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体验社会进化论
回首治学学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1954年云南大学历史系第一学期的马列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以下论述：“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以下简称为“五形态论”，加上其他一些经典，便构成了本人的主要学理取向。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民族中的调研，并发表过的研究报告或文章有：
1《基诺族农村公社的认定》，调查时间是1958年11月至12月，田野报告未发表，论文发表于1963年《民族团结》10月号。
2《滇西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调研》，1962年11月至1963年2月调研并写出报告，1984年公开出版。
3《滇南元阳县马街纳楼彝族农奴制调研》，1959年3月调研并写出报告，1986年出版。
1958年至1962年间笔者曾对贵州省彝族农奴制与四川省大凉山彝族奴隶制进行调研，因故调查报告没有出版。
以上田野调研都是在五形态论框架下的简单比照，近于模仿，却也印证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加上当时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恰好印证了五形态论的存在。五形态论的特点是将人类社会发展排列在一个单一轨道，依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且后者取代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发展规律，因此，它就自然成为两大阵营冷战意识形态的焦点，政治性强于学术性，其严肃程度是今日年轻学人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一单线的社会进化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有基本共同点，故称之为社会进化论。
1963年后，笔者开始对田野资源进行具体研究，结果发现了五形态论的不少缺陷，便在昆明、北京、南京、成都、贵阳、呼和浩特等市的刊物发表了以下质疑或修正性文章：
1《越过奴隶制是我国民族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吗》，1963年。
2《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与凉山彝族的奴隶制》，1977年。
3《中国古代史的分期与农奴制问题》，1979年。
4《基诺族亲属制比勘摩尔根图式刍论》，1981年。
5《基诺族的恋爱特点与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1981年。
6《就民族形成上限答牙含章同志》，1982年。
7《再论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1982年。
8《从多民族云南农奴制谈中国历史分期》，1985年。
9《论历史规律性与异变性的对立统一》，1985年。
10《中国封建社会个性初论》，1986年。
11《脱胎差异与历史跳跃》，1988年。
12《跨时代历史跳跃——贵州民族史发展特征》，1988年。
13《云南成文史特征探讨》，1990年。
14《历史跳跃说——多民族云南发展研究的一种观点》，1993年。
15《求中国民族学之魂》，1999年。
此外，拙著《基诺族简史》（1986年）、《探索历史法则的足迹》（1986年）、《基诺族文学简史》（1996年）、《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1982年，参编）、《传统与发展》（1990年，主编），及此后发表的许多文章中，上述观点都得到充分发挥。
以上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五形态论提出了质疑或修正，其最终的结论是：历史发展规律既非依五种社会形态一一更替的单线论，也非毫无规迹可循的多线论，而是宏观总体的规律性与微观多样异变性的对立统一。这可以说是对五形态论的修正。
社会进化论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因与两大阵营冷战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故它既是主导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理，更是主导社会取向的西学。本人以多民族中国的实践检验五形态论，也可说是中体西用的一种漫长过程。在苏联解体10多年后回忆这段曾投入30多年心血的往事，不免有得不偿失之感，但在对那个非常时代的主导学理的锲而不舍的求索中，能自铸一家之言，且在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倒也问心无愧。
二 现代微观西学的人文思考
改革开放后，人文领域的西学源源引入中国，五形态论或社会进化论成为众多学派中的一种，应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同仁中多有它已被“抛弃”之说，事实上它确已被边缘化，学界也已很少再提到它。苏联解体的事实更说明，五形态论并非客观规律。其实，笔者上述30多年体验五形态论的过程，也证明了它并非客观真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它的某种合理性，如原始社会、奴隶制、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确有存在，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加上那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证明五形态的客观存在。看来，五形态论的失误不在于五形态的是否存在，而在于它立论方法的简单化与绝对化，社会发展的微观多样性被宏观单一性所取代，经不起实践检验在所难免。然平心而论，五形态论的失误也并非不可理解，社会进化论的代表作《古代社会》（1877年）出版后，曾在19世纪后期产生过巨大影响，两年后的1879年该书作者摩尔根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就是他的社会进化论具有启蒙作用的一种反映，只是到了20世纪两大阵营冷战时期，五形态论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说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核心，五形态论的学术层面上升为政治层次，更因它经不起时间考验，才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
近20年来笔者不断研习现代微观人文西学，也曾多次与西方人文学者对话，其重点在人类学领域，且不断在田野实践中加以运用，研究方法上的改进是显而易见的，如拙作《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1990年）、《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基诺族卷》（1996年）中的绝大部分资源，就是过去的调查报告中所没有的。1996年至1999年我又应邀参加了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何翠萍博士主持的《生命礼仪与人观》课题组，根据主持人西方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要求，对基诺族的生命礼仪进行了长时间深入调研，获益良多。多年的现代西学田野方法终于使我悟到，它的基本特点是微观研究，具体到一村一题，即使一村也多选择其中的婚礼、丧礼等为题，是一种明显的横向微观研究方法，恰好与社会进化论的纵向宏观研究方法相反。微观法的优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使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文化现象得到解释，社会历史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有利于对人类文明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因此，在我看来，现今的西学人文微观法与五形态论的宏观法看似形同水火，针锋相对，实则是相反相成，可以互补的。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微观法虽不研究人类历史规律，却也有自己的微观经典学理，且多被世人公认，但即使如此，其中也有尚待完善之处，这正是笔者追踪研究基诺族近50年的一种心得。以下举例加以说明。
举世公认的一个微观人文经典学理，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20世纪上期法国人类学家有关生命礼仪的以下论断：他“创造了‘过渡礼仪’一词，并提出礼仪包括3个可分辨而连贯的要素：分、转、合。”这一创新学理被应用于成年礼、婚礼的研究，确有道理，故被世人广为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乎情理的过渡礼仪三段式在诞礼与丧礼方面一直得不到具体印证。恰恰基诺族的微观人文资源弥补了这一缺陷，如拙文《濒危人文微观法与基诺族神秘型诞礼》（2004年）就说明，基诺族的诞礼仪式由一系列传统禁忌构成：婴儿降生地在竹楼阳台，辨别性别后马上呼名、割脐带、冷水洗婴，此间一直由接生婆抱着可谓婴儿的自然起点，然后是“分”，由接生婆将婴儿抱进楼内的生命柱交给产妇，此后婴儿就在母亲的护育下在此住满一个月，经历近20个禁忌，这就是诞礼的“转”，然后就有“合”，即由产妇将婴儿抱入父母居室常住。这整个诞礼过程不仅提供了诞生礼仪分、转、合的典型实例，而且它也生动的描绘了基诺族的原生生命观念：诞礼仪式的全部意义是由鬼到人的过渡，只有在生命柱下住满一个月，经过一系列禁忌考验的婴儿，才能取得人的资格，故这一由一系列人鬼连接禁忌构成的仪式全程神兮肃兮，实为与传统喜庆型诞礼大不相同的神秘型诞礼。
过渡礼仪分、转、合三段式缺乏的另一个实证，可由拙文《基诺族巴亚寨卓巴葬礼与家屋》（1996年）具体阐明，上述基诺族原始宗教卷也有许多具例加以解说，其特点与上述诞礼仪式的近似处是，它的三段式过程亦由一系列规范禁忌完成，其主持人是寨老的儿子与祭司。全程十分复杂而繁缛，不具。基诺族葬礼仪式的重要人文价值，还在于对过渡礼仪三段式的以下经典提出质疑：葬礼结束就是生命的终了，故有“人生如竹”为名的大作有以下形象解释：初生儿如出土的竹笋，此后如竹节般节节成长，长到竹尖即为终老。此说看似符合自然现象，却与基诺族生命礼仪反映的生命观念相反，因为这里的生不是始，死也不是终，生死双方的分、转、合之间具有可分辨又相互联系的种种人文环节，可以相互对接，故基诺族生命礼仪的基本特征不是直线的人生如竹，而是曲线的人生如环。这无疑是
对生命礼仪经典的一种完善。
前述基诺族人文资源与笔者目下正在完成中的著述，还充实了生命礼仪经典中有关成年礼仪的人文内涵。现今公认的观点是：成年礼仪三段式的过程虽然多种多样，却也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那就是分、转、合仪式一旦完毕，受礼者取得成年资格，仪式便告完成。此说既有理，也有据，但只能是一家之言，因为基诺族成年礼的完成时间与它大不相同，其基本特点是：一是成年礼仪的进入仪式，即受礼者取得成年资格的礼仪，其过程与前者相同。二是学会成年应具备的山地农业、狩猎、竹编、纺织等生存技能，以及与成年相应的歌舞与社会礼仪等。三是成年礼后进入恋爱过程，依据恋爱三阶段直到同居多时认为可以终生相伴并履行庄严的传统仪式后，便正式脱离成年组织进入结婚成家的另一个生命过程。因此，基诺族的成年礼仪实为文字前民族完成社会化的全过程，此间有一系列规范的仪式，其时间一般在3年左右，故它足可以成为与现有传统成年礼仪说相对的特色人文景观。
笔者1954年开始研习社会进化论的宏观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又研习西学的人文微观研究方法，两种西学方法交互使用多年后终于发现，西学中宏观与微观两种基本方法的相互敌对，相互排斥的状况，不适于中国国情。因为中国的人文传统是宏观与微观两种方法兼备。以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史记》为例，它的“本纪”起于五帝，经夏、商、周直至作者所处的西汉，涵盖了中国5000年宏观历史中的3000年，而它的“列传”则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多呈横向的共时态，且独具微观视野，如其中的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司马相如列传、刺客列传等等，人物与事迹的描述具体生动又富于个性，历2000多年仍被广为流传，说明它在纵向的宏观法与横向的微观法之间进行了巧妙结合，具有宏微通观的特点。本人对西学中的宏观与微观两种基本人文研究方法坚持不懈的研琢，历50年而兴趣不减，似与中国的这一人文传统有关。
三 多民族云南现代发展研究
1983年3月初笔者被任命为云南省社会科举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后，出于在位谋政的使命感，便改变自己的学科方向，转而研究云南的现代发展问题，集中精力设计了《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课题上报，于当年4月8日被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科研成果集中于以下两本书：《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研究》（1986年）、《传统与发展》（1990年），此间笔者又发表了以下一系列有关文章：
1《发展不平衡与各民族共同繁荣》，1984年。
2《云南现代化的理论探讨》，1984年。
3《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探讨》，1985年。
4《现代化概念及其背景刍议》，1985年。
5《宏观社会生态学与现代化问题》，1985年。
6《西南发展战略的跳跃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1985年。
7《西南发展跳跃战略简论》，1986年。
8《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跳跃性》，1987年。
9《云南后进民族历史跳跃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
10《脱胎差异与历史跳跃》，1988年。
11《脱胎差异与代差效应——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研究》，1988年。
12《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业的双重经济结构问题研究》，1988年。
13《云南经济发展难题的初步思考》，1989年。
14《第三世界现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9年。
15《第三世界现象与协调发展构想》，1989年。
16《第三世界现象与云南现代化前景》，1989年。
17《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四题》，1989年。
18《历史跳跃说——多民族云南发展研究的一种观点》，1993年。
19《要素嫁接与民族地区的发展》，1993年。
20《要素嫁接——多民族云南现代发展的特点》，1993年。
21《历史跳跃与生产力跳跃异同说——云南少数民族发展理论探讨》，1994年。
22《各民族共同繁荣与真正的民族平等》，1995年。
23《云南少数民族现代发展三论》，1995年。
24《立体多元差异——山区多民族元江县实现小康特点》，1996年。
25《基诺族籍迷失现象及其理论思考》，1996年。
26《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1997年。
27《市场先后律与各民族共同繁荣》，1998年。
28《民族文化瑰宝的识别》，1998年。
29《云南基本省情说》，1999年。
30《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说》，1999年。
31《社会主义二极战略说——多民族云南发展研究一得》，2000年。
32《民族文化现代变迁的两种类型》，2003年。
33《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兼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2004年。
以上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成果及所有论文的问世，都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密切相关，因为有了此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有研究多民族云南现代发展问题的可能。笔者首先对云南省情进行了全面研究，1984年提出了民族多、山区多、边疆国境线长的云南三大“基本省情”的理念，为学界与社会广为认同，之后以不同形式被吸纳，为云南现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或学理观点，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它由“脱胎差异”、“历史跳跃”、“代差效应”、“第三世界现象”等多个小观点构成，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多民族云南社会发展不平衡，20世纪50年代前尚存在原始村社、奴隶制、农奴制、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因此，它们与社会主义之间就存在跨越时代的历史跳跃，如原始公社与社会主义之间，就越过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制等3个历史时代等。既然他们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历史跳跃，他们的脱胎母体必然不同，这也就构成他们的脱胎差异。至于代差效应与第三世界现象，则说明脱胎差异诸族实现历史跳跃的艰难过程。其中多篇文字谈到真正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等，都在说明云南多民族间发展差距的拉大。上述文章多具宏观特点，但它们又多由本人的微观调研成果为依据，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是一次生产力大解放，但以父系大家庭组成的人民公社下属生产队却与父系大家庭公社的基诺族生产力形式合拍，故实行包产到户后他们十分伤心，竟唱出：“我们兄弟姊妹含着眼泪分别了”的迎宾歌。又如《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一文，是用基诺族实例说明现今嗜酒现象影响小康文明建设的严重性等。从总体上看来，其中社会进化论学理的宏观研究方法依然被我所运用，即使2006年的今天，无论学界还是大众，对20世纪50年代云南多民族中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说并无异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后，就打破了20世纪初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视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禁忌，又是—次思想大解放，多民族云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之有了长足发展。2000年超前小康的报道也随之出现，其中元江傣族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提前3年实现小康的计划引起笔者特别关注，因为据笔者所知，这个山区县难以超前实现小康。经3次调研发现，这里存在山坝、温层、城乡、民族分布等四元差异，它们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异在1至4倍之间，这就是立体多元差异，这也是元江县的基本县情，由此决定了这个多民族山区县不但不能超前实现小康，而且也不可能如期于2000年实现小康。这一研究已被事实所证明。在这个县域发展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又对省的宏观发展进行了多年研究，证明立体多元差异也是云南的现代基本省情，它也直接影响着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连接着市场经济的利益、资源择优、平等竞争三原则，即具有优势资源易于被市场自动配置并产生巨大规模经济效益者就可构成先进地区的基本要素，即市场先律区，反之则为后进地区或市场后律区，因此，立体多元差异与市场律差就构成当代云南两大基本省情，它们带来不同地区的巨大发展差距原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一研究成果也已被多民族云南20多年现代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但其中一个难解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偏爱富资源区，不爱贫资源区，故多民族云南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富资源区不仅可以超前实现小康还可超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贫资源区不仅难以实现小康甚至难以脱贫。既然市场经济规律不能解决贫资源区的脱贫问题，笔者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二极战略概念，其中的一极是效益优先战略，也就是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发展地区的战略，其另一极是本质优先战略，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战略，它属于绝对贫困的贫资源区，这些地区的脱贫至小康离不开国家战略高度的全面扶持。一些贫困县、乡至今多年难以脱贫的事实，也证明实施社会主义本质优先战略的必要。以上可谓本人在多民族云南现代发展研究中学通中西的主要学术成果。
四 跨世纪学汇中西回眸
从1954年接受西学社会进化论起，至今研习西学已半个多世纪，此间笔者既研读它们的学理，又运用它们的方法，可以说50多年间从未离开西学。皓首于西学后反躬自问，其间你的中体，或人文之根，又何在呢?
细想起来，吾人并未脱离中体，以下已发表的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章，就可以作证。
1《对彝族主要源流的商榷》，1962年。
2《彝族不是使用铜鼓的民族》，1962年。
3《元代云南的土官制度》，1963年。
4《土司职称及其演变考释》，1963年。
5《试论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64年。
6《试论秦始皇的主要历史功绩》，1974年。
7《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1978年。
8《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与评价问题》，1980年。
9《罗罗宣慰司与利利土司关系诸问题》，1980年。
10《〈越南历史〉篡改兀良合台出师安南史实考》，1980年。
11《罗罗斯何时归属元朝》，1981年。
12《论基诺族起义》，1981年。
13《元代凉山彝族女杰沙智》，1981年。
14《忽必烈与云南》，1982年。
15《基诺族地名研究》，1982年。
16《土官与土司异同考略》，1982年。
17《元代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研究》，1982年。
18《兀良合台出师安南考》，1985年。
19《云南历史研究所三大特点说》，1986年。
20《中国封建社会个性初论》，1986年。
21《一部开拓性的元代地方史》，1986年。
22《明四川行都司未因元制考》，1987年。
23《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1981年。
24《攸乐城遗址与清朝治理滇南边疆的历史坐标》，1987年。
25《基诺族文化特征与氐羌的渊源分析》，1989年。
26《云南成文史发展特征的探讨》，1990年。
27《试论大理战书》，1990年。
28《云南蒙古族鲁班节研究》，1990年。
29《宏观综合研究与中国民族史学》，1990年。
30《大理战书与朱元璋的平滇国策》，1991年。
31《中华民族凝聚力树状结构说》，1992年。
32《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略》，1993年。
33《中国古代民族问题两大类型说》，1995年。
34《忽必烈的云南情结》，2001年。
35《〈简史丛书〉非凡说》，2001年。
36《蒙古民族精神与忽必烈平云南》，2002年。
37《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2003年。
38《进化论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2003年。
39《忽必烈平大理国与人类智慧——求教翁独健先生史题的纪念》，2006年。
以上是论文，以下是专著。
40《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版。
41《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拙著《基诺族简史》、《传统与发展》、《彝族简史》（参编）、《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参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副主编）等书中的古史部分，亦有笔者的传统史学文字。
如上所述，作为史学专业学子的本人，从1962年发表史学文章至今，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从未停止。其中多数如元代土官制度等属于专题或微观研究，也有一部分如中国古代民族问题两大类型说等属于宏观研究。值得特地一说的是，其中有10余篇属于考据性文章，还有一本考据性专著，这说明作者对朴学——汉学——乾嘉学派即考据学派有些偏爱，如在《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一书中就曾拾遗补缺，对乾嘉学派史学考据大师钱大昕、魏源的个别性失误进行了修正。以上对中国传统史学持之以恒的孜孜求索或可说明，笔者仍以中华文明作为立足的根本。
回顾50多年的西学研习还可发现，笔者运用的基本方法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考据史学相近，其特点是承认西学的学理而又不视之为教条，并把它们放到中国社会去检验。以五形态论为例，原始公社、奴隶制、农奴制等的存在就证明其学理的并非虚构，但云南的原始民族在汉文化影响下越过奴隶制跃入封建制，富于扩张性的小凉山奴隶制迫使附近汉族封建制村庄向奴隶制倒退等事实，又使我认识到五形态论难以包罗人类社会丰富多彩且复杂异常的多样性，所以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因而笔者在苏联解体前几年就提出修正五形态论的以下一家之言：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是宏观总体的规律性与微观多样性的对立统一。这看似对五形态论的否定，实为中国学人对涉及人类命运的命题的参与式对话，是现代中西学人人文汇通的一种结果。再以上述现代微观人文西学中的经典成年礼仪为例，开始时我真的是带着它去基诺山验证的，证明“属实”后的几年间也曾对它深信不疑，直至10多年后的不断微观研究中才发现，西学经典只是这里的成年初始礼，是成年的入门仪式，此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成年终礼仪式，它严格要求当事人在完成生产生活资料再生产与人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全程后举行，故其成年礼仪的终结时间需要几年而非一个特定的短暂时日。这一微观研究结果对于西学经典学理来说，无疑是一种建设性修正，确切地说应是中西学人间的现代人文汇通，中国学人坚持不断的人文参与有可能使一个人类重要文化现象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还可以增加它的科学性。
跨世纪的上述人文回顾还可发现，笔者有一种韧劲，为认同一种西学学理不惜耗尽青春年华。如：为五形态社会进化论的中国化，曾投入30多年。为现代微观人文西学中国化的投入也有20多年。改革开放后为市场经济律云南化的投入，又有20多年。即使1958年奉命进行基诺人民族识别因故未果，此后抓住一个特殊机遇于1979年圆梦，亦有20多年时光。此中的甘苦多多，今日想来只有心知，难以言状。这就是学通中西的难处，也是它的可贵之处。至此不禁自问：对个人50多年跨世纪的学路作何概括呢?窃想我一无家学渊源，二无人文社会科学根底，又何以能在社会历史大变迁的时代混了出来，没有误入歧途，反而在学汇中西间有点滴奉献呢?看来，其中“实”字，或“实事求是”，相当重要。“实事求是”一语首见于《汉书·刘德（汉武帝之弟）传》，邓小平1992年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可见这一千古名句是古代东方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巧妙汇通的典范，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本人50年学路的以上记述，有历年问世的铅字为证，近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考据史学，故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吾人尚未脱离本族的人文之根，而这正是做好中国特色人文社科研究的本源。
2006年获省社科界仅有的“兴滇人才提名奖”，同年5月9日省报的公示如下：
“（4）号杜玉亭同志事迹简介：杜玉亭，男，汉族，1934年2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杜玉亭同志从50年代至今，年复一年深入基层调查，在研究云南省情、民族识别、民族历史与现状、云南现代建设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云南‘民族多、山区多、边疆国境线长’的‘基本省情’，深入研究其社会发展的差异性、规律性；总结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立体多元差异’和‘市场律差’特点，为科学认识省情，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重要的决策参考。他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代表识别组写出的基诺人识别报告，为1979年国务院确定基诺人为单一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55个增加到56个。在史学领域，他对中泰关系史、云南民族史的研究，在中外学界产生了良好影响，首次为无文字的基诺族撰写了成文史。他上世纪80年代担任导师，培养了12名硕士研究生。在科研和教学中，提出并实践“深入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命题”的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理念，指导和培养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门人才。杜玉亭从事科研工作48年，著述丰硕，新说迭出，发表论文百余篇，著作9本。其中，主持、主编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著作2本，独立完成国家项目子课题著作3本。1983年获云南省劳动模范称号；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此可为国家与云南人民对吾学绩的认可，我将再接再厉，层楼更上，作为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