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华研究员，男，博士研究生导师，1937年7月27日出生，云南开远人。1964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师从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学术大师方国瑜先生学习，毕业后留云南大学任教。1985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批，破格由讲师晋升为研究员，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7年从云南大学科研处处长兼《思想战线》主编岗位上调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91年8月任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退休。
在长达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何耀华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领域卓有建树，在民族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也取得了同行专家称道的创新成果。先后出版个人专著《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主著、主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西南民族研究彝族研究专集》、《中国国情丛书》（通海卷、路南卷、曲靖卷）、《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滇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36卷、《三江”水能开发与环境保护》等26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中国藏学》、《世界经济》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44篇，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为建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作贡献
多年来，何耀华试图让历史学和民族学在为民族现代化服务的基点上有机结合起来，倡导建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他认为：“我国各民族的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只有充分了解各民族的历史实际，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特点；只有真正了解他们的特点，才能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在适合于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之上。”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于是，他“坚持生活在少数民族中间，与他们打成一片，细致地观察他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体验其民族心理素质，发掘足以反映他们历史、现状特点的材料，然后辅之以历史文献进行综合比较，提出个人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既要利用西南各族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志资料，又要利用现实的民族调查资料，立足解决各民族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揭示其发展规律。其方法论特点是将民族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有机结合，使其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和应用功能。《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是他倡导建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的重要论著，1988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发行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当年滇版优秀图书社科惟一的一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将其中一些文章作为民族学精品在全国高校优秀论文选中加以著录。在该书中，何耀华坚持一贯的宏观眼光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思路，使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和所获得的结果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高度，在学科领域内具有规范性的方法论意义，“填补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空白”。因此，日本未成道男在其编撰的《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题解》中给予高度评价：“《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是1988年从作者长达27年的历史民族学研究中收集了近十年发表的28篇论文。这是一部中国民族学复兴之后，实地考察又成为可能而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它充分反映出作者的研究特点。论文中既有作者作为历史学家深厚功底的文献研究，又有作者为寻求新的资料和解释线索而到实地进行的考察。”［日本］末成道男编：《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同时，何耀华主张用历史民族学研究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1981年11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及首次年会，会议倡导并在会后组织了多学科的“六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1982年5月，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组成，何耀华任考察队副队长、冕宁雅砻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队长，承担冕宁县里庄乡藏族纳木依人、拍木依人的考察任务。考察队克服了交通不便、酷暑炎热、生活艰苦等重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调查成果。在他撰写的《雅砻江下游纳木依人、拍木依人和多须人》的考察报告中，针对冕宁纳木依人、拍木依人和多须人的经济状况，他提出“要改变纳木依人和拍木依人的经济面貌，应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导他们采用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强科学种田和牧畜，克服农牧业的粗放经营……其二，发展多种经营……其三，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发展副业生产……其四，在农牧业生产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扩大剩余产品的再生产，建立商品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活跃山沟山地经济。”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326页。这些建议对改变当地经济落后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由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发起，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支持的国际工合（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抗日救亡的经济支柱。当时云南丽江也建立了36个工业合作社。1991年7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温哥华西门弗雷泽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在多次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云南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及发展前景》的课题，由何耀华担任联合课题组组长。课题组认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走访20世纪40年代丽江工合的当事人，探讨与工合经济相关的教育、文化、科技、生态环境保护、丽江与加拿大的合作等问题，为新建工合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项目成果在丽江市实施后，受到丽江市政府和国际工合组织的好评。
1998年初，云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决定实施省校合作项目：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该项目同时被纳入云南省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的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何耀华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吴良镛教授委托，组建滇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为此，他利用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滇西北藏族、纳西族、彝族、白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独龙族聚居的15个县、市进行调研，他在系统论证滇西北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历史发展进程、民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514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建国前“三江”并流区域的土司制、原始氏族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及母系制的基础上，他提出滇西北《走向21世纪的发展建议》及《建立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的构想》。他主张提高山地农业的成长率、发育率，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特殊政策加快发展教育，消除贫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实行滇西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把旅游业作为滇西北的龙头产业，加速城市化进程何耀华：《加快滇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云南社科要报》，2001年第5期。，对促进滇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决策价值和指导意义，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该成果的评审会上，受到院士和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二 在彝族社会历史上作出成绩
早在20世纪60年代，何耀华就以川滇大小凉山彝族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大凉山腹地进行田野调查，在昭觉、美姑、布拖与彝族同胞一起劳动、生活，全面了解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对其社会结构、家支制度、宗教形态等进行考察。1979年12月在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宣读了其对凉山彝族的家支进行探讨的《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作为中国民族学恢复后的首篇代表作予以全文发表，《新华文摘》进行了全文转载。该文详细论述了彝族家支制度的构成、特点、蜕变、职能、长期存在的原因，提出用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淡化和瓦解血缘纽带的主张。他认为“凉山彝族的家支是一种父系氏族组织，尚保留着许多古代父系氏族制度的特征。但它已不是原生形态即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而是次生形态即阶级社会中的氏族。它是由原生形态的氏族蜕变而来的。蜕变首先表现为统一的利益一致的原始家支，分裂成以阶级划分和阶级对立为基础的黑彝家支和白彝家支。黑彝家支是由原始氏族内部阶级分化产生的贵族阶级繁衍而来的，白彝家支则是由与其对立的被统治者滋衍的。其次表现为原始氏族的许多特点发生了适应黑彝奴隶主阶级压迫的变化。其最终结果是原始氏族机关变成为黑彝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即黑彝家支头人操纵的家支议事会，在对内和对外方面具有政权的职能。为什么阶级划分和不断激化的阶级斗争未能炸毁家支而代之以地域组织，并最终形成统一的政权呢？原因在于彝族社会经济的不发达，在于没有足以使血族团体导致瓦解的商品经济”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因此，他提倡“用发展商品经济的手段，去解决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存形态，使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而实现现代化”。该文写于1979年，在学术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对解放思想，肯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受到民族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研究所胡庆钧研究员认为：“本文引用资料准确扼要；归纳论点鲜明突出；从分析家支的蜕变中，明确了凉山彝族家支的氏族制度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对家支的职能及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简单归纳，要言不烦，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引申剖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扫过去某些人对家支制度认识模糊不清的迷雾，因而作出了贡献。”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著名民族学家、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认为该文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丰富和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篇文章的重要论点，即用发展商品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家支问题提出异议。一位民族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解决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存问题，不能再走发展商品经济的老路，因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或同义语。”但是，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86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何耀华在论文中的论断是科学的、超前的，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
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为实现殖民中国的需要，发表过不少歪曲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论作。如有的称四川大凉山彝族是“独立罗罗”、“未曾受中国人征服过”、“凉山是在中华帝国腹心之地建立的国中之国”；有的虽然认为中央王朝征服过凉山，但说中央王朝对凉山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外国统治”。针对这些谬论，何耀华在《凉山彝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凉山土司考索》、《驳所谓“独立罗罗论”》、《关于元初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的设置问题》等论文中，追溯了从秦汉起历代中央政府在凉山地区的设治情况、历史上彝汉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血肉联系与发展，有理有据地驳斥了“独立罗罗论”和“外国统治论”。在刊载于《文史》第十五辑上的《四川米易萨连〈倮倮安氏纪功碑〉质疑》中，他审慎地判定了该碑的族属不是彝族而是傣族，纠正了学术界流传近一个世纪的错误结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何耀华在《武定凤氏本末笺证》这部集学术性、资料性和考证性为一体的专著中，开创了研究中国云南彝族部落史的先河。在这本著作中，他既用乾嘉考据学的国学研究方法和范式，对汉文文献中的疑点、难点和错讹进行冰释，又应用彝文文献资料进行匡正，对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至清朝乾隆末六百年间以罗婺部为代表的彝族部落史进行阐述和论证。罗婺部是宋朝时期“雄冠”云南东部三十七个少数民族强大部落的彝族部落，南宋孝宗淳熙时该部酋首阿而能服其众，被大理国主段氏举为罗婺部长。此前，罗婺部首领未见有汉、彝文史书记载，说明其社会经济发展尚处于落后阶段，自阿而后则有明确的系谱及史事之记录，何耀华以笺证体裁对彝族罗婺部酋长及其后裔凤氏进行的系统研究，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史的内容，使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书论证科学，用工极深，考证规范，出版界、民族学界专家评论“为古籍史料的整理和少数民族部落进行系统的微观研究树立了成功的范例”。李惠铨：《彝族史研究的新收获——读〈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三 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中国藏学
1983年7月，时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的何耀华，受会长马曜教授、副会长李绍明研究员的派遣，前往西藏拉萨，与藏族著名学者、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平措次仁教授共同筹备召开全国首次藏族学术讨论会。经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多吉才旦书记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首次藏族学术讨论会在拉萨召开。在会议上，何耀华同志在我国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藏学的主张：“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藏学，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一项光荣而迫切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藏学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研究藏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揭示藏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研究藏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研究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等。当前特别要注意研究西藏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服务。”何耀华：《为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藏学而努力》，拉萨，1983年7月21日。与会者对他的主张不太认同，认为“藏学”是西方的提法，我们不能与之同流，否则就会被“藏独”分裂主义者利用。但不到两年，“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中心在中国”就成为国家和学界的共识。
自拉萨回昆明后，何耀华坚持自己的主张，决定把藏学作为进行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展开研究，为此，他开始编写《藏汉民族关系史》，把它作为一门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对云南大学5名博士研究生进行讲授。同时，在《中国藏学》、《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等多种刊物上发表《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论松赞干布统一事业》、《论文成公主入藏》、《论金城公主入藏》、《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历史关系》等一系列研究藏汉民族团结的学术论文。《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通过分析青藏、川藏藏区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征，指出其和华北、华南的同类遗存共同性多而差异性较少，说明它们与祖国内地的远古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批驳英国学者黎吉生等认为西藏人种不是黄种人，而是从西方迁来的异种人的说法，指出西藏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表明，西藏人属于蒙古人种是无可置疑的。他认为：“从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从远古时代开始，藏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今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带，并与祖国内地各民族先民，结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何耀华：《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讨论了川西南藏族的起源，证明该地区的藏族与西藏藏族同源；分析了雅砻江下游的拍木依、纳木依人的源流及其与藏族的融合；研究了该地区藏族与汉族、彝族和西藏藏族的历史关系。《论文成公主入藏》论述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并对文成公主入藏使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作了探讨，认为“文成公主入藏，使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与中原地区进一步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整体”何耀华：《论文成公主入藏》，《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论金城公主入藏》论述了金城公主入藏的历史背景，对金城公主的身世及其入藏的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金城公主“在藏维系和平友好，推动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业绩，是有很多表现的”何耀华：《论金城公主入藏》，《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历史关系》以翔实的史料，对河西吐蕃、西凉吐蕃、唃厮罗部等与五代王朝、宋朝的历史关系进行了论证，廓清了这一段阙知的史实。这些论文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推进中国藏学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 在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上的建树
在多年从事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何耀华深深认识到，原始宗教的残存形态是研究宗教起源和宗教演化史的活化石，而研究宗教的起源及其信仰形式和内容的演化，同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化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演化密切相关，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因此，研究原始宗教不但具有科学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田野考察中他就特别注意原始宗教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先后写出《彝族的原始社会与原始宗教》、《彝族的图腾与宗教起源》、《彝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特点》、《试论彝族的祖先崇拜》、《彝族社会中的毕摩》、《浅析纳木依人的本教》等论文。《彝族的原始社会与原始宗教》根据考古学资料对彝族的原始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广大彝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崖画反映的原始宗教、彝族远古神话反映的原始宗教作了研究，探讨了彝族的图腾崇拜遗迹、自然崇拜遗迹、祖先崇拜遗迹，对彝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的重要影响。此文已被收入20世纪中国宗教学的经典文库。毕摩作为彝族从事原始祭祀的祭司，长期被扣上“神汉”、“封建迷信职业者”的帽子而遭歧视和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耀华运用宗教学和历史民族学的方法对毕摩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毕摩是彝族传统社会中固有的知识分子的结论。他的《彝族社会中的毕摩》发表后，在中国民族学、宗教学界引起重要反响。自然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远古时代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于彝族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并影响着彝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的《彝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特点》根据彝文典籍中关于自然崇拜的记述和解放前彝族社会中的自然崇拜情况，对彝族自然崇拜的特点进行了精辟归纳，认为彝族的自然崇拜始行于氏族社会时代，而且是原始氏族最主要的公共活动之一；自然崇拜大都与农、牧业生产有关，是彝族先民适应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的产物。《试论彝族的祖先崇拜》、《彝族的图腾与宗教起源》等则从彝族祖先崇拜的内容、形式和彝族图腾崇拜产生的原因等对彝族的残存的原始宗教进行系统研究。何耀华研究原始宗教的一系列论文，发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年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打开了长期以来不能认真研究的一个禁区，对我国宗教学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研究延伸到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起了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任继愈先生主编《宗教大词典》，他被选为7个副主编之一，并担任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的分科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87年以来，他与中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教授共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项目，两人共同主编，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29卷，2008年即将出版的8卷和计划在2009年出版的6卷，总字数将达到1800万。这套书是建国以来我国宗教学家、民族学家共同完成的特大型学术基础性、资料性的成果，也是吕大吉、何耀华两主编20多年学术奉献的结晶之一。
五 坚持以社会科学研究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何耀华把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之一。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众多成果。1996年6月30日，他在给中共云南省委中心学习组作的《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中提出我国第二次经济增长为投资拉动型，该论断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在1996年中国社会学学会学术大会上宣读的《加快中国西部发展之探索——同心圆经济发展论》的论文，提出“同心圆经济发展”理论。1997年12月，他在《云南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特征》中提出的“四底四高”的论断，中共云南省委以其作为统一全省认识的新思路、新观点，交中共云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全体代表给予高度评价，说该文“刷新了对云南省情的认识”；1998年，他撰写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云南省经济的影响》在《世界经济》1998年第11期刊出，获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藤腾副院长、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谷源洋等的高度评价，时任云南省长曾批示：“省政府办公厅以参阅件发全省各地、各部参阅、抄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同年，他在《小城镇建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对中国发展小城镇建设的有利条件、问题与对策作了全面论述，香港树仁大学邀请他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他是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常务编委，他主编和主著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的《通海卷》、《路南卷》、《曲靖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曹和平教授在云南财经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这些书培育了一代社会学青年学人。”《通海卷》在1992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这样的调查对进一步认识国情、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以及形成科学决策，都有重要意义”。作为一本质量高、价值大的调查成果，“具有较高的社会研究价值和保存价值”，此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二等奖，他个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中国百县市调查先进个人”。
2004年9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何耀华主持组织权威专家和有影响的学者76人，针对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简称“三江”）建坝发电存在的广泛争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组织对“三江”水能资源与环境保护进行专题研究，并邀请美国权威水坝专家来传播美国在水坝水电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自10月11日起，初步成果陆续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及云南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中心学习组以其作为学习参考资料。最终成果《三江”水能开发与环境保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公开出版。由于专题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三江水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研究成果陆续上网后，全国有40多家网站转载，多家报刊刊发，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