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政从业
我于1935年出生于云南省姚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高小毕业后即居家务农。1951年以半工半读入初中，毕业后在乡、区、县做基层工作；1956年进云南省财政干部学校学财；
1957年考入大理农校学农；1961年考入云南省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1965年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自1970年起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党政部门从事文秘工作，1975年任中共楚雄州委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任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在十几年的文秘工作中，由于长期从事写作，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功底，且参与领导层的活动，掌握了大量地情资料。在此期间，系统整理过自治州的州情资料提供领导使用。改革开放以后，受命主持编写《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为后来从事地方志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2年5月，参加在武汉举办的中南西南九省地方志研讨班学习。联系以往的工作，自己开始认识到了编写地方志，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一地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开发地方、建设地方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作用，虽然地方志工作是一个冷门，比起我当时所从事的行政工作来是坐冷板凳的，甚至被人看不起的工作，要自甘寂寞的。但我仍然下了决心毛遂自荐，辞去州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承担编写《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的重担，州委和政府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州长兼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铺开了全州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
1983年，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成立，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尧汉（彝族）担任所长，本人被任命为副所长。开展方志工作并担任彝族文化研究所部分工作之后，自己越来越感到所学专业不对口，相关专业知识不足。我本人的专业是文科，并且在15年的文秘工作中打下了较深厚的文字功底，也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但历史学、民族学、方志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必须补课。因此自己采取边学边用的办法，在着手撰写《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国家统一组编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同时，把读书、治学、调查研究、撰写编辑和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安排，有序运作。
二 学习、研究、开拓
当时，地方志工作究竟怎样开展，中央和省还没有“红头文件”，领导和群众大都不知地方志为何物，摆在自己面前的就是4个大字——学习、开拓。经过一段艰苦的实践之后，我进一步认识到：地方志工作为著述之千秋大业，但同时又有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收集资料的工作，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带行政职能的工作，它学术性很强、涉及面广、要求高、难度大，非有行政的权威而不能组织领导，非有常设的机构而不能从事运行，非有娴熟的专业知识而不能编纂志书。首要的工作应是建立什么样的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条件，配备什么样的班子的问题。我向州委和政府提交了开展工作的原则和方案的报告。在尚无外地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确定了州县两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级别和人员编制，相应的配备班子和办公条件。这是云南省第一家“到位”的机构级别与编制，省志办曾在全省予以推广。
在业务上，我们将地方志工作紧紧地与党政中心和现实结合起来，服务社会，服务当代，服务改革开放，服务领导决策，提出了“长短结合，以长促短，以短养长”的工作思路（即在编写《楚雄州志》长线产品的同时，结合党政中心编写出版一批短快产品及时地为现实服务），确定了1984年编印《楚雄彝族自治州简介》，同时创办《楚雄方志通讯》季刊；1985年完成《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编写，同时着手收集资料，组织编纂州志；1986年编出两部州志分志稿在面上交流推广；1987年编写出版《楚雄风物》和《大事记》初稿；1988年整理出版旧志民国《姚安县志》，并开始逐年编写《楚雄州年鉴》；1989年编写《楚雄人物》；1990年完成《楚雄彝族自治州志》初稿的长计划和短安排。这样，年年有成果，年年见效益，方志工作的知名度不断提高，1986年，州人大常委召开例会，听取并审议了我作的《关于在我州开展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对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以后又在制定《楚雄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中将地方志工作写入了自治条例，为地方志事业立定了地方法规，这在全国亦为首创。
在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深造上，一方面采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往复循环的路子，步步深化，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带领一班人开展编纂工作。如在编《楚雄州志》前，先编写了《楚雄彝族自治州简介》，再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进行“练兵”活动；为突破难点，主编了《楚雄人物》，逐步进入大型长线产品《楚雄州志》的编纂。另一方面，自己挤出时间，加班加点，日夜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进入了历史学（特别是云南地方史）领域、方志学领域、社会学领域，3年时间，读完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方志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度过了孤灯苦读的不眠之夜。又涉猎了地理学、民族学、文献学知识，翻阅了大量的旧志书、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在阅读旧方志的同时，与几位同仁共同标注了民国《姚安县志》（100余万字，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成之日，得到80高龄的全国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老先生热情赞扬，高度评价，予以作序，他在序中说：“在修志之初，首先从整理旧志入手，深具灼知远见。”而且“治事和治学有方，值得学习，值得提倡”。
要编出高质量的志书，对地情不仅要从总体上掌握，而且还应占有一些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并能用社会学的知识作出科学分析，探寻规律。我感到自己对州情从总体上虽能够把握，但对基层的认识还不够，这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知识，为了补这一课，我用业余时间读完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社会学专业之后，并且组成3人调查组，自任组长，到20世纪3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进行社会学调查并著有《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社会学专著的禄村、易村和叽拉彝村、金山镇等农村和城镇，作了长达10年的阶段性的（每年一次实地调查和发展观察）农村社会发展的追踪比较调查，在调查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曾于1990年5月亲临禄村、易村，看了我们的调研材料和发表的文章，在鼓励和赞许的同时作了具体指导，用3天时间具体帮助研究。全国著名社会学家张之毅先生（1940年《易村手工业》调查者）为我们的调查写了8000多字的指导信件，从北京寄到楚雄。经过调查，先后撰写了《市场经济与禄村兴衰》、《易村产业结构变革50年》、《禄村消费方式的沿袭与发展》、《叽拉彝村经济探索》、《金山镇的手工业》等一批社会调查文章，约10余万字，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彝族文化》等刊物。后又写成了专著《费孝通禄村农田50年》一书，199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调查，深化了对楚雄州城镇、农村，坝区、山区，彝族聚居地区、汉族聚居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为编纂州志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 结合云南实际，对方志学理论进行深入探索
要编一部高质量的志书，首先应研习并通晓方志学理论，决不能做盲目的实践家。但地方志姓“地”姓“方”，必须把理论和云南实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才能编写出有特色的志书。就云南而论，其基本的特点是民族、边疆。地方志理论要联系这一实际。自1982年承担《楚雄州志》主编以来，我没有急于动手撰稿编写，而是花了足足3年的时间进行学习和理论探索，我在上下求索中读完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的方志学专业，并涉猎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等专业，把地方志的原理原则和省、地州市县、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发表了40余篇理论文章，对地方志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与及其属性、功能、体例、篇目、各类专志的编写、总纂问题以及地区特点的把握、方志工作的开展、方志著述的评论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些文章都从编纂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出发，给予理论的分析和具体地解决，针对性强，亦不乏创见。
在《总纂应把握住志书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一文中，力主志书要写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认为总纂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必须围绕着如何表现好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志书成为个性突出，色彩鲜明的著述，而不致大同小异”。“人们对特点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将其反映在志书中更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抓住一地特点，往往是在对地情反复熟悉、纵横比较、融会贯通之后。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就能认识它；只有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记述它。”并且辩证地论述了全面记述与突出特点之间的关系，主张编写出“全”中显“特”、“特”里见“全”的志书。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就有25个，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怎样记述好各民族，成了云南修志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人在楚雄时就注意到楚雄是一个彝族自治州，尤应从“民族”和“自治”的特点出发深入探究。发表了《试谈民族地区修志反映民族特点的问题》、《编写民族志过程中的几点思索》、《民族志十题》、《楚雄州志编纂初探》、“再探”、“三探”、《民族志杂论》、《浅谈民族志的源流与分类》、《论民族志》等一批论文，对民族志的属性、功能、流源、分类、指导思想、记述范围、体例、资料、班子组建，以及在编纂过程中应掌握好的政策问题等作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1990年11月，云南省民族志理论研讨会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召开，55个地州市县以及四川、贵州、湖南的修志同仁和专家学者140多人参加，其中有汉、彝、白、回、藏、苗、傣、佤、景颇、普米、怒、瑶、满等民族的专家和修志同仁，本人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和交流。此后，又到全省和一些地区举办的修志研讨班讲授民族志编写的课程，还帮助40多个地州市县审定了民族志和民族篇章。
在被调到云南省志办担任主任之后，在行政、业务双肩挑的情况下，仍继续进行大量学术研究工作，亲自到边疆地区考察，与同仁一道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修志工作，讲授方志学，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了《边疆民族地区修志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论述了边疆民族地区修志应着重记述边疆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因为伟大祖国边疆的历史是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他们在被称为边荒化外、蛮烟瘴雨之地世代繁衍生息，守住了祖国的大门，也发展了自己”，“值得记述，值得讴歌”。结合总结瑞丽市的经验，力主边疆修志要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通过对个性的记述体现共性，而又在共性的把握上不忘个性，使志书既不离原则，不悖志体、志法，但又特点突出、色彩鲜明”。如瑞丽“遵循以义取例，以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增设了民族、宗教、土司、山官、边境外事、口岸、旅游、农垦等八个专章”，“使人们看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风貌”。把志书写成了富有边疆民族特色的志书，引人注目。
四 对地方志发展问题的探索
在我被调到云南省志办担任主任之时，全省第一轮志书已处于出版发行的高峰期。但在硕果累累、喜气洋洋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志书编完后，志办做什么?”有的地方和单位“志书成，志办散”，老同志退休，年轻的调走，机构名存实亡；有的机构甚至被撤并了，志界的同仁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方志事业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忧虑重重。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从历史经验中进一步明确方志事业的功能及其对现实的意义，并从方志事业的长期发展中探求新方志事业发展的长期性与连续性。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方志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新方志发展历程，发表了《我国方志事业发展梗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与续修》，为了给全省方志培训班讲授课程，又撰写并发表了《方志发展史梗概》一文（已列为《云南史志》增刊，方志学讲义专辑），这些文章，用中国地方志两千多年发展史料证实了中国地方志事业的长期性与连续性。说明编修地方志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事业，地方志书要一代一代地进行续修，并提请省人民政府下发了方志续修的文件。争取全国第一次地方志续修理论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以后又在大理和曲靖召开了全省第一次、第二次方志续修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上弄清了续修的道理，提出了续修的任务，稳定了机构、队伍、人心。以后，又认真总结编修新志的经验，陆续撰写了《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和《开创地方志工作多功能的新局面》、《联系云南实际，贯彻全国会议精神》等一系列工作研究文章，深入探讨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途径。
对已出版的地方志书，主张进行评价、宣传、开发利用，撰写了《谈志书评论》、《再谈志书评论》等文章；并为《双柏县志》、《西盟佤族自治县志》，民国《姚安县志》再版本等作序、写前言；为《玉溪市志》、《双江县志》等写志评。开展了评选、奖励表彰优秀方志著述的工作。提出了修志、读志、用志的任务。
1997年，在全国地方志续修理论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之际，本人方志论文集《志林新探》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献给会议的一份礼品，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王天玺为该书作序。他在序中指出：“钱成润同志是云南最早从事新方志编纂的成员之一，他在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志》之后，又被调到省志办主持工作，担任《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史志》主编，在编纂实践中，他联系我省实际，对编纂过程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具体的解决，撰写了一批文章，并选集成这本小册子。这些文章既有针对性，也有理论高度，其中如对民族志的探索，抓住了云南一大实际；对方志工作的探索，抓住了地方志‘官书官修’的特性；还有对志书的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体例文风、地情研究的文章，也都不乏新意。”
五 大量的撰稿、编纂、审定工作
我的主要时间大量的还是用于编纂志书、撰稿和审定各地州、市、县志的志稿上。1985年所编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1986年《楚雄人物》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88年民国《姚安县志》校注本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开始主编《楚雄州年鉴》。1992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志》6卷本完稿付审，共500余万字，1993年后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获全国优秀志书二等奖，云南省优秀志书一等奖。1993年调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任主任后，并任《云南省志》副总纂（总纂由省长兼任），《云南史志》主编，10年（至2004年编完最后一部分志）期间，《云南省志》共82个分卷，经本人担任执行副总纂的共19卷（约2000万字），主要有《云南省志·卷首》、《云南省志·人物志》、《云南省志·民族志》、《云南省志·广播电视志》、《云南省志·海关志》、《云南省志·烟草志》、《云南省志·政协志》等，其中一批获云南优秀志书奖，《云南省志·广播电视志》获全国优秀志书一等奖。我本人则先后在楚雄州和云南省先后4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96年8月，省人民政府授予“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称号，并给予奖励。
经过了50年的奋斗历程，现在，我已年过古稀，疾病缠身了，还正在撰写《云南通史》第一卷稿。自1954年参加工作以来，从乡上、区上，到县上州上，最后到省上，经历了工作——读书——工作——续书——工作的过程，走过了奋发艰苦的道路，最后的20年由行政转入了学术！聊可自慰的是自己始终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路，只要是事业的需要，只要有利于人民大众，自己就会去努力，也就会由外行成为内行，并做出成绩来。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