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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云南经济建设服务(作者:张怀渝)

  • 作者/来源: 发布时间:2010/11/16 20:03:00 阅读次数:
    一 学术经历
           我于1929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汉族,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重庆有名的清华中学,后进入重庆正阳法商学院会统专科肄业,1948年至1952年在重庆聚兴城银行和重庆市人民银行分行作会计、统计工作。1953年至1958年在西南有色金属管理局和中央有色金属管理局担任计划科副科长。1959年任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1963年任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1965年以后,调经济部门任领导工作。曾任云南省铁路建设支援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云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以礼河——昆明22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工程指挥组总指挥、云南建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云南轻工机械厂厂长、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务。丰富的经济工作实践经验,为我转向经济科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我担任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任战略研究室负责人。1987年7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综合经济研究所,出任所长。1991年末,为了探索社科体制改革的路子,院领导责成我创建民办的云南综合开发研究院,由我兼任法人代表、院长。1992年底我不再担任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至1995年),专职云南综合开发研究院工作,到2001年12月退休。现任云南发展研究院(原为云南综合开发研究院)名誉院长。此外还曾担任过云南省经济学会、云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云南省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云南省劳动学会、云南省价格学会、云南未来研究会副会长,昆明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盘龙区、西山区、安宁县、富民县、禄劝县、蒙自县、弥渡县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等职。1982年评为助理研究员,1988年评为副研究员,1991年评为研究员。
           多年来,我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力求紧密联系实际,应用到云南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撰写了经济方面的论文近百篇、约百余万字;主编经济方面的著作20余本。出版的个人专著有:《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目标体制》(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主编书籍有:《云南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云南省农业税负担调整与税制改革研究》(云南省财政厅农业税征收管理处1989年印发)、《云南优势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云南工业企业结构调整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云南乡镇企业调整与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滇西工矿业资源评价及生产力布局研究》(云南省计委国土整治办公室1988年印发)、《云南社会经济情势综合研究》(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稿1987年增刊)、《云南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稿1988年增刊)、《云南经济发展问题研究(1—4辑)》(云南省经济学会1981~1983年印发)、《云南蔗糖经济》(香港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云南治理整顿问题研究》(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稿1990年增刊)、《云南非烟工业经济效益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省文化教育广播电视事业费管理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昆明市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科学消费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富民兴滇》(新经济杂志1995年增刊)、《华宁县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华宁县1988年印)、《弥勒县经济发展战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禄丰县经济发展战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主持云南综合开发研究院工作10年,共完成咨询研究课题40余项,均通过专家鉴定并由委托单位验收,多项获得好评。1986、1987年曾组织、主持“富民兴滇畅谈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云南经济发展问题讨论会”两个大型的系列学术研讨会议,各召开7次,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达百余人,省及主管部门有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就云南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提出了很多卓有见地的意见,对推动云南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际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还专门为两个会议发来贺信。
            上述成果中,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奖励二等奖2个(《云南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出路何在》、《工资改革管见》)、三等奖1个(《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浅析》),省社科院及有关部门、单位奖10余个。1989年被评为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1992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入编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委合编《云南科技群星》,1995年入载《中国人物年鉴》,2006年9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
     二 学术观点简述
    (一)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研究
            1988年2月,我代表云南省社科院接受省政府的委托,与赵俊臣等一起组织了对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在大量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成为全省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献,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推荐参加经中共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
          《设想》对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云南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其特点:一是由单项改革向配套改革过渡,配套改革的总体设计尚待确立;二是由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浅层次改革,向理顺企业内部机制以及与各方面经济关系的深层次改革过渡;三是由难度小、风险小的改革向难度大、风险大的改革过渡,但各方面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尚待加强;四是改革的主要外部条件——财力准备还不足,因此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需持慎重态度。
          《设想》结合云南的省情特点,提出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在近期内,应充分进行经济环境的治理,用足用活中央出台的改革措施,大胆探索,抓好部分单项改革的超前试验;下一步,则以搞活企业,建立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为重点,进行全面配套改革,以利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不断健全新体制,使之走向巩固与完善,最终形成一个能与全国经济运行结合,又能体现云南特色的全新的经济体制。
          《设想》通过对3种方案改革思路的比较、评估、筛选,认为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搞活企业,放开市场和改革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方式,互为配套、互为中心、同时并进。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至于出现互相钳制的局面。这是因为,我们决不可设想在搞活企业中碰到市场问题了,才去改革市场机制,碰到宏观调控问题了,才去转变政府职能。
    (二)云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我是反对东、中、西梯度推移发展论的,它将影响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发展,拉大地区差距,扩大马太效应。在当今交通发达,信息畅通快速,科技飞跃发展的情况下,后进地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条件和目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挥优势,实现跨越式、超越性的快速发展,不能永远跟在东、中部地区后面爬行。其次,我是支持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观点,反对资源导向,在全国经济理论大论战中,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前,即发表过若干篇文章,为经济理论界所瞩目,后集中在《目标体制》一书中。对云南经济的发展,应该在市场导向的原则上,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避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短期性和随意性。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寻求一条与云南省情相切合的经济发展路子、使云南的经济朝着最优化的方向发展,取得最佳经济实效。
    1战略情势。弄清省情是制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据。1987年,我和其他同志一道,接受“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的委托,主编了《云南社会经济情势综合研究》一书,对云南的省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形成25万字的科研成果,为研究云南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料,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云南山区、民族、边疆的地理人文特点和历史原因,使得经济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的自然资源型、原料型、低效型、单一型、内向型很突出,行政经济、计划经济、资源导向的思想较其他地区更浓厚,国有经济的比重特大。
    2战略思想。长期来,云南经济的发展还停留在开发自然资源的模式,走的是开发矿产资源和发展传统农业的路子。这种战略模式必须转换,应从单纯的资源开发型、单一低效型,转向开拓型、加工经营型、综合高效型;从只重视地下资源开发,转向地下地面资源同时开发,以开发地面资源为主;从资源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从单一追求工农业总产值翻番,转向提高经济社会的实际效益,使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从单纯依靠国家投入的“输血型”体制转向增强内部积累的“造血型”体制,增强各地区和企业单位,特别是民族和贫困地区自我改造、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经济活力。
    3战略重点。云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核心在于从本质上把握云南产业结构运动的规律,选准产业结构转变、升级的突破口,突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建立产业结构梯队,形成产业发展的有利态势,使各行各业之间得以合理组合,产前、产后和产中能够协调运行,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做到动态平衡,这样就能提高结构的组合效益。为此,云南省应发挥自然、区位和经济的比较优势,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合理的地区和部门经济结构。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进一步巩固这个基础。要改变过去那种“以粮为纲”、“单一种植业”和“传统农业”的道路,走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十字形”大农业和依靠科技、现代化农业的道路,充分发挥云南幅员辽阔、纬度适中、地形复杂、生境奇特、立体气候、生物多样性、行业缺门多路子也多的相对优势,建立多种经营和多种作业相结合的农业结构。第二,能源是云南省的先导产业,能够支援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和发展轻、重工业,同时还可以支援全国和组织向省外及东南亚邻国送电,这是云南经济发展、治穷致富的关键性产业。第三,烟、糖、茶、药材、橡胶、有色金属、磷化工、机械、建材、旅游等,是云南省的优势产业,今后将成为云南省的经济和财政支柱。着力发展这些产业,是云南省优势的体现,也是富民兴滇的希望所在。
    4战略布局。云南的经济发展应按照不同的地区,提出不同目标,采取不同对策,发挥相对优势,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建立起多层次、多方位的经济网络,实现异质互补、相得益彰。第一,要尽快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东西部经济技术上的差异,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巩固、发展东部,强化开拓西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区经济布局。第二,要改变二元结构的现状,形成以城镇为依托的点面布局。目前云南以围绕城镇经济中心,初步形成规模和范围不等的经济区域,即以昆明为圆心的较发达的中心经济区;以滇中其他专州所在县市为核心的滇中经济;以其他县镇市为中心的欠发达的前沿经济区。以城市为依托,通过城镇的聚集、辐射、扩散、导向和服务,加快滇中经济区的改造和发展,开发前沿经济区,使中心、中部与前沿3种类型的经济区互相促进,互补互利。
    5战略措施。开放门户,对云南这个封闭的边远省份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980年我就提出:“向先进地区引进技术、吸收资金是加速云南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云南应实行开门主义,打破行政的封锁和地区分割,鼓励先进省市来投资办厂,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广开物资流通渠道,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促进云南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并认为,第一,云南的对外开放必须要与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以我之长,换我之短,以人之长,补我之短,促进共同发展。第二,对外地的开放必须要与改造云南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结合起来,下决心淘汰一批无原料、无销路、质次价高,没有生命力的企业,甩掉包袱,轻装前进。第三,对外地的开放要与实现云南省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不重复其他地区已经走过的途程,利用它们的技术成果,省时间、省力气、省资金。第四,对外开放要与经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解放思想,破除大而全、小而全、搞行政封锁、保护落后的传统体制。
    (三)云南国土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建立和开展国土经济学的研究,是于光远1980年提出的,我积极响应和支持,组建了云南省国土经济学研究会,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1云南国土开发、利用、保护与整治的理论研究。我认为,要有效地开发、利用云南这块国土,既要充分利用资源和经济技术的有利条件,又要对国土加以保护和治理,形成生态平衡、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要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不能用破坏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办法来寻求致富的道路。第二,要尊重经济规律的要求,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第三,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施步骤,稳步前进,吸取过去盲目发展的教训。第四,要区别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条件的差异,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因条件制宜。
    2滇西工矿业资源评价及生产力布局研究。1986年我受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的委托,组织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形成30万字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滇西发展工业的原料、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边贸加工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滇西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均较丰富,国境线长达2557公里,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通道,也是我国对东南亚的边贸进出口基地,开发滇西工矿业有重大意义。滇西工业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是:加速开放改革,变自然经济为商品(市场)经济;走矿业、生物、边贸和加工业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以矿物资源、生物资源、边境贸易为依托,建立多层次的加工——深加工工业,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根据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把滇西建成各具特色的6个工业经济发展区:丽江生态旅游发展区;临沧茶糖工业发展区;西双版纳橡胶、南药工业发展区;思茅林、茶、黄金、有色工业发展区;滇西北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区(含大理、迪庆、怒江3州);德宏、保山边贸加工业、珠宝发展区。
    3为云南矿业发展开辟蹊径。我担任《云南矿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顾问,执笔总报告,对云南矿业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云南矿产资源优势多,产业基础好,综合效益高,而发展水平低,直接的经济效益低,人们从中得到的实惠少,这是云南矿业发展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云南矿业基本上属于资源导向型,以开发资源生产原料,出卖原料或初级产品为主要生产经营方式。由于生产原料所需的技术要求低,经济效益不高,更多的价值和效益转移到技术密集的加工地区去了。云南矿业必须尽快跳出资源导向的格局,向加工——技术型、经营型转变,走优化结构、开拓技术、发展市场的道路。这样矿业才有发展前途,才有生机,才可能从产业支柱转变为经济支柱和财政支柱,云南人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对国家也才能做出更大贡献。结构优化是指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经营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进行优化,改变云南矿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初级化,组织单一、经营僵化的格局。技术导向是优化结构的前提,从开拓加工技术和综合利用技术入手,开发矿产品的加工业,综合利用各项矿产资源,使云南矿业走出低层次的生产水平。
    4澜沧江开发与滇西地区经济发展。澜沧江是我国、云南省水能资源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在云南境内可建设15个梯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在2000万KW以上。澜沧江流域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地理位置不仅在省内占优势,而且在全国也有重要地位。在省政府召开的研讨会上,我呼吁加速澜沧江流域的开发,提出澜沧江流域是祖国、云南的一块宝地,是待开发的资源宝库和能源宝库,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后劲所在,它的开发除提供巨大的物质财富外,对云南、西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政治都有重大的意义。一是可调整和优化云南和全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加强能源薄弱环节,缓解全国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不足的矛盾,同时也为云南经济振兴奠定基础。二是有利于调整经济发展的地区布局,优先开发西部资源密集和能源密集的地区,将改变我国东西部差异过大,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布局。三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巩固边疆。澜沧江流域民族地区,目前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这是历史形成的。只有加快开发,才能加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边疆稳固。四是增加国际通道,促进对外开放。这些观点写成文章编入《澜沧江——小太阳》一书。
    三 学术实践活动
    (一)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帮助县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我先后受聘对华宁、禄丰、弥勒、安宁、富民、禄劝、呈贡、宜良、易门、江川、弥渡、蒙自、景洪、红河、曲靖、富源、会泽等县和西山、官渡、盘龙、五华、陆良召夸、富源黄泥河镇等区、乡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咨询研究、评审和理论指导工作。这些县区资源都比较丰富,各有特色,但是,从总体上看,经济还是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很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高,群众迫切要求尽快富起来。县区领导千方百计地在寻找致富门路,但苦于找不到门路,只有着眼于开发本地资源,兴办一批资源型为主的县乡企业,同时在粮食生产上进行强化开发。这些做法,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开发出的资源卖不出去,积压了大量资金;兴办的县乡企业大多数经营不景气,成了财政的一大包袱。原因在哪里呢?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找各级干部了解情况,找农民和工人群众谈看法,深入到乡镇企业去帮助分析经营管理状况。从中发现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发展经济走什么路子的问题。是搞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还是搞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县乡各级干部和群众,由于多年来受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影响,认识上还有很多误区。总认为,有什么资源就应开发什么资源,资源开发出来就是财富;生产出了产品就创造了价值;县乡的工作重点是搞农业、抓粮食、农业上去了就自然而然地富起来了。对这些传统认识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衡量,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我认为,县乡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解决认识问题,制定正确的发展方针和指导思想,从温饱经济、产品经济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之路。
            为了解决认识问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采取了办培训班,讲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动学员共同研讨本地区的经济战略,寻找把经济搞上去的路子。着重解决了三方面的认识问题:
    (1)发展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资源是潜在的价值,把资源开发出来不等于变成现实财富,而必须卖出去,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的需求来进行资源开发,才是企业生产的方向,是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根本区别。
    (2)发展经济必须发挥地区优势。很多县乡企业之所以经营不景气,除了管理上的原因外,主要在于企业兴建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是不是有比较优势?与外地区、外企业比是否质量好、技术高、成本低、价格适当、产品适销对路、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原材料、能源、技术、管理、交通、区位条件等都可以形成比较优势。要以己之长胜人之短,才能在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中获胜。不能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产品,更不能为办工业而办工业,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必须要能盈利,要有效益。效益大的大干,效益小的小干或不干。如华宁水电资源丰富,就可以大办电力,发展高能耗的产业和产品,使能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带动工农业生产发展。
    (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县乡经济发展的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这是对的,特别是对农业是其主导产业的县区,更是如此。但是应该看到,农业是初级型产业,农产品价值低,仅靠农业来增加产值,增加收入,发展经济是有一定限度的,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工商业,由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过渡,增值量才大,利润、收入才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规律。长期以来,一部分县乡领导和群众习惯于搞农业、搞粮食,对发展工商业重视不够,搞工业缺少办法,对商业则予以鄙视,致使经济发展迟缓,数十年徘徊在低水平上。因此必须彻底更新观念,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应该积极地向以工业、商业、第三产业为主的方向发展,应该利用交通和区位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业和商贸业,才能使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建议禄丰县应充分利用广通“九州通衢”、“两省驿站”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官渡、西山、呈贡、安宁则应利用位于昆明这个中心城市郊区的有利条件,而不应依靠单一的农业结构来发展本地经济。
            通过学习、研究,这些县乡领导和群众提高了认识,取得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共识,共同研究制定了该县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实践,这些县区的经济都获得了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正向小康目标迈进。
    多年来对市县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咨询实践,我认为必须准确把握发展思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路子,这是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总原则下,发展思路可归纳为;“发挥优势,倾斜发展:转变机制,市场发展;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立足资源,外向发展:突出特色,超前发展;升级结构,精深发展;科学整合,规模发展;广开流通,互补发展;选贤任能,人才发展;优化生态,持续发展;调整政策,引导发展;和谐社会,协调发展。”
    (二)深入调查研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症下药,是我多年来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一贯做法。我认为,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就理论研究理论,更不能关门写文章,空发议论,而应该参与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我经常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及时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企业的困难与问题,由于我本人也曾当过几个厂的厂长,对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有所理解,能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很多企业都欢迎我去调研、咨询。
           1984年,我接受昆明政协的委托,对昆明自行车厂进行咨询。当时,昆明自行车厂在全国自行车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每月最大销量由14000辆下降到5000辆,累计亏损达200万元。加之大量的优质车、名牌车涌入云南,使该厂过去为产品畅销所掩盖的质量差、成本高、亏损大的矛盾,更加突出出来了。在这样形势下,省市相当多部门主张对该厂“关、停、并、转”。对此,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4次去自行车厂了解情况,广泛倾听厂领导及职工的意见,详细考察该厂的技术、工艺和设备,了解人员的素质,搜集了大量数据,并进行了分析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自行车的质量、成本、价格、品种和综合销路5个方面的问题,认为自行车厂当时不应关停,还应大力发展。只要改善管理,提高技术、质量,完全可能扩大销售数量,占领省内市场,并打向省外和东南亚国家。从表面上看,自行车厂亏损200多万元,但是它的贡献大大超过了亏损数字:建厂以来,累计创造产值4000多万元,提供国民收入近100多万元,上缴财政、银行税息550万元,解决职工就业1000多人,加上7个配套协作厂,实际从事自行车生产的约3000多人,为社会提供了30万辆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厂停产下马,上述为国家、为社会的贡献将不会再有,且将报废固定资产4000余万元,专用材料、专用配件折价处理,银行贷款413万元也无力归还,损失是很大的。为此,我提出了应该走“调整品种,提高质量,集约经营,继续发展”的道路。这个意见由市政协报省市政府得到采纳。自此该厂蒸蒸日上,年生产自行车由万辆发展到20万辆,产品打向全国,并出口东南亚国家,曾经一度成为昆明市的盈利大户。
           1987年,云南省供销社储运公司在面临运输市场竞争激烈,汽车运价下调,盈利大大减少,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的情况下,我接受该公司的委托,组织了经济学界的12名专家对该公司进行咨询、诊断,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全面调查,深入到公司所属的凉亭、广通转运站和一二车队了解情况,深入分析了该公司的优势与劣势,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认为该公司应扬长避短,提出了“潜力在铁路中转,困难在汽车运输,出路在扩大经营,关键在深化改革”的诊断意见。为省供销社和储运公司所采纳,转变了以汽车运输为主的经营方向,当年即转危为安,以后几年营业收入和盈利平均为15%~20%的速度增长,成为当时省供销社的财力支柱。
           此外,我还参与了多个工业企业的咨询活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我受委托调查云南20余个小“三线”军工企业,提出:“进城(近城)、集中、开放”的调整、改造方针,受到了国务院“三线办”的高度重视。
    四 创立了张怀渝经济学奖,鼓励
            云南中青年学者“冲刺”经济学研究的高峰2000年,我不幸身患癌症,手术后,省社科院党组原书记、院长何耀华、副院长贺圣达来医院看我,我向他们汇报了云南综合开发研究院我所主持研究的课题结余20余万元经费的问题。何耀华院长建议用这笔钱设立张怀渝经济学奖,以鼓励云南省中青年经济学者。这一建议由院经济研究所书面报告云南省社科院党组得到批准,并报经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王天玺同意。
            张怀渝经济学奖领导小组由何耀华、任佳(现任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赵俊臣3位同志组成,何耀华任组长,赵俊臣为办公室负责人;聘请了省内7位资深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目前,已评选了3届,已有24位中青年经济学者获奖。
           我已接近80岁了,从工作岗位已退下来5年,肺癌开刀已经6年,还需定期复查。时间隔久了,有些想法、看法和以往的学术思想、活动已经记忆不太清楚了,主要就录述这一些,供入档志。对发展研究院赵俊臣院长帮助我进行整理、编修这一简述,表示衷心感谢。
           我的治学格言:
           我在主持综合经济研究所和综合开发研究院期间,提出了“求实、谦学、团结、奋进”的治所(院)方针。
           我个人的治学座右铭是“正直、诚实、勤学、虚心”和“理论联系实际”。
    (责任编辑: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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