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羞与大师们比
这几年来，尤其是我的《意境论》出版并得到省内外好评以来，我有了写一生学术经历回忆文章的想法，我常常回忆起我的立志、奋斗和坎坷，我的文章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以及所受到的赞扬、获奖，当然，还有商榷和批评。
然而，一想到学术界那些举国公认，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和怀念的前辈硕儒名家，我便自觉惭愧了。他们自小熟读典籍，浸润旧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熏陶；然后负笈重洋，留学一国数国，精通几国语言文字。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俯瞰中国文化，立论高瞻远瞩，突破了一般学者的短视、斜视甚至盲视。他们的著作一问世，便从四面八方传来了一片惊叹之声；像一道道闪电，给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摸索前行的人们照亮了路径和方向。就我记忆所及，像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和《西方美学史》，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冯友兰的《贞元三书》（后扩为六书）等等，便都产生了“轰动效应”，或洛阳纸贵，或奔走相告，或辗转借阅，或据文征引；并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长盛不衰，足以流传后世，列入典籍。他们是我辈的楷模，他们的著作是一座座丰碑。他们写下的回忆录，或他人为他们写下的追忆、访问文章，常给我辈带来榜样的力量，带来鞭策和激励，使我们面对来自权威者的“不要走白专道路”、“不要追求成名成家”一类号召、警告的聒噪之声充耳不闻，没有上当受骗，误入圈套。
比起上述前辈大师来，我显得渺小无能。我也跻身写起回忆录来，能写出些什么值得印上白纸进入人耳的内容?我们这一代学人所处的时代限制了我们，从小读的是“五四”运动以后时兴的国、英、算、常识等门新学，到了大学，则是教育部规定的各种专业课程，内容则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阅读和研究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专业所需的典籍和知识，大致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开始自学的。当时的社会现实为我们设置了一道道藩篱和障碍，规定了务必恪遵的政治训条。靠着中外古圣先贤的人格风范和他们留下的经典的指引和鼓舞，以及上述大师们榜样的力量，我们才获得良知，而蔑视训诫，突破禁区。于是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经常的劳动锻炼中挤出时间来，甚至放弃了人们看电影、打麻将的消遣，躲在卧室里偷读“洋名古”、“封资修”。尽管我今天的成就未能实现原来的抱负，甚至差距很大，但我此生总算不是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我最初的抱负是研究古今中外诗美学并把它们熔为一炉，铸造一部包罗性大格局的诗美学。也曾四面出击，但都力竭而止，草草收兵。譬如，想完成一部《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评传》，只写了一篇27000字文章即罢；应《滇池》编辑之约，每年为该刊写一篇年终诗评，打算最后集为《滇池诗评》专书，但只写了一篇1983年诗评，即因该刊人事变动而终止；计划退休后写一部《中国诗学的历史轨迹》，内容既不是中国诗学史，也不是中国诗论史，而是中国古代诗论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史，自信无人写过，也收集了部分资料，出版社的编辑也鼓励写出来，但终因力不从心，诸事繁杂而作罢；特别是那部终生念兹在兹的大型诗美学，最后竟像庄稼歉收似的，浓缩成为《意境论》。个人不能不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过去许多人可能大都如此，我又岂能例外!不过，检视一生，也还有一些成果，差足自慰，也就鼓起信心撰写本文了。
二 “一本书主义”
我在四川一座小城上小学时作文为全班之冠，上初中时全初中部作文比赛得过第一名。初中时偶然从已故堂兄的书箱里发现茅盾、巴金、曹禺等作家的新文学作品，沉醉于文学的魅力之中。高中时接触到西方和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品，一次偶然读到昆明北门出版社印行的艾青诗集《在北方》，被它的战斗激情和沉郁意境所深深吸引，也喜欢中国古典诗词。读初中时接触到中国古代文论，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纸张奇缺，常常没有教科书，一位姓张的语文教师在黑板上抄下他所喜爱的古代文论名篇，像《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和《文心雕龙》中的一些篇章，来教学生，使我受到古代文论的启蒙教育。上高中和大学时，常给报纸投稿，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通讯和小说的习作，多带模仿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公安部门，觉得不大适合个人志趣，1954年便趁着大行政区撤销去报考大学，上的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常常发表诗歌。1957年的反右风暴过去，在我的档案里留下“中右”灰黑色鉴定，1958年被发配到丽江教中学，一教就是22年，许多宝贵的时光被浪费到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中。最初几年还发表一些诗歌和诗歌评论文章，后来“左”风劲吹，觉得与其浪费生命去写“大批判”文章，不如静静读书，于是下苦功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美学和诗话，作了不少笔记。我立下志愿，将来要写出一本包罗古今中外的诗美学专著来。
1980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类古代文论专业，被录取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为助理研究员，先当《云南社会科学》杂志编辑，后调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任副总纂。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我仍从事我所爱好的诗歌美学，但不得不断压缩计划，把研究目标缩小到抒情诗意境的较小范围上来。这好比是把挖掘一条运河的计划缩小到深挖一口井。我还不得不化整为零，分章撰写。1983年先把已写好的9篇论文汇成《说意境》一书出版，获省人民政府“云南省1979~1989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中国新诗大辞典》作为词条收入。后来重写并扩充为现在的《意境论》，1996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20多年来心血的结晶。记得1957年全国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当时我就想，“一本书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就来个反其道而行，奉此主义为人生圭臬和鹄的。现在呢，我个人的“一本书主义”终于大功告成。
原中国文联负责人张光年读到此书中发表的一些篇章时，在给饶阶巴桑诗集作序时写道：“像那样匠心独运、有独特见解的诗歌评论是不多的。”
云南人民出版社蔡育曙编审在本书《序言》中认为：“该书有几个突出特点：一、作者以高屋建瓴的姿态，以广阔深沉的学术眼光，将诗歌的意境问题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放在一定的文化坐标上来进行研究，勾勒了意境问题的发展脉络和体系，有理论深度，并给人以纵深的历史感。二、作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文化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等方面对意境问题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比较古今，贯通中西。三、作者从自古及今的诗歌创作实际出发，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关于‘意境’问题诸多见解的理论实际出发，对‘意境’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创作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有血有肉，给人以创作的实感和质感。”并认为：“该书视野开阔，内涵深厚，理论严谨，说服力强。”
延安大学古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发表《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一文中称：“蓝华增在《意境论》一书中，不仅用意境赏析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和《夜雨寄北》的意境美，同时也赏析了艾青《太阳》和陈继光《谜语》的新诗意境，而且还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诗歌意境的创造问题。蓝著旨在探讨‘意境说古为今用’的问题，是意境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这本书分为3编12章，分别探讨了意境理论和意境学说史、意境说专著研究、意境说广论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注重研究了意境理论的现代化转换。
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从而发生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意境理论是古代的，也是现代和未来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是21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古风：《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可以说，《意境论》一书是属于未来的。
三 不算丰硕的成果
我除了“一本书主义”的《意境论》（及其雏形《说意境》）外，还有以下几种不算丰硕的成果：
1《云南诗歌史略》。副题《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清末民初云南著名白族学者赵藩曾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评价了自古至清云南的重要诗人及其诗作，历来被视为滇诗史略。但它却是仿照金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写成的，言简意赅，难于读懂。我在省志办任副总纂时，接触到众多的云南史志典籍，就仿效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史证诗的写法，用云南史志所载典实，将这60首咏史诗笺释了出来，每首先录原诗，下分解说、注释、译诗、补说4个部分。本书为全省编写文学志提供了参考资料，也为广大读者贡献出一本云南诗歌史略，因此，将书名定为《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后，甚受读者欢迎，被评为省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省地方志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暨后我又读到不少本省史志典籍，又广泛征求了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写出了修订意见，待机重出修订本。
2《云南省志·文学志》。此书系我受省文联委托主编。我邀约了云南大学原中文系主任、云南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李丛中教授，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主任刘辉豪研究员分别担任当代文学、民族民间文学二章，我一人担任最难的现代文学一章，并负责全书的计划、组织、统稿、修订等项工作。这是云南省专家修志的一部成功分志。由于是专家修志，所以不像其他许多分志一样，要设置处级的修志办公室，聘请正副主任，调集编辑人员和资料人员，而且耗费数十万元。我们仅用业余时间，即完成了《云南省志文学志》，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此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存史价值。
3《黑格尔关于文学的美学》。这是我在担任《云南社会科学》编辑时所写，当时我潜心研究了一段时间的西方美学。各章都曾单独发表过。湖南文艺出版社曾有意出版，后因全国性书业大滑坡而搁浅。有的出版社编辑认为它有出版价值，也许它有朝一日能与读者见面。
4《云南地方文学论集》。此书是我研究云南地方文学的论文集，30多万字。还待字闺中。
此外，我还担任云南大学中文系主持编写的《云南地方文学史》现代文学卷副主编，参与《云南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美学诗学论著选》等书籍的部分撰稿工作，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解放军文艺》、《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艺集刊》、《社会科学战线》、《云南社会科学》、《历史集刊》、《云南古籍研究》、《云南方志》、《孔学研究》、《边疆文艺》、《滇池》及省内外多个大学学报发表过文艺学、美学、历史学、方志学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近百万字，有的经过改写收入专著，论文多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复印转载，也被其他一些文丛选载过。我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地方志的编辑工作，这些是“为人作嫁”的工作。
四 不是经验的经验
几十年的学术经历，跌跌绊绊，成就不大。经验也不值得多谈，简而言之约有三点。
1确定目标，百折不挠。人贵立志，我从小立志于文学，数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坡坡，曾多次遭到批评、围攻、斗争、诬陷，都是逆境奋斗，从不敢灰心懈怠。这是我今天还能写出一些论著的根本原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简言之就是立志、奋斗、成功三境界。这话非过来人不能道，也非过来人不能深切体会。
2广泛求知，力求深广。研究学术，要力避知识单调，有些人只读专业书而不旁迁它涉，结果写出来的论著眼光狭窄而甚少创见。我虽浅薄，还知道要多读一些相关学科的书籍，力避知识呈线性状态。我学历史，对文学研究大有助益，论著多有历史纵深感。我也学习美学，所以论著也有审美趣味。我也学习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特别习练写作，对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下过刻苦功夫。这些在我撰写论著时都发挥了作用。当然，比起前辈大师来，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高山仰止，我在困顿中颠踬前行，奋发不已，虽不能与大师并肩，但总归留下了学术足迹，此生没有白活。比起那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辈来，或比起那些以抄袭剽窃为能事，欺世盗名之徒来，自觉问心无愧。
3寻师访友，虚心求教。我资质驽钝，学殖不深，但尚能求师访友，以匡不逮。云南大学张文勋教授给予启发帮助，惠我良多。好友王国祥研究员时赐教益，面告缺点。云南人民出版社蔡育曙编审审正书稿中不当之处。欧小牧、尤中、吴积才等学者指正《云南诗歌史略》中的缺点错误，使我得以订正。其他师友给予指点者尚多，不能罗列。我将铭记他们的情谊。
我的学术一生，归纳为4个字，就是：百折不挠。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