，一边查阅图书，花了不少时间，找到了一批重要资料，又用了一年多时间译成了中文。到1964年，我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一篇长达4万多字的关于柬埔寨土地问题的论文。同年，中国亚非学会建立，拟召开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向全国各学术机构征集论文，我将这篇论文送去，中国亚非学会通知入选。70年代，我又想方设法从国外找到《柬埔寨法典》法文版，对其进行了翻译和研究。我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4篇有关柬埔寨古代和近代史的论文，主要是根据上述资料撰写的。从中我深深体会到，积累资料的重要性。
2努力运用辩证法。学术研究必须掌握科学方法。在长期学术研究中不断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事物和社会的发展观点。人类社会都有它的发展规律，即发生、发展和消失的长过程。比如封建土地国有制，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漫长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晚期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基础遭到破坏，土地私有权的产生和发展，冲击着这一古老的制度。在研究长期存在的村杜组织时，可以看出村社土地制度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初期一般是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中期变为不定期分配土地，采取调整土地的办法，抽出一部分土地给需要分地的社员；后期社员所得分地长期使用，世代相传。学术研究中，掌握这一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3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必须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将有利于深入研究问题，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对此，我有不足之处，一憾事也！
源深而流远，根固而木长。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