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新辰，男，1939年11月生，籍贯江苏溧阳，1962年毕业于南京林学院特种经济林专业，先后在南京林学院林化系、东北林学院森保系和云南经管学院选修或培训。
研究方向是“三农”（三林）和民族区域经济问题。
主要著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新论》、《林业产业纵深开发研究》、《市场经济与林业企业转制接轨》等。
一 坑坑洼洼的科研道路
严格意义上讲，我的科研工作起始于80年代初期，其中专职从事社科研究又是从1984年3月份调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算起。这20余年生涯，大背景正是我国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年代。就农村经济研究和我本身所学的林业专业而言，理性思维是怎样使农村、农业、农民（林区、林业、林农）顺应体制转型、生产方式转型、产业组织形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制度文化变迁的新形势，按照可持续发展和“强农、富民、兴区”主题来探索与破解理论和实践问题。无需赘述，这样一种大背景和理论景观所涵盖的社科研究事业，应当认为是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与冲击并存。一方面有利的大气候大环境为任何人提供了均等的选择机会和琳琅满目的研究命题，任何有责任心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在这经纬分明的社会价值坐标体系中准确定位，并实现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社科研究本身就是庞大的多学科体系，我所研究的对象又是特殊生态类型和具有特殊社会经济文化氛围蕴蓄的区域背景中的“三农（三林）”问题。无需讳言，这是由一系列因果链和多变因素组合成的“怪圈”，是名副其实的科研X地带，我个人的学识功底和科技能力远远适应不了任务要求，特别是伴随科技进步经分化融合形成的现代多种边缘学科和伴随改革深入发展客观要求整体性、有序性、比例性、求全性来揭示影响增长、发展、持续发展和结构经济、规模经济、布局经济、时序经济转换所必须解决的变量保障问题更无法满足。这两大新趋势、新要求固然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素质和专业功底，同时又不可避免涉及到整个社会及社科院小环境所给予的理论供给、观念供给、制度供给、资源供给、政治供给的保障问题。从本质上讲，我国行政管理体系是宗法集权型垂直系统，只有纵向指令而无横向联系和多向反馈，这就使“权力”成为主宰的决定性力量。在当今金钱作为价值取向目标，社会道德观念严重扭曲的客观环境中，大到整体社科利益，小到研究者本身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和环境发生激烈碰撞，善良的人稍不注意就会被埋设在“X地带”上的形形色色陷阱和“地雷”，或是不能自拔，或是炸得粉碎。这两种伤害我都兼而有之，这就使我20余年研究生涯形成了特有的研究曲线：即1983~1990年的研究顶级期和1991~2000年的研究低谷期。例如：我先后入选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论文14篇，其中70％发表于80年代中叶。
我是从林业单位调入社科院工作的。1983年初，我已联系好单位拟将从原单位调往南方或东北有关院校工作。正在办理调动工作时候，承蒙省里领导和社科院领导的厚爱留下来。知恩图报是人的天性，更何况我原本就是一位有一定责任心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宽松而较为规范、公正、明确目标的社科院小环境下，我如饥似渴学习新知识，脚踏实地地深入实际，在不到5年时间里，先后主持或参与了12项部级省级研究项目，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调研报告，并率先由工程师晋升为副研究员，这是我研究生涯中的“顶极时期”。
二 亮点、盲点和结点
未来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我终于爬过了X地带，度过了那阴霾的岁月，并取得虽不很理想但也闪烁某些耀眼火花的成绩。
自1980~2000年，我先后完成了专著3本：即《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新论》、《林业产业纵深开发研究》、《市场经济与林业企业转制接轨》，其中前2本于1996年就出版，后一本因苦于经费问题至今书稿还压在出版社。与此同时，我先后主持或参加完成了26项研究项目，其中国家部级5项，省级20项，执笔总成果300余万字；发表论文译文和调研报告共110余篇，其中在国家部门核心刊物和搜集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集中的论文有30余篇；获省级优秀论文奖7项，其中参与部级课题《西南经济情势分析》而执笔完成的《云南产业结构考察报告》、中科院综考队《滇西农业资源评价》执笔完成的《滇西林业资源评价》、省级《云南农业发展战略》执笔完成的《云南林业发展战略》分别获集体二等奖、一等奖和中科院奖。我主持省级云南林业研究项目执笔完成的《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归宿》入选中国管理工程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九五知识创新成果集”，并获得一等奖。历任全国林业经济研究会理事、原林业部政策法规司特约研究员、原云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我在林业单位工作期间，参与了包括三线建设攀枝花市体规划（林业部分）在内的多项林业工程规划设计。1982年初，我受云南省林业厅委托独自负责全省松香厂技术员技术培训班2期的整个教学工作，为发展云南省松香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述情况表明，我研究方向主要是云南的“三农（三林）”问题和民族区域经济问题。现就学术情况具体分述如下：
1以云南林业为实证对象，运用新的理念校正了若干理论和实践误区，丰富了现代林业理论体系。
我于1962年毕业于南京林学院，分别在南京林学院林产化学工艺系、东北林学院森林保护系、云南经管学院选修学习或培训，长期在黑龙江、四川、云南林业基层单位从事林业经营管理或教学工作，比较扎实和全面的林业专业理论功底和一定的林业实践活动，使我在经济转型的新历史时期，敏锐觉察到旧林业管理体制以及奠定该体制的理论模式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其中的症结便是林业等于木材，林业经济就是木头经济和砍伐经济。在以高山峡谷为地貌骨架构成的特殊生态类型和超稳定型的小生产农业经济结构双重约束的背景下，这种砍伐型木头经济必然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最终形成无法解脱的“怪圈”。所以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聘于林业部政策法规司特约研究员开始，从剖析和批判入手就发表了多篇旨在揭示林业理论弊端和林业体制内在机制问题因果联系的论文。
——1980年《经济问题探索》第4期发表了《林业经济效益考核指标问题探讨》；
——1982年《林业经济》第3期发表了《试论林业经济结构的特征》一文；
——1982年在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经济学术会议上发表了《“系统的生产力”是森林永续经营利用的内含》（刊载于林业经济改革论文集1985年版）；
——1982年《经济问题探索》第5期发表了《提高森林覆盖率的意义及途径》一文；
——1984年在林业部召开的林业改革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论营业产值计算的理论依据》一文，后刊载于《云南林业调查规划》第4期；
……
上述论文的基本理论视野就是以系统论观点和方法看待森林及依托森林资源孕育而成的林业经济及林业产业经济应有的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含义，批判砍伐林业和大木头体制。较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观点是：
（1）用系统论观点校正了森林永续经营利用的误区。认为森林永续经营利用概念的表述是：以森林生态系统和林业生产经济系统为对象，运用经济规律和自然科学技术，对系统的各生产力要素进行最佳组合和输入输出的最佳匹配，使之系统生产力充分发挥，实现一定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并能永续的获取不断扩大了的经济的、生态的、社会的效益，为建立这样一种森林生态系统和林业生产经济系统的经营思想、经营任务、经营方法、技术手段和经营效果称为森林的永续经营利用。
（2）以新的理论视野认识林业生产。认为林业生产是森林生态系统和林业生产经济系统叠加表现出来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统一的整体概念。居于森林生态系统营养链节起端的林木和末端的人类既是“系统生产力”的缘由和基础，又决定着系统演替的方向，森林资源的不断扩大再生产和人类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是实现森林永续经营利用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条件。“林业经营利用”不应禁锢于“系统”中某一单元要素，而要科学地系统地综合经营利用。
（3）揭示了“系统”内在结构要素相互关系和“系统”物流、能流、人流应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林业生产可以做到，也必须是定性定量结合的集约型经营利用。
我的这些观点和经营思想受到了学术界广泛注意。云南省颇有建树的林业专家张嘉宾教授就多次强调，“史新辰关于林业的系统论观点对我研究森林生态经济学很有启发……”
2对林业“热点”进行了新理念的探索，建设性地架构了现代云南林业发展战略。
20世纪80年代是林业学术界的“科学春天”。就云南省而言，当时争鸣和探索的主要问题：
——怎样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发森林资源、建设云南强林业强产业；
——怎样使由产品经济理论与自然经济思想扭曲结合成的大木头体制进行换心换肺的改进；
——怎样破解“林业两危”的难题；
——怎样以全新的理念构建既击中时弊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林业发展战略。
我积极参与了这些热点问题的争鸣和探讨，先后发表了20余篇论文，主持了多项研究。
主要有：1983年在《云南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发表了《关于中甸林区木材运输效益问题的探讨》和1985年在《农村发展探索》7期和《林业经济》第6期分别发表《论森林赤字的社会原因》，1986年和1987年分别在《林业经济问题》和《生态经济》发表了关于《林业投资效益的评价与考核》、《云南林业发展的症结及解决办法》等文；其中《评价与考核》一文还入选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全国可行性研究会议；……与此同时，这期间先后主持或参加研究了多个省部级课题，其中有：主持研究部级项目《西南林业发展战略》；部级《滇西林业资源评价》；省级《云南国营林场研究》；省级《云南阔叶树材开发利用方案选优研究》；大区协作级《南方部分省区经济持续发展》关于《云南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省级《市场经济与云南林业企业转制接轨》等等。以上所有研究项目执笔所写的研究报告均公开发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主持研究的林业课题发表的成果《云南林业产业的战略抉择》、《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经营、推进林业资产的重组与整合》《走出企业社会重负的怪圈、推进林业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出发和归宿》均受到了学术界较高评价，其中有两篇搜集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一篇搜集在《中国当代创新盛典》；一篇被南方协作区出版的专集序言中称之谓“有其独特见解，为农业研究开一新面。”
如果说，我的研究生涯还有亮点的话，那么上述研究成果可以认为是亮点。原云南省林业厅厅长王民同志在一次厅办公会议上说：“史新辰同志对林业产业颇有独特见解，对我们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原墨江县委书记、后思茅专员王嘉钦同志说：“社科院来墨江的研究人员，史新辰确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原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桐元说，史新辰提交的云南林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思路和观点上确有独到之处……云南省著名的林业规划高级工程师刘敬贤同志说：“史新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林业专业理论结合分析研究林业经济问题确使文体风格内容到主题面目一新……”
3对云南民族区域经济研究做出了新理念的探索。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特别是不发达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始终牵挂着决策层和科技人员的心，因而必然成为社科研究领域的重头戏，更是衡量社科研究水平和科研人员素质的尺码与标志。从本质上看，现阶段区域经济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当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减少和消除贫困，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公正和合理的分配，促进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围绕这一目标和任务，我做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
（1）提出了云南省情本质特征是小生产稳态状单一农业经济结构。
云南省决策层和实际工作部门关于省情的认识与表述习惯于线性思维下的简单罗列，这就是把区域中某一支系统单元要素的状态作为本质特征看待，诸如“多山、多民族、资源优势”等等来表述，并充塞于一些学术著作之中。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背离科研蕴蓄的概念化、简单化、公式化的“模具加工复制型”研究思维模式，正是这一背景，我首先从理论思维角度进行了认真思考。
我认为省情（区情）的基本特征是由构成省（区）社会经济生态的三大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经济技术系统、社会行政系统叠加而成的总系统在其结构、功能、效益上的基本特征，也是它们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最高层次的集合，决不是构成总系统的某个支系统或几个单元要素的属性或特征，这就是说，抽象省情、区情的本质特点一定要完整地剖析属于最高层次地位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基于这一认识，在1985年和1986年分别在《文稿》、《中国农村经济》《云南财贸学院学报》、《区域经济研究》发表了《省情特点刍议——兼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选择》、《试论云南省情的本质特征》、《特困民族山区经济发展的破题——加速超稳结构的解体》、《贫困山区县产业结构调整的中观思考》等论文。提出了云南省情的本质特征是以“贫穷”和“落后”为特征的传统的民族山区农村经济概貌。这里的“民族山区农村经济”表示云南省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形式，“传统的”则表示社会经济结构功能的主导特征，“贫穷”和“落后”则表示这种结构状态和功能行为在效益上的必然归宿。此后我又进一步抽象认为云南省广大农村属于小生产稳态状单一农业经济结构，欲破解“贫穷”和“落后”，必须率先发展集聚经济，加快企业、产业和城镇3个层次的集聚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唯有较高层次的商品经济才能打破“小而全”、“小而散”、“小而低”这个难题，最终使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20世纪90年代我针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认为云南省民族区域经济是“生态上峡谷”“思维观念上峡谷”“经济上峡谷”三位一体的“峡谷经济”，必须通过贯穿可持续发展观的“三兴三步”战略，建立支柱产业，强化绿色开发和建设，努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借此内生增长力，解决观念对接，转换区域结构。这就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理念。
（2）对区域经济的研究理念、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进行了创新尝试。
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与地理学的结合，侧重研究区域经济的增长、布局和组织体系。目前已由单个经济单元和城市的区位研究转向把生产、建设，交换、价格、贸易融为一体的区域整体研究，特别是伴随不发达地区如何发展、如何增长成为世界性难题后，以结构主义思路和新古典思路为理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又名农村发展经济学）并成为研究不发达区域经济的主要理论武器。从理念上说，发展经济学特别重视不发达区域阻碍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强调必须打破停滞型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从这一视角探讨，当今东西部差距、城市与农村差距、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民族区域差距，最基本最突出的差距还是社会存在和意识观念方面的差距性。其次必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正确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传统与发展的关系，把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只有把外来文明和进步因素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赋予文明以自己的民族特色。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可能由外部向内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其三发展寓于依附之中，但依附不是目的，最终必须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我们不能否定依附之中发展，更不能关门发展，而是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区域分工，内化那些成为本土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先进因素，在依附中形成自主自立、自我发展的机制。就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力发展问题，我认为凡属不发达区域其本质问题和主导矛盾都是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生产传统文化观念形态和维系传统结构、传统行为的旧的上层建筑体系，不发达地区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就是必须铲除封建主义种种制度痕迹，建立起与现代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不发达小区域发展的具体路子，我认为应采取“据点开发”模式，由此产生“集聚效应”、“墨迹效应”，多个“据点”联成“线”和“片”，形成空间上的规模布局……
上述理念在由我主持的镇雄县经济发展规划和其他贫穷地区脱贫致富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以此理论思维为框架，发表了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区域开发研究》1989年第4期）、《红河县干热河谷地区开发研究若干问题探讨》（《生态经济》1989年第4、5期）、《从实际出发，开拓一条脱贫致富新路子》（《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在困惑中思考，在思考中抉择》《区域经济研究》1989年第3、4期等论文。与此同时，我在区域经济研究的组织形式、人员结构和利益分配上也实行了大胆创新，其中《镇雄研究》、《岩溶地区生境整治研究》、《红河县干热河谷开发研究》采取了民间横向大组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合作战、经费与责任紧密挂钩的新的课题形式。在红河研究中，当时就有7名高职人员，其中包括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长许再富教授、西南林学院经济林系杨俊涛教授、云大数学系戴正德教授、省林业规划院高工莫景林等等同志，他们不仅是职称上的高职，而且是云南省公认的确有真功夫的知名专家，经过两年努力，提交了《综合发展规划及数学模型》、《部门行业规划》、《项目可行性研究》3大成果。
（3）出版了50万字的《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新论》专著。
1995年我在省领导关注和社科院魏秉枢同志热情帮助下，终于获得了省政府财政资助的研究经费，不仅使我完成了“市场经济与林业企业转制接轨”课题研究，还顺利出版了沉睡在抽屉里多年的书稿《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新论》，省老领导王连芳同志为该书写了序言。实事求是说，这算不上什么区域经济研究成果的专著，不仅逻辑上紊乱，内容上贫乏，留下了许多“盲点”、“盲区”，而且有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是这毕竟凝聚了我多年的心血，涉及到发展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系统论等方方面面的众多理念和知识，因而也算是我研究生涯的又一亮点。重要内容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内容、性质和走势；关于我国民族地区区情特点和社会经济结构剖析；关于历史的反省与启迪；关于新历史时期民族区域的热点和症结问题；关于反贫扶贫问题；关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关于民族区域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整治。书中既有“理论范式”，也有实证个案，正如书的后记所言：“我这片小叶也有机会。‘抖了回精神’，以此报效时代、报效民族、报效‘山中父老’……”
4既非科研又胜于科研。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科研究是塑造以人为本的一项极为复杂的形象工程。这一工程大背景、大前提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兴滇新战略，期间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乃是营造公正、公平、和谐、有序的竞争机制和竞环境。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它必须遵守由市场经济公平观衍生出来的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规则，并以政府的强制力和行为规范作保证。从实践角度说，“人”是“社会的人”。如果说，摘自然科学研究还可以较为纯净地关在“象牙塔”内“天马行空”，那么社科研究就绝对不能置身于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热点之外。以极其严肃认真态度参与社会形象工程塑造，既是社科研究者的职责，更是社科研究者对社会的真诚回报。为此我分别发表了若干篇科研政论性文章，《采取疏导方针，统筹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光明日报》、《科技进步与人才》、《科技进步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同步改革和协调发展》、《科学与管理》1986年第4期济南、《保障公平竞争是政府重塑云南形象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学术探索》2001年第1期。这虽不属于社科研究，但我认为又胜似社科研究，是一件反映民心民意的好事。
三 意犹未尽的结语
古人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规律，最终把伟人名流和小民百姓都拉回到同一原点。我当然无需伤感20余年的科研生涯，更无需替“古人担忧”。但是，我毕竟是搞社科研究的，“社科兴亡，匹夫有责”，为此提出下列建议：
1必须尊重社科研究规律，完善和健全评审机制，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进行有序竞争，激发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意识和科研活力。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导向经济，也是竞争经济。这一大背景和大气候环境条件，就决定了社科研究活动的各主体之间，以及科研人员之间他们的相互利益关系都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和认同，我们只能承认自主、公正、平等竞争的权威，而不能承认别的权威的存在，这就需要我们的竞争规则和评审机制必须充分体现同一尺度要求，并从制度上保证公众识别和运用。评审机制和科研规律能否健康运作和认真贯彻，当然有赖于科研人员自身的严格自律，但更重要的决定于作为公众利益代表和科研仲裁的“当家人”及其主管部门的强有力维护，决不允许“仲裁人”职能越界错位，更不允许用权力来附加解释竞争规则，否则一切都化为乌有。
2切断科研行为中权钱交易的渠道，强化制度建设，使社科院行政部门职能真正置换成监督交易行为，协调经济利益，正确诱导发展方向，努力补充科研资源不足等方面。
3正确处理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我们不能用平均主义政策来均贫富，但我们也不能无视社科院已存在的不同研究所、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现象。这里可供选择的举措是建立利益调节机制，诸如制定不同提成比例的研究经费管理办法；同时，广开“聚财”门路，首先是有效集约经营社科资源，实行多条腿走路。务必明白，有人有资源，总可以在市场经济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问题依然决定于各级当家人能否有效整合资源，能否激发创新意识，产生和谐共振力量！
4重现形象塑造，组织力量，扎扎实实抓好重点研究项目的组织与实施，由此培育“品牌”。形象就是信誉度，形象就是市场，就是力量。我们不可能把社科院建成全能的社科院，但我们可以做到某些方面研究的“特色”，某些科目研究阵容和研究水平的强势，由此培育成社会公认的“品牌”。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切不可把科研队伍培育成“中间商”和科研销售商，更不允许“科研倒爷”的存在。科学研究就是做学问，它来不得半点虚假，科研品牌更不是靠自我作秀的广告和行政长官的捧场就能树立。正是这样，那种只玩嘴、不动手，只知跟着权力棍棒转的学术政客和盘剥科研人员的“科研倒爷”当是科研创新和培育科研品牌的大敌。正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说，“中国工程院不需要社会活动的院士”。其次，要特别重视严格把关《云南社会科学》和由社科院名义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的质量。要坚持“以文取人”而不能“以人取文”原则。“学术平台”当然可以“百家争鸣”。“文笔有误”、“文责自负”当然也是常识常理。但是对那种故作姿态，打着“为民请命自我作秀”的左视产品，编辑部又不注明态度，把社会上的个别例证连篇累牍作为学术中某一流派的理念进行批驳，甚至把实践证明是普遍认同的正确理念当成谬误或莫须有的人为“穿衣戴帽”，这就应当别论。必须承认，刊出去的文章就是“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很不容易收回来的，对自己声誉的影响“事小”，对社科院和研究团队的影响“事大”，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大声疾呼：《云南社会科学》是社科研究的“平台”，绝不是哪个人、哪个集团的私家财务，更不是权钱名交易的“平台”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