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自己不仅要努力做一个从事民族学或者人类学研究的“专家”，而且还要成为一个“博家”。这首先是由于我的学科背景包含了新闻、中国文学、博物馆学、社会人类学、农村社区发展学和生态学，其次也源自于我对实践的兴趣总是大于对形而上的兴趣，渴望投身田野而不仅仅栖于书斋，当然也源于我有过多的兴趣爱好，诗词之余也爱历史和古玩。这些导致我不仅能够成为一个某一领域的“专家”，在“专家”的基础上，我更愿把成为一个人类学的“博家”定位为我的未来学术生涯目标。人类学的“博家”，应在学术上通中西、兼文理、重知行，所谓“通中西”就是要了解人类学中外学术理论的发展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兼文理”是指要重视跨学科——如生态学和人类学——的合作和交流，“重知行”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既要重视学术研究成果更要重视田野的实践，我所说的田野实践并不仅仅简单停留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或者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这些工作方法也只是为了获得学术研究成果的手段，我所说的是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实践，也就是本着人类学家的理想和责任，协助所调查的社区在生计上实现发展、生态上得到保护、文化上能够传承的实践，是社区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实践。
本人所从事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之基础，都是源于我的一个疑问。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要从事人类学研究？意义何在？人类学家的理想和责任是什么？在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三个人生阶段后，我逐渐对上述问题有了自己的回答。
我对人类学的启蒙兴趣一方面源于家学，更重要的一方面源于在中央民族学院本科学习时对维吾尔、藏、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兴趣。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四年的时间里，虽然没有接触人类学的正规学习，但却在三个方面为我今后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对少数民族丰富文化的深入了解，从那时起从观念上，我对中国国家文化的认识从单纯的汉文化转变为多元民族文化；其次是适应民族生活习惯的实践，当时我分别在维族和藏族兄弟的宿舍里各住了近一个学期，在此期间生活习惯也刻意相应改变，这应该是我最早开展的参与观察田野工作；第三，新闻学的学科训练使我能够较为容易地与不同文化背景和习俗的人展开交流和沟通，并能够从纷乱的线索中找到新闻眼和关键点。
千禧年时我到法国巴黎留学，在随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六年求学时间里，我开始正式涉及人类学研究。在这段难忘的法兰西时光中，也从三个领域对我今后的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文化相对论，包含了传统欧洲文化、北非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和印度支那文化的现代法国文化使我对文化相对论和多元文化社会产生了更为直观的理解；其次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和案例，我的指导教授德高倍先生及其团队进行了大量欧洲、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兰尼西亚群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是德高倍先生的田野工作精神和态度，他要求他的学生必须有两年以上的长期驻点田野工作和调查。
2005年，我从巴黎来到了德钦，在随后至今的五年时间里，我开始了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和实践。在这段对我人生影响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从三个层次为我今后的学术生涯确定了方向：首先是研究的目标，应用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将继续成为我未来的研究重点领域；其次是研究的方法，社区主导式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将继续贯穿我的学术研究过程；第三是研究的意义，以田野的实践协助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理想与责任。
以上这三个人生阶段、特别是在德钦从事至今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对我人类学学养的形成大有裨益。
今天随着人类学的本土化，很多少数民族产生了本民族的人类学学者，在外经过了学术培训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民族社区、回到自己的家乡、用自己的语言做研究，这无疑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于我这样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类学研究工作者，又不愿意进行都市研究而要投身农村，特别是文化、语言和风俗与我自己的背景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农村，困难是先天性和巨大的。因此我很庆幸并珍惜自己在德钦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因为这些经历使德钦成为我人类学研究和实践的“家”。有时候我也在思索我和德钦以及当地藏族在冥冥之中存在的缘份，正是这种缘份是我这个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城里人到了德钦农村后却如回到了故乡，物质条件的艰苦却带来了精神的愉悦，以至于第一次进入德钦就在澜沧江边的佳碧村住了一年，并带来了随后无数次的“回家”，直至今日。
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部份基于我在德钦藏族农村社区的应用人类学的田野实践。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或者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同，这一田野实践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社区迁居生活。我倡导的田野实践不仅仅是体验式居住和参与观察，而强调人类学家在社区的迁居生活。因为再深入的体验和参与观察也是他观行为，同时由于很多人类学者在社区的体验生活是为了自身的研究需求，一旦目标达到便会以极快的速度离开社区，而社区迁居生活则强调人类学家正式把家及生活“搬迁”至所调查的社区、并持续不间断地居住一年以上的时间，以自观的身份和积极的心态生活在当地、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以从更深层面上了解当地的需求并作SWOT分析，为接下来的社区利益回馈和社区主导发展打下基础。
社区利益回馈。我倡导的田野实践不仅仅是人类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的调查报告或论文著作而进行的调查方法，而强调对社区的利益回馈。很多人类学家在调查过程中是只考虑自己的需求的，而不考虑社区的利益，而我认为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或者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实际上是在向当地社区索取知识的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要尊重当地人知识的知识产权并力所能及地把利益回馈给社区，这些利益不仅仅指金钱和物质，更是指通过人类学家的帮助获取知识和理念的能力建设和培训。因此，社区利益回馈实际上是人类学家和村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
社区主导发展。我倡导的田野实践不仅仅是外界在金钱和物质上回馈或者帮扶社区，而强调社区自主的发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当前社会各界都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和变迁，相关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也非常之多，但一直以来都忽视了当地社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这样的忽视造成了在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进程中，缺乏从当地视角出发的观点和思路。社区主导发展通过组织当地社区，依据其价值观，对自身的生活方式、环境和文化进行自我研究，协助社区自主探索符合自身社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社区主导发展强调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上述对田野实践三个层面的阐述反映了我对人类学理想与责任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认为人类学研究除了本身应该具备的学术性以外，还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性。人类学家不能采取所谓“客观”甚至“冷漠”的态度对待田野研究点少数民族社生活贫困、传统文化丧失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诚然，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学者只是“他者”文化的学习者和解释者，不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强加给“他者”，也不可能去主导“他者”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然而我认为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以及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各地区、各民族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人类学者应该肩负基本的社会责任，应该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和情怀，应该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去。应用人类学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的探讨，不能只在书斋里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必须扎根田野，积极行动，努力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以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方式和途径，从而推动少数民族社区的可持续综合发展。
因此我认为具备社会责任性的人类学家及其学术的理想是：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协助处于边缘地带（地理和社会）的弱势少数民族社区实现合乎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与这一理想相应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协助少数民族社区自主寻找、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应用人类学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应用，而是实现人类学理想与责任的具体方法和实践。
田野的实践承载着人类学家的理想与责任！
2010年5月于昆明金帐
笔者对村民进行访谈和调查
笔者给村民做生计发展培训
笔者参加国家知识产权局会议
笔者参加两岸学术交流
笔者获得国家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最佳创新奖
（责任编辑：沈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