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后第一个泰语翻译
1948年，泰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查封当地的华文中学。我所读的曼谷中华中学也被迫停办，只好回广州读书。1949年在广州长风中学读高中，同年10月广州解放，11月我投考军政大学，随学校行军，于1950年2月抵达昆明，在市郊板桥镇学习。由于我懂泰语，尚未结业就于同年4月被抽调到外俘管理所当翻译，对两名泰国籍的国民党军俘虏进行管理教育。这两名俘虏是泰国东北部佬族人，他们原来是老挝抗法组织的成员，于1947年和一批佬族人一起被派到驻云南的国民党26军教导连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变政策，导致该军训教导连于1948年撤销，一些有门路的回泰国、老挝，有一些人被骗卖在该军警卫连当兵。1950年初我军解放云南击溃国民党26军时，这两名泰国人也被俘。我们按上级要求，对两位泰国籍俘虏进行解放军宽待俘虏政策和国内外形势教育，组织他们每天收听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泰语新闻广播。后来，根据这两位泰国籍战俘的意愿，他们于1953年被释放，自行回泰国与亲人团聚。
用泰南方言和西双版纳的傣泐族交谈
1952年，我被调到西双版纳做边疆民族工作。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西双版纳傣族和傣语，但抵达西双版纳的第一天，就能够大体听懂傣族所讲属于生活范畴的主要意思，也可以用泰国南部方言的生活辞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我就十分诧异。我出生在泰南离马来西亚边境一百多公里的宋卡府合艾市，与西双版纳有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为什么泰南方言的音调会与西双版纳傣泐语有些相似，而作为标准泰语的泰国中部泰语或曼谷泰语为什么与傣泐语差别较大呢？后来，查阅泰国史籍（1963年格盛班那吉出版社出版），由乍俞.猜差纳编撰的《泰国史》称，在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拍拉麦逊国王于公元1388年前后出兵攻打清迈兰那国，掳掠许多傣泐人，将他们迁徙到泰南半岛的洛坤、宋卡等地，使当地泰语方言具有近似傣泐语音调。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事例：泰国陆军有一位中士，是泰南洛坤人，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当美国雇佣兵入侵越北，被越方虏获关在奠边府战俘营。当被关得时间长以后，他能够在战俘营附近散步。当地有一个黑泰族村庄，黑傣语和傣泐语近似。这位泰国中士可以用泰南方言和黑泰族交谈，那些黑泰人把他当成自己人，终于帮助他逃离奠边府回泰国。他把这一遭遇写成文章刊登在大约1962年某一期的泰国陆军月刊《育他谷》。
大约是1955年，中国佛协从北京把佛牙舍利护送到景洪让傣族供奉。护送佛牙的北京法师向傣族讲说佛法时，我不得不当翻译。翻译中尽量以傣语音调用泰国佛教词汇，将法师讲的主要精神传达给听讲的傣族，顺利完成了翻译任务。
用泰语搀傣泐语担任老挝语翻译
20世纪50年代，我长期在中共西双版纳边疆工作委员会统战部做民族上层工作，我原来讲的泰南方言已完全变成景洪标准的傣泐语。大约是1954年，有一个孔明灯从老挝随风飘到西双版纳境内，孔明灯内附有老挝文许愿祈求书。当时西双版纳没有人懂老挝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老挝文，只好把祈求书词汇的老挝字母和泰文字母对照辨认，加上老挝词汇和傣泐语有相似之处，终于能看懂祈求书的大意。1961年，与西双版纳勐腊县毗连的老挝丰沙里省军分区司令坎温·布法中校发动中立反美起义，并向中国求援。当时云南还没有老挝语翻译，不得不让我当应急翻译，用泰语搀傣泐语充当我方接待坎温和进行会谈的翻译。大约1962年，老挝北部军区司令坎温·布法准将派三个步兵营到西双版纳进行军事训练，我担任联络官的老挝语翻译。1964年，坎温又派一批军官来云南培训，我和另两位泰语翻译将中文教材译为泰文，用简易泰语翻译给教官当翻译。培训班开课不久，我又被抽调去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老挝解放军政治干部培训班工作，负责将泰文的毛主席著作有关战略战术章节，转写成老挝文；转写过程中，遇到我不懂的就找老挝学员商量和请教。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该培训班工作5个月期间，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到北京访问，我跟随政治学院干部陪同老挝学员去钓鱼台宾馆见凯山。培训班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老挝全体学员，我也陪同老挝学员前去，并有幸在接见中给周总理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实说，由于我没有系统学习过老挝语，因此在进行老挝口语翻译中，往往用泰语词汇搀一些傣泐语代替老挝词汇。
担任泰国王姐殿下访问云南的学术翻译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泰国学者陆续来云南访问并到我所工作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后来扩大为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1986年11月我应邀访问泰国清迈大学，在该校人文学院座谈会介绍西双版纳傣族概况。该校社会学研究所的德国籍专家汉斯·本教授知道我对西双版纳比较熟悉，立即向即将访问西双版纳的泰国王姐甘拉雅妮公主殿下推荐我，使我有幸在王姐殿下十二月访问西双版纳、德宏、大理时，担任她的学术翻译。跟随王姐殿下访问的学者除了汉斯·本教授以外，尚有著名语言学家班祝·攀突麦他教授等人。王姐殿下访滇，北京外交部派有专门的泰语翻译，但该翻译对云南和傣族历史文化不熟悉，因此在学术考察和座谈时，由我担任学术翻译。
向诗琳通公主殿下提供“八旗军”资料
1994年诗琳通公主殿下访问我国东北回国后，向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索取有关满清统治中国前后的“八旗军”情况。当时我在朱大亚洲所，负责将中文文献有关八旗军记载用泰文整理成系统资料，公主殿下将它作为她访问我国东北的《雾中雪花》的附录。一九九六年，诗琳通公主殿下主持翻译我国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行云流水》，公主殿下学术秘书要我校正译文，并协助做注释，以解释泰国人太不了解的中国一些生活习惯。
古稀之年担任《湄公河》译审
为了贯彻执行我国关于睦邻、友邻的友好政策，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指示云南省政府新闻创办泰文《湄公河》杂志。创刊号在北京编译出版，第二期起聘请我担任该杂志译审，负责译文的审改定稿。我以前虽然应急从事过翻译，但主要是口译和教材翻译，而《湄公河》却是国家对外宣传刊物，对翻译的准确性和质量性要求较高，给译审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7年多来，我在大家的帮助下，基本上完成了该刊的译审工作，刊物质量日益提高，基本上没有出现重大差错。我的初步体会如下：
端正态度——首先要充分认识党和国家创办外宣刊物的宗旨，是为了贯彻我国对邻国实行友好政策，是落实睦邻、友睦的措施之一。我年过古稀，想用宝贵时间追忆编写傣泰研究心得。如果这刊物是企业或一般机构承办的，我是不会应聘的。但这是国家赋予的任务，不但要做，而且要想办法做好。
确保重点——《湄公河》是综合性刊物，栏目不少，既有带政策、政治性的特稿，也有综合信息、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栏目。首先要确保特稿翻译的准确性，以便使泰国读者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状况和内外政策。
慎用王室用语—— 泰国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王室成员在泰中友好往来中起着重作用，《湄公河》每年都有涉及王室成员活动的报道或文章，其中免不了要使用王室用语词汇。我们除了参照王室用语手册以外，把握性不大的我们尽可能请教泰国驻昆总领事馆，避免出错误。
不耻下问——综合性刊物必然涉及许多专业词汇，除了不怕麻烦的查字典、手册以外，有必要虚心地向有关部门、专家以及任何熟悉有关词汇的人士请教。如属于某些少数民族的词汇和情况，尽量向该民族的朋友请教等等。
为读者着想——我国某些地名（如汉口、合肥等）、历史朝代（如隋、唐）、古代著名人士（如白居易、汉武帝等），国内读者都能知晓，但泰国一般读者大多数不太了解。我在定稿时都应尽量加以说明，如地名都注明所属省份，朝代则用括号注明公元年代，属于著名人士除注明其身份（如文学家，科学家等）外，也尽量注明其出生和逝世年代。
避讳某些译音——在用音译方法翻译某些名称时，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误解或其副作用的译音。如云南少数民族纳西族，应当译为???? 千万不要译为 ???? 以免与“纳粹”混淆。纳西族支系摩梭人，至今仍保留母系社会的阿注婚。不要音译为 ???? ，因为????可以引申为污秽，会误解为这个称呼本身是对阿注婚的贬称。可以用近似音译为????。另外，云南还有哈尼族，应当译为????，不要译成?????，以避免把这译音误解为“哈，逃跑”。
切合泰国国情——我国的某些文稿，有时只写泰国人的名字而省略其姓氏；有时连该人的男女称呼也没有。泰国报刊媒介在提到有关人物时，要写明其称呼（先生、女士、小姐）或头衔（博士、教授）或军衔、警衔等，我们定稿时均尽可能将被省略的称呼或头衔等补上。另外，对泰籍华人的姓名，虽然他们在与我国打交道时，习惯使用中文名字，泰国中文报纸也会同样使用中文名字，但在泰文报刊不能用中文名字译音，一定要用其泰文名字和姓氏。
精益求精——我虽然从小在泰国就讲泰语和汉语，读书也读泰文和中文。但是，毕竟是归国61年，对泰文的使用肯定不如泰文程度较好的泰国人。因此，进两年来，我们专门请昆明学习汉语和就业的泰国朋友作为第一名泰国读者阅读我审改过的译稿，然后提出修改或润饰的意见，以便提高刊物的翻译质量。但是，由于泰国朋友对我国国情的了解和他的中文水平的局限性，他提出的意见和看法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对或确切，不能无原则的迁就。例如有一个中文句子：“他们（传说中的古人）把这个怪兽带回家供养起来。”“供养”译为泰文应该是????，但是一位泰国朋友把它误译为????????（抚养）。这个“第一名泰国读者”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用泰语的惯用语来修饰译文。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作者：谢远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