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学宪，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审。男，1943年1月生，云南省宣威市人。1969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7年毕业于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学系。1969年至1984年在云南省文化厅工作，1984年6月至2003年3月退休在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曾任云南省志编辑室主任、《云南省志》分纂、云南省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云南省老科协工作者协会会员、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特邀顾问编委，现为云南省老年书协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等。曾受聘为云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出版系列中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出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破格评委会评委等。
主要工作和学术活动分两个阶段。在文化厅工作期间主要从事对全省文物、考古和图书馆事业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研究工作。其间有大量的工作调查报告、代拟的政策文件、会议纪要、培训班讲议等。1984年到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后，主要从事《云南省志》的编纂和理论研究工作。除组织编纂、业务培训、旧志整理、篇目拟定外，主要承担《云南省志》中的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出版、文物、纺织工业、金融、测绘、交通、林业、医药等10余个分志的分纂和责任编辑工作。计2900余万字，已经全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有《广播电视志》获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科技志》获云南省科委系统1996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度云南省人民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1999年度全国科技史协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及云南省优秀志书特等奖；《出版志》、《文物志》获2004年云南省优秀志书特等奖；《文化艺术志》获云南省优秀志书一等奖；《教育志》、《纺织工业志》、《医药志》、《测绘志》均获优秀志书二等奖。所承担分纂、责编的志书只有《金融志》、《交通志》未送选评，其余全部获奖。而且还囊括了第一轮新编《云南省志》共83个分志中全部最高奖项，即1部全国优秀志书一等奖和3部云南省优秀志书特等奖。其他被聘担任特约编辑所编图书尚有《林业史志文集》一、二两集和《林政法规选》等书亦获优秀图书奖。著作有《云南医药卫生》、《云南科技史话》，已编入云南省中小学省情教育丛书，并获1996年度云南省人民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人合作校补的《续滇南碑传集校补》获云南省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和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撰写的《云南省志·社会科学志》中“文化学”一节及《测绘志》、《出版志》中的“概述”和《林业志》中的“山林权属”、“卷末”中的“云南历代编修志书略述”等计20余万字，都已随所在分志得到各种奖项。参加编写的《省志编纂学》一书，在全国方志界获得好评，同时对指导编好省志起到了良好的参考作用。另外地方志研究论文80余篇计约60余万字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都是针对编纂中所碰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和理论问题有感而发，有理论的探讨，有解决问题的意见、措施，有理论有实践，针对性强，办法措施具体，非常受欢迎。其中《地方志资料工作》、《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国情认识》、《地方志三性浅议》、《质量是地方志的生命》、《试论省志分纂》等20余篇论文获省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其中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国情认识》、《地方志三性浅议》、《志书质量是地方志的生命》等论文被收入《世界学术文库》等大型文献资料库。2002年《云南日报》组织编写的《云南百年》，我承担了其中1927年到1937年共10年的大事记撰写任务，并陆续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后于2004年获奖。1994年获全国科技史协会耕耘奖，1996年获云南省人民政府荣誉奖。事迹被收入《中国当代学者辞典》、《云南志坛人物谱》、《云南省社会科学名录》、《美国世界名人录》、《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21世纪人才库》等数十种大型人物辞典及文献资料库中，并获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荣誉证书，被聘为《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特邀顾问编委等。
一 悠悠成长路，艰苦创业史
我是1943年出生于宣威农村的，此地是鸡鸣两省三县的一个小山村，落后、闭塞、穷困。在新中国建立前，最大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未毕业的高小学生，每年的春节对联及其贡奉的“天地君亲师位”都是从外地去请先生写。每到一家，都要用一个小铜罐另煮米饭和炒黄豆腐对先生进行特殊招待。读书以后，大人教育孩子就用“好好地读书，长大就可以吃米饭和黄豆腐”来进行鼓励。村民最多只有半年干粮，其余的就是吃山茅野菜了。1952年，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斗地主、分浮财、分田地，轰轰烈烈。一天，我拉着一匹给地主放的马去看大人们分浮财，一个工作队长把没收来的惟一的一个小铜墨盒给了我，要让我去读书。从此我成为了家乡穷人的第一批读书人，而且一读即未停学，小学、中学是保送，又顺利考上大学，竟然成为这个穷山沟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读书以后，我基本包揽了为全村村民写春联的义务，直到1985年家属从农村迁出后止，30余年从未间断。
1969年7月，我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即分配到云南省文化厅工作，开始在《文艺战讯》、《云南文艺》编辑部工作，两年后到社会文化处，长期分管文物、考古、社会流散文物、省博物馆、省图书馆和全省图书馆的行政业务管理工作，直到1984年6月调省志办公室止。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由于自己分管的工作不但政策性强（如文物的保护、维修、考古、发掘、出口、贸易等方面），而且专业性也很强，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如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鉴定、文物的保护管理及其图书馆学、文献学、图书分类学等等），而且每个方面的专业内容都极其丰富，随便抽出一个部分都足够一生的钻研，在学校所学的一点知识远远不能适应。由于工作的需要，迫使自己必须掌握这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就要被淘汰。因此我结合业务工作的需要，又借助分管这方面工作的有利条件，开始了系统的学习。首先是学习党和国家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法令。我从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借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文件，先进行收集、整理和摘记，并印成手册，不但自己学习，还提供全省文物、图书管理干部学习和参考。做到熟悉、理解各项政策文件的精神实质，并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得到了领导、群众和有关的业务人员好评。二是学习专业知识，我利用晚上、节假日等工作之余的时间，认真钻研和阅读了大量古籍文献，如古文献学、金石学、版本学、目录学、图书分类学、古文字学、古籍整理概论、古书画鉴定概论、考古学基础、古篆考证、古文字类编、古玉鉴定、商周考古等有关专业书籍。还系统学习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西南民族史等，又作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另外，还翻阅了大部分历代云南通志、大部分府州县志及其《蛮书》、《滇考》、《南诏野史》、《华阳国志》、《水经注》、《山海经》等反映云南民族历史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民族、风物、胜迹等有关书籍。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所学知识很快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因为知道历史、了解业务、又明确政策要求，故能抓住工作重点，提高了工作效率，赢得了专业人员、领导的赞誉。在工作中，我经常下乡和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对全省地上、地下文物的分布、保存、现状等情况都做到心中有数。还与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的同志一道进行文物调查、维修、考古发掘、古书画鉴定、流散文物的调查收购、古籍善本书的调查与鉴定及其图书的整理，并落实和筹建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和文物管理所等。因为我分管文物图书工作期间，正值医治“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创伤和文化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时期，不但恢复、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图书，文物考古工作还有重大发现。如禄丰腊玛古猿化石的发现与发掘、元谋大墩子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德钦永芝石棺墓的发掘等等。新建了一批博物馆、纪念馆、文物管理所、图书馆等。如“文化大革命”前全省只有16所公共图书馆，在我分管期间发展到48所，革命纪念馆2所、文物管理所有10余家。且省古籍善本书普查完毕，发现了不少稀世珍品，如岳飞后裔家谱等；社会流散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国家挽回了数以万计的文物珍品，大部分都是无价珍宝。还参加了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落实了大量的战斗遗址和征集了一大批文物资料。
从1969年到1984年的15年间，在省文化厅工作除了学到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外，还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情况反映、工作总结、经验交流和有关文物图书方面的政策文件。其中有作为省委（包括省委宣传部在内）、省政府（含省革命委员会）、省文化厅等文件上报、下发的有数百种。还有《关于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从实际出发，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阅览工作》、《关于目前文物商业市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意见》、《云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阅览工作情况概述》、《云南省公共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给文化部的汇报）、《云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历史发展情况简述》等等，有数百万字资料，大部已存入永久档案，可作为历史资料查考。
在文化厅工作的15年，为全省文化事业献出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磨炼了自己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也奠定和夯实了扎实的文化功底，也为下一步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也为全省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段时期的工作使自己感到骄傲和欣慰。
二 天道酬勤，喜获丰收
1984年6月，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考试合格后调到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开始了艰苦的修志历程。我在省文化厅工作时，读了不少地方志书，知道地方志是客观真实全面地记述地方历史的资料书，是校正其他史书事迹的书籍，因而它所记述的事物必须是真实可靠的，是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因此不容有半点的虚假，由此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云南省的新编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是1981年开始宣传启动的，直到1984年一直还处于组织发动阶段。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同志做过。到省志办伊始，为了学习和了解云南历史上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和编修方法，由我负责从云南省图书馆把中华民国时期未编修完稿的《续云南通志长编》资料复印回来，并拟定了整理方案。一是作为新编云南省志的资料参考，二是通过整理而学习编写地方志的方法和经验。我通读并研究了全部手稿，按类别和内容分出了其中的一稿、二稿和三稿，有的部分多达4种手稿。首先确定以其中较完整的一稿为重点的整理稿，再参阅其他稿进行修改补充。整理方案确定后，大家都按统一的标准进行。当时整个办公室才有10来个人，大部分同志都参与整理工作。当全书大约整理到1/4（约130万字）时，我自己整理抄写志稿30余万字，《长编》整理工作交由其他同志负责，办公室安排我负责省志编辑室工作，精力则全部投入新编云南省志的启动工作。
新编省志没有先例，没有经验。但我知道民国时期参加编撰《新纂云南通志》的都是当时云南知识界的泰斗、精英，德高望重，有地位、有影响，而我们什么也不是，感到压力很大。但当历史的责任落到你头上的时候，能打退堂鼓吗?不懂就在干中学嘛，就像刚参加工作时，不也一样不懂吗，舍得花力气、下工夫，就能担当起这个历史的重任。接受此项任务后，首先找来了一些省市初拟的省志编修篇目作为参考，结合云南省情况及其自身的特点，拟订了《云南省志编修方案》，对这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宗旨、指导思想、实施意见及其初拟的篇目等首先印发各厅局征求意见，在征求和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在《云南地方志通讯》上发表，再广泛征求意见。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次、若干人、若干个会议的讨论修改，才报省政府批准实施。当然这个方案在最后成书的过程中又有修改，但都是在原基础上进行增补的。这个初拟稿篇目，对于省志各专志初期的织织发动工作和了解地方志为何物以至后来的篇目拟定、试写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为了更进一步地组织和指导编好省志，我从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刊物上选择了一部分有关经验材料，编为《新编地方志工作参考资料》，内部印行，并发各厅局学习和参考，共40余万字，印2500册，供不应求，对各厅局初期的修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85年以后，省志各分志（即各厅局）陆续开始起步，但如何编写都心中无数。鉴于此，举办培训班势在必行。首先举办了各厅局主要编写人员的业务培训班，先是主编及编写人员的业务骨干，然后扩大到系统内部自己又进行培训。几乎90%以上的厅局都举办了培训班，每个培训都承担讲课任务。1987年以后，又分别举办了全省性分系统的业务培训，每期200~300人，期期承担讲课任务。另外，应有关地州市县的邀请，还到宣威、曲靖、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市县的培训班去讲课。主讲内容有地方志的发展源流，地方志的体例，史与志的区别，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和使用，大事记的编写，人物志的写法，概述的写法，志书的试写，志书的审评，志书的修改，如何拟订志书的篇目，如何审稿，如何进行总纂等等，涉及到志书编写过程的各个方面。几年来，参加培训班讲课上百次，听课有数万人次，讲课稿20余万字。有的稿被多家刊物选登，作为业务指导资料进行学习。如《关于地方志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和使用》一稿就曾被曲靖市志通讯、云南省水利志通讯、省广播电视志通讯、省邮电史志资料、省农垦总局编印的地方志工作学习文集、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省志编纂文集等转载，供学习参考，对编纂地方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和指导作用。1986年以后，新编云南省志的工作全面启动，共80余个分志，它囊括云南全省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涉及到各个党委或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等。众手成书，但又必须统一在《云南省志》的总体设想上来，省志办公室统一协调指挥、分兵把口。从这时候起，我除了参加培训班讲课外，主要承担了云南省志中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文物、广播电视、出版、金融、纺织工业、林业、测绘、交通、医药等分志的组织发动、业务培训、编纂指导工作。从篇目拟定、资料收集整理、试写、修改、评审、总纂等都参与其事。一是了解进度，二是排忧解难，同时还参与写稿、改稿、评审。如《林业志》，我亲自动手写了“山林权属”一节，4万余字；《出版志》和《测绘志》的“概述”亦是我执笔的；还有《社会科学志》中的“文化学”一节共4万余字、还有“卷末”中的“云南全省历代编志略述”共7万余字也是我编写的。指导别人编写，自己不动手光动嘴是不行的，必须有示范，才能起到榜样的作用。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提炼，使之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就这样，针对工作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我先后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如地方志的资料工作、如何拟定专志篇目、如何编写大事记、省志金融志的编写、省志文化志的编写、省志广播电视志的编写、省志科技志的编写、试论志书条目的编写、志书“三性”浅议、地方志的性质与功能辨析、志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国情认识、试论省志编辑指导的指导艺术、省志字数失控的原因及对策、反映经济规律是经济类专志成功的关键、试论省志分纂等等，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有感而发。问题分析透彻、解决办法具体明确，既有理论上的论述，又有实际上可操作性，深受编写单位欢迎，同行亦非常赞许。
1993年以后，除继续指导面上的工作外，重点转入对所承担专志的分纂和责任编辑的工作。分纂是各分志的稿子交到省志办公室后，由具体承担分纂工作的同志按照省志的总体设想从政治上、思想上、体例上、史实上、语言文字上进行总的修改、核实、润色和加工，使其此志在整部省志中间在体例上、内容上、语言文字上、写法上都能和谐统一，这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综合加工和再创作工作。分纂工作完成后，由分管副总纂进行审查验收，如果不合格则重新进行修改，直至合格，才交出版社出版发行。责任编辑工作是出版社根据出版物的要求指定负责该书重新进行审读、修改、加工并负责版面设计、字号标注、装帧、校对直至印刷出书的全过程工作。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再创作和质量把关工作。分纂和责编的工作，是对洋洋数百万字的志稿进行“咬文嚼字修辞、字里行间打假”的改邪纠错工作。核定一个史实、发现一个错字、改正一个标点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警察在茫茫人海中抓到一个坏人那么难和千辛万苦。在分纂过程中，对每一本书都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核实、体例规范、文字润色和局部改写等大量工作。一般说来，每部书都要从头至尾修改、润色、加工3次以上，有的多达五六次。如《文物志》，从头至尾我修改过5次，有的章节修改多达七八次，查对和纠正了许多年代和史实的错误，基本上是代做了主编应该做的工作。《测绘志》和《出版志》代笔写了“概述”全部，《林业志》撰写了“山林权属”一节、《社会科学志》写了“文化学”一节，卷末写了“云南历代方志编修概略”等计20余万字。对《科技志》200余万字的初稿进行了反复修改4次，科技志编委十分满意。《科技志》作为省科委的软科学研究课题获得了一等奖，申报省政府的优秀科研成果又获二等奖，在全国科技系统又评为优秀成果一等奖，全省优秀志书成果特等奖等多种成果大奖。我也因在指导编纂、修改、评审、分纂等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所以1994年被全国科技史协会授予“勤奋耕耘奖”荣誉证书。另外，《广播电视志》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评为优秀地方志成果一等奖，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内亦评为一等奖。因而，正如广播电视厅领导在全省第一轮修志成果总结会上所说：“云南省志分纂、编审陶学宪同志从篇目制订、志书试写到初稿形成，都参与研究、指导，并亲自动手改稿、统稿，及时指导；帮助解决编纂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从而为我们按时、按质地完成《云南省志·广播电视志》的编纂工作和顺利出版发行做出了很大贡献，给予了很大支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上述省志的10余个分志经省志办公室审定后，从1993年到2003年陆续交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又聘我为其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是对志书质量的最后一道把关，不但要重新审核志稿在政治上、史实上、资料上、写法上、语言文字等方面是否能达到出书的标准要求，还要进行版式设计，字号处理，校对，印刷等工作。这最后的工序处理要反复进行多次，100万字的稿子从反复修改、定稿、版式设计、发排、打印、校对、签清、印刷，要反复至少5次以上，有多达10余次的，其工作量就会变为10倍以上。如《文物志》交到出版社并已通过，但有些地方还要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和修改补充。把稿子返回原编写单位后，他们分发各负责其篇的副主编再议，各按其自己的意志进行改写，又把稿子搞得大乱，最后甚至把稿子丢失，造成很大的返工，最后又不得不从头开始再来。这个例子主要说明编写地方志不像写论文、小说等，可以自己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可以不必顾及他人的意见和看法，因为文责自负嘛。而地方志则不可以如此，他第一必须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一定是实事求是；第二他是述而不作，不发表议论，而是寓褒贬于事记述之中；三是众手成书，但必须由一支笔统纂到底才能成为佳作。而各行其是，任意增添发挥，则志书必然失败。《文物志》出现这种情况，责任当然在主编，主而不编能有好结果吗。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使志书能早日出版，因为我为责任编辑，只好承担起重新统稿和进行总纂的任务。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进行统稿，并统一体例，查核史实，规范润色加工文字，最后才把书印出来。好在于2004年时，《文物志》被评为云南省优秀志书特等奖，心里甚觉安慰。
从1993年开始至2004年的10余年来，我承担分纂和责任编辑工作的志书计12部，占整部云南省志82个分志的1/7强，其字数是1400余万字，占全部省志约6800万字的1/5左右。其中除金融、交通未送评奖以外，其余全部获省级以上奖，并囊括了全部省志中的一个全国优秀志书一等奖和3个云南省优秀志书特等奖。12个春秋，4000个天日，除病以外，我没有公休日，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还是晚上，都坐在办公室“咬文嚼字”、“改邪纠错”。“清灯校雠夜夜情，书桌不倦写平生，日日何物催余老，如山故纸寻心声”，这就是当时的感受和心情。2004年，在整个分纂、责编工作基本完成时，对整个工作情况也作了一个基本的小结，亦曾有联云：“一支秃笔，两袖清风，三尺书桌，四季晴雨，加上五脏六腑，七嘴八舌，九思十想，夜以继日，滴滴汗水，苦著志书装天下；十数寒暑，九征资料，八核史实，七经试写，连同六修五评，四改三校，两审一印，点点心血，重现历史泽神州。”这不是文学创作，是工作的总结，是情感的写真。“来人莫问生计事，故纸堆里寻心声。”
三 志书志人，志在志中
志书质量的高低，决定于编写志书人的“才、学、识、德”，而编写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也可以使人得到锻炼，提高水平，提高修养。
第一，人好志好。写地方志，必须是实事求是地再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要求撰写者必须具备“才、学、识、德”的修养。有文才才能较好地表述事物发展的经过、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同时也才能达到言简意赅、文笔流畅雅典，这样才能流传久远。“学”乃学识，要求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这才能发现问题，避免错误；“识”乃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能审时度势，决断取舍，不为假象所疑；“德”为史德，要能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要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保证学识的有效发挥，故而“才、学、识、德”是对修志人员的具体要求，也是必备条件。写志是写人，具备了这个条件，会写出好志书。如今是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是经济建设是处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逐步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你对社会付出的多少，往往以获得金钱的多少来兑现，但你在的单位不同，工作不同，其报酬的多少不完全取决于你对社会付出的多少，这样不平衡造成了贫富的差距。当然，有的体现的是社会效益，不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但在以车子、房子、票子为时髦的今天，社会效益就不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了。人们都争着往高处走，修志工作是清水衙门，手中无权更无钱，别人不求你但你却处处求人，艰苦、辛劳、贫苦、清苦集于一身，如果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是很难做出成绩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对“志人”的要求，也是“志人”的精神、生活写照。“人到无求品自高”，外界的繁花似锦，也动摇不了你甘坐“冷板凳”的决心。“故纸堆里藏书桌，室外红尘迹已疏。来人莫问生计事，千磨万琢始出书”。这是我的态度，也是写实，是决心，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其实历史上留下不朽篇章的名人，都是用鲜血或生命换来的名垂千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名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说“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今天，政治圣明，环境清纯，不用“囚秦”、“断足”，也不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但也必须是“捧着一颗心来修志，不带半根草去营私”的奉献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奉公、献身精神，才可以达到“毫无顾忌效司马，随心所欲写志书”的理想境界，也即可能做到“拒请托、持公正、求实事、写真实”的目的。写志书，做学问，做人第一，才学识次之，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要具备广博的历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要具备其深厚的专业知识。一部志书，特别是一部综合性的地方志书，它涉及到整个自然、社会、历史、现实的各个方面，不具备这些方面广博的知识，不足以辨真假，决取舍。当然一部志书是由多方面的专家来参与编写，多是众手成书，既然你参与其事，必须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否则不能胜任其事。
这次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其规模、数量、参加的人次，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质量当然也是历代志书不可比拟的，这是因为一有党的领导，二有各级政府的主持，三还有人大的监督，再加上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又有各级政府部门的参与，又是盛世修志，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有这么好的条件，其志书能修不好吗?但参与者在“才、学、识、德”上参差不齐，就使志书的质量和水平高低不一了。这次修志，从整体上说，地、市、县一级志书基本上可以称为完整的“一部书”。但就其省志而言，严格地说来它不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志书，而是一套丛书。如果单独抽出一个分志来说，它既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分志，因为部门志的痕迹很突出，但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部门志，因为它又缺少一部部门志应具备的要素。比如，在每个分志中，都有一个“概述”，都基本要介绍云南自然、地理、民族等情况，而且都要占上数千字篇幅，如果是一部严格的分志，这些重复部分则可不要，总之有些“四不像”的感觉。如果从纯学术上拿现在编的志书与《新纂云南通志》来作一个比较，在结构上和内容的处理方法上，《新纂云南通志》则比较科学合理。其原因除工作开展的方法不一样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参加编纂《新纂云南通志》的人员大多是当时云南知识界、学术界的精英，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名望地位极高。就其这一点来说，这次参加编纂《云南省志》的人员，虽然人数众多，但其总体的学术水平和知识水平就逊色多了。这就是说，参与修志者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众手成书”不是一条很好的修志经验。
第三，坐得稳、钻得进、能吃苦、有责任、愿奉献，才能做好修志工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范文澜先生写的一副名联。这是说做学问如果不坐10年的冷板凳，不认真地去钻研，文章是写不好的。编写地方志需要调查、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要对其进行鉴别核实、整理等工作，才能提供使用，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真正做此工作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我承担《云南省志》中文化、教育等12个分志的分纂和责编工作，前后耗时20年之久，其间没有过工休假、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休息，就连晚上的时间也基本上在故纸堆中度过。每一个分志都是从培训业务干部、篇目拟定、资料收集整理、试写、修改、评审到进行全面分纂和责任编辑工作都是从头到尾参加了，也就是说从开始组织发动到志书印刷出版都是亲自参加了，而且初稿完成是负责指导，分纂、责编则全部亲自动手。每一部书的全过程至少要经过10次以上的反复订正和修改，耗的时间、精力、心血，真是“灯光秃顶两头明，笔走方格听有声，两鬓苍苍发已无，唯望志书早杀青”。每当闲暇或人静夜深时，看着自己写成的这顺口溜，真有无限的感慨。
修志20年，身坐冷板凳，辛苦、清苦，但又担心自己编的志书能否出版，出版后又是一个什么结果，其心情真是如履薄冰。天道酬勤，20年功夫没有白费，12部志书除3部未送评外，有1部获全国奖，3部获省评特等奖，其余均获省评一、二、三等奖。真是“履薄如冰20年，分纂责编三千万，真有佳志娱小我，光荣榜上有‘办先’”，真感到十分欣慰。
2003年3月，根据国家政策规定，我退休了，在办公室举办的欢送会上，我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情况作了一个小结，名为“七律，自题小像”，抄录如下，以作结语。
陶熔经史炼真身，
学海无涯力攀登。
宪章有则循其道，
呆人无知奉若铭。
但将才识司文牍，
是以汗水铸丹青。
真有佳志娱小我，
诚披肝胆绘人生。
退休后，又把自己研究的文章和写的志稿择其要者，汇编成册，约60余万字，以待时机出版，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花甲重数，还是一个老的年轻人，“退休不使一身轻，夕阳红霞天际明。晚节欲思如菊傲，高标要以青云平。秋风万里金波荡，春雨一滴润苍生。忧乐甘苦不在意，亦忘荣辱亦亡名。”做中有乐，乐在做中，对人民有利，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利的事，我还是要不断干下去的。
（责任编辑：温曼）
