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既晓应早发，万里前程莫恋家。
祖国边疆多奥秘，江淹笔下定生花。
——“左联”作家马子华赠诗
1937年6月，我出生在长江支流——綦江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
回首前半生，自惭成绩平平；差可堪慰的是，一生清白做人，在治学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着。
一 拓荒民族文苑
听父老传言，又读艾芜《南行记》，云南的美丽、神奇诱发我无限向往。于是，怀抱到遥远的边地去圆作家梦的天真，投考云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来到这彩云之南，以“东方既晓”为笔名。
1958年秋，我加入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赴西双版纳。那时这里十分闭塞，人称秘境。傣族文学清丽、柔美，情韵悠长，像山野妙龄女郎，叫人深深爱上她。
版纳的实践给我一个大启示：民族文苑既然遍地珠玑，学者何必一定要埋头在杂志缝里找题目、故纸堆里讨生活呢?我又何不就近取材，开发土特产?从这时起，我决定投身于傣族文学研究。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西双版纳傣族情歌初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只有掌握民族语文才能够进行实质性研究，否则是隔靴搔痒。那时云南大学没设傣语课，我就自修，以后又向专家邢公畹、刀世勋、罗美珍请教。我先后自学了傣仂文、傣讷文、傣端文、傣绷文。
1980年春我被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982年并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傣族和布朗族文学研究为专业。
20世纪80年代我以傣族叙事诗为研究课题，因为傣族叙事诗最丰富、最具特色。傣族叙事诗有多少?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为了寻求真实的答案，我遍访傣族各个支系。经历10余个寒暑，写成《傣族叙事诗叙录》、《傣族叙事诗研究》。
除了叙事诗，我亦曾在傣族神话王国漫游。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论文。
焚膏继晷，多年积成一册《傣族文学问珠录》。
我还编辑民族文学杂志《山茶》多年，编辑民族民间文学文集多种。
二 拨开比较文学新天地
傣族是跨境民族，境外中南半岛国家分布着同根生的民族，其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那么傣族文学与印度和东南亚文学有什么关系呢?
我上学时，大学里未设印度文学课，东南亚文学更是盲区。我寻师访友学艺，求教于金克木、石素贞（石真）、童玮、赵国华、郭良鋆、李谋诸位先生，并自学了巴利语、泰语。
勤读苦钻，我发现傣族中流传的不少故事是以佛经为载体，通过中南半岛传入的。而中南半岛上的这些故事，有些又来自印度。那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传播、交流、吸收、再创造的呢?需要探幽发微，弄清来龙去脉。有人见傣族叙事诗《兰嘎西贺（十首兰嘎王）》与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基干故事相似，就说它来自《罗摩衍那》。我仔细考查后发现，它不是直接来源于印度，而是从泰国北部的佛经移植的，从各方面比较，接近泰国的《拉玛坚》。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发表长文断言：《拉玛坚》与《兰嘎西贺》“不是姊妹，而是母女；《罗摩衍那》则是外婆”（泰国《星暹日报》转载）。此说得到较多学人赞同，不时被引作论据。
德宏等地流传各种名字的阿暖叙事诗。最初接触它们的学者认为是傣族的原创作品。我研究后发现，它们无论在故事结构格式和结构方法上、故事内容上，与《佛本生故事》血肉相连。我在《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傣族阿暖叙事诗与〈本生经〉》，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美国学者Heather APeters译成英文，刊在《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英文）第二册。
20世纪50年代读傣族叙事诗《召树屯》，令人神思悠悠。依稀记得，儿时听诵佛经，似乎有王子在大森林金湖畔艳遇飞来沐浴的神女的故事。我于是翻查《大藏经》，日夜在瀚海般的文字里搜寻，终于探索到雀女故事的源头，写成《〈召树屯〉〈朗退罕〉渊源新证》发表。刘守华教授在《比较故事学》中称之为“新的重要发现”，另撰文说“具有重要价值”。
在比较中，我还探得傣族叙事诗《召书瓦》与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插话《那罗传》的关系；傣族叙事诗《松帕敏》、《十二妃的眼珠》等与泰国清迈《五十篇本生经集》和缅甸《五百五十本生故事话本》的血缘。
在研究中我体会到：如果你深入研究了某个方面之后，只要勤于思索，就会心有灵犀，触类旁通，在相邻的方面有所发现。例如，傣族与藏族相距遥远，昔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甚大，谁会想到他们之间的一些民间故事竟然相同呢?我是把傣族故事、藏族故事和佛经故事三者联系起来，才摸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的。我因为涉猎过多种语言，所以才揭开了藏戏《诺桑王子》和傣族叙事诗《召树屯》中男女主人公为什么同人不同名之谜。
我的这些发现，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层次上属于X+Y。然而，就是这些实证，开启了傣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先河。我像武陵渔人，为突然发现的这片新天地欣喜若狂。
春去春来，花落花开，生发出专著《开放的文学性格——傣族文学与古印度和东南亚文学姻缘初探》。
三 深挖傣学这口井
文化是文学的土壤，当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总会包蕴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我在研究傣族文学一段时间后，自然会进到研究傣族文化，进到傣学研究。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座右铭。
最近20年所写论文，除论说一些地区的傣族的历史外，就是傣族文化方面的内容，涉及稻、茶、傣味、干栏、水井、服饰、歌舞、文身、沙雕、傣戏、岩画、邮票、地名、佛教、社祭、生育健康、傣医药、巫术诸方面。裒集成册，总名《傣族历史文化求是录》。
此外，撰著《傣学史》，意在继往开来。《西双版纳旅游》是我献给读者的实用手册。《云南岩画考察记》涉趣多个民族先民的艺术。
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寻求真理，匡正谬误。尽管前人说过：“真理的蜡烛常常会烧伤那些举烛人的手。”我还是道出了：名噪一时的《论傣族诗歌》是伪书；叙事诗《葫芦信》、《朗波冠》（荷花姑娘）是假冒的“古代”“民间文学”；《傣族古歌谣》何古之有？
在傣学学科建设中，我还做了整理文献的工作。编写了《傣学书目》、《傣语—汉语文化词汇》，校注了《水摆夷风土记》、《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写了一些书评。
傣学研究的组织工作，我亦参与，曾组织全国傣族文学讨论会，又组织了新平花腰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云南四江流域傣族文化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论文集。
傣学是新兴学科。我有幸叨承了傣学前驱李拂一、方国瑜、田汝康先生沾溉，又得挚友谢远章、张公瑾、高立士、朱德普指点。
《诗》云：治学之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十分看重与外国学者的交流、合作。澳大利亚“泰学之父”格汉·威捷耶沃德内博士（DrGehan wijeyewardene）、日本民族学大师白鸟芳郎以及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等国著名傣—泰学家惠我良多。在学术交往中，尤以与泰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多年来，我和泰国法政大学泰学研究所合作，彼此互访傣—泰村寨，共同把傣—泰学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四 僚人源流探古今
学术问题，我爱追本溯源，锲而不舍。
现今侗台语民族有28个，分布在亚洲6个国家。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祖先是谁?长时期学界聚讼纷纭。
在迷雾重重中，经过长时间探索，我发现了：中古僚（音lau51）人是远古越人苗裔、近代侗台语民族的先祖，就是说，僚人承先续后。
僚人问题，千百年来，一直是个谜。研究者始终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甚至前人说它“无从究考”。我是怎样找出他们之间的源流关系的呢?
幼年，见家乡的河谷高岩上排列着规整的洞窟，上面镌刻文字和图像。问长辈，是何物。答曰：“蛮子洞。”蛮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凿这许多洞?他们到哪里去了?现今还有孑遗吗?是融合在汉族中，还是逃亡远方衍化成什么新的民族了?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蛮子洞之谜牵引我联翩的遐想。后来上大学，才知道蛮子洞是古代蛮族（僚人）的一种葬俗遗存——岩（崖）墓。那么僚人是什么民族呢?
1958年，首次去西双版纳，眼前风物使我大吃一惊：这里傣族的干栏、发髻、筒裙乃至系裙的方式，还有踏歌和“筚”（笛），怎么与我在綦江岩墓上见的图像酷似呢?更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傣语的一些词语和某些语法特征竟然在我的家乡綦江话中找得到。例如：鱼叫“巴”（pa55）；又例如：“鸡公、鸡婆”也是傣语齐头式的“类名+专名”的命名格式，正是侗台语中心词在前、修饰成分在后的语法特征。难道傣族与我家乡的古代土著居民——僚人有亲缘关系?
从此，开始研究僚人。半个世纪以来，我对僚人及其与侗台语民族的关系竭尽全力探索，终于在迷茫中看出了这“神龙”的首尾。
我的研究重实证。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无数次深入到僚人分布的中心地带——重庆市的一些县（市）和相邻省份的县（市）考察。最难忘的是，2004年至2007年，我连续到僚人分布的中心和涉及的地区作了全方位的考察，跨越重庆、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广东、海南、湖南8个省（区、市），以及中南半岛五国，行程上万里，不啻是一次学术“长征”，在山野发现并搜寻到若干尘封的遗迹。
我在中国西南、华南、华中调查了与僚人有关的民族：仡佬、壮、傣、侗、黎，以及这些民族的一些支系。引幽发微，竭力探寻他们之间的文化基因。我不单在山野研究岩墓，还从文献发掘其踪迹，从语言探究其亲属关系，从古地名和现代族称查检越人和僚人留下的“胎记”。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察和潜心钻研，最终寻获了越（濮）——僚——壮、傣、佬、泰等的族属渊源关系的总体脉络，用心血凝成专著《壮傣佬泰诸族同源新证——从南平僚（渝州蛮）切入》。
1992年我在西双版纳历史文化研讨会上公布了我的研究成果；2002年在泰国第八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作了阐述，曼谷《泰中学刊》2002年刊发我的长文《从南平僚（渝州蛮）探索僚人与壮傣佬傣诸族的族属渊源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泰国多家传媒作了报道。《星暹日报》称之为“重大发现”，并说：“也许，王国祥之新说，会为泰学带来新的发现。”此文收入北京出版的《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册。此文还被翻译成泰国文，刊载于朱拉隆功大学泰学研究中心的学刊上。
如果我不是綦江县人，没有见过深山里沉睡两千年的岩墓并且早存揭谜的念头，如果我不研究泰—傣学，就不可能把僚人与侗台语民族联系起来作对比研究，从而发现他们之间的渊源秘密。又如果我不是自幼说綦江方言，又学过傣语、泰语、老挝语，怎么可能发现越、僚语的底层遗存呢?又怎么可能由此证明现今侗台语民族与古代僚人有族属渊源关系呢?科学上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是有必然性的。发现的快乐属于“有心人”。
当我在孤寂的路上进行僚人研究时，得到汪宁生、蒙默关注。
五 奠基布朗学
我接触孟高棉系统的布朗族，始于1958年，在一个叫“布朗西定”的村寨。布朗人淳朴，甚至有些儿憨厚，其剽悍的气质是继承祖先濮（蒲）人的秉性，叫人一见就爱上他们。
再次赴边陲重访布朗族是1979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委派，作布朗族文学首次普查，结果是《布朗族文学概况》的出版。从此，我在研究傣族文学的同时，又在新开辟的布朗族文学研究的园地耕耘。我年年走村串寨，从滇西到滇南，不断挖掘口碑和抄本，从中穷搜布朗族文学资料。17年劬劳，孕育出《布朗族文学简史》，34万字。布朗族人口仅8万，现存的文学资料寥寥，我去啃了一个别人未必愿去啃的很硬的果子，终于发觉其中的滋味甘甜。此书两次获奖，多人评论。
除了在花团锦簇的布朗族文苑览胜搜奇，我还广猎其他。相继出版了《白云生处人家——布朗族风土记》、《山花·恋曲·布朗女》（汉文、英文）。前者至今已印刷8次，后者获得国家图书奖。在《佛学研究》发表《布朗族佛教初论》。论文集成《布朗族文化片羽》。还参与撰写辞书多种。
从研究傣学而旁及布朗学，因为傣族和布朗族关系密切；二者并行研究，能够彼此印证、相得益彰，促进深入。
六 探寻克木古国
在西双版纳，您也许听到过许多关于克木人的扑朔迷离的传说。克木人建立的富甲一方的王国怎么就神秘地消逝了呢?茫茫林海里还有遗迹可寻吗?克木古国之谜激起我去丛林探访的强烈欲望，并有幸得到当地学者鲁杰的协助。
幽深的热带雨林是神秘莫测的。变幻无常的气候、毒虫野兽的袭击、饥饿、疲乏，无不考验人的意志和毅力。一切艰险都阻挡不了我追寻真相的热情。
年复一年，失望跟着失望，最终，在这里、那里，我搜索出了克木人的历史断片。克木人开发磨歇盐矿的传奇，商贸中心“坪景”遗存的城雕石象，“广景乃”（王城山）的防御工事，天峰山古战场的沉沙“折戟”，无不在默默述说昔日的辉煌、保卫家园的悲壮、王国失落的哀伤。当把许多历史片段粘合起来时，就像照片显影一样，克木人的基本历史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古远的遗物难寻，文献上能否找到相关记载呢?古籍上没有“克木人”字样。克木人是中国和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群体，难道就没有一丁儿雪泥鸿爪?那么，又到何处去寻其脚印呢?我泛览史乘，见《通典》和《新唐书》提到：隋至唐代，扶南国来朝，献“白头人”。白头人是什么部族?千百年来无人道及。我决心揭开这个谜。
几年后，当再读这条记载时，“素首”二字引起我的特别注意，眼前一亮：“素首”不就是头缠白巾吗?我想起：傣族称呼克木人为“卡贺皓”，直译；白头人，因为他们头缠白巾。于是，我恍然大悟：白头人不就是克木人吗?这一发现，虽然只是一个词，我却由此找到了开启克木人历史秘室的钥匙，从古籍上寻获了若干关于克木人的珍稀史料。
我用从古籍和田野考察中的发现，写成中国第一部克木人专著：《西双版纳雨林中的克木人》。
七 创立民族文化生态村
民族文化不仅需要保护，同时需要发展。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和出新，是世界性的难题。
1992年，我考察丘北县旅游资源后，在《云南日报》推出首次介绍普者黑的文章。
1997年，人类学家尹绍亭教授构思了一种农村社区发展模式——民族文化生态村，旨在探索少数民族乡村经济、文化、生态和谐地可持续地发展的模式。我欣然加盟，担任丘北县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态村、新平县南碱傣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专家组组长、腾冲县和顺汉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专家组副组长。经过集体努力，数年间成效卓著。
我们不单是实际工作者，首先是理论工作者。所以我们注意从实践中提升理论，先后编印了几本集体著作，例如，《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实验报告》。我个人还撰著了《民族文化生态村之路——南碱傣寨和仙人洞彝寨的实践和创新》。
八半个世纪的田野考察风雨路
《汉书·艺文志》曰：“礼失而求诸野。”先哲言：“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从传统文化说，是谓它的消失可以从“野”（民间）、“夷”（外民族）中找到。散落在云岭的远古文化“活化石”何其多!一些学术上的“斯芬克司之谜”或许能够在鲜为人知的多民族的云南山野寻得答案。有识之士应当走出书斋，到民间去，拓殖这一方未开垦的处女地，破解悬疑千古的学案。
我热衷调查和抢救民族传统文化，不仅因为它们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还因为借此可以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感悟生活的真谛，体现人生的价值。
我的研究课题往往来自实地考察，从民族传统知识系统吸取鲜活的材料分析、论证，因而富新意、中肯綮。“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来自民间，来自现实。
继1958年赴西双版纳调查民族文学之后，1962年（再后是1977年）我赴云南哀牢山区调查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农民起义，产生新的认识。1980年发表论文《〈哀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引发一场讨论，《1981年历史学年鉴》认为此文是1980年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收获。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迎来科学的春天。我又背起行囊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半个世纪以来，从澜沧江流域到怒江流域，从金沙江畔到红河之滨，还有珠江、伊洛瓦底江，大河上下，哪里没有我的身影?我的学术考察不仅限于云南，还远赴中国西南、华南、华中、华东、华北、西北的一些省、市、县、乡乃至中南半岛五国。
在云南，我常常只身穿过森林，徒步涉过急流湍川，数度遇险，多次负伤，差点儿边疆青山埋忠骨了。正所谓“笑踏天涯生死路”。
虽然历经艰险，其乐趣是常人不能体味的。我的同志、常年行走于藏区的李旭写道：“我知道一个人独行在大山里的那种艰辛不易，知道那其中所包蕴的幸福和满足，更知道为此要付出的勇气和代价。那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人生。王国祥就是那种值得羡慕的幸福者。”（1997年6月3日《春城晚报》第五版）是的，我作为学术上的勘探队员和攀登者，是幸福的!
半个世纪，我结交了若干民族朋友，他们给了我各种帮助，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做人和治学）。傣族学者送给我一个傣名，叫“孟翔”。我知道，这个名字包含着高贵、天马行空、鹏程万里等多重意思，寄寓了傣族“比浓”（兄弟）对我的爱和祝福。我衷心感谢他们的深情厚谊!
九中南半岛的学术之旅
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上的泰国、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为邻，山相连、水相通，有壮、傣等18个民族和一种人（克木人）跨越国境而居。他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要研究云南民族，就不能不了解中南半岛上的风土民情。于是，我多次到中南半岛各国旅行。为的是比照、寻亲，把云南民族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上去考察，以利于对其历史和文化作深入透彻的理解。开阔视野，是学术有所成就的必要条件。
我一次、两次、三次……到中南半岛，寻找失落的文明。游览“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的吴哥，那份雄伟、壮丽和神秘，让我知晓了古高棉文化的灿烂辉煌，对自己研究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历史文化大有启迪。从越南展示的一面面铜鼓，我触摸到这里的民族与古代越——僚人共同的脉搏。当我行走在缅甸境内的蜀——身（音yan35）毒道时，仿佛瞧见了铓锣声声中的马帮的身影，看出了德宏傣族与缅甸掸族、印度阿洪族之间文化因子的传递。中南半岛的上座部佛教把云南边疆傣族、布朗族包括进了同一个文化圈。
我去次数较多的是泰国。前后多次出席泰—傣国际学术会议，在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诗琳通人类学研究中心、清迈大学作学术讲演。从泰北到泰南，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遍访古迹，接触华人社会，还与从西双版纳迁来的仂人晤谈。在曼谷，瞻仰孙中山的革命遗迹。在难府农波村，巡礼从中国勐腊县迁来建寨的始祖召法弄勐腊的塑像。在班清遗址，用心解读那部埋葬在地下的巨大史书。兰纳古都清迈融在苍烟落照中的断碣残碑，传说中仿佛天边晨星若现若隐的庸那迦，都在引发我烛照其秘的幽情。
从廊开渡湄公河抵万象，在佬族人村寨细察是否存在蛛丝马迹隐示他们与中国西南和岭南的古代僚（佬）人有渊源关系?
传说诡谲的古都琅勃拉邦、奇异石缸群密布的查尔平原，无不笼罩神秘，令人思接千古。
我深怀敬意感念予我以指教和玉成雅事的故交、硕彦：泰国总理府历史整理委员会主席巴硕·纳那空博士（DrPrasert Nanagara）、鲁加耶·阿巴空亲王（DrMRRujaya Ahbakorn）、法政大学前副校长素密·比迪帕（Sumitr Pitiphat）、教授沙墨猜·蓬素宛博士（DrSamerchai Poolsuwan）、泰中学会会长洪林、副会长黎道纲。
啊，美丽、神奇、古老的中南半岛，其大千世界有多少神秘尚待学人揭示啊！
回眸半生，愈益坚信：
航行茫茫学海，惟有勤苦不辍、勇于创新，方能发现远方的无限风光。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